读了1860跟在我文章〈无题〉后的帖子，心中有些话是一定要说的。他（她）的本意无非是知识分子也是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也必须有钱才能生存下去。此话听着蛮有道理，但细细一想，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巧的是，前两天我正好读了谢冰的〈做人的底线〉一文，借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1860读后也会有点感触的吧。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了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三问。周作人出任伪职，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什么大事，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原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是好的，但没办法说服别的教授。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了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过悠久的传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的是不做绝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不是人了。”　
　　呜呼噫嘻，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