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男高音:天文数字的出场费和闹着玩的曲目
于北京午门前放歌的“三大男高音”已经是个“老人军团”，帕瓦罗蒂６６岁，多明戈６０岁，年纪最轻的卡雷拉斯也即将告别中年，而他们身后的著名经纪人泰伯·鲁道斯已经８０岁了。
紫禁城的表演是这三人“梦幻组合”的第四次重量级的亮相，这是主办单位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只有北京的此次演出才堪与１９９０年罗马、１９９４年亚特兰大、１９９８年巴黎这三次大型的“三高”相比，而这些年“三高”星罗棋布在世界其他城市的演出不值一提———其中也包括６月２２日，即北京演出前一天晚上“三高”在韩国奥林匹克体育场那一场。
当然，很多人怀疑这一次背景辉煌的表演从质量上是否能够和十年前、七年前相比，年龄不饶人，歌剧评论家刘诗嵘说，１９９８年巴黎那场音乐会，三位男高音的力不从心、声嘶力竭已经让他觉得难过了，何况今天？
帕瓦罗蒂明显地消瘦了，１９８６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他对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很感兴趣，可惜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给他准备的自行车几下就给压瘪了，今天他再来肯定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次他也很难再有那种轻松的机会，像在世界各地一样，他一下飞机就会被塞到豪华礼宾车里。一个比较尖刻的说法是，帕瓦罗蒂即使拄着拐杖，也很难爬上那些著名的高音“Ｃ”了。
多明戈在四年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经谈到自己的“退休”大致定在２００１年，“当然，你应该被观众所渴望，而不是他们见到你说：天哪，这个人还在唱吗？他什么时候走？”
“小兄弟”卡雷拉斯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歌唱无与伦比，但他上次来北京的演唱并不很如人意，专业界的评价是“一直在破裂的边缘”。
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年龄和健康等原因，紫禁城的演出可能是“三高”的绝唱，这个说法被看成是主办公司推动票务销售的策略，但这个说法显然也传达了另一个信息，就是今天的“三高”的确已今非昔比，早已过了高峰期。
曲目有点小儿科
从此次演出的曲目来看，“三高”显然有意识地回避了难度，刘诗嵘对于曲目的评价是“省劲又讨好”，正经八百的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太少了，而民歌和流行歌曲的改编成分太多，“对于这样的大歌唱家来说，唱这些简直是在闹着玩！”
说到这一重要活动的真正成功者，可能还应该是三位男高音和他们的经纪人鲁道斯。此次中国演出足以让他们赚个盆满钵圆，据《三联生活周刊》披露的数字，此次演唱会他们拿到了３８０万美金的出场费，比１９９４年亚特兰大那场整整高出了８０万美金，北京业界传说这是有史以来给“三高”的最高的演出费。但因为属于“商业秘密”，这个数字一直没有从中艺公司那里得到证实。
天价
这次“三高”演唱会的票价始终是公众瞩目的焦点，最高票价达到空前的２０００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６０００多元）。对于如此高的票价，主办方作了两方面的解释，首先，“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的艺术宝库，能在这里欣赏西方艺术的精华，这种艺术享受应当说是难得的”，其次，由于年龄的原因，今后“三高”音乐会也许不会再举办，换句话说你听到的可能是“绝响”。前一条不过是务虚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媒体披露过主办方为了保护这个“博大的艺术宝库”支付过任何费用，相反，他将是巨大的受益者。后一条的说法难以让人确信，近年来虽然三大歌王的演出日益减少，但毕竟这种热闹的庆典式演出与吃力的歌剧巡演或者个人独唱音乐会相比难度降低了许多，所以哪怕只是为了可观的出场费，三大歌王也绝对不会放弃演出的机会（一年走一两个国际穴足矣），至于年龄根本不算什么问题，普莱斯、斯苔芳诺等都有年近七旬唱完整场音乐会的纪录，因此，要让大家相信紫禁城“三高”演唱会是绝响恐怕很难成立。
赶场
今年，三大歌王的档期都不算太紧，但重要演出大多集中在六、七月份，以多明戈为例，６月１１日台北音乐会，６月１６日圣彼得堡演唱《参孙与达莉拉》第二幕，６月２２日汉城，６月２３日北京，帕瓦罗蒂６月３０日在圣迭戈也有一场音乐会。也就是说整个６月他们几乎天天都在世界各地巡演，而且今年三大歌王的重要演出大多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多明戈在欧洲的重要演出也只有７月１日柏林的一场。如此繁忙的演出活动导致疲劳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廉颇老矣，多明戈、帕瓦罗蒂都过了风华正茂的年龄，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多明戈在特拉维夫两年中演唱达２０８场，帕瓦罗蒂也有过在大都会歌剧院连唱一个月每晚一部歌剧的惊人纪录，可年龄不饶人，频繁演出对体力的要求很高，一旦体力透支就会生病从而导致演出失水准，多明戈１月５日在上海大剧院就是一例，因此，在一个合理的档期内演出是很重要的，可是，在６月他们已经难以做到充分休息。
我们可以相信，凭借三人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深厚的音乐修养，对付这样一场比Ｇａｌａ（穿戏服演唱，但比歌剧难度低）难度还要低的演唱会一定不在话下，可是，当三大歌王都用高音Ａ来充数的时候，你能觉得满意吗？也许你会暗自羡慕韩国人，因为他们听到的是第一场。
商业盖过了艺术——谈“三高”演唱会
这场音乐会的门票最高卖到２０００美元１张，简直荒谬，完全是扰乱世界市场。在美国，最好的大都会剧院的包厢门票才只有３００美元，学生站票的价格只有１０美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好像弄得挺有钱似的。其实最高档的艺术也不能这么昂贵。能看得起这样的艺术的都是些什么人呀？
“三高”最初是因为配合世界杯搞起来的，后来就变成一种商业的操作模式。把这三个人聚合在一起，没有任何艺术上的内在理由，他们的音色完全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男高音是所有声部中最富于感官刺激的，经纪人抓住这个卖点拼命赚钱。上次多明戈来上海，出场费是４５万美元的天价，其实他在欧洲演一部歌剧也就挣２万—３万美元，在美国略高一点。他的经纪人肯定赚老了。赚我们中国人的钱，太无聊了。其实独唱音乐会上最有价值的
是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应该放到歌剧里去听，咏叹调是不应该脱离歌剧独立出来的。
１９９８年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三大”就已经说那是告别演出。多明戈５月底在北京不敢唱年初在上海唱破了的《今夜无人入睡》，他原定了要在北京雪耻的。上海的招待规格太高，演出之外的事太多，这次到北京他把那些事都推了，结果还是不敢唱，返场６次都不敢唱。整个场面特别令人失望，整个一个温吞水。这三位巨星中有两位都是６０岁以上的老人了，２２日在汉城唱完，第二天就到北京，可以说是对北京这边不负责任。一般来说，唱
了一晚上，加上旅途劳顿，一般都得歇一天。
１９９４年三大天王在洛杉矶道奇体育场唱《女人善变》时还很光彩，到１９９８年埃菲尔铁塔下边的世纪音乐会上再唱这同一曲目，唱到最后的ＨｉｇｈＣ（高音Ｃ）时，那个费劲啊。高音是试金石，高音唱不上去，你是什么男高音啊。
多明戈５月底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有人折算了一下，平均１首歌３万美元。这里边经纪人起了很大作用，把价位抬上去，他才能拿到更多的份子。一般来说，古典音乐的演出，到了第三世界，总带有普及的意义，相对来说，价钱要低一些。但在我们这儿要的钱比国际市场高得多，这太可笑了。
是享受？是消费？还是被愚弄？都被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现代版洋味儿的姜太公钓鱼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