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简历
赵德发，男，1955年生，山东莒南县人。197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莒南县任过教师、公社党委秘书、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88年到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1991年毕业后调日照市，自1993年7月起任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年底又当选为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赵德发小时因为家贫，只上四个月初中即辍学。但他当了民办教师后刻苦自学，1978年在全省招收公办教师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1982至1985年他又业余学习电大中文科，成绩在莒南80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一，30岁时拿到了平生第一张文凭。
赵德发自1980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8年秋天，他为了追求文学事业的成功，毅然离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位，去山东大学作家班求学。此间，他认真读书，潜心琢磨，写出了以沂蒙山生活为题材的一批小说，实现了创作的突破。短篇小说《通腿儿》90年1月在《山东文学》发表后，很快被《小说月报》作头题转载，并被收入多种权威性选集，在全国文坛引起了反响。1991年5月，《通腿儿》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后又获山东省新时期农村题材优秀作品一等奖。
调日照以后，他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又挤时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蚂蚁爪子》、《闲肉》、《卖鸭》、《窖》（短篇集束）、《选个姓金的进村委》、中篇小说《止水》发表后被《小说月报》转载，中篇小说《蝙幅之恋》、《跨世纪》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前者还获《中国作家》92年度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要命》被《新华文摘》转载；《青城之矢》被《中国文学》（中文版）、《作品与争鸣》转载。《窑哥窑妹》获山东省新时期工业题材优秀作品二等奖。另外，还有数篇作品获得《山东文学》、《芒种》、《作家报》等省级报刊奖。
至1995年，赵德发已发表中篇小说15部，短篇小说50多篇， 约100万字，小说结集有《赵德发短篇小说选》、《蚂蚁爪子》两部。在全国报刊出现的评介他的文章已有30多篇，已是山东省较为活跃的骨干作家之一。1994年度，他被评为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之一。
从1995年开始，他致力于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的创作，决心用三部长篇小说来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所走过的路程，写出传统意义的农民即将消失的历史巨变。第一部《缱绻与决绝》40万字，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描写近百年来因土地几聚几散而带来的农民命运的巨大变化，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好评。5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省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这部作品的讨论会，到会的一些著名评论家称其为“我国新时期继《古船 》、《白鹿原》之后写农村生活最好的作品”。全国几十家报刊发了消息，其中新华社的通稿题目为《赵德发为中国传统农民立此存照，〈缱绻与决绝〉受到好评》。评论此书的文章频频出现于各报刊，其中97年第6期《当代》发表了北京青年学者翁寒松写的一篇万字长文，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作为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小说堪称最优秀的经典作品之一”，“以这部小说的问世为标志，中国文学界获得了文学艺术的光荣，也获得了社会哲理的光荣”。《小说选刊》97年秋天首次编选长篇小说增刊，从全国出版的众多长篇小说中选载了3部，《缱绻与决绝》为其中的一部。该刊组织读者推选近十年来的优秀长篇，《缱绻与决绝》名列第十。《作家报》组织全国近百名专家、学者评选“97年十佳小说”，《缱绻与决绝》名列第一。97年，该书还获得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北京电影制片厂已与作者签订了该书的电影、电视剧改编权转让合同，准备准其换上银幕、荧屏。
98年初，山东文艺出版社还隆重推出了《赵德发自选集》，这套书分为长篇、中篇、短篇三卷，共130万字，收集了赵德发截止97年所发表小说作品的绝大部分。
从1997年5月开始，赵德发又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君子梦》。此书被全国文学创作山东中心列为首批重点资助的作品之一，主要写农民近百年来在道德方面的追求，探讨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1998年6期《当代》发表第一卷，单行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他的第三部长篇《青烟或白雾》近日又获全国文学创作山东中心第二批资助。此次享受资助的共有5部作品，是有关专家从全省近50名作家申报的作品中投票选出的。其中，赵德发是唯一一名两次享受资助的作家。这部书1999年动笔。
赵德发/李波:关于小说创作的对话
李波（曲阜师范大学教师、美学硕士）：你近年来的作品，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喜爱。我看到，《齐鲁周刊》前不久在山大、山师大学生中搞了个“大学生心目的山东作家”问卷调查，你是名列第三。你认为，他们喜欢你作品的哪些方面？
赵德发：我偏居海隅小城，能有许多朋友关注我的创作，这是让人感动的事情。有位大学生曾向我说，他喜欢我真实的描写，真诚的感情，以及认真的思考。这的确说中了我在创作中的一些追求。当然，喜爱我作品 的朋友，其原因也不一律。另外，肯定也有人不大喜欢我的作品，这都是正常的。
李：你通常如何构思一篇小说？
赵：中短篇简单一些，有时候是因为一个细节，有时候是缘于一个念头，就像一只蚌，腹中很偶然地弄进了一粒微尘或一粒沙子，于是全身储备的与其相关的营养、精华就向它归拢，附着于它，最终形成一粒珠子——不一定都是圆润晶莹的珍珠，有时候也出次品。写长篇，尤其是像我的“农民三部曲”这样篇幅巨大的作品，构思的过程就十分复杂。就像堆一座高山，就像建一幢大楼，既要靠灵感的催发，更要靠理性的设计。整体、局部，外表、内里，色彩、质地……都要考虑得十分周到。不过，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提纲很简单，先把故事的大致走向用一两页纸记下，然后一边写一边想。在这个过程中，“现场发挥”很重要，灵感就更重要了。
李：对了，你说灵感很重要，你是怎么看待它的？
赵：创作中有“灵感现象”，这是事实。我在写作中，满怀着对它的期盼。它有确帮过我许多的忙，我作品中有许多精彩之处都是事先没有设计，而是写到那儿的时候自动出现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如有神助”。但我想，这个“神”也不是无缘无故来帮助你的，你必须“心诚”，就是说，你对作品十分认真，投入了心血。否则的话，你是很难等到它的。
李：《缱绻与决绝》和《君子梦》这两部小说的容量特别大，其中牵涉很多典故与史实，能否谈一下你是如何准备的？
赵：这需要大量的、艰苦的准备工作。它们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早就储存在我大脑里的；二是记录在我多年来积累的卡片上的；三是临时搜集的。最后这一种占了很大的比例，这要读好多的书，查阅好多的资料。
李：《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这个人物，在当代文学画廊中是个比较独特的形象，他有来源吗？
赵：有。这是听我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在他村里就有这么一个老农，过去是一个老实勤快的庄稼汉，家有祖传的几十亩地，土改中定的成份是上中农。在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对土地归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等到被强制入社后，他的劳动热情一落千丈，从此不再参加劳动，而且每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就到原来属于自己的地里收割，被干部抓住之后还理直气壮。这个人物对我触动很大，他让我思考了土地与农民的命运、中国农业集体化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等诸多问题，于是就将这一原型进一步丰满后，当作了我的小说主人公。
李：你的小说，许多情节都非常细腻。如《君子梦》中，用头发丝拴门鼻来测验人心，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这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赵：这是真实的。我在家乡莒南县工作时，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村的民兵连长，每到庄稼将熟的时候，他就对本村一些不太安分的社员看守得特别紧，常常在夜间用女人头发去拴住人家的门鼻，等天亮前去看看那头发断了没断。如断了，就要严加审讯，而当事人却对自己的行径为何被发现一无所知。于是我就将这个做法用在了许景行身上。小说中，他用的是他情人的头发，那是爱情的信物。这么一用，对表现那个特殊时代里人的心灵的改变起了较好的效果。
李：“文革”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你在许多作品中涉及到了，如《海悼》、《止水》、《君子梦》等。可这些作品已经脱离开传统的批判模式，转向人的心理深层波动的研究，你的意图是什么？
赵：“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人们好好地认识与表现。前些年许多作家在这方面做了些努力，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做的不能仅仅是揭露与批判，因为“文革”所涉及到的东西及其包含的意义太多、太复杂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便有了自己的一些作品。中篇小说《止水》发表后，北京的一位评论家撰文说：“‘斗私批修’实际上是文革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才看到有人专门来描写，这一方面说明了过去文革题材的粗略，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思考的细腻和探讨上的深入。……《止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严肃地探讨了‘斗私批修’乃至文化革命发生的某种现实依据，指出了这一场试验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的特殊位置。”在长篇小说《君子梦》中，我把《止水》的情节搬进去并进一步强化，就是要在这条道路上做些更为深入的探索。
李：在与你的接触中，感到你是一位性格随和、处事达观的人，可你的小说却总是讲述着一个个悲剧故事，这也与我国传统所崇尚的团圆结构的心理相悖，不知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赵：人生充满了苦难，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人世抱有悲悯之心，这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精神素质。悲悯与随和、达观并不矛盾，正因为看多了悲剧，才有了这一份豁达与泰然。把那么多的悲剧写给人看，也是希望读者能够认识生命，正视现实，坦然地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之旅。至于传统的“大团圆”结构，也有它的用处，那就是麻醉自己。
李：道德是目前全社会较为关注 的东西，你在《君子梦》中也是竭力探讨和建构一种理想状态，在你看来，这种努力能达到怎样的境界？
赵：我向往的境界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明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个道理，树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社会意识，社会成员之间不要有太多的伤害，建立起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需的秩序。更高、更广一点的，就是追求“三个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们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李：艾青曾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对土地执着的爱恋，这样会不会使你对土地的介入带有太多的主观色彩，而忽视了对土地与农民的客观把握？
赵：你这个问题很尖锐。这真是矛盾着的事情。没有我对土地的深爱，也不会有我的那些作品；同时如果让这份感情泛滥甚至失控，那必然会影响我对土地的客观表现。“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这是我创作状态的写照。从总体上说，我觉得我是能够从相当的高度去审视土地与农民的，也可能在一些局部上有偏颇之处。
李：当许多作家赶着时代大潮去写时尚题材时，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地坚守着土地？
赵：我向朋友说过多次：目前，能够引起我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的，还是农民与土地。这是我的血质决定的。我写这类小说，并不是说就是排斥时尚题材。等我把土地上的故事写完了，也许会写一写城市里的故事。
李：“山东的周立波”这一赞誉说明了你在叙写农村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为个中高手，你认为不同时代作家所写的农民的内在精神联系是什么？
赵：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写农民，几代作家留下了许多的优秀作品。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多姿多彩，但其内在精神联系也是有的，那就是写农民对命运的不甘与抗争。这是一条很粗很粗的主线，从鲁迅、茅盾，到周立波、梁斌、柳青，再到张炜、陈忠实等等的作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题，也体现了人类最为可贵的一种精神。当然，中国作家前些年也走过弯路，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把农民写歪、写颠倒了的作品也大量存在。
李：你认为中国农民与其他国家的农民相比，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赵：我觉得，中国农民最独特之处，就喝了太多的孔子的奶。长幼有序，安分守己，勤俭持家，安土重迁……几千年就这么过来了，就长成了今天的样子。他们有可贵的地方，也有可悲的地方。譬如说，安于现状、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就是一个方面。前面我说过，他们有过不甘，有过抗争，但一般都是遭受压迫到了实在不能承受的程度才有的。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农民要学习的东西那就太多了，譬如说科学精神，譬如说民主意识，等等等等。
李：当今小说大都贴近西方的模式，而你却一直承袭着或说推扬着传统的笔法探寻生命的脉络，这是为什么？
赵：你说的这种趋势确实存在，我也十分欣赏学习、借鉴西方创作方法 的那些成功之作。但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创作手法发生了多少变化，现实主义至今仍是主流。旧瓶是完全可以装新酒的，关键在于这种新酒里灌注了多少现代意识。我在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同时，我也在形式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学习和探索，其中我的语言，那种快节奏，大容量，就与传统的小说有所不同。旧瓶虽是旧瓶，但仔细看看，质地还是不一样的。
李：你的风格朴实练达并带有智性特色，内中的情节、人物很值得品咂，你想过改变这种风格吗？
赵：起码在第三部长篇中不会改变，因为我应该让“农民三部曲”保持差不多的风格。至于以后再写别的，遇到合适的题材，我也可能尝试一下别的风格。事实上，在我以前的中短篇小说中，已经有别的样式存在了。
李：人们常说一部作品的完成像婴儿的诞生，因为它倾注着作家的心血，那你是否特别看重已完成的每部作品？
赵：敝帚尚可自珍，何况是自己苦心经营的作品？作家也有一种“母爱本能”。但这种本能有时候是会蒙敝自己的，所以对自己的作品既要提得起，又要放得下，由人评说吧。
李：作品面世后，你是否重视读者的建议？
赵：应该重视。旁观者清，他们的建议许多是准确而精辟的。多听听这些，对于提高自己很有益处。
李：你所有的作品中，你最满意哪些作品？
赵：比较满意的，是两部长篇和《通腿儿》、《窖》、《闲肉》、《杀了》等一些写农村的短篇，还有个别另样题材的，如《结丹之旦》等。当然，它们 并不是尽善尽美，都能挑出毛病。
李：机关生活你比较熟悉，像《我知道你不知道》、《抢人》等几篇，对今天“新官场”的勾画尤为生动。可这方面的作品却很少，你将来是否要在这方面努力？
赵：会的。我做过多年的机关干部，这方面的生活积累也有不少，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继续写这类作品。但机关题材也面临着如何出新、深化的问题，这需要认真琢磨。
李：现在你的作品陆续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它们什么时候公映？
赵：《缱绻与决绝》是被北影买去改电影的，我也参与了改编，何时投拍还不清楚。《君子梦》被中国煤矿文工团影视部买去拍电视剧，是由我本人改编的，二十集，一过年就开拍，大约下半年可与观众见面。
李：小说与电影、电视剧是不同的艺术形态，各有不同的表现特色，你更喜欢哪一种形式，或者说你认为谁更能展示你的审美理想？
赵：还是小说。小说的容量太大了，而且其中的一些内涵，用影视的手段是很难表现的。我参与了改编才明白，要想“忠实”地传达原著精神和面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它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对此表示遗憾的同时，也不得不看到影视手段的某些长处，以及影视对于大众的覆盖与影响。
李：作为日照市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你的日常事务比较繁多，而这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你的创作，而且你的几部长篇又是在这几年内写出的。你是否感到特别累，又是如何协调的？
赵：累。我至今还是个“业余作者”，怎么能不累呢？文联就我一个驻会负责人，许多事情都是别人替代不了的。我多数时间上班，有时候也可以在家写作，但星期天、节假日从来都是我拼命的时候。这样拼，盛年时可以，岁数一大就不行了，因为弄不好就把老本给交代了。所以我已经多次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以写作为主，也许能够得到批准。
李：你能谈一下你的写作习惯吗？
赵：我一直是白天写作，晚上基本上不干。这是我在当机关秘书的时候形成的“生物钟”，白天脑子好使。早晨起来，泡上一杯咖啡，写一会儿，然后吃饭。吃饭后睡上半个来小时，再写。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起来写到吃饭为止。晚上看看电视，上上网，看看书，十点左右睡觉。每天每天，都很有规律。时间长了，我已经成了一架机器，头一挨枕头就能睡着，一坐到电脑前就能写，挺可笑的。
李：是挺有意思。从作品看，你平时读书涉猎的范围应该很广吧？
赵：比较广。我读文学作品并不是很多，读得多一点的是人文著作以及一些杂书。另外，我因为主要时间是放在写作上的，所以读书有时候是“急用先学”。像写《君子梦》的时候，要读大量国学、哲学、伦理学以及宗教方面的书，我把有关的书籍找出来，在我身后的书架上摆了两大排。我心里说，这就是我写《君子梦》的文化后盾了。虽然带点功利色彩，但又是十分必要的。
李：你比较熟悉网络，你的小说《网虫老杨的死或生》在网上的评价不错。对这类作品。你是否把它单纯看作娱乐休闲之作？
赵：我上网比较早，那时全国的网民还不满百万，而现在早就过千万了。网络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奇妙的世界，给我的震撼非常之大，同时也引发了我许多思考。我想把我的思考变成文字，便有了这篇作品。这不是我的娱乐休闲之作，我写它时是很认真的。除了内容，我看重的还有形式上的探索，那是网上“非线性文体”，如果真按我设计的那样制作，阅读过程中随时可以敲击出相关的图片、文字等，那是非常有趣的。有的朋友说，这是大陆作家写的第一篇真正的网络文学作品。它在1998年第10期《山东文学》发表后，《中华文学选刊》和《中华读书报》做了转载，然后被网虫们搬到了网上。到网上搜一下可以看到，它的转载率是相当高的。
李：你怎样看待网络文学的繁荣，它是泡沫还是将来文学的趋势？
赵：网络文学的确是方兴未艾，越来越繁荣。不过要看到，它实际上分两大块：一块是先发在纸上，然后被搬到网上的。像我的作品，就被北京一家网站全部买去了。当然，还有一些是没经授权被别人私自往上贴的。像这种形式，严格地说不是网络文学，它只是让读者换了一种阅读途径而已。另一块，就是真正的网络文学了，有人写了，只是往网上贴，完全是用“非纸介质”。这种写作，自由度非常大，也非常随意，在网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这种自由与随意，有人说恰恰是出佳作的必要条件。但事实上，正因为太自由，太随意，网络文学中的精品显得太少，可以说是沙里淘金。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作品的读者不是太多。我看过一些论坛，作品的点击率很低很低，而且转眼间就被淹没了。你看，现在很火的那批所谓“网络作家”，大都是网络文学刚刚出现时出了名的，现在一个无名之辈要在网上打出天下，是很艰难的。而且，那些“网络作家”也很愿意从“比特世界”走回“原子世界”露脸，很愿意让人读他们的时候不是用鼠标而是用蘸了唾沫的指头。这说明，传统的写作方式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会占主流。另外，不论是网上写作还是网下写作，都需要“认真”二字。马马虎虎的涂鸦之作，只能是转瞬即逝的泡沫。但从长远看，随着人类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网络文学仍会“繁荣”下去，当然是泡沫、泡沫下的沙子以及沙中的金子并存。
李：你的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已经完成两部，能谈一下第三部吗？
赵：第三部暂名《青烟或白雾》，是全国文学创作山东中心第二批资助的作品，本应早就动笔，因为改电视剧的事就拖下来了。现在我已经做了许多准备，构思基本成熟，打算2001年春天开始写，完成后还是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李：祝你取得新的成功。
赵：争取吧。谢谢你。
千年之交写农民
近几年来我们口语中一个用得较多的词汇是“跨世纪”，其内涵是百年之交。其实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纪年单位更大的千年之交。这种千年之交起码在基督教文化中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而在中国农村，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是比千年之交还要重要的一种交替：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农民已经进入终结阶段。从哪里看得出来?从遍布农村的非农产业上，从流动在全国的上亿民工身上，从农业的商品化进程上，从日益缩小的城乡差别上……。可以肯定地说，再过一段时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从劳动方式到生活方式进而到思想方式都变得全新了的劳动者。这种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这代作家就幸运地生活在这个时期。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从九十年代初就下决心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一伟大进程。
经过几年的准备，我在1995年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写了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这部40万字的作品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入手，写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几聚几散的历史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命运的巨大变化。1996年第6期《大家》选载了该书的第1卷，97年1期《小说家》选载了第4卷。97年春天全书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省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这部作品的讨论会，到会的几十位评论家与新闻界人士对《缱绻与决绝》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著名评论家说它“是当代继《古船》、《白鹿原》之后写农村最好的作品”。会后，又陆续有一些评论文章见诸报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另外，《小说选刊》第一次编《长篇小说增刊》，选中了《缱绻与决绝》，将其编入第一辑，最近，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缱绻与决绝》的电影、电视剧改编权买走，准备将其搬上银幕和荧屏。因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山东文艺出版社还在最近出版了三卷本《赵德发自选集》。
照我原来的设想，是倾我全部积累，写好《缱绻与决绝》这一部长篇。而在96年元旦这部书打上最后一个句号，夜间我思考着这部作品及下步的打算时，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际：对于农村、农民的表现我应该、并且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写了农民与土地，我可以再抽两条线，写两部长篇，这样合成“农民三部曲”，系统而全面地写一写二十世纪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
我的第二部长篇叫《君子梦》，主题定为“农民与道德”。我注意到，千百年来一代代优秀农民受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在艰难地从事着物质生产以求温暖的同时，也一直在做着精神方面的孜孜追求。天理人欲、君子小人、善恶、义利……这些概念在他们心中始终萦绕着，尤其是儒家倡导的一些伦理原则一直以最通俗的解释在规范着人们的言行。明代大学者吕坤说过：“千古圣贤只为治心”。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搞“斗私批修”，也还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时至今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更加沉重，因为道德标准与历史标准的矛盾和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有谚语道：“东海有底，人心没底。”我作品主人公倡导、追求君子人格的实践大概永远是一个崇高而悲壮的梦想……
这作品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因为我必须深入传统道德的内核，抓住本质的东西。理性思考是这一次的创作中最不可缺少的，而从事这些思考必需的材料又要首先获取。于是，我扎到《四书》等儒学经典里猛啃了一顿，其中被主人公所摧崇的一本《呻吟语》都快让我翻烂了。为了加深对儒学的理解，我还专门跑了一趟曲阜。同时，阅读了大量伦理、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书籍。而为了获得“文革”中“斗私批修”的材料，我在几家档案馆花掉的复印费就达几百元，并且到一个在当时被誉为“公字沟”的山村实地采访了一番。正因为占有了充分的材料，我的理性思考基本上满足了这部书的要求，同时也使主题的形象表现增加了生动与丰富。
现在1997年已经过去，我的《君子梦》写完了三卷中的一、二卷。至目前感觉还是挺好的。我甚至想，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大概就是这部书了。全书完成的时间大约在春天。待休整一段，我就要开始为第三部作准备了。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计划在2000年千年之交的时刻让“农民三部曲”告峻。
赵德发的《君子梦》开拍
今年以来，我省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视剧。近日，我省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君子梦》又被电视剧制作单位看中，目前，20集的电视连续剧《君子梦》正在河北西部太行山区拍摄。
春节过后，我省著名作家张宏森的长篇小说《大法官》被改编成电视剧；作家鲁雁的《爱情济南》在济南开机；到赵德发的《君子梦》又开机运行，这已经是今年以来我省的第三位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了。据了解，《君子梦》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先在《当代》发表，单行本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主要讲述了上百年来沂蒙山区律条村几代优秀农民追求道德完善的故事。小说出版后，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映中国农民心灵史的好作品，获山东省第五届“精品工程奖”。
电视剧《君子梦》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影视部拍摄制作，曾执导过《来来往往》、《小井胡同》等电视剧的美籍华人田迪任该剧导演，主要演员有张绍荣、贾雨岚以及前女排队员肖爱华等。预计该剧将用三个月拍竣，下半年将在央视8套播出。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君子梦》是著名作家赵德发“农民三部曲”的第二部，讲述的是发生在山东沐河岸边一个村庄里的几代优秀农民追求道德完善的悲壮故事：老族长及他的嗣子想把全族人都调教为“君子”，并身体力行，结果历尽了曲折……小说反映了全人类所面临着的道德困境，对中华民族与儒教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思考，并对人类文明的途径作了深入的探讨，是关于终极关怀的诗意表达。可谓千回百转，惊心动魂。
这是赵德发近年来用生命体验生活的结晶，是一部有着厚重文化背景的鸿篇巨制。它不仅题材重大，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儒学、哲学及美学等等诸多方面所折射出的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君子梦》创作札记
《君子梦》创作札记
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章中，有一个词频频出现并且闪闪发光。这个词是“君子”。
何为君子？它最早是对贵族的通称，也曾用作妻对夫的敬称，但自春秋末年之后，它的含义渐趋专一，那就是“有德者”。“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见《礼记·曲礼上》)。与君子相对的，则是“无德者”──小人。
君子──小人。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伦理化社会里，这从来是人的道德形象的两个极端。大至人生观，小至对一件具体事情的态度，君子是怎样的，小人是怎样的，圣人先贤们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不只圣人与先贤，普通老百姓也有这份“话语权力”，至今，我们耳边还经常响着一些君子怎样小人怎样的民间谚语。这一对概念，联系着天理人欲、善恶、义利等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这条主线太重要了。它就是纲。纲举目张，它维系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并影响了我们的一些邻国，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论述过，人类形成后，东西方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西方人向外使劲，征服自然；东方人向内用劲，征服自我。“千古圣贤只是治心”，我们的老祖宗也真是悲壮，虽然对性善性恶争不出结果，但对“心中贼”的存在均无异议且同仇敌忾。最精粹的先贤教导我们：世上其实只有两件东西，一是天理，一是人欲。人生在世，最大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面对这天地间两件东西、人生中一件事情，人就明明白白分成了三类：君子、众人、小人。你往天理这边靠，往善里走，你就是君子；你放纵贪欲，不禁恶行，你就是个小人。作君子者人人敬，作小人者人人嫌。
这就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正负两个方向。君子是理想人格，是一代代优秀国人追求的立身目标。最具抱负的统治者和文人甚至希望建成“君子国”，像《镜花缘》里描写的那样，信奉“惟善为宝”，人人“好让不争”。但这仅仅是一个美梦而已。“天上星多月亮少，地上人多君子稀”，要让人人都作君子，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而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恰恰就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想让人人都当君子。结果怎么样？在培养出君子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伪君子。而一个充斥着大量伪君子的社会，甚至比一个充斥着大量小人的社会更难收拾！
到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心中贼”永远杀不干净，而且真地杀干净了也不行。我们能做的，只是给永远不会老实的它们以有效的约束。
这种约束，首先应是法律。这种老祖宗们最鄙夷的做法，在今天应是最为必要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道德的力量，讲一点“君子小人”。否则，人人心中没有准绳，人人不知、更不会“自讼”，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麻烦，这种麻烦最终会麻烦到我们自己头上。
尽管不能人人都作君子，但一个社会还是多一些君子好。
我想喊这样的口号：君子万岁！众人百岁！小人十岁！
当然，这又是一个梦。
《杀了》名列“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榜首
《北京文学》公布了该刊组织专家评选的“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2000年下半年)，从去年下半年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中评出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共18件，我市作家赵德发的短篇小说《杀了》在5个短篇小说中名列第一。
《杀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村老汉老蜗牛想摘掉头上“无电视户”的帽子，便将自己的猪卖掉了一头，不料邢屠子逗弄他，写了张白条称“杀了再给”，此后便以这头猪还没杀掉为由迟迟不付款。老蜗牛讨要不成，便告上了法庭。吕法官好容易才在白条上找出了破绽，让他偷杀掉邢屠子的一头猪，以造成结案的前提条件。然而结局却是：老蜗牛将邢屠子也杀了。作品故事机巧，内涵深刻，语言灵动，富有魅力，是赵德发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高峰。因为首发这篇小说，去年第12期《青年文学》将作者作为“封面人物”，在封面和封三发表了他的多幅照片；今年第2期《小说月报》和第3期《新华文摘》分别作了转载；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的《200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也收录了这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