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时，我妈跟二姨妈一起上街买菜。过马路时，常常是我妈先过去了，等二姨妈。因为碰上红灯时，不管有没有车，不管路有多窄，二姨妈都会停下来等到绿灯亮了才走。二姨妈还教育我妈，红灯亮时过马路，被撞死了，也是你自己的责任。后来，我妈把这事当笑话告诉小舅舅，小舅舅就说，他儿子刚回到上海时，曾经很疑惑地问他，“这儿怎么没有法律的啊？”因为就是亮着红灯，人们还是涌过马路。

在中国老板和瑞典老板手下干过。他们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老板灵活性较强，虽然有系统支持，还是会让我们做很多手工的工作，碰上紧急情况，不但在自己部门不按规矩做，也会要求其它部门给予破例。可是，瑞典老板却对破例非常反感，即使我们是从他提倡的客户orientation出发，在中国老板手下时会得到赞赏的破例行为，在瑞典老板那里却会受到批评。因为即使你这一次的破例行为的确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可是，却也掩盖了问题，并且，不按routine走就意味着大大降低效率，同时大大增大出错率，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带来了一堆问题和潜在问题。我们常常说瑞典人僵化，可是，僵化却是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保证。我们南京公司这边的员工不知比他们瑞典那边勤奋多少倍，可是，客户还是反映，虽然号称是各个分公司全世界统一标准，国产的就是不如瑞典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