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这个身份像一个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成为他终身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一个连身份都得不到证明的精神漂泊者，他是不会用正常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误闯入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世界的冰凉和内心的孤独。在一篇日记里他自述道：“从外部看我是硬的，但我的内心却是冷的。”在人世间感受不到人类共同生活所应有的温暖，这便使他想到了动物。也许动物对人没有偏见和戒心？有一次，他对他的青年朋友雅诺施说：“动物比起人来与我们更接近些……我们发现和动物相处更容易些。”当卡夫卡不得不用动物来比较人的冷漠本质的时候，他的悲凉是彻骨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那些作为他的内心世界真实外化的作品的主人公，才具有那样鲜明而动人的特征：他们那被抛逐，被毁灭的命运。
他的最初两篇成名作《判决》和《变形记》的主人公首先以被逐者的孤苦的形象与我们见面：前者格奥而格 本德曼仅仅因为对父亲的一个恶劣行为（离间儿子与一位远方朋友的关系）当面斥责了一句，就被父亲“赐死”。他对父亲这一无礼而残忍的“判决”没有抗议，也没有求饶，径直默默地跪在外面的大桥上，然后纵身跃入水中。后者格里高里 萨姆沙因突然身患绝症（蜕变成一只大甲虫），丢了饭碗，遂逐渐被家人和邻人厌弃，无情而默默地被逐出了人世界，过着虫豸的生活，很快在寂寞和孤独中悄然死去。此后的短篇小说《司炉》（又名《失踪者》，后作为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的主人公卡尔 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却被父母无情的放逐他乡——美国。在飘泊的路上，这个品行憨直的“英俊少年”不乏奇遇和艳遇，更受尽种种欺骗和利用，他像个皮球似的被人抛来抛去。家人不怜惜他，社会也不保护他。
<二>
晚年的短篇名作《乡村医生》比较深奥，但表现人的孤独感仍是一条清晰可辨的主线。医生听到求诊的门铃，马上套马冒雪去十里外的村子去抢救病人，不料他自己的马冻死了，他要女仆去借邻家的马。想不到猪圈里奔出两匹高头大马。见病人（一个少年）后，病人却声称没病。医生正欲往回走时，发现那少年腰间有一个碗大的伤口。他立即准备给他治。病人却唤来了家人和亲友把他按到在病人的身边，剥光了他的衣服，还拳脚相加。此时那两匹马的头伸进了窗内，他仿佛听见马的呼唤，连忙起来纵身跃出窗外，上了马车。但还是光着身子，衣服钩在车尾，怎么也够不着。而两匹马却在冰天雪地里磨蹭着，不肯快走。两旁观看的人虽都是他看过病的人，手脚也灵巧，却不肯帮助。而他心里还惦记着家里的女仆正遭受着那个色迷迷的马夫的欺负。于是他“坐着尘世的车，套着非尘世的马，迷途难返。”他悔恨交加，呼喊着：“受骗了，受骗了，错听了一次门铃声，一失足成千古恨。”小说很像是一次梦象的记录，可作多种解释。就人的孤独感来说，至少有三个层面看得出来：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如主人公裸身在寒冷中，旁观者竟视若无睹；二是“好心不得好报”，如冒着严寒去给人看病，反遭挨打；三是居心不善，如提供马匹给人救急，却要人家的侍女作出牺牲，而且那两头“非尘世”的马在关键时候的磨蹭，恰恰为马夫的作恶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仿佛两者在狼狈为奸。这里卡夫卡把现实中的孤独感变成了幻觉，变成了一个梦境的影象。乡村医生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恪守着固有的职业道德，在情欲（占有姑娘）与就人的使命感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以便劲一番社会责任，做一名合乎社会公德的公民。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的时代，社会已经不时兴，不需要他这样的自我牺牲的救助者了，他的一片热心不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接受，反而显得多余了。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人人都造下一份罪恶。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要是不愿同流合污而想以正派的人格继续适应这个社会，必然陷入尴尬的处境。于是他受骗了。这是对他的职业尊严得不到尊重的一种抗议，一种无可奈何的，带悲喜剧意味的抗议。
<三>
卡夫卡晚年自己最珍惜的一个短篇是《饥饿艺术家》。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以饥饿为表演手段的艺人的故事。这个艺人自视为“艺术家”，他的表演以40天为一期，在这期间他被锁在铁笼子里，除淡水以外断绝一切食物。但每次到期，当经理以隆重的鼓乐仪式接他出来时，他都非常愤慨，因为他觉得他的艺术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而他是完全有能力达到这个境界的，因为他有无限的饥饿表演那里，为什么到关键时刻就不让他表演下去呢？后来这种“艺术”不再时髦了，这位饥饿艺术家被一个马戏团招聘了过去，但是他的观众比那些动物演员的观众少的不可比拟，而且日益稀少，就这样，这位其存在价值比动物都不如的“演员”也像那位形同甲虫的难兄难弟，在孤独和寂寞中悄然死去。临终前一位马戏团的管事偶尔在稻草堆里发现了他，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他以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这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适合他生存的东西，只有离开人世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也表明了他发对艺术的真正献身精神，即以“肉”的毁灭（饿到死亡）换来“灵”的至美（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卡夫卡在创作这篇小说时，融进了自己的全部感受，所以1924年4月，即逝世前一个月，他在通读这篇作品时，不禁大动感情，潸然泪下。据卡夫卡一位晚年的密友克洛普施托克的回忆：“卡夫卡这时的身体状况和整个情况是，他自己在字面的真正意义上饿死了，变成了幽灵了，当他改完校样时，流了很长时间的泪，那必定是一种可怕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紧张，而且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上的 重逢。这是我第一次在卡夫卡身上看到这种动作的表现。他向来是具有超人的力量克制自己的。”
<四>
长篇小说中，孤独主人公写的最好的当推《城堡》了。那位名叫K的土地测量员在城堡的管辖下的村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异乡人”的遭遇，在前面我们已有所涉及。这里只是引用一段马克斯 勃罗德关于《城堡》的论述：“卡夫卡通过自传体小说的写法，把主人公简单称为K。他的主人公走过了孤独的生活道路。因此正是我们身上的孤独成分才赋予这部小说以超自然的深度，后者以惊人的明晰性出现在我们面前。另外，这是一种非常确定的、比较微妙的孤独之感，一种在安静的时刻就回涌上表面的东西。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究竟还是一个充满善感的人，他既不追求孤独，也不以此为荣。正好相反，孤独是别人有意加在他身上的；因为就他的愿望来说，他渴望得到的莫过于成为社会的一个有活动能力的成员，循规蹈矩，按照惯例与别人合作；他追求一种有用的职业，打算结婚和建立家庭。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人们更加明确的认识到把K包围起来，使他陷入孤独的那层冰冷的外壁决不是暂时的现象。”
勃罗德的这段话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卡夫卡及其笔下人物的孤独都是一种内在心境，与外部性格不完全是一回事。从外部特征看，他的人物都是善良的、能合群的。就以卡夫卡本人来说，他“非常快活，经常哈哈大笑。他很健谈，而且大声说话。”二是这种孤独是“深深埋藏在我们心中”的，也就是说它句有普遍性。
<五>
自从19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兴起以来，孤独感就成为这个思潮的一部分。像卡夫卡这样具有着特殊人生体验的人，自然更容易“感染”上这股思潮。另外，卡夫卡的孤独还有一层内在的原因，即创作是他仅仅用以表达“内心需要”的一种手段，并无意一定要创造一种新风格或建立新流派。而内心需要似乎始终没能如愿以偿，所以他像他笔下的那“饥饿艺术家”一样，艺术上“总是不满意“，总觉得没有达到“最高境界”。所以他写成的作品自己是很少主动拿出来发表。他生前发表的那些有限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经过他的朋友勃罗德的百般劝说甚至“强求硬讨”的结果。这种自我的不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晚年的一个惊人举动：要把他的所有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而他在嘱咐他的朋友勃罗德执行这一嘱咐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卡夫卡生前自己对自己也是不完全理解的。他的毁稿之念意味着，在他的内心里，他这一生连一个精神的产儿都没有。
有人称尼采为卡夫卡的“精神祖先”，从对孤独的追求这一点讲，他们确实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尼采主要是哲学家，而卡夫卡主要是文学家，这就决定了他们两人在对形而下的依恋与对形而上的追求方面侧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卡夫卡感情色彩更重些，因而对世俗的依赖更多些。尼采后来舍弃了职业，断绝了成婚之念，疏离了知己，几乎“一无所有”。而卡夫卡在这方面总是若即若离：他不愿陷入“有限的世界”——小家庭，但他始终都不拒绝恋爱，而且到死也没有在婚姻方面完全断念；他一生都在痛恨那个固定的职业，但直到病逝前，他从未下决心抛开那个职业；他讨厌社交，但他并不缺乏知心朋友；他在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但他与他的第三个妹妹始终手足情深，……无怪乎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他自觉地生活在“孤独与集体之间的边界地带”，他很少跨越这一地带。所谓“集体”，指的是社会生活，一种合乎人情意味的生活。因此地说，卡夫卡是一个有孤独感的人，而不是真正孤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