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鲜血梅花：对故乡、童年、和个人生存体验的颠覆

颠覆：个人生存与历史境域 ——《动物凶猛》文化心理分析 这个时代将它的种子播撒在另一个时代的土壤之中。 ——纪伯伦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非主流的“痞子”作家，王朔无情地驱逐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它的前期作品《动物凶猛》，深刻呈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的沉重而又不无荒诞的精神参照，文本中的深层隐喻构成了对故乡、童年、个人生存和整个历史文化的全面颠覆。本文则从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多种层面上对小说的潜在主题和深层蕴藉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颠覆 个人生存 历史境域 精神分析 性 一． 鲜血梅花：对故乡、童年、和个人生存体验的颠覆 生活在别处：对故乡的颠覆 对于故乡的颠覆并非起源于王朔。当鲁迅在《故乡》中以一种过来者的冷峻述说他心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土时，中国的小说家便毫不留情地开始了抛弃家园的征程。在现代主义忧郁的旗帜下，小说家不再以家园的栖息者自居，而甘愿沦为精神的飘零者，“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若干年后，王朔又承接起由鲁迅开创的传统，它在《动物凶猛》的开头写道：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 ” 在"故乡"与"历史"的巨大谜团面前，《动物凶猛》冷眼旁观，以尽可能客观的穿透力和浓郁的感染力，透出一种庄重。但这种庄重是本然的，已经实现了可贵的超越性，作者却要一再地用刻意而为的技巧或架势进行条块分割，以保持一种先锋叙述常规的知识性和玄奥化。 对于一个经历过神话的破灭，深刻了解文化的危机的文人，注定只能以一种孤寂的状态回归自己的故乡，与其说这是记忆上的，不如说是情感上的。这是一种生存的状态，同时也折射着一种生命的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故乡在文化人心目中已成为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在对故乡的抒情和怀念中，亦是成人面对荒原般的文明的苦闷，揭示了故乡作为寄托物的荒谬，王朔的意义在于，他越过荒谬，轻松地介入了当时的历史境域，试图用实实在在的个人经验来消解那个虚幻的故乡。 《动物凶猛》正是这样开始全面的颠覆。文本中的故乡主要由与现在的城市截然不同，由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几部分构成： 过去 现在 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 那么多的豪华饭店、商场 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 那么多的汽车 街上人寥寥 那么多的人 我们惊奇地发现，作者对这样一个毫无诗意的僻壤却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怀念。王朔作为故乡的失落者，自然有着自我的乡土情结。当今天商业主义潮流、物质至上倾向开始大面积沿着人们心理欲望的聚焦点肆意蔓延之后，对星空的怀念，对乡野的钟情，对原初本真精神的捍卫，便成了思想者无法回避的精神需要。在小说中，故乡是一个可以供自己的英雄主义情绪奔跑的家园，是一个可供自己藏匿隐私的洞穴，是一个精神受伤的宗教庇护所。这样的情绪流露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故乡的破败、吵杂与人际间的荒谬，与终极理想种的舒适完全格格不入。最後他终於莫名其妙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在故事的发展中一次次篡改自己的选择。对故乡的矛盾，乃是一种对童年的流连和抛弃。这一连串的情绪通过文本中主人公的经历，向读者阐明了童年经验在记忆上的烙印。　　　　 告别纯情：对童年的颠覆 《动物凶猛》对故乡这一文化概念的颠覆，是通过对童年的颠覆这一方式曲折地浮现出来。故乡是空间上所指，童年在则是在时间上的所指。在小说的开篇，“我”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从我身边经过的一个小女孩。这无疑是主人公制造的一次与童年的邂逅。在小女孩身上凸现了“我”的童年特征：纯洁而又幼稚。这使得童年不仅具有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对于成年人来说又是一种惋惜和不屑。成年人对于童年的双重态度，事实上是对时间的否定。精神“克服了其暂时的形式，否定了时间。 ”但历史的终结又恢复了它的内容，因为征服时间的乃是记忆。由于记忆的作用和作为一种“镜像”的潜意识，使“我”时不时感到心的战栗和焦躁，在小说中，童年经历被作者有意地剔除在文本之外，仅仅通过无意的文字浮现在读者的视野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审视一下“我”第一次发现米兰的彩色照片时的内心感受。王朔浓墨重彩地描绘这种震撼的美，不复有痞子式的调侃，而换之以膜拜毛泽东像式的虔诚。在无人的少女闺房，一位十五岁少年由于逃课而带来的心理恐慌一下子被那幅艳丽的照片照亮，使“我”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这里的少年经历，恰恰可以看作是对童年经历的有效补充。只有在童年时期丝毫未考虑过性的人才会产生如此的震撼，才会“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离开之后“怏怏不乐” 。我们发现，性在童年的缺失，正是主人公对童年既恨且爱的双重态度的心理动因。“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 ”这种童年阴影对人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性的缺失给他带来的是人格的裂变，因此他在接近性的过程中，完全是一种被动，或者是儿童般的幼稚。在与米兰的接近中，他表现出来是儿童式的一厢情愿和幼稚纯情。于是，童年不复有文化传统的意蕴，而被赋予了一种羞耻感和工具性。当“儿童性征”沦为与女人交往的功利性的工具时，童年的神圣意味便被无情地消解了。 性的解析：钥匙，洗澡，暴力 当我们从心理层面审视小说中隐现出来的性意识时，我们痛苦地发现，认识这一特定历史境域中人群的性萌动是多么艰难。幸亏，在王朔隐讳的文字后面，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性的象征物：钥匙、洗澡和暴力。文本中的“我”具有特殊的能力，即制作钥匙，打开各种各样的门锁，潜入他人的房间，窥探他人的隐私。在反复的开启和闭合之间，“我”体验到的是一种难以言说，从未体验过的性的快感。“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欢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柏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我”的奇特的癖好，开锁而不盗窃，窥探而不攫取，这在心理结构上形成了矛盾。对钥匙的迷恋，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一种对神秘领域的好奇心，而在潜意识里，则是对性的渴求与尝试。“门窗用以象征阴户；房间开闭的意义可以类推：开房间的钥匙乃是男性的象征。 ”制作钥匙，指向男性生殖器的勃起，开启门锁，则指向对女性身体的占有，但“我”却声明只是开锁却非占有，这正是隐藏在心底的对女性的冷淡和对性行为本身的胆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最后“我”以一次“没劲”的强暴将对性的胆怯推到极至。我们可以这样揣测：一个在心理结构上对性并不敢承担责任的儿童，是如何受到文化环境的熏染，强迫自己作违心的事，被动地接近常人的性观念。结果显而易见，行为和心理的矛盾最终酿成了行为的失败和情感的破灭。“爱情的悲剧是情感冲突和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人的高尚追求和这种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种强大的客观障碍之间深刻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一悲剧产生的根源便在此。 如果说，钥匙的象征是主人公隐秘的潜意识的沉积，那么，洗澡及其变异形式（洗头和游泳）则是偶尔浮出海面的意识演出。“有时男性生殖器以水流出之物为象征：如水龙头，水壶或泉水 ”，而洗涤这一过程，由于其有节奏的运动而在潜意识上指向对性交动作的模拟。王朔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少年们的洗澡，米兰的洗头，和最后不愉快的游泳。这些事件既有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一系列象征构成了小说的潜在主题，揭示了生命力在个人经验中的逐渐萎靡。在水中的运动，乃是一条隐秘的线索，它诉说了主人公性能力的发展过程。少年们斗殴回来，在空寂无人的澡堂里洗身，“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凉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间间浴室里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 ”这些描写充分地显示了少年们对性的热爱和性能力的强悍。而在第二个情境中，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即“我”拿着水壶从上向下冲水帮助米兰洗澡，这个游戏式的动作巧妙地契合了“我”对性交动作的臆想和潜在模仿。这表明了主人公的逐渐成长。然而，当我们以期待的目光再次关注游弋于池中的“我”时，我们所重新认识的乃是一个绝望的性无能者。“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沉到水里又挣扎着浮出。” 在这里，主人公对性的依恋已经变成了无奈的挣扎和恐惧，丧失了爬上岸来上的能力。它的生存自救，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动物性的求生本能。主人公在三个情境的不同出演，正暗示了个人生命力的逐渐萎缩。 作为性意识的隐现，暴力在小说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性冲动正是戴着暴力的面具，才可以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堂而皇之地公开表演。“在升华以后，性欲成分不能再束缚先前与之结合在一起的破坏成分了，于是这些破坏成分便将以破坏倾向和攻击倾向的形式释放出来。 ”暴力在现实中是易施行的，并且可以以此达到身体疲惫和心理满足的双重需要。在斗殴，吵闹，讥讽中产生出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对方流血受伤，心灵受创，这是初民社会中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地位的隐喻，二是自己受伤流血，也是自我对女性的现实模仿，在王朔的小说中，暴力似乎只是精力过剩的副产品，然而却不仅仅如此。大院里的哥们同仇敌忾，所有的菜刀，改锥，锤子和红砖一起在胡同里完成了一次狂欢，青春的精力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在肌肉的紧张和鲜血的喷溅中，一群少年进行了一次另类演绎，从而机智地规避了对性行为本身的思考和尝试。这乃是一种生存的必然策略，暴力的产生和进行，正是性缺失的显现。 综上所述，王朔完成了对故乡、童年和个人命运的全面颠覆，鲜血和梅花共同绽放在一个广袤的时空，隐藏在文本之中的是性和生命力的和弦律动。这些颠覆通过潜在的性的历程书写完成。“我”乃是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耽于幻想，怯懦而又有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个人，“我”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必然走向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破产，这亦是性格和气质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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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浮出海面：对文化和历史的颠覆 颠覆：作为一种叙事策略 王朔很少追求人物的命运结果，仅让人物尽量褪去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破碎的，调侃式的庸常生活中一步步袒示自己的生命真相。在《动物凶猛》中，他更多的是一种往返而非递进的方式，带着足够的叙事耐心沉迷于他们的精神深处，反复地品味，揣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凸现出来的种种反常性，并以此达到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消解。他有意无意地虚化那些看来实实在在不可推翻的既定事实，以一种痞子式的野蛮道出自己的叙事策略。“插入”作为一种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承接了昨天和今天，传统和新潮，现实与想象。“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我从小便很激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 在这些悠闲的叙述中，我们发现王朔特定的方式来消解个人和历史的存在法则。这一策略突出地表现为女主角米兰的存在谜团。作者赋予了米兰现实性和超越性，“我”与米兰的所有碰撞，所有细致的情节和情感依赖最终被作者用玩笑的口吻野蛮地消解了，米兰只是“我”幻想中的人物，“我”和米兰根本不熟。用这样的逻辑来解读其他人物，我们便会对作者的用意豁然开朗。既然米兰是虚构的，那么“我”作为一个文本中的人物，也可以是高晋，也可以是高洋，甚至是文本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小说中的人物就这样具备了精神层面上的超越性：“我”即是人人。“我”“米兰”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我们的存在本身便是荒谬的，我们所有的行动并不具备任何价值，只是游戏的产物。因此，《动物凶猛》的叙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次成年人对少年时代的再创作。当王朔最终指出这一切都不过是虚构时，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便架起了一道鸿沟。自我的迷失和勉强的定性最终无法完成在心理上的跨越，这些无不呈现出文化指向上的断裂。 颠覆：对文化和历史的质疑 正是在这种叙事策略的引导下，《动物凶猛》的主人公不断的寻找着属于自身价值体系中的权威地位，但是，在世俗性的现实面前，这种看似纯粹，实则庸常的生命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支离破碎。主人公英雄主义的梦想，便是成为中苏战争的英雄，这点小小的理想被现实残酷击碎，年少的他们退化成胡同中的痞子，对性的向往也逐渐演变为莫名其妙的憎恨，甚至以一次“没劲“的强暴宣告了性在生存理想中的最终破灭。“我”的性经验是这样开始的：米兰的照片促进了性觉醒，于北蓓的挑逗，与米兰的接近使主人公拥有了走向正常的性心理的可能性，然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无情地掐断了性走向伦理的漫漫征程，最后以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裂变结束了在这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荒诞表演。贯穿于主人公身上的性意识，不但展示了个人命运永难把握的迷离状态，并且尖锐地指出了了历史和文化对于个人生存的决定作用。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强调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 ”任何个人的命运，都将无法彻底地脱离于历史的拘囿，也不可能彻底地摆脱由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所构成的种种价值观的制约。《动物凶猛》中的高干子弟群，构成了历史境域中一个特殊群体。在这个集团中，没有秩序和约束，终日流浪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正常的生活被视为一种平庸，在无所事事的生活境域中，他们选择的是“痞子”式的行为法则。这个集团中的个人并不能构成对社会的微机，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对外不遵守大集团制定的规则（国家法律，社会道德规范），对内却讲哥们义气，要求个人对这个小集团绝对的膺服和顺从。这种大集体与小集团，小集团与构成集团的个人的分歧，证明了那个特定时代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力不从心。作为王朔小说中的意象群落，他们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头文化”和“游民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他们共同构成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威胁。与传统的流氓集团不同的是，主人公和高洋，高晋们生活在一所军队大院中，他们本来是共和国当然的继承者和贵族阶层，但是，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拒绝了他们。残留在他们的生活法则中的，是一种“没落贵族”式的悲凉和傲慢，他们依然傲慢的俯视着贫民子弟，“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 ”只是，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已沦为街头的狗崽子，文革全面地击碎了等级社会的秩序，而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又再一次进行着对这个残破不堪的社会制度的继续破坏。这样的历史循环从逻辑上全面消解了当时的红色神话。他们将青春的苦闷发泄在打架，抽烟，泡妞以及莫名其妙的恶作剧，鲜血和性从肉体和精神上颠覆了一个时代的信仰，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受到拆解，大多数人已经或者正在被抛到秩序之外，他们一时难以进入新的社会结构，年轻人徜徉在边缘，失望，痛苦，不满，已经构成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焦灼”情结。王朔“没落子弟”的集体性意象无意间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写真。“人永远处在不可回避的不平衡状态中。 ”这种不平衡就是个人存在在历史境域中的尴尬处境。历史作为人类群体性活动的产物，它的演进并不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理想为前提的，相反，它常常以削弱个人的特殊性为代价，以便在更大层面上谋求人类的共同性，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推动社会在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向前发展。高干子弟们的精神失落和暴力行为，实质便是个人在整个历史境域中遭到的谋杀，是历史内在的强权逻辑对一切异己化的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否定。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即便是性的自然流露也被坚决否定，性是肮脏而不能启齿的，是隐秘而不可言说的，这乃是社会伦理法则的规定。然而，当这种规定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评判标准时，才是真正的文明末日。性的萌动，是绝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隐秘的海底，冰山总要以其沉重而缓慢的速度浮出。我们看到的是，当在澡堂洗身时，面对一名半大孩子的阳具勃起，人们无不感到“恶心”，甚至拳脚相向，“你丫怎么这么流氓？”这种价值评判经由同龄人道出，触目惊心的表现了一个时代的阳痿。青年正以认真而笨拙的姿势引刀自宫，个人生命力被时代阴险地同化，在这种社会过滤器的作用下，社会内在的伦理规范凌驾于普遍的伦理规范之上，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制造了一场对人性和人道的屠杀。 随着叙事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自然延伸，我们终于发现，历史和文化的面目原来是如此狰狞。“委顿的人”在时代舞台上的作秀，意味着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化上的日渐沉沦，由怀疑到拒绝更沉痛地昭示了人性在当下的深刻危机。然而，我们发现，王朔敏锐地发现这一迷津，却无法以文字的自在来完成对终极精神的热吻。在这种万劫不复的历史境域中，王朔突出的不是对精神的审视和拷问，而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享受主义。在这种文化心理中，国家、民族、信仰和道德等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无不贬值，唯一有意义的就是及时行乐，因此，在文本中，具有神圣意味的游行也演绎成为无聊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