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小血
众 生 百 相
一
毫无疑问的，我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对这一点，我童年时曾怀疑过，总认为我应该是个蒙古人或是尼泊尔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流落到中国，经过多少曲折，又在现在父母的家里住了下来。否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定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就没有选择或改变的可能呢？我想我从小骨子里就带了点不安定的因素，不想生活平淡无奇地过。我可是读过《王子与乞丐》的，那样的事都能发生，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对于五岁前的记忆是很淡薄的。只是记得在一辆西行的列车上，挤满了人，什么样的人？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晃来晃去的脸，灰灰的神色。晚上没有地方可以睡觉。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无需移动就可以和周围的人肌肤相亲，有谁可以那么奢侈地睡觉？爸爸是个聪明人，他替我们找到了个好地方。我和姐姐躺在座位底下，身边满是类似瓜子壳的废物。我们可以看见他黑色的，空空的裤管，还有绿色的解放鞋。带着在阴暗中对光明的向往，盯着在明亮的灯光下，随着列车节奏摇摆的，他的或是别人的裤腿和鞋子，闻着冲人们的脚汗味和其它现在已经无法忍受，那时却不以为然的气味。那是哪一年？我不知道。后来听爸爸说了，那是在我们从南京到兰州的路上。
两年后爸爸在南京分到了房子。我们住在一个梧桐铺天盖地的院落里。我转到了附近的一所小学，记得最清楚的是教室墙上贴着一张粉色的纸。上面写着“四爱 爱党 爱国 爱军 爱校”。我总是竖着读它：爱党国军校，引来同学们的齐声嘲笑，他们说只有国民党才叫党国，至于党国军校，指的一定就是黄浦军校了。很多同学们的父母都属于一所军校，就在小学校的背后，从窗口望出去，我可以很多穿绿衣服的人坐在教室里，有时还会朝这里招手。同学一脸不可一世的得意告诉我那不是党国军校，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校。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一个从沙漠地带来的孩子可能是太难了一点。那时的我总是很自卑，因为小朋友比我见多识广。他们自小就生长在这座曾经是党国首都的城市。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小学老师。她们象驯兽师一样，总要求我们做规定动作，做的不好就嘲笑，或者处罚。什么都管，从穿着到走路速度。有年五月我穿了一条绿裙子红上衣去上课，就给语文和数学老师联合教育了半个小时，说五月的南京天气不适合穿裙子，何况我的搭配实在是无以伦比的丑。我回家就教训我妈给我这套行头。
还有一次负责领课间餐。老师在门口叫：快点，快点。我一着急就端着盆跑向她，一个包子掉在了地上。理所当然，这个包子就属于我了。我从心里觉得不公平，可是又不知道不公平在哪里，一个想不通就把包子扔在了簸箕里。在多少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在想浪费这个肉包子是种犯罪。
每天上课时我们必须把胳膊端放在课桌上，两眼眨也不眨听老师说话，不能动，动就说明你没听讲。有个同学很爱动，天天被老师罚站还是动，象小猴子一样。老师管不了他，就给他在讲台边设了个专座，让他和老师一样面对大家坐着听讲。他开始可能觉得很丢脸，安静了几天，后来干脆跳到讲台上和老师一起讲。老师再也不肯教他了，叫他家长来，说这孩子没出息，只能去卖菜。这同学从此恨透了老师，再也不和老师说一句话。前两年他被公司派到法国工作，同学们说临走前你去看看老师吧，他说不可能。
老师总告诉我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我特别相信，老师说的肯定是真的，至少比爸爸妈妈说的可信多了。如果爸爸妈妈都明白这些事情，我就不用来学校了。我问老师现在有没有烈士，他们都在哪里。老师说在老山，有很多。我又问他们的血为什么那么多，每个小朋友的脖子上都挂着被他们的鲜血染成的红旗的一角。老师不回答，显然是瞧不起我的无知。我再问为什么学校里只有一面红旗，却又有那么多的一角呢？老师说去去去，看书去。我顿时羞愧万分，老师一定是讲过的，书上也有的。只是我没注意听讲也没有认真看书。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在书上发现正确答案。当时我想这一定是我没考上重点中学的原因。
一次无意的把手划破了，这个意外事件让我欣喜万分，我找到了块白色布条准备染成红领巾，让同学们狠狠地羡慕一把，自己在内心里也充当回光荣的烈士。可是我的血一会儿就不流了，再看白布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难看的黑斑，象只苍蝇一样叮在布条上。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做不成烈士的。烈士那么伟大，连血的颜色都和我不一样。
我们经常学唱一首歌，开头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我跟着唱，脑子里始终在盘算榜样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跟算盘差不多。雷锋又是什么东西？周瑜革命周瑜党？爸爸说《念奴娇》里的周郎叫周瑜，是不是要学习这个周瑜革命呢？但我虽然会背这首词，也不明白它倒底说什么，当然无法领会里头的周瑜是怎么革命的。
还有一首歌，说的是小朋友在马路上拣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的故事。班上有些同学拣了钱交给老师就赢得了一面小红旗，红红的贴在名字边上，神气极了。为了这分荣誉，我每天坚持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低头仔细搜索，可从来没有发现，于是决定铤而走险。爸爸每天给我五分钱买奶油冰棍，我只买赤豆冰棍，每天省下一分钱交给老师，连续交了三天，老师终于忍不住了，问我是不是从家里拿的钱。我脑子瞬间闪过多幅画面，夏明翰、黄继光和董存瑞的光辉形象交错出现。老师教过我烈士从来不在敌人面前说实话，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烈士。我把老师假想成了国民党的卖国贼，憋红了脸也不招。最后国民党特务终于没有为难我，收下了我的钱，我也没成为烈士。至今还落下一个毛病就是走路低着头，妈妈总是训我说我肩不直背不挺，我觉得挺亏：就这样也没捡到过钱，倒被小偷光临过几次。
这所小学是所重点小学，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不知道有什么可参观学习的。每次来人前我们都把要上的课排演一遍，老师把要问的问题分给几个好学生，让他们背下来。他们来了后所有人都得争先恐后地举手抢着回答问题，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问题只能是指定的同学回答，大部分人在这种参观中只是个演员。我想不通这些来参观学习都学到了什么，想来大人明白，小孩是不懂的。老师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校的荣誉，为了把这种精神融会贯通到考试中，以提高班组排名，我劝班长考试前问老师考题，却被老师拎起来臭骂一通，说我狡猾无比，竟然想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碰了一鼻子灰才明白又是我错了。
老师和我们经常一起劳动，通常这是在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之前。我们一起把所有的角落都扫干净，每个人要交一本书搞一个班级图书馆，老师说都会还给我们的（实际到毕业时我还看它们在角落里落了一层灰，但没好意思问老师讨回来我精挑细选了一个星期才认真交给她的那本谜语大全。老师好象也很喜欢这本书，提也不提还的事情，所以至今她还欠我一本书）。老师们在这种时候总是不知从哪里弄了些串串红来装饰校园。上级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抹得象动物园里的猴屁股，还觉得自己的美丽是无可比拟的，再穿上白衬衫红裙子一蹦一跳叫着“欢迎”“欢迎”，每次蹦跳过我都有种至高无上的骄傲，认为自己又多见了个大人物是爸爸妈妈没见过的，抓紧时间打听这次的大人物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又干什么以便于吹嘘。可是每次吹嘘都以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而告终。我越来越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了：一点也没有见识，连这样重要的人都不知道。
老师经常出些命题作文。有一次出了个什么题目我忘了，想起来一个笑话里的主题不错，就按照那个思路自己写了一篇。老师给我两个字“抄的”，其它什么也没有了。我去问老师，她说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想的出这么深的主题。我回家问爸爸这算不算抄，他说不算。我从此不再祟敬老师，也不喜欢语文课了。后来上大学时知道罗马法里有“无罪推定”原则，就想起了这件事，想必这个老师并不知道这个原则。不过，我明白不光是她不知道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这两年才在我们的法律部门实施，还没有什么人习惯用这种原则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事情。所以才有了大量的误会和冤案。
小学毕业那年，老师找我谈话，说班上有四个报考外国语学校的名额，问我想不想要，说这件事要经过父母的同意。父母当然同意了，当天就写了张条子叫我交给老师以表示同意。不知道老师收到条子时的想法，只知道几天后老师说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一个成绩不如我的同学，理由是因为我脑袋受过伤，所以她一定比我坚强，老师怕我受刺激。后来这个同学告诉我她父母给老师送了礼。我回家跟爸爸又哭又闹叫他去送礼，爸爸说他从来不干这种事。于是，谁主沉浮大家一想便知。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同学果然坚强，没考上也没受太大刺激
一
毫无疑问的，我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对这一点，我童年时曾怀疑过，总认为我应该是个蒙古人或是尼泊尔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流落到中国，经过多少曲折，又在现在父母的家里住了下来。否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定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就没有选择或改变的可能呢？我想我从小骨子里就带了点不安定的因素，不想生活平淡无奇地过。我可是读过《王子与乞丐》的，那样的事都能发生，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对于五岁前的记忆是很淡薄的。只是记得在一辆西行的列车上，挤满了人，什么样的人？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晃来晃去的脸，灰灰的神色。晚上没有地方可以睡觉。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无需移动就可以和周围的人肌肤相亲，有谁可以那么奢侈地睡觉？爸爸是个聪明人，他替我们找到了个好地方。我和姐姐躺在座位底下，身边满是类似瓜子壳的废物。我们可以看见他黑色的，空空的裤管，还有绿色的解放鞋。带着在阴暗中对光明的向往，盯着在明亮的灯光下，随着列车节奏摇摆的，他的或是别人的裤腿和鞋子，闻着冲人们的脚汗味和其它现在已经无法忍受，那时却不以为然的气味。那是哪一年？我不知道。后来听爸爸说了，那是在我们从南京到兰州的路上。
两年后爸爸在南京分到了房子。我们住在一个梧桐铺天盖地的院落里。我转到了附近的一所小学，记得最清楚的是教室墙上贴着一张粉色的纸。上面写着“四爱 爱党 爱国 爱军 爱校”。我总是竖着读它：爱党国军校，引来同学们的齐声嘲笑，他们说只有国民党才叫党国，至于党国军校，指的一定就是黄浦军校了。很多同学们的父母都属于一所军校，就在小学校的背后，从窗口望出去，我可以很多穿绿衣服的人坐在教室里，有时还会朝这里招手。同学一脸不可一世的得意告诉我那不是党国军校，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校。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一个从沙漠地带来的孩子可能是太难了一点。那时的我总是很自卑，因为小朋友比我见多识广。他们自小就生长在这座曾经是党国首都的城市。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小学老师。她们象驯兽师一样，总要求我们做规定动作，做的不好就嘲笑，或者处罚。什么都管，从穿着到走路速度。有年五月我穿了一条绿裙子红上衣去上课，就给语文和数学老师联合教育了半个小时，说五月的南京天气不适合穿裙子，何况我的搭配实在是无以伦比的丑。我回家就教训我妈给我这套行头。
还有一次负责领课间餐。老师在门口叫：快点，快点。我一着急就端着盆跑向她，一个包子掉在了地上。理所当然，这个包子就属于我了。我从心里觉得不公平，可是又不知道不公平在哪里，一个想不通就把包子扔在了簸箕里。在多少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在想浪费这个肉包子是种犯罪。
每天上课时我们必须把胳膊端放在课桌上，两眼眨也不眨听老师说话，不能动，动就说明你没听讲。有个同学很爱动，天天被老师罚站还是动，象小猴子一样。老师管不了他，就给他在讲台边设了个专座，让他和老师一样面对大家坐着听讲。他开始可能觉得很丢脸，安静了几天，后来干脆跳到讲台上和老师一起讲。老师再也不肯教他了，叫他家长来，说这孩子没出息，只能去卖菜。这同学从此恨透了老师，再也不和老师说一句话。前两年他被公司派到法国工作，同学们说临走前你去看看老师吧，他说不可能。
老师总告诉我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我特别相信，老师说的肯定是真的，至少比爸爸妈妈说的可信多了。如果爸爸妈妈都明白这些事情，我就不用来学校了。我问老师现在有没有烈士，他们都在哪里。老师说在老山，有很多。我又问他们的血为什么那么多，每个小朋友的脖子上都挂着被他们的鲜血染成的红旗的一角。老师不回答，显然是瞧不起我的无知。我再问为什么学校里只有一面红旗，却又有那么多的一角呢？老师说去去去，看书去。我顿时羞愧万分，老师一定是讲过的，书上也有的。只是我没注意听讲也没有认真看书。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在书上发现正确答案。当时我想这一定是我没考上重点中学的原因。
一次无意的把手划破了，这个意外事件让我欣喜万分，我找到了块白色布条准备染成红领巾，让同学们狠狠地羡慕一把，自己在内心里也充当回光荣的烈士。可是我的血一会儿就不流了，再看白布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难看的黑斑，象只苍蝇一样叮在布条上。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做不成烈士的。烈士那么伟大，连血的颜色都和我不一样。
我们经常学唱一首歌，开头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我跟着唱，脑子里始终在盘算榜样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跟算盘差不多。雷锋又是什么东西？周瑜革命周瑜党？爸爸说《念奴娇》里的周郎叫周瑜，是不是要学习这个周瑜革命呢？但我虽然会背这首词，也不明白它倒底说什么，当然无法领会里头的周瑜是怎么革命的。
还有一首歌，说的是小朋友在马路上拣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的故事。班上有些同学拣了钱交给老师就赢得了一面小红旗，红红的贴在名字边上，神气极了。为了这分荣誉，我每天坚持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低头仔细搜索，可从来没有发现，于是决定铤而走险。爸爸每天给我五分钱买奶油冰棍，我只买赤豆冰棍，每天省下一分钱交给老师，连续交了三天，老师终于忍不住了，问我是不是从家里拿的钱。我脑子瞬间闪过多幅画面，夏明翰、黄继光和董存瑞的光辉形象交错出现。老师教过我烈士从来不在敌人面前说实话，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烈士。我把老师假想成了国民党的卖国贼，憋红了脸也不招。最后国民党特务终于没有为难我，收下了我的钱，我也没成为烈士。至今还落下一个毛病就是走路低着头，妈妈总是训我说我肩不直背不挺，我觉得挺亏：就这样也没捡到过钱，倒被小偷光临过几次。
这所小学是所重点小学，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不知道有什么可参观学习的。每次来人前我们都把要上的课排演一遍，老师把要问的问题分给几个好学生，让他们背下来。他们来了后所有人都得争先恐后地举手抢着回答问题，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问题只能是指定的同学回答，大部分人在这种参观中只是个演员。我想不通这些来参观学习都学到了什么，想来大人明白，小孩是不懂的。老师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校的荣誉，为了把这种精神融会贯通到考试中，以提高班组排名，我劝班长考试前问老师考题，却被老师拎起来臭骂一通，说我狡猾无比，竟然想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碰了一鼻子灰才明白又是我错了。
老师和我们经常一起劳动，通常这是在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之前。我们一起把所有的角落都扫干净，每个人要交一本书搞一个班级图书馆，老师说都会还给我们的（实际到毕业时我还看它们在角落里落了一层灰，但没好意思问老师讨回来我精挑细选了一个星期才认真交给她的那本谜语大全。老师好象也很喜欢这本书，提也不提还的事情，所以至今她还欠我一本书）。老师们在这种时候总是不知从哪里弄了些串串红来装饰校园。上级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抹得象动物园里的猴屁股，还觉得自己的美丽是无可比拟的，再穿上白衬衫红裙子一蹦一跳叫着“欢迎”“欢迎”，每次蹦跳过我都有种至高无上的骄傲，认为自己又多见了个大人物是爸爸妈妈没见过的，抓紧时间打听这次的大人物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又干什么以便于吹嘘。可是每次吹嘘都以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而告终。我越来越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了：一点也没有见识，连这样重要的人都不知道。
老师经常出些命题作文。有一次出了个什么题目我忘了，想起来一个笑话里的主题不错，就按照那个思路自己写了一篇。老师给我两个字“抄的”，其它什么也没有了。我去问老师，她说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想的出这么深的主题。我回家问爸爸这算不算抄，他说不算。我从此不再祟敬老师，也不喜欢语文课了。后来上大学时知道罗马法里有“无罪推定”原则，就想起了这件事，想必这个老师并不知道这个原则。不过，我明白不光是她不知道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这两年才在我们的法律部门实施，还没有什么人习惯用这种原则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事情。所以才有了大量的误会和冤案。
小学毕业那年，老师找我谈话，说班上有四个报考外国语学校的名额，问我想不想要，说这件事要经过父母的同意。父母当然同意了，当天就写了张条子叫我交给老师以表示同意。不知道老师收到条子时的想法，只知道几天后老师说把我的名额让给了一个成绩不如我的同学，理由是因为我脑袋受过伤，所以她一定比我坚强，老师怕我受刺激。后来这个同学告诉我她父母给老师送了礼。我回家跟爸爸又哭又闹叫他去送礼，爸爸说他从来不干这种事。于是，谁主沉浮大家一想便知。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同学果然坚强，没考上也没受太大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