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也擦不掉，这蚊子到底喝了多少的血，支离的尸体夹杂着暗红的液体，在雪白的手掌上格外地扎眼。只有去洗了。
可她还是忍不住凑近闻了闻，想知道自己的血在它的身体里起过怎样的变化——很彻底的腥，然后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涌上来。
去水池边的时候，她看到他宿舍的灯还亮着，几个人影在晃。他们总是睡得很迟，就象第二天起得很迟一样。他说，每星期可以省进两顿早饭。
对于他的理论，她总是笑笑。
因为他们只是同事。
今年春天特别暖。
她把水放得哗哗响，今年打死的第一只蚊子，才是四月的事。

我是藤，一个过于幸福的人。
正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幸”。
那时我刚工作一年零九个月，带一班孩子，每星期抽两包烟，天天都到农业大学去打球。
我是个小学教师。
她也是。
哦，他也是。
我与他住一个宿舍，四个人的房间，杂乱，自由，无拘束。我俩是铁哥们。
她住我们隔壁。
老师宿舍不分什么乱七八糟的男女宿舍，因为都是成年人。再大的漏子，也捅不到校长那儿。
学校就是女人多，特别是小学。弄得我们四个都跟国宝级动物似的，幸好从那时起女教师就开始受到社会普遍男士的青眯。自我搬进宿舍后，没见着几只自动上门的兔子，于是我们这些杂草就开始肆无忌惮地狂长起来。
他算是最长的那根。

第一次走进宿舍，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脸盆里的脏衣服已经满溢到水泥地上。
“烟，有吗？”他的第一句话。
“硬盒的555。”我扔过去。
“喜欢洋牌子。”他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着。
“没固定的牌子，买哪算哪。”我打开窗，发觉视野不错。
“女人也是？”他缓缓吐出浓白的雾。
我转过头，九月的日光折射在他轮廓鲜明的脸上。
两人同时爆发出会心的笑。
我，开始喜欢他。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只记得那年杭州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他们在园子里踩雪，终于明白什么叫“草长招兔”，何况他又是这么浪漫。
“兔子”长得不赖，而且是学校里出了名的金嗓子，歌唱得棒极了。当然，这都是别人说的，我是个音盲，鸭子叫和黄鹂鸣，在我的脑细胞里，相等。
他们似乎处得不错，当我把一车车的脏衣服运回家的时候，她早就把洗好的衣物叠好放在他的床上。
从此，我总是哼着变了调的《老黑奴》，唯一会的一首歌。
今年春天暖得真早。
蚊子已不客气地在我的身上留下红色吻痕，可自己连个影儿都没抓着。
谁让它们都是雌的。
懒得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