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
双鱼儿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比如对三月的那种特殊的感情，是建立在对自己生日的重视上。
二○○一年，三月，一十八日，十九点四十分。这个时刻似乎从我出生起就以先知的姿态在等待着我。
十八岁。
我问星星，有没有关于十八岁的歌。她想了一下，唱到：“十八岁，十八岁，参军到部队。”我笑骂到：“你去死吧。”
当时她在洗脸，对着镜子算计脸上新鲜的豆子。我看着她，心底涌上一股对时间界限上的绝望感。我开始拿自己和星星做比较，想起她满十八岁那段平静的日子，于是我怀疑是不是自己把事情严重化了。
这是我十七岁的最后一天。下午还是我们俩。和星星认识有十几年了吧，友情在中间有过一段很彻底的中断，然后似乎从三年前开始，我们突然形影不离，默契到没有话题的时候也不觉得尴尬――我想沉默的时候她必定也想沉默。
有时候也和她谈起以前，她总是记不得很多细节，那些被我铭记的东西，在她那里，被很无情地遗弃。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受到了伤害，或许潜意识里面，我也想和她一样甩掉很多导致我怀旧的东西。于是我们的话题开始杂乱无章，当然总是很愉快――我们习惯用一种很不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很多问题。我不承认这是逃避：我们只是充分利用了很多不值得严肃的东西来娱乐自己而已。
比如现在，我们在电影院看一部很有创意的搞笑片，来打发下午为数不多的时间。正当我们笑得起劲的时候，我的呼机响了，一看，是砖头。
半小时侯后，我们在KFC的门口看到他瘦长的身影。我上去拍了拍他和我头一样高的肩膀，问：“小子，怎么了？”
这就是我，可以非常自然地在比自己大的人面前充老。但这并不是我的天性，这点让我感觉很奇怪。
他摇了一下头，消瘦的脸看上去格外憔悴：“世界怎么这么小？我和她刚刚拐了一个弯就碰到她妈了。”
我和星星对视一下。心里都明白他说的她是谁。我把目光投向来来回回的汽车，听着砖头像祥林嫂似的絮叨着担心的话，心里在隐隐发笑，还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但是我没说话。
然后大家找了一个茶座，聊天。他说卡车骑摩托去买礼物给我，结果出了点小事故，把车撞坏了。我瞪大了眼睛，想笑一下，但是没笑出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星星用它一贯冷漠的目光注视我，似笑非笑，让我有种彻骨的寒冷感。她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能听懂我说的奇怪的笑话，能感受我瞬间的心念，但是我永远不明白她在想什么：生活教会了她怎样保护自己，但是遗忘了我，所以我无法不受一些无谓的伤害；换句话说，我应该很需要一个人来保护我。
大家说些不着边际的话。砖头开始抽烟，青涩的脸上流露出几许沧然。他说对未来的打算，譬如他想过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去他女朋友夕念大学的城市闯荡，又说他害怕夕会因为今天的事被她妈妈骂，等等。他吐着烟，把一桌的空气缭绕得辛辣而飘渺，就像生命中有很多沉痛却把握不住的东西，在我的心头缠绕不去。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直讨厌烟味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它很呛人，而是我承受不了它带来的压迫。
我缺乏自我的安全感，但是却获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我摆脱不了面临十八岁的不确定，却在理智地劝说着砖头，打消他对未来的顾虑，很有见地很中肯的样子。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一个虚伪的人，或者，我对自己的保护比星星更天成一点――我无法表现出自己的软弱，以至于到现在我总是很自然地掩饰着自己人性的弱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砖头都在很认真地听着。他比我大一岁，这似乎让人感觉很好笑。在我眼中，砖头不是个很纯粹的学生，他似乎背负着很多有关家庭、学校、社会的包袱；他给自己很明确的目标，他要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能力，成熟的男人，但他似乎并不很明白，真正成熟的人是不把成熟挂在嘴边的；然而我又能看到他的确有有很多比同龄人丰富的社会经验，或者应该说，他与比我们都看过更多的社会阴暗面。他不单纯，他正在同这个社会磨合，欢乐也好，痛苦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能帮他的，是当好一个倾听者。
时间到了５点钟，我们就一起来到了麦当劳门口。餐厅里人很多，在我们忙着找位子的时候，阿抖穿着踢球的行头出现了。
其实我和砖头，阿抖是初中的同学，和砖头的联系却是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互联网上开始的，只有阿抖，我们的友谊不松不紧地维系了６年。我们都是率性的人，所以这个时间跨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还记得那是初一的开始，自习课，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家伙像只猴子似的动个不停，还不时地自己一个人发出怪异的笑声。那个时候的我，是循规蹈矩的乖乖女，我无法忍受这样不合逻辑的行为，于是我小声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点弱智？”，那个人，也就是阿抖，也许是闹得太投入了，没听到我的话，我那多事的同桌就帮我重复了一遍。一瞬间，阿抖停了下来，斜着眼看我，看得我非常尴尬，然后就在我尴尬到及至的时候，他笑了一下，是那种他后来始终挂在脸上的，玩世不恭的笑。他在笑的时候总是会一边点头一边眨眼睛，极缓慢地。
今天，他还是这样笑着出现的。我很难相信他这样人生态度的人会有什么心事，但是他却又经常在周末的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他面临的种种压力，围绕高考，一句带过，再往下，他就开始说一些笑话，谈他的艳遇，或者开始损我；我也挤兑他。气氛就总是这样还没深沉就轻浮起来，我无法说一些宽慰他的话，就这样，我们之间永远不说朋友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感人的、真挚的话。
但我们只是不说。有时我想，也许他并不需要那几句空洞的，类似于同情的话，他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轻松。他不说，没有人知道。他也会隐藏自己吗？
现在我身边有三个人，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现在他们在看着我，我该怎么撑过这一段让人感觉无助的日子呢？
周围是很标准的炸鸡空气，黄澄澄的，暖阳阳的，熏得人昏昏欲睡，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就丧失了对身边事物的防御能力。我们早熟，我们世故，但是我们毕竟只有十八岁。情形很快发展成这样：阿抖很不绅士地赖在座位上跟我和星星打趣；砖头一向自诩处世成熟，于是自告奋勇去排队买食物；星星昂着下巴听阿抖自娱自乐的玩笑话；而我，我不记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也许在笑，也许没笑。
隔壁一桌有一对打扮形成对比的男女，男的瘦小而轻浮，着紧身的西服，仿佛随时可以跳上一曲华尔兹，头发茁壮向上，发尖一片金黄；女的大脸小眼，架着近视镜，头发像一束枯草扎在身后，手指又红又肿，让人怀疑是冰可乐的杰作。但是他们在谈网络，很融洽的样子，夸张的语调和夸张的笑声，还有，夸张的名字。星星把头靠过来对我说：“又是网友见面。”
我点点头，没做评论。对于网络，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它对我的意义远没有对星星、对阿抖、对砖头来得宽泛。我看新闻，发帖子，同无感情的屏幕做最直接的交流；我也进聊天室，也用ＯＩＣＱ，但是我永远对那些第一句就问：“你多大了？你在哪里？我们交个朋友吧！”的人不抱好感――我不能改变网络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也改变不了我骨子里很传统很含蓄的东西。
星星伸出修长白皙的手指敲打着桌面，说起她和一个网友见面的情形。那大概是个正在发育的小男孩，在网上学会了勾搭女生，从此上瘾。那天，他对星星说：“我很寂寞，我很烦恼，你能听我倾诉吗？”诸如此类的话，星星说：“乐意帮忙”，那时星星刚接触网络不久，还带着她在现实的一贯作风――直接，干脆；而且她并不了解这是网上最低级的搭讪词。然后，那个孩子就找到了她，她没想别的，第一句话就吓得别人说不出话来。说到这里，星星很得意地扬起手，笑道：“我说‘有什么烦恼，说吧！’，他吓了一跳，说没什么，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看到她漂亮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小的圈，停住，揉了揉鼻子。那是她的习惯动作，就像我喜欢咬嘴唇一样，我们彼此熟悉。
我很领会地笑，又说，这种无聊的人我向来不搭理。立刻被阿抖抢白，他用嗤之以鼻的语调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哦！像你这样，上网干什么呢？交朋友嘛，何必那么认真。”我看着他的脸，眉毛成了两个躺下的“Ｓ”，近得仿佛要钩在一起，很滑稽。他曾经说过，在网上看到的我比现实中成熟，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夸我，而是嘲笑现实中我的幼稚：他从来不说我好话。这点我已经习惯了：他用不见外来表示他对人的亲密。他对我说，大家好兄弟帮个忙吧。他也对网上的陌生人说同样的话。
砖头端着盘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饿了。一边吃一边讨论着这样一件趣事：据说有一个男生，每当听到身后有人喊“帅哥”的时候，他必定回头。这是我们的父辈所不能理解的幽默。
在世纪末被我们所推崇的文艺作品有两个经典：《第一次亲密接触》和《大话西游》，前者小资而浪漫，后者嬉皮而入世。所以，我们是矛盾的一代。
待我们吃完走出麦当劳餐厅后，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广告牌上的电子钟提醒我：现在是７点４０分。
还有２４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等待行刑的犯人。
回到家，屋子是黑的。爸爸妈妈是实惠的人，在他们看来，我热衷于过生日无非就是为了礼物，所以，生日礼物早在一个星期前就由爸爸出差时买给了我：两个漂亮的布偶少数民族娃娃。爸爸喜欢女儿，纯粹的女儿，有一切女孩子应有的秉性。从小，他就买纯情的毛绒玩具给我，之后是精致的首饰和衣服，甚至在我六岁那年给我买胭脂。但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他的女儿不漂亮，不乖巧，不文静，脾气暴躁，说话像赶车，和男生称兄道弟。在我看来，他这样的情形就像一颗药卡在了嗓子里，有种欲罢不能的痛苦。
但是妈妈绝对不允许我用这样不恭敬的态度说爸爸，就像爸爸绝对不允许我这样说妈妈一样。爸爸妈妈各自是大家庭的长子长女，从小的生活就是在被长辈使唤和使唤弟妹的环境中。妈妈经常说：“老人说的，即使不对，也不能反驳。”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观点，于是反驳，于是立刻犯禁。爸爸要求我维护他的绝对威严，但又强调自己很民主――他的确民主，但仅限于他心情好时。多年来，他都等着我为他倒酒拿烟灰缸，并乐在其中。值到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之后，他开始感到自己一家之长的身份受到了轻视，万分不能接受，于是我们就有如政治关系里的中美两国，为各自的目的挑衅或妥协，时而亲密如伙伴，时而冷战几近老死不相往来。
我换鞋，开灯，房间依然杂乱无序。我往椅子上一坐，白色的冷光从斜上方漫过来，在我脸上荡漾。集中的光线使得身边的景致暗淡，白天的恍惚到现在逐渐清晰起来。
十八岁，十八岁，十八岁……我感到恐惧，这个数字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接着，更让我慌乱的事实被我突然领悟，那就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我只是一味地感到不安。我的十八岁。
屋子是空的。
我拿起电话，拨爸爸的手机，当听到电话被接通的提示音后，我的声音下意识开朗起来：“我回来了！你们跑哪里去了？”爸爸很开心地笑：“明天就十八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我听到旁边妈妈的声音：“叫她吃点水果。”爸爸就传话，然后说：“明天你跟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吃肯德基吧！她们都准备了礼物给你。”我突然觉得很扫兴，答应了，就挂了电话。
很多时候，和父母单位同事的小孩交朋友就像是包办婚姻一样，没有最后等到结果的喜悦，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注定是这个人了。
我要满十八岁了，但是在爸爸妈妈眼里，还是个孩子。我觉得沮丧，非常沮丧。
于是我上网。我急于跟人说说我自己无法挽救的情绪。也许海可以帮我。
开了ＯＩＣＱ，几个朋友都在，但是没有海的头像。我叹了口气。
一个头像在闪动。
卡车：晚上好！明天你生日。
我愣了一下，想起下午砖头的话来，心里一阵感动：你好啊！砖头说你去买礼物给我了？
卡车：啊？他跟你说了？不好意思哦！我车撞坏了，礼物没买成，下回补给你吧。
我越发感动：不用了。你没撞到吧？
卡车：没事，我没事。
……
等了一会，我就下线了。
时间是晚上８点４０。星星打电话来：“你刚刚在上网吗？老占线！我在家，我妈妈留了条子，她下午就出差去了。你晚上过来吧。”我说：“真的？我马上到！”
出了门，晚风凉凉的。抬头，在四面耸立的楼房的包围下，那一小块的星空让我兴奋的感觉跃跃欲飞。我和星星都是急于摆脱家庭而实际上又十分依赖家庭的人。
到了星星家的单元口，我照例叫了声：“星！”一楼的某一处就飘来江浙味很浓的“哎”，然后门就打开了。
我闪身进去。星星正在看电视，很专注。这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陪她看了近一个小时，我瞄到她家的镜子，大叫一声：“呀！我这里冒了一颗豆豆！”她立刻凑了过来，看了看，又点点头，心理很平衡的样子。我看到镜子里我们俩的脸，突然说：“为什么总有人说我们是双胞胎？”她轻笑了一下：“体型吧。”
我们注视对方的脸三秒，然后大笑。
接下来，我们把脸挤在镜子前，互相对比，评价。我是女生，但是如果不和星星在一起，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在意自己的相貌，并且希望自己美丽。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有勇气追求那些虚荣的东西。比如佩带街头流行的项链和手环。我不敢想象自己和另外一个女生讨论发夹的式样会是什么样子，但在星星面前，这很自然。
我们都不美丽，但是我们相互喜爱对方的美好部分，为对方的妆饰出谋划策。我们是完美的朋友。
我曾经跟海说过这个观点。他很诧异，他说怎么就凭这么一点你就下这么概括的定论呢？
我说因为我们是女生，如果两个女生――范围宽点，应该是两个女人已经到了能相互欣赏和引导彼此的美貌的时候，她们绝对不会有其他任何的隔阂了。
他还是觉得很奇怪，应为他不是女的，而且他谨慎。换做我是男的，我也不能理解在这个以能力论人的时代，为什么女人还是那么在意自己的相貌。其实那是天性。一个只在意自己能力的女人会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她漂亮到无需在意，要么是她难看到不敢在意。
我没跟星星说过这句话。我会跟星星说我很在意阿抖这个朋友，跟阿抖说我很珍惜砖头这个朋友，跟砖头说我很喜欢海这个朋友，跟海说我和星星是完美的朋友；但是我不跟任何一个人说和他本身有关的话。我不喜欢同一个人感情来感情去，因为我清楚自己太容易被感动。
换个思路，其实我总是被感动，不受控制地被感动。于是我只好控制自己不去说。星星会经常无理由地买东西给我，项链、镯子，选的是我喜欢的紫色。她拿给我，她笑的时候嘴角往直线两边拉开，唇形很现代，露出虎牙：“不许说难看！”，我任由她给我带上，我笑的时候嘴角上扬，圆润的嘴唇被拉成薄薄两片，可以看到两颗兔牙：“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我买包给她，她收了，理所当然的模样。第二天，大家都听到她在说：“这是惟惟买给我的包”。
我们是完美的朋友。但是我不跟她说，即使她现在坐在我身旁。但是她却突然问我：“卡车是谁？”
我在看镜子里的她：“以前的同学，最近在网上碰到了。”她“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但是我想起了礼物。阿抖在两年前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认识两个很要强的女生。那个人是被社会宠坏了，而你是被你家人宠坏了。”我还曾经把这话讲给爸妈听，只当是个笑话。现在我笑不出来，星星十八岁的生日礼物是我送她的一件雨衣，她自己要的。家庭的不宽裕养成了她实际的个性，我悲哀地想这是生活赐予她的能力，而我却只能陶醉在装饰物和奶油蛋糕的泡沫中。我是这个时代浮华的消费动物。
很多不愉快压在我胸口，让我沉沉睡去，做的梦猝不忍睹。
醒来已经将近中午，我匆匆跑去KFC餐厅，听着几个小朋友们的班中琐事，吃了几块鸡。精神恍惚。我的十八岁。
回到家爸爸妈妈正在吃饭。妈妈很愉快得问：“吃得高兴吧！花了那么多钱。”她正在吃菜里面的姜丝，她一直认为那是养生的方法。我很厌恶她那种恩赐的自信，没好气地说：“舍不得就别给我呀。”爸爸回头瞪我一眼，没说话，掉头继续吃饭。
妈妈总是在很必要的时候失去她的敏感性。她放下筷子，回忆到：“十八年前的现在，我好象还在睡觉。是不是啊？”她推了推爸爸，爸爸含糊地“嗯”了一声，咽下嘴里的饭菜：“你知不知道？儿女的生日就的母亲的难日……”，“对啊！有句话叫有命喝鸡汤，没命见阎王。”妈妈感叹不已。我被他们的话题排斥在外，杵在那里，心中一阵恼火，丢下一句话：“干什么，你们都把我生下来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愤然进了自己房间，锁门。
外面传来爸爸愤怒的声音：“让她去！让她去！白养了她十八年。”又是十八！我倒在床上，眼泪顺着脸颊划到枕头上，粘着头发，格外不舒服。
我像一个躲债的人，蜷缩在不属于自己的角落。
沉闷的下午，我在房间里看书，作业。不与任何人交谈。
回想起来，好象每次我总是用沉默处理我对父母的不满，而这样的方式总是让妈妈暴跳如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活的重心完全转到家庭这一边的时候，她就开始用她以为很好的方式对待我和爸爸，比如像讨债一样追着我们吃水果，把一句话重复十次以上。而当她的行为得不到预想的结果的时候，她便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委屈或者愤怒不已。我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善于逃避。
海说：你总是这样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说：妈妈个性如此，我无法改变。
他说：你不说，他们就很难了解你真实的想法和立场。你不得不采取一种进攻的姿态，让他们思索——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是不是有片面性。因为他们把你当做小孩子，理所当然就认为你想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虽然事实上往往是他们在片面的思考。用一种尊重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应该介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比如提问。
我说：我们之间有隔阂，那并不是简单的误会。
他思考许久，说，事实上，我很尊重他们这一代人。他们有着丰富的经历。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在他们所经历的事里，他们形成的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所以他们会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也会发表那些“我是为你好”的结论性观点。我想我们首先得理解他们。其次，我们得沟通，来让他们自己了解真相，甚至我们不得不引导他们考虑问题深入一些
我说，哦。
海的思想经常在我很穷途末路的时候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对问题的看法，有着我身边朋友没有的世故和功利，但是我又不得不为他精彩的方法论折服。他追求结果，一开始这被做事漫无目的的我认为是造作的、不人性化的行为，但是后来我想通了：人性本身就是个脆弱的东西。人性使得我们惯于拖泥带水瞻前顾后，但是我无法遗弃它。我十八岁，我崇尚心灵。
我把和海的对话给星星看，她盯着电脑屏幕，轻描淡写地说：“他是个实际的人。”我一点不讶异，星星的话总是在不经意中一针见血。“现实得有点残酷，有点自私”星星接着说。
但是我一直没能用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的解释是，我，包括星星，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我们有理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和父母的矛盾。但是海说：“是你无法使用这样的方法。”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除了沉默，我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优雅――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来压抑自己的愤怒。
晚上妈妈来叫我吃饭。我去到饭桌前，爸爸盛好了两碗饭，坐下，无视我的存在。他的赌气方式很像个孩子。
我没做声，安静地吃完饭。回到房间，听到厨房里刷碗的声音，然后是爸妈出去散步的关门声。
屋子是空的。我是另一座塑像。
这是我的十八岁，我心情复杂。我需要一个人理解我挫败的感觉。
电话响了，阿抖嚼着晚饭这么对我说：“生日快乐啊！”我说：“谢谢。”他试图找话讲：“让我想想还有什么事。”我说：“没事的话就早点休息吧。明天还上课呢。”他用周星弛式的夸张说：“什么哦，你脑子不对吗？现在才六点半。”我说：“哦。”他沉默了一会，放弃了：“好吧，那我挂了。”
我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愉快。我想像昆虫一样给自己一层亮丽的警示色――那是有毒的标志。但是妈妈看不见。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语气冰冷地问：“又是谁的电话？”我没做声，她也没再问，只说：“你去拿牛奶吧。”我没好气：“你们都出去了，不会带回来吗？我不去。”她突然歇斯底里起来，大声指责我：“叫你做点事就这样！接男生电话你怎么就那么勤快！”
这是我的母亲，她压抑着种种不满来给我交友的自由。向外人展示了她的开明之后，然后在不经意中对我流露她的怀疑。我必须忍受她热烈欢迎我的异性朋友来家做客后，又不停在我们身边转悠的行为。我有种被玩弄被侮辱的感觉。
现在的我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如果我沉默，表示我心虚；如果我反驳，表示我心虚。妈妈经常自信得无可救药。
我选择我擅长的方式。于是我的缄默态度又直接引发了妈妈为人母的说教欲，她开始絮叨我的所作所为，并把我所有的朋友拿来和我比较，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综合了他们全部的缺点。我不明白平时知书达理的妈妈在这个时候能变得那么蛮横，在忍耐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该喝点‘静心’口服液了？”
啪！妈妈突然给了我一巴掌，走了。她说我恶毒，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已经不想哭了，心里堵得发痛，失去了做任何事的欲望。
我发了一封mail给海。我说：
大人会说，你已经十八岁了，应该如何如何，但又把我当孩子一样限制着我的行动。为什么我有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我想单纯快乐，不想接触那些让我伤感的东西，不想承担会牵绊我的责任。可是我已经悲哀地长大了。
海是在７点３６分上来的。他说，我看到手机上有服务器发来通知新邮件的短消息，你的。嗯，先说一句，生日快乐！
我说，我很不快乐。我又老了一岁。
他发给我一个“：）”的符号。又说，我回了mail给你。
于是我打开了outlook：
我想，人生就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所经历的似乎相同的事情组成的。当然，因为我们看待的角度每次都不同，造成我们不同的感受和心情。事实上，我们回首时，往往能发现，成长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了单纯的快乐，失去简单的喜悦，但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头——成长的是过去。
我想，我们实在没必要痛恨什么，恐惧什么，因为在我们成长后的孤独里，新的快乐正在到来。
看完后，我发现时间已经过了7点40。
二○○一年，三月，一十八日，十九点四十分。这个时刻似乎从我出生起就以先知的姿态在等待着我。
十八岁。
我问星星，有没有关于十八岁的歌。她想了一下，唱到：“十八岁，十八岁，参军到部队。”我笑骂到：“你去死吧。”
当时她在洗脸，对着镜子算计脸上新鲜的豆子。我看着她，心底涌上一股对时间界限上的绝望感。我开始拿自己和星星做比较，想起她满十八岁那段平静的日子，于是我怀疑是不是自己把事情严重化了。
这是我十七岁的最后一天。下午还是我们俩。和星星认识有十几年了吧，友情在中间有过一段很彻底的中断，然后似乎从三年前开始，我们突然形影不离，默契到没有话题的时候也不觉得尴尬――我想沉默的时候她必定也想沉默。
有时候也和她谈起以前，她总是记不得很多细节，那些被我铭记的东西，在她那里，被很无情地遗弃。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受到了伤害，或许潜意识里面，我也想和她一样甩掉很多导致我怀旧的东西。于是我们的话题开始杂乱无章，当然总是很愉快――我们习惯用一种很不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很多问题。我不承认这是逃避：我们只是充分利用了很多不值得严肃的东西来娱乐自己而已。
比如现在，我们在电影院看一部很有创意的搞笑片，来打发下午为数不多的时间。正当我们笑得起劲的时候，我的呼机响了，一看，是砖头。
半小时侯后，我们在KFC的门口看到他瘦长的身影。我上去拍了拍他和我头一样高的肩膀，问：“小子，怎么了？”
这就是我，可以非常自然地在比自己大的人面前充老。但这并不是我的天性，这点让我感觉很奇怪。
他摇了一下头，消瘦的脸看上去格外憔悴：“世界怎么这么小？我和她刚刚拐了一个弯就碰到她妈了。”
我和星星对视一下。心里都明白他说的她是谁。我把目光投向来来回回的汽车，听着砖头像祥林嫂似的絮叨着担心的话，心里在隐隐发笑，还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但是我没说话。
然后大家找了一个茶座，聊天。他说卡车骑摩托去买礼物给我，结果出了点小事故，把车撞坏了。我瞪大了眼睛，想笑一下，但是没笑出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星星用它一贯冷漠的目光注视我，似笑非笑，让我有种彻骨的寒冷感。她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能听懂我说的奇怪的笑话，能感受我瞬间的心念，但是我永远不明白她在想什么：生活教会了她怎样保护自己，但是遗忘了我，所以我无法不受一些无谓的伤害；换句话说，我应该很需要一个人来保护我。
大家说些不着边际的话。砖头开始抽烟，青涩的脸上流露出几许沧然。他说对未来的打算，譬如他想过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去他女朋友夕念大学的城市闯荡，又说他害怕夕会因为今天的事被她妈妈骂，等等。他吐着烟，把一桌的空气缭绕得辛辣而飘渺，就像生命中有很多沉痛却把握不住的东西，在我的心头缠绕不去。我突然觉得，自己一直讨厌烟味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它很呛人，而是我承受不了它带来的压迫。
我缺乏自我的安全感，但是却获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我摆脱不了面临十八岁的不确定，却在理智地劝说着砖头，打消他对未来的顾虑，很有见地很中肯的样子。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一个虚伪的人，或者，我对自己的保护比星星更天成一点――我无法表现出自己的软弱，以至于到现在我总是很自然地掩饰着自己人性的弱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砖头都在很认真地听着。他比我大一岁，这似乎让人感觉很好笑。在我眼中，砖头不是个很纯粹的学生，他似乎背负着很多有关家庭、学校、社会的包袱；他给自己很明确的目标，他要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能力，成熟的男人，但他似乎并不很明白，真正成熟的人是不把成熟挂在嘴边的；然而我又能看到他的确有有很多比同龄人丰富的社会经验，或者应该说，他与比我们都看过更多的社会阴暗面。他不单纯，他正在同这个社会磨合，欢乐也好，痛苦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能帮他的，是当好一个倾听者。
时间到了５点钟，我们就一起来到了麦当劳门口。餐厅里人很多，在我们忙着找位子的时候，阿抖穿着踢球的行头出现了。
其实我和砖头，阿抖是初中的同学，和砖头的联系却是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互联网上开始的，只有阿抖，我们的友谊不松不紧地维系了６年。我们都是率性的人，所以这个时间跨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还记得那是初一的开始，自习课，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家伙像只猴子似的动个不停，还不时地自己一个人发出怪异的笑声。那个时候的我，是循规蹈矩的乖乖女，我无法忍受这样不合逻辑的行为，于是我小声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点弱智？”，那个人，也就是阿抖，也许是闹得太投入了，没听到我的话，我那多事的同桌就帮我重复了一遍。一瞬间，阿抖停了下来，斜着眼看我，看得我非常尴尬，然后就在我尴尬到及至的时候，他笑了一下，是那种他后来始终挂在脸上的，玩世不恭的笑。他在笑的时候总是会一边点头一边眨眼睛，极缓慢地。
今天，他还是这样笑着出现的。我很难相信他这样人生态度的人会有什么心事，但是他却又经常在周末的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他面临的种种压力，围绕高考，一句带过，再往下，他就开始说一些笑话，谈他的艳遇，或者开始损我；我也挤兑他。气氛就总是这样还没深沉就轻浮起来，我无法说一些宽慰他的话，就这样，我们之间永远不说朋友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感人的、真挚的话。
但我们只是不说。有时我想，也许他并不需要那几句空洞的，类似于同情的话，他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轻松。他不说，没有人知道。他也会隐藏自己吗？
现在我身边有三个人，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现在他们在看着我，我该怎么撑过这一段让人感觉无助的日子呢？
周围是很标准的炸鸡空气，黄澄澄的，暖阳阳的，熏得人昏昏欲睡，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就丧失了对身边事物的防御能力。我们早熟，我们世故，但是我们毕竟只有十八岁。情形很快发展成这样：阿抖很不绅士地赖在座位上跟我和星星打趣；砖头一向自诩处世成熟，于是自告奋勇去排队买食物；星星昂着下巴听阿抖自娱自乐的玩笑话；而我，我不记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也许在笑，也许没笑。
隔壁一桌有一对打扮形成对比的男女，男的瘦小而轻浮，着紧身的西服，仿佛随时可以跳上一曲华尔兹，头发茁壮向上，发尖一片金黄；女的大脸小眼，架着近视镜，头发像一束枯草扎在身后，手指又红又肿，让人怀疑是冰可乐的杰作。但是他们在谈网络，很融洽的样子，夸张的语调和夸张的笑声，还有，夸张的名字。星星把头靠过来对我说：“又是网友见面。”
我点点头，没做评论。对于网络，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它对我的意义远没有对星星、对阿抖、对砖头来得宽泛。我看新闻，发帖子，同无感情的屏幕做最直接的交流；我也进聊天室，也用ＯＩＣＱ，但是我永远对那些第一句就问：“你多大了？你在哪里？我们交个朋友吧！”的人不抱好感――我不能改变网络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也改变不了我骨子里很传统很含蓄的东西。
星星伸出修长白皙的手指敲打着桌面，说起她和一个网友见面的情形。那大概是个正在发育的小男孩，在网上学会了勾搭女生，从此上瘾。那天，他对星星说：“我很寂寞，我很烦恼，你能听我倾诉吗？”诸如此类的话，星星说：“乐意帮忙”，那时星星刚接触网络不久，还带着她在现实的一贯作风――直接，干脆；而且她并不了解这是网上最低级的搭讪词。然后，那个孩子就找到了她，她没想别的，第一句话就吓得别人说不出话来。说到这里，星星很得意地扬起手，笑道：“我说‘有什么烦恼，说吧！’，他吓了一跳，说没什么，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看到她漂亮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小的圈，停住，揉了揉鼻子。那是她的习惯动作，就像我喜欢咬嘴唇一样，我们彼此熟悉。
我很领会地笑，又说，这种无聊的人我向来不搭理。立刻被阿抖抢白，他用嗤之以鼻的语调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哦！像你这样，上网干什么呢？交朋友嘛，何必那么认真。”我看着他的脸，眉毛成了两个躺下的“Ｓ”，近得仿佛要钩在一起，很滑稽。他曾经说过，在网上看到的我比现实中成熟，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夸我，而是嘲笑现实中我的幼稚：他从来不说我好话。这点我已经习惯了：他用不见外来表示他对人的亲密。他对我说，大家好兄弟帮个忙吧。他也对网上的陌生人说同样的话。
砖头端着盘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饿了。一边吃一边讨论着这样一件趣事：据说有一个男生，每当听到身后有人喊“帅哥”的时候，他必定回头。这是我们的父辈所不能理解的幽默。
在世纪末被我们所推崇的文艺作品有两个经典：《第一次亲密接触》和《大话西游》，前者小资而浪漫，后者嬉皮而入世。所以，我们是矛盾的一代。
待我们吃完走出麦当劳餐厅后，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广告牌上的电子钟提醒我：现在是７点４０分。
还有２４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等待行刑的犯人。
回到家，屋子是黑的。爸爸妈妈是实惠的人，在他们看来，我热衷于过生日无非就是为了礼物，所以，生日礼物早在一个星期前就由爸爸出差时买给了我：两个漂亮的布偶少数民族娃娃。爸爸喜欢女儿，纯粹的女儿，有一切女孩子应有的秉性。从小，他就买纯情的毛绒玩具给我，之后是精致的首饰和衣服，甚至在我六岁那年给我买胭脂。但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他的女儿不漂亮，不乖巧，不文静，脾气暴躁，说话像赶车，和男生称兄道弟。在我看来，他这样的情形就像一颗药卡在了嗓子里，有种欲罢不能的痛苦。
但是妈妈绝对不允许我用这样不恭敬的态度说爸爸，就像爸爸绝对不允许我这样说妈妈一样。爸爸妈妈各自是大家庭的长子长女，从小的生活就是在被长辈使唤和使唤弟妹的环境中。妈妈经常说：“老人说的，即使不对，也不能反驳。”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观点，于是反驳，于是立刻犯禁。爸爸要求我维护他的绝对威严，但又强调自己很民主――他的确民主，但仅限于他心情好时。多年来，他都等着我为他倒酒拿烟灰缸，并乐在其中。值到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之后，他开始感到自己一家之长的身份受到了轻视，万分不能接受，于是我们就有如政治关系里的中美两国，为各自的目的挑衅或妥协，时而亲密如伙伴，时而冷战几近老死不相往来。
我换鞋，开灯，房间依然杂乱无序。我往椅子上一坐，白色的冷光从斜上方漫过来，在我脸上荡漾。集中的光线使得身边的景致暗淡，白天的恍惚到现在逐渐清晰起来。
十八岁，十八岁，十八岁……我感到恐惧，这个数字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接着，更让我慌乱的事实被我突然领悟，那就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我只是一味地感到不安。我的十八岁。
屋子是空的。
我拿起电话，拨爸爸的手机，当听到电话被接通的提示音后，我的声音下意识开朗起来：“我回来了！你们跑哪里去了？”爸爸很开心地笑：“明天就十八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我听到旁边妈妈的声音：“叫她吃点水果。”爸爸就传话，然后说：“明天你跟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吃肯德基吧！她们都准备了礼物给你。”我突然觉得很扫兴，答应了，就挂了电话。
很多时候，和父母单位同事的小孩交朋友就像是包办婚姻一样，没有最后等到结果的喜悦，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注定是这个人了。
我要满十八岁了，但是在爸爸妈妈眼里，还是个孩子。我觉得沮丧，非常沮丧。
于是我上网。我急于跟人说说我自己无法挽救的情绪。也许海可以帮我。
开了ＯＩＣＱ，几个朋友都在，但是没有海的头像。我叹了口气。
一个头像在闪动。
卡车：晚上好！明天你生日。
我愣了一下，想起下午砖头的话来，心里一阵感动：你好啊！砖头说你去买礼物给我了？
卡车：啊？他跟你说了？不好意思哦！我车撞坏了，礼物没买成，下回补给你吧。
我越发感动：不用了。你没撞到吧？
卡车：没事，我没事。
……
等了一会，我就下线了。
时间是晚上８点４０。星星打电话来：“你刚刚在上网吗？老占线！我在家，我妈妈留了条子，她下午就出差去了。你晚上过来吧。”我说：“真的？我马上到！”
出了门，晚风凉凉的。抬头，在四面耸立的楼房的包围下，那一小块的星空让我兴奋的感觉跃跃欲飞。我和星星都是急于摆脱家庭而实际上又十分依赖家庭的人。
到了星星家的单元口，我照例叫了声：“星！”一楼的某一处就飘来江浙味很浓的“哎”，然后门就打开了。
我闪身进去。星星正在看电视，很专注。这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陪她看了近一个小时，我瞄到她家的镜子，大叫一声：“呀！我这里冒了一颗豆豆！”她立刻凑了过来，看了看，又点点头，心理很平衡的样子。我看到镜子里我们俩的脸，突然说：“为什么总有人说我们是双胞胎？”她轻笑了一下：“体型吧。”
我们注视对方的脸三秒，然后大笑。
接下来，我们把脸挤在镜子前，互相对比，评价。我是女生，但是如果不和星星在一起，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在意自己的相貌，并且希望自己美丽。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有勇气追求那些虚荣的东西。比如佩带街头流行的项链和手环。我不敢想象自己和另外一个女生讨论发夹的式样会是什么样子，但在星星面前，这很自然。
我们都不美丽，但是我们相互喜爱对方的美好部分，为对方的妆饰出谋划策。我们是完美的朋友。
我曾经跟海说过这个观点。他很诧异，他说怎么就凭这么一点你就下这么概括的定论呢？
我说因为我们是女生，如果两个女生――范围宽点，应该是两个女人已经到了能相互欣赏和引导彼此的美貌的时候，她们绝对不会有其他任何的隔阂了。
他还是觉得很奇怪，应为他不是女的，而且他谨慎。换做我是男的，我也不能理解在这个以能力论人的时代，为什么女人还是那么在意自己的相貌。其实那是天性。一个只在意自己能力的女人会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她漂亮到无需在意，要么是她难看到不敢在意。
我没跟星星说过这句话。我会跟星星说我很在意阿抖这个朋友，跟阿抖说我很珍惜砖头这个朋友，跟砖头说我很喜欢海这个朋友，跟海说我和星星是完美的朋友；但是我不跟任何一个人说和他本身有关的话。我不喜欢同一个人感情来感情去，因为我清楚自己太容易被感动。
换个思路，其实我总是被感动，不受控制地被感动。于是我只好控制自己不去说。星星会经常无理由地买东西给我，项链、镯子，选的是我喜欢的紫色。她拿给我，她笑的时候嘴角往直线两边拉开，唇形很现代，露出虎牙：“不许说难看！”，我任由她给我带上，我笑的时候嘴角上扬，圆润的嘴唇被拉成薄薄两片，可以看到两颗兔牙：“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我买包给她，她收了，理所当然的模样。第二天，大家都听到她在说：“这是惟惟买给我的包”。
我们是完美的朋友。但是我不跟她说，即使她现在坐在我身旁。但是她却突然问我：“卡车是谁？”
我在看镜子里的她：“以前的同学，最近在网上碰到了。”她“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但是我想起了礼物。阿抖在两年前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认识两个很要强的女生。那个人是被社会宠坏了，而你是被你家人宠坏了。”我还曾经把这话讲给爸妈听，只当是个笑话。现在我笑不出来，星星十八岁的生日礼物是我送她的一件雨衣，她自己要的。家庭的不宽裕养成了她实际的个性，我悲哀地想这是生活赐予她的能力，而我却只能陶醉在装饰物和奶油蛋糕的泡沫中。我是这个时代浮华的消费动物。
很多不愉快压在我胸口，让我沉沉睡去，做的梦猝不忍睹。
醒来已经将近中午，我匆匆跑去KFC餐厅，听着几个小朋友们的班中琐事，吃了几块鸡。精神恍惚。我的十八岁。
回到家爸爸妈妈正在吃饭。妈妈很愉快得问：“吃得高兴吧！花了那么多钱。”她正在吃菜里面的姜丝，她一直认为那是养生的方法。我很厌恶她那种恩赐的自信，没好气地说：“舍不得就别给我呀。”爸爸回头瞪我一眼，没说话，掉头继续吃饭。
妈妈总是在很必要的时候失去她的敏感性。她放下筷子，回忆到：“十八年前的现在，我好象还在睡觉。是不是啊？”她推了推爸爸，爸爸含糊地“嗯”了一声，咽下嘴里的饭菜：“你知不知道？儿女的生日就的母亲的难日……”，“对啊！有句话叫有命喝鸡汤，没命见阎王。”妈妈感叹不已。我被他们的话题排斥在外，杵在那里，心中一阵恼火，丢下一句话：“干什么，你们都把我生下来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愤然进了自己房间，锁门。
外面传来爸爸愤怒的声音：“让她去！让她去！白养了她十八年。”又是十八！我倒在床上，眼泪顺着脸颊划到枕头上，粘着头发，格外不舒服。
我像一个躲债的人，蜷缩在不属于自己的角落。
沉闷的下午，我在房间里看书，作业。不与任何人交谈。
回想起来，好象每次我总是用沉默处理我对父母的不满，而这样的方式总是让妈妈暴跳如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活的重心完全转到家庭这一边的时候，她就开始用她以为很好的方式对待我和爸爸，比如像讨债一样追着我们吃水果，把一句话重复十次以上。而当她的行为得不到预想的结果的时候，她便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委屈或者愤怒不已。我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善于逃避。
海说：你总是这样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说：妈妈个性如此，我无法改变。
他说：你不说，他们就很难了解你真实的想法和立场。你不得不采取一种进攻的姿态，让他们思索——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是不是有片面性。因为他们把你当做小孩子，理所当然就认为你想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虽然事实上往往是他们在片面的思考。用一种尊重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应该介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比如提问。
我说：我们之间有隔阂，那并不是简单的误会。
他思考许久，说，事实上，我很尊重他们这一代人。他们有着丰富的经历。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在他们所经历的事里，他们形成的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所以他们会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也会发表那些“我是为你好”的结论性观点。我想我们首先得理解他们。其次，我们得沟通，来让他们自己了解真相，甚至我们不得不引导他们考虑问题深入一些
我说，哦。
海的思想经常在我很穷途末路的时候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对问题的看法，有着我身边朋友没有的世故和功利，但是我又不得不为他精彩的方法论折服。他追求结果，一开始这被做事漫无目的的我认为是造作的、不人性化的行为，但是后来我想通了：人性本身就是个脆弱的东西。人性使得我们惯于拖泥带水瞻前顾后，但是我无法遗弃它。我十八岁，我崇尚心灵。
我把和海的对话给星星看，她盯着电脑屏幕，轻描淡写地说：“他是个实际的人。”我一点不讶异，星星的话总是在不经意中一针见血。“现实得有点残酷，有点自私”星星接着说。
但是我一直没能用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的解释是，我，包括星星，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我们有理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和父母的矛盾。但是海说：“是你无法使用这样的方法。”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除了沉默，我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优雅――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来压抑自己的愤怒。
晚上妈妈来叫我吃饭。我去到饭桌前，爸爸盛好了两碗饭，坐下，无视我的存在。他的赌气方式很像个孩子。
我没做声，安静地吃完饭。回到房间，听到厨房里刷碗的声音，然后是爸妈出去散步的关门声。
屋子是空的。我是另一座塑像。
这是我的十八岁，我心情复杂。我需要一个人理解我挫败的感觉。
电话响了，阿抖嚼着晚饭这么对我说：“生日快乐啊！”我说：“谢谢。”他试图找话讲：“让我想想还有什么事。”我说：“没事的话就早点休息吧。明天还上课呢。”他用周星弛式的夸张说：“什么哦，你脑子不对吗？现在才六点半。”我说：“哦。”他沉默了一会，放弃了：“好吧，那我挂了。”
我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愉快。我想像昆虫一样给自己一层亮丽的警示色――那是有毒的标志。但是妈妈看不见。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语气冰冷地问：“又是谁的电话？”我没做声，她也没再问，只说：“你去拿牛奶吧。”我没好气：“你们都出去了，不会带回来吗？我不去。”她突然歇斯底里起来，大声指责我：“叫你做点事就这样！接男生电话你怎么就那么勤快！”
这是我的母亲，她压抑着种种不满来给我交友的自由。向外人展示了她的开明之后，然后在不经意中对我流露她的怀疑。我必须忍受她热烈欢迎我的异性朋友来家做客后，又不停在我们身边转悠的行为。我有种被玩弄被侮辱的感觉。
现在的我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如果我沉默，表示我心虚；如果我反驳，表示我心虚。妈妈经常自信得无可救药。
我选择我擅长的方式。于是我的缄默态度又直接引发了妈妈为人母的说教欲，她开始絮叨我的所作所为，并把我所有的朋友拿来和我比较，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综合了他们全部的缺点。我不明白平时知书达理的妈妈在这个时候能变得那么蛮横，在忍耐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该喝点‘静心’口服液了？”
啪！妈妈突然给了我一巴掌，走了。她说我恶毒，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已经不想哭了，心里堵得发痛，失去了做任何事的欲望。
我发了一封mail给海。我说：
大人会说，你已经十八岁了，应该如何如何，但又把我当孩子一样限制着我的行动。为什么我有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我想单纯快乐，不想接触那些让我伤感的东西，不想承担会牵绊我的责任。可是我已经悲哀地长大了。
海是在７点３６分上来的。他说，我看到手机上有服务器发来通知新邮件的短消息，你的。嗯，先说一句，生日快乐！
我说，我很不快乐。我又老了一岁。
他发给我一个“：）”的符号。又说，我回了mail给你。
于是我打开了outlook：
我想，人生就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所经历的似乎相同的事情组成的。当然，因为我们看待的角度每次都不同，造成我们不同的感受和心情。事实上，我们回首时，往往能发现，成长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了单纯的快乐，失去简单的喜悦，但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头——成长的是过去。
我想，我们实在没必要痛恨什么，恐惧什么，因为在我们成长后的孤独里，新的快乐正在到来。
看完后，我发现时间已经过了7点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