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我喜欢写写画画，也喜欢音乐。

　　喜欢画画，爱好美术书法，有三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是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王培忠老师，受小学班主任影响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是在“大跃进”的年代，满街的大标语，满街的漫画、满街的板报，放学的路上能让人看得入神入化。订的《少年报》、《小朋友》也满是漫画。王老师的房间贴满了自己的画，学校墙上也有不少他的杰作，这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特别羡慕的。在老师的感染下，班里写写画画成风，学校突击任务或去校外单位揽活时，王老师常带我去做帮手，使我对画画有了兴趣，也学到不少绘画常识，差点也走上这条专业之路。初中毕业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日常生活用品极为贫乏，连普通的脸盆、床单都得凭票供应（票靠抓阄分配），那年老师和亲戚劝我报考美专，说来好笑，现在的年青人也可能不信，我竟为没有一床垫被而放弃了报考“美专”，这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对我影响大的另一位，是初中时从美专分配来的吴俭贵老师，他擅长木刻、剪纸、集邮和工艺制作，学校每周一版的专栏，他会在我的作品上用篆字绘个红色的大“吉”字印章。学校一年一度的美展，常奖给我们一些毛笔、颜料等绘画用品。吴老师后来调文化馆作专职美工，他多年的集邮不乏精品，听说一直舍不得出手，至今还珍贵的保存着。

　　学校每周一版专栏的内容多为临摹的国内外时政漫画，我记得有幅名为“啃泥地”的漫画，画面上一架头朝下标记“U-2”的飞机冒烟落下，机头、机翅、机尾巧妙的构成人物的头像和四肢，机头是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的画像。从肯尼迪到“啃泥地”，把我国打下“来侵者”美国U-2飞机的时政新闻，表现的淋漓尽致。另一幅“谁说我目中无人”的漫画，画的是一位目中无人者双手抄在胸前，画面中的这位目中无人者，双眼中画着抄着双手的他，告诉人们：他眼中不是没人而是有人，不是别人仍然是他自己。这幅“谁说我目中无人”寓意深刻，寓教于乐。
　　
　　此外，对我影响大的还有一位是文化馆的苏东垣老师，抗战时他弃教从戎，以笔代枪，去部队从事文化工作。我既敬重他的文品，更敬重他的人品。要不是1957年的“反右”，他不可能回家乡工作，凭他的天赋和美术书法底功，会在外边有一番作为。我在作学生时，寒、暑假常被抽到参加“展览馆”一类的写写画画活动，每次都会和苏老师在一起；后来在统战部工作，同作为省政协委员的苏老师接触更多，他是一位十分敬业的老人。那年我还在读初中，著名画家赵望云、石鲁下基层，馆里通知美书爱好者到场聆听讲课，看大师当场作画。我还记得那时苏老师让扎着双辫的小女，站在文化馆晒楼的栏杆花墙前作模特，当年的小女孩早已为人妻，一对双袍胎如今在天津和西安读大三，而苏老师和两位大师也已作故人。遗憾的是这幅现场习作不知是否在世，若在，也该同他们一样价值连城，永世长存。

　　受这几位老师影响的不只是我一个，还有好几位同学至今还吃这碗饭，他们后来依此为业，成为文工团、影剧院的专职美工。在下海浪潮中都纷纷办起装潢部，一年一度的春联展销和满街的灯箱招牌，既为他们带来经济效益，又使他们名震一方。我虽然也是地、县书法协会会员，在苏老师去世后，不知为啥，也许是工作忙，也许是别的原因，参加这类活动少了。我想，我只能、也永远是个初级爱好者。

　　上高中后随着功课的增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少了，只好丢开写写画画的“文房四宝”，课余逐步转向“短平快”的吹吹唱唱，我喜欢上了音乐。由于识谱，学校的班级歌咏比赛我是班上指挥，台子上挥动双臂随着旋律起伏，也觉得是件乐事。学吹笛子，初学时总是吹不响，后来慢慢地吹响了，慢慢地也能用笛子在乐队伴奏了。那阵子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像《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冰山上的来客》等一大批精品的问世，还有《马儿啊你慢些走》、《洗衣歌》等歌曲的流传，能识着谱哼上几句，能用乐器吹吹唱唱成为时髦，就如同现在小青年学跳迪斯科、霹雳舞。

　　从1966年的5月到1968年的2月入伍，在不到两年的地方“文革”时期，好在我爱好音乐、美术，得以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只参加“文攻”避免了“武卫”。这两年的前期，学校安排我写“毛主席语录”，在校门和教室墙头，用宋体美术字书写白底红字或红底黄字的油漆标语，绘画书写一场接一场游行要用的标语牌。这之后，记得是从北京串联回来，学校通知我参加校组建的宣传队，以后升级为县宣传队（再后成为专业的县文工团）。我在乐队伴奏吹笛，也时不时地上台表演，吃自己的饭，做分配的事。当兵入伍离家前夕，在欢送新兵的晚会上，我们宣传队的四位（有我的三位同班同学）自己欢送自己，脱下军服，穿上戏装，登台作最后一场演出，在那场歌舞剧《收租院》中，我既要在乐队伴奏，还得在剧中挂两个小角色：狗腿子和匪兵。

　　到部队后，其他几位战友在团宣传队和海后文工团继续登台演出，1969年海后文工团奉命参加国庆天安门调演，我那位同学有幸在国庆纪录片中近镜头露脸，一时传为佳话。我在部队除基层演出外，没再多于登台，但对音乐的喜好却丝毫没减，除口琴、笛子外，我那拉的并不好的二胡，竟同有着同样喜好的排长成了知音，他叫张春来，河北乐亭人，喜欢我拉《江河水》，其实我从来也没拉完过，我只会那几句。张排长后来好像从秦皇岛调到山西去了。

　　在部队写写画画的事我做过不少。当时遍及全国的“三忠于”活动，部队也不例外，营房内外的主席像、语录、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在深藏隧道的备战油库中，我也参与过语录和标语口号的规划书写活动。最难忘的是1969年国庆20周年大庆前夕，从8月12到9月29日，秦办派我和海军408医院的王东辉医生去北京，参加总后全军后勤装备展海军馆的筹办（写写画画）。我们先在广安门外牛街海军招待二所，后集中到总后后勤学院。这次在北京，我目睹过一幅当时很有名气的画的创作过程。这幅由海军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名震一时的作品我记不清准确的画名，但画面上毛主席同将军们在一起谈笑风生的神情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筹办“军展”，使我有幸在观礼台观摩国庆文艺大军彩排表演；有幸参观“文革”中已不对外开放的“地下宫殿”和其他“十三陵”景点；有幸登上八达岭。最让人开眼界的是参观北京“地铁”，在国庆前一个星期，参加象征性的清扫卫生劳动后，我们坐上尚未对外营业开放的地铁兜风，从海军大院到石景山站，又从石景山站再返回海军大院。

　　在部队，还忘不掉的一件事是样板戏，那个年代也只有样板戏。我们部队1965年的老兵多是北京市和市区通县、平谷一代的，再加上1965年前入伍的团、营、连干部又是山东、河北一代的北方人，就像陕西关中的都会唱几段秦腔一样，几乎人人都能来几段京剧段子。部队集会除唱毛主席语录和军营传统歌曲外，下来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咱们的队伍来到面前》中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来到深山......”的旋律足足的伴随了我的五年军营生活。江苏的临安老兵，湖南的湘潭新兵和我们这些陕西新兵旦子，在他们的带动下，也都操着方言唱着有汁有味的样板戏，当年那个情形现在只能在记忆中找到。

　 转眼30多年过去了，真真是“弹指一挥间”。还是10多年前搞统战工作时有机会接触书法名流，参加一年一度的美术书法展览。此外，不管风云变幻，不管心境冷暖，一年一度的对联我是要写、要贴的。近些年书展活动没参加，连对联也是出自朋友之笔。去年，为同学公司建筑工地做事，我不得不重操旧业，再现“庐山真面目”，在一人多高的工地围墙上书写大字宋体标语，虽久不写字，只能靠当年的一点基本功，但其中的乐趣仍不亚于30多年前。

　　然而，这几年音乐却紧紧地伴随着我的生活。前些年见VCD得劲，也斗着风花六、七千元置了一套。其中VCD碟机花掉二、三千，音响花掉二、三千，一套17张的VCD卡拉OK套碟要去我250元，至今所购的歌碟、舞碟、器乐碟100好几十张，这笔钱现在能买上好几套VCD。不过，还是朋友们会捧场，说早花钱早享受，值！

　　在我看来最“值”的是拓宽了视野，过去听流行歌曲总觉得不是在唱歌，是在说歌。有了VCD后，没想到自己也具然爱上了流行歌曲。虽然我不追星，但也能分得请一些鼎鼎大名的歌手。上海网友要温兆论的歌曲，我也能从网上提供；宣传队的老友们聚会，我也能凑合几支曲子哼哼。上网之后我爱上了MP3,在紧张的硬盘上储存了好几十首自认为得意的歌曲和乐曲。

　　交谊舞是在总工会工作学的。在省工运学院工会主席培训班学习时，“跳舞”被列为必修课，对我这样多少有点文艺细胞、也曾在宣传队搞过几天的人来说，那是件能够接受的乐事。我觉得有时间到大众舞厅乐乐，有舞（伴）跳舞，没舞（伴）听曲，对常年蹲办公室、性格好静的人是十分有益的。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赠花卿》，诗人若能现世，会说“此曲不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回回闻！”。如今，过去梦寐以求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早已实现并大大超过，一辈人比一辈人享受着更多的高科技产品，能赶上这个时代，我想对朋友们说：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