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朝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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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百年
（作者：随便看看）
时值7月，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窗外的这块地方正在上演义和团攻打使馆区的历史剧。如今，残存的西式建筑淹没在后来盖的杂乱无章的建筑中，流风余韵，渐不可寻。那些北方农民的血在水泥路的下面，早无踪迹，他们的灵柩即使回乡入土的话，也恐怕早于腐烂同泥土了。想起往事，读义和团史料若干，便聊作一些文字，谈一点对义和团的感想。
一是民族主义。正如1900年公历5月25日清廷给各国的宣战诏中所云，西方列强到中国后，"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务。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当然这只是举其大者而言之，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详细原因各家分析甚多，不赘述。本来义和团运动所具有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性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近来有些人大约是出于对官修历史的逆反心理，盯住义和团运动的其他方面不放，过分鄙夷之，未免矫枉过正。
二是蒙昧主义。义和团运动源自保守落后的旧乡村，和民间秘密宗教组织联系密切，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和迷信者，完全不懂新知识，完全拒绝新事物。他们迷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神话，看多了旧戏文，崇拜孙悟空、关老爷、黄天霸等荒诞不经的神仙，要靠扶乩念咒扶清灭洋。他们"最恨洋货，如洋灯、洋瓷盆，见即怒不可遇，必毁而后快"。义和团视电线电杆为妖物，大肆破坏，使当时中国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现代通信手段归于瘫痪，京津与各省无法通过电报联络。据记载，保定地区的拳民甚至连南方人也恨之入骨，只因南方人与洋人可能接触较多。
三是义和团运动中也有打砸抢和乱杀人的现象。数十万义和团的成分主要是什么？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猜测其主体固然可能多是乡村农民，但其中的活跃分子则可能是当时社会上的混混，是乡村中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又不治产业的游民，也就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吧，这些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暴民倾向。回顾中国近代史以来的历次社会动乱，这种人都有活动的身影。比如张炜看了数百万字的土改档案，写成的《古船》中描写的民兵队长，又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骨干等等。
四是民间社会的动员方式。通常情况下，中国人都是安分守己的，是"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说巧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的顺民。（见《南史罗研传》）。但是正如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所云，中国一方面是惊人的冷漠、惊人的奴性，有时却又能够表现出惊人的热情、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民间社会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启动群众运动的按钮，能够把人们从普遍的沉默和消极中迅速动员起来，激发出巨大的能量。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在民众没有充分启蒙的情况下，个人的判断往往易于受外力的蛊惑，受从众心态的支配，接受公认权威（如洪教主、毛教主乃至李教主，与普遍民众的心理能够较好地沟通契合的）的挑动，在紧张、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的感染下，进因而产生高度一致的反映模式，并相互强化，突变成大规模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美国学者柯文认为"义和团和红卫兵之间有一种深沉的，却又未为人承认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象其他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如青年，红色和造反常被人提及。"这种内在联系，是不是就是中国民间社会心理模式上的共性？（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不知谁在中国社会心理学方面有研究，可以开导开导我。）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人民中的蒙昧主义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突然启动了民间社会激变的密码，如又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情况会是怎样？
义和团运动百年
（作者：随便看看）
时值7月，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窗外的这块地方正在上演义和团攻打使馆区的历史剧。如今，残存的西式建筑淹没在后来盖的杂乱无章的建筑中，流风余韵，渐不可寻。那些北方农民的血在水泥路的下面，早无踪迹，他们的灵柩即使回乡入土的话，也恐怕早于腐烂同泥土了。想起往事，读义和团史料若干，便聊作一些文字，谈一点对义和团的感想。
一是民族主义。正如1900年公历5月25日清廷给各国的宣战诏中所云，西方列强到中国后，"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务。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当然这只是举其大者而言之，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详细原因各家分析甚多，不赘述。本来义和团运动所具有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性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近来有些人大约是出于对官修历史的逆反心理，盯住义和团运动的其他方面不放，过分鄙夷之，未免矫枉过正。
二是蒙昧主义。义和团运动源自保守落后的旧乡村，和民间秘密宗教组织联系密切，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和迷信者，完全不懂新知识，完全拒绝新事物。他们迷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神话，看多了旧戏文，崇拜孙悟空、关老爷、黄天霸等荒诞不经的神仙，要靠扶乩念咒扶清灭洋。他们"最恨洋货，如洋灯、洋瓷盆，见即怒不可遇，必毁而后快"。义和团视电线电杆为妖物，大肆破坏，使当时中国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现代通信手段归于瘫痪，京津与各省无法通过电报联络。据记载，保定地区的拳民甚至连南方人也恨之入骨，只因南方人与洋人可能接触较多。
三是义和团运动中也有打砸抢和乱杀人的现象。数十万义和团的成分主要是什么？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猜测其主体固然可能多是乡村农民，但其中的活跃分子则可能是当时社会上的混混，是乡村中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又不治产业的游民，也就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吧，这些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暴民倾向。回顾中国近代史以来的历次社会动乱，这种人都有活动的身影。比如张炜看了数百万字的土改档案，写成的《古船》中描写的民兵队长，又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骨干等等。
四是民间社会的动员方式。通常情况下，中国人都是安分守己的，是"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说巧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的顺民。（见《南史罗研传》）。但是正如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所云，中国一方面是惊人的冷漠、惊人的奴性，有时却又能够表现出惊人的热情、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民间社会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启动群众运动的按钮，能够把人们从普遍的沉默和消极中迅速动员起来，激发出巨大的能量。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在民众没有充分启蒙的情况下，个人的判断往往易于受外力的蛊惑，受从众心态的支配，接受公认权威（如洪教主、毛教主乃至李教主，与普遍民众的心理能够较好地沟通契合的）的挑动，在紧张、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的感染下，进因而产生高度一致的反映模式，并相互强化，突变成大规模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美国学者柯文认为"义和团和红卫兵之间有一种深沉的，却又未为人承认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象其他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如青年，红色和造反常被人提及。"这种内在联系，是不是就是中国民间社会心理模式上的共性？（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不知谁在中国社会心理学方面有研究，可以开导开导我。）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人民中的蒙昧主义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突然启动了民间社会激变的密码，如又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情况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