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
楠
几年以前，“边走边唱”风格的东北妞艾静，曾用她那平凡而亲切的嗓子，唱出了一种形象：
穿上一件旧军装
你把自己来打扮
打扮成一个军人的模样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新长征路上的崔健，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正是一身旧军装，嘴里嘟囔着“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啊，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呀……”
以一句“红旗下的蛋”，揭开了千百万人的画皮的崔健，是一个特别的符号，是一代人的歌喉，是酱缸中的希望，是党国里的神话。在他好不容易以“普及”一曲“南泥湾”的功劳和为北京亚运募捐的名义，摆脱了“禁演”的严密控制之后，中原大地上滚滚而过的一阵阵雷鸣般的吼声，简直令放松控制者捶胸顿足，后悔莫及！
崔健就这样，成为大陆上第一个能令全场都点燃起微微火花，令满场观众随着歌声吼声和他一起脱去白色的衬衣抛在地下，能令“六四”后到处“出勤”的武警官兵忘掉自己的职责，也随他一起喊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歌星！
他和他的歌声，就是如此地富有进攻性。
正当中国文坛正在流行“躲避崇高”的时候，崔健从未逃避或试图隐瞒过他的关注和他的思考，他以自己独到的方式在解释并无情地解构这个社会及其价值。
突然的开放，其实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
有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统的控制者们总是会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出发，来判断现在文艺作品们对统治的杀伤力。于是崔健在大陆，就只能被当作一头必须囚之于笼中的凶猛的动物。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从长征时的野菜煮皮带吃到中南海的红烧肉的人们永远不能明白，一无所有，才是崔健们的写照，是崔健们的诉求，是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哀鸣，是他们这一代真正的政治宣言。
著名作家刘心武以他的文革中崔健这一辈学生的班主任的经验，神彩飞扬地写道：我说这话绝不夸张——看了姜文拍的这部电影（指《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可以获得一把解读王朔全部作品的钥匙。为什么他那样地超政治？为什么那样地“没正形儿”？为什么那样地调侃一切？为什么一会儿一股子“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劲头，一会儿却又千真万确地一边读《红樱桃》那样的“主旋律”剧本一边掉眼泪？
为什么呢？
崔健也好，王朔也好，姜文冯小刚也好，乃至写野史的权延赤，甚至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廖锡龙中将，都是一样的！并不仅仅象刘心武所说他们全部出自“大院”这个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部落，更因为他们从整体上代表了后文革的“一无所有”的一代！
所有的庄严，都很丑陋；所有的尊贵，都是粪土；我们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别无所求；别对我们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您肯定也难受。
崔健用他粗狂的歌喉在叙述着：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头突然出来，是多年的期待
挺胸抬头叫喊，是天生的遗传
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
崔健歌声中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王朔对一切政治说教的调侃，实际上是一回事，“风月宝鉴”的两个面而已。刻意去突出政治其实是失望痛心和对超越的渴望，刻意去解构政治则反而说明内心的关切！
所以崔健才会说：
我不愿相信真的有魔鬼
也不愿与任何人作对
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
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
我难以离开，我难以存在
我难以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世事有时真的很奇怪，艾静蹦蹦跳跳地唱着：“１９９７，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１９９７快些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她把小平同志收回香港主权的光荣，和９７将踏上香港土地的激动给“解构”得体无完肤，居然没人说她“反动”，连说她政治的都没有。罗大佑同志用“皇后大道东”骂完香港新华分社和前港督卫亦信之后还不过瘾，又来一首《侏儒之歌》！已经完全是人身攻击了，居然也出入大陆如履平地，还处处待如上宾。只有崔健，背心小褂，还是那么墙里开花墙外“响”，难道他真得是那么可怕？
海外的游子孤魂们，听到崔健这首“出走”时，恐怕只会有泪下的感觉而不会有革命的冲动：
望着那野菊花，想起了我的家
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哎呀
还有你，我的姑娘
你是我，永远的忧伤
……
什么时候，中华大地上才会有真正的宽容？什么时候，崔健这样的人才会有真正的艺术自由？
什么时候这些人才会明白，现实中并没有他们时刻惧怕的凶猛动物？
穿上一件旧军装
你把自己来打扮
打扮成一个军人的模样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新长征路上的崔健，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正是一身旧军装，嘴里嘟囔着“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啊，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呀……”
以一句“红旗下的蛋”，揭开了千百万人的画皮的崔健，是一个特别的符号，是一代人的歌喉，是酱缸中的希望，是党国里的神话。在他好不容易以“普及”一曲“南泥湾”的功劳和为北京亚运募捐的名义，摆脱了“禁演”的严密控制之后，中原大地上滚滚而过的一阵阵雷鸣般的吼声，简直令放松控制者捶胸顿足，后悔莫及！
崔健就这样，成为大陆上第一个能令全场都点燃起微微火花，令满场观众随着歌声吼声和他一起脱去白色的衬衣抛在地下，能令“六四”后到处“出勤”的武警官兵忘掉自己的职责，也随他一起喊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歌星！
他和他的歌声，就是如此地富有进攻性。
正当中国文坛正在流行“躲避崇高”的时候，崔健从未逃避或试图隐瞒过他的关注和他的思考，他以自己独到的方式在解释并无情地解构这个社会及其价值。
突然的开放，其实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
有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统的控制者们总是会从自己的革命经历出发，来判断现在文艺作品们对统治的杀伤力。于是崔健在大陆，就只能被当作一头必须囚之于笼中的凶猛的动物。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从长征时的野菜煮皮带吃到中南海的红烧肉的人们永远不能明白，一无所有，才是崔健们的写照，是崔健们的诉求，是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哀鸣，是他们这一代真正的政治宣言。
著名作家刘心武以他的文革中崔健这一辈学生的班主任的经验，神彩飞扬地写道：我说这话绝不夸张——看了姜文拍的这部电影（指《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可以获得一把解读王朔全部作品的钥匙。为什么他那样地超政治？为什么那样地“没正形儿”？为什么那样地调侃一切？为什么一会儿一股子“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劲头，一会儿却又千真万确地一边读《红樱桃》那样的“主旋律”剧本一边掉眼泪？
为什么呢？
崔健也好，王朔也好，姜文冯小刚也好，乃至写野史的权延赤，甚至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廖锡龙中将，都是一样的！并不仅仅象刘心武所说他们全部出自“大院”这个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部落，更因为他们从整体上代表了后文革的“一无所有”的一代！
所有的庄严，都很丑陋；所有的尊贵，都是粪土；我们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别无所求；别对我们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您肯定也难受。
崔健用他粗狂的歌喉在叙述着：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头突然出来，是多年的期待
挺胸抬头叫喊，是天生的遗传
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
崔健歌声中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王朔对一切政治说教的调侃，实际上是一回事，“风月宝鉴”的两个面而已。刻意去突出政治其实是失望痛心和对超越的渴望，刻意去解构政治则反而说明内心的关切！
所以崔健才会说：
我不愿相信真的有魔鬼
也不愿与任何人作对
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
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
我难以离开，我难以存在
我难以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世事有时真的很奇怪，艾静蹦蹦跳跳地唱着：“１９９７，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啦，１９９７快些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她把小平同志收回香港主权的光荣，和９７将踏上香港土地的激动给“解构”得体无完肤，居然没人说她“反动”，连说她政治的都没有。罗大佑同志用“皇后大道东”骂完香港新华分社和前港督卫亦信之后还不过瘾，又来一首《侏儒之歌》！已经完全是人身攻击了，居然也出入大陆如履平地，还处处待如上宾。只有崔健，背心小褂，还是那么墙里开花墙外“响”，难道他真得是那么可怕？
海外的游子孤魂们，听到崔健这首“出走”时，恐怕只会有泪下的感觉而不会有革命的冲动：
望着那野菊花，想起了我的家
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哎呀
还有你，我的姑娘
你是我，永远的忧伤
……
什么时候，中华大地上才会有真正的宽容？什么时候，崔健这样的人才会有真正的艺术自由？
什么时候这些人才会明白，现实中并没有他们时刻惧怕的凶猛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