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朝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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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体文化”的新生
（作者：朱健国）
1、
大约曾为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我现在一听人说什么“语录”，即刻便头昏。所以友人云初拿来他精心编辑的《老板语录》文稿，我第一个想法是推辞。
不料，从网上读罢葛红兵一篇文章后，我忽然醒悟：《老板语录》可能标志中国文化的一个新进程——它的外延之广大，实在不可轻视
2、
葛红兵的那篇文章题为《意志形态的诞生》（之二），他在呼吁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写作”向“意志形态写作”转变时，突出批判了中国的“语录体文化”。
为什么从孔子到毛泽东，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体始终是以“语录体”为代表？葛红兵以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成为体制与大众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他们大多以高居庙堂，成为帝师王佐为自己的目标，进入体制，作为体制的一部分说话——成为他们人生得意的标志。”这可谓“一语中的”。由于中国从来只许帝王一个人说话，其他人只能是“朕之声”的模仿回声或注释、学习，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一直“超稳定”。改朝换代无数，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无数，但“一人独语”的实质却直到20世纪末还未根本改变。“体制”总是要求人们听从“最高指示”，以谁为核心，以什么主义为指导，从来只允许一个思想、一个话语系统。所谓“百花齐放”，其实只是“一家做主”的“艺术表达”——就像毛泽东要求下属为他在故乡“搭一个小茅棚”，实际上却是在韶山建了一个花费上亿元的“滴水洞”皇宫。人曾不解，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顽固？现在我明白了：根本原因，也许就是中国始终有一种朝野共同的“一元话语”传统。
一部孔子《论语》，就是零零碎碎的语录。为何孔子不写长篇大著，不作证论周密，逻辑严谨的哲学体系，因为周朝的皇帝们就只有三言两语，孔子崇拜周礼，一生想为皇上献策，自然要学习皇上的思维方式，皇上只出语录，《论语》当然也就只能“语录体”了。
传统相沿，一代又一代皇帝，只发语录体圣旨，一代又一代士子，只是注释《论语》。到得“红太阳”，本已宣称要推翻中国封建传统，学习马列当“哲学王”，写一部一部的哲学大著，出了“雄文四卷”，岂料，一旦要真正捍卫自己的权力根基时，“宝书四卷”竟不管用了，只好授意“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编《毛主席语录》来统一天下。“文革”之中，立下最大功劳的，可以说就是那本小小的《毛主席语录》了。如果人们奇怪，为何“文革”还要靠“语录体文化”来保驾护航？我想，只要事实上的皇上还在，那么“语录体文化”就必然仍是“主旋律”。换句话说，“语录体文化”的市场份额占有率，是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与温度计，“语录体文化”升温，必然是社会向封建专制方面大踏步前进之时。
明白这一道理，就可明了，虽然大众皆极爱鲁迅先生，但当鲁迅杂文也变成鲁迅语录之时，鲁迅便也成了毛泽东语录的附庸，成为“文革”摧残人的一根大棒子了。
把这些历史回忆一番，不能不说，葛红兵关于语录体的批判，大多是有历史依据的。
3、
但是，葛红兵接下来的论据便有点物极必反了——他断定，历史证明，语录体这种文化生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一切语录皆是过时的文化。
这个看来完全承接上文的推论，恰恰在违反一个哲学逻辑——事物的最后发展，总是要向其反面转化——葛红兵忘了“以毒攻毒”之古方，推翻语录体专制文化，恰恰也需要一种新的语录体文化。
这个道理，读一读《老板语录》便可明白。同为语录，《老板语录》与《论语》、《毛主席语录》最大的区别是多元与一元之分、自由与专制之别。《论语》是孔子一人之思想，《论语》多是孔子根据先皇的经验给后皇们拟就的话语标本；《毛主席语录》虽然号称是马列主义的，但它实际上是马列化的中国皇帝的话，它是一人的，是不容他人批评的“最高指示”。而《老板语录》呢，是中外数百名老板的人生、经商思想。
在中国，历来只有皇上、圣人、革命导师才有资格出语录，商人老板永远是社会三流人物。胡雪岩、盛宣怀之辈赚过大钱，当过大官，但是却从未享受过出语录的殊荣。新中国可以让“红色资本家”当国家副主席，但也不曾给出语录的待遇。“老板语录”，这是21世纪的中国才可能有的新生事物。为老板们出语录， 是真正标志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新细节。
现代民主法治建立在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之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产生真正的老板。现代老板之“老板语录”和“圣人语录”的最大区别，一是为了教育自己，而非训政，二是真情真实——它是说给自己和亲人朋友听的，是真实的人生经验，是真情的人生表白，而非为了夺权或保江山的政治宣传，为了“教育”（愚弄）臣民。即便像李嘉诚那样对儿子发布的语录（做人，第一任何时候不能占人便宜；第二，信誉是最大的资本），虽然有教育儿子的味道，但这种类似“颜氏家训”的语录，和政治功能的语录相比，仍然是独具亲切与真挚。
“老板语录”与“主席语录”相比，其趣味性、其实用性，真是天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
4、
有了以上之思想变迁，我立即打电话给云初，愿意代他联系出版。回电却说，“老板语录”消息刚一透露，已有十多家出版社看好，争相要出，用不着麻烦我了。
原来，和我一样想法，比我想得更远的人多的是，这是《老板语录》的幸运，更是中国人的幸运。
但愿从此以后，有一本又一本的《老板语录》问世——当老板语录遍及天下之时，“主席语录”就无论如何难以再一统天下了。
如此美景，岂能不“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语录体文化”的新生
（作者：朱健国）
1、
大约曾为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我现在一听人说什么“语录”，即刻便头昏。所以友人云初拿来他精心编辑的《老板语录》文稿，我第一个想法是推辞。
不料，从网上读罢葛红兵一篇文章后，我忽然醒悟：《老板语录》可能标志中国文化的一个新进程——它的外延之广大，实在不可轻视
2、
葛红兵的那篇文章题为《意志形态的诞生》（之二），他在呼吁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写作”向“意志形态写作”转变时，突出批判了中国的“语录体文化”。
为什么从孔子到毛泽东，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体始终是以“语录体”为代表？葛红兵以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成为体制与大众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他们大多以高居庙堂，成为帝师王佐为自己的目标，进入体制，作为体制的一部分说话——成为他们人生得意的标志。”这可谓“一语中的”。由于中国从来只许帝王一个人说话，其他人只能是“朕之声”的模仿回声或注释、学习，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一直“超稳定”。改朝换代无数，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无数，但“一人独语”的实质却直到20世纪末还未根本改变。“体制”总是要求人们听从“最高指示”，以谁为核心，以什么主义为指导，从来只允许一个思想、一个话语系统。所谓“百花齐放”，其实只是“一家做主”的“艺术表达”——就像毛泽东要求下属为他在故乡“搭一个小茅棚”，实际上却是在韶山建了一个花费上亿元的“滴水洞”皇宫。人曾不解，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如此顽固？现在我明白了：根本原因，也许就是中国始终有一种朝野共同的“一元话语”传统。
一部孔子《论语》，就是零零碎碎的语录。为何孔子不写长篇大著，不作证论周密，逻辑严谨的哲学体系，因为周朝的皇帝们就只有三言两语，孔子崇拜周礼，一生想为皇上献策，自然要学习皇上的思维方式，皇上只出语录，《论语》当然也就只能“语录体”了。
传统相沿，一代又一代皇帝，只发语录体圣旨，一代又一代士子，只是注释《论语》。到得“红太阳”，本已宣称要推翻中国封建传统，学习马列当“哲学王”，写一部一部的哲学大著，出了“雄文四卷”，岂料，一旦要真正捍卫自己的权力根基时，“宝书四卷”竟不管用了，只好授意“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编《毛主席语录》来统一天下。“文革”之中，立下最大功劳的，可以说就是那本小小的《毛主席语录》了。如果人们奇怪，为何“文革”还要靠“语录体文化”来保驾护航？我想，只要事实上的皇上还在，那么“语录体文化”就必然仍是“主旋律”。换句话说，“语录体文化”的市场份额占有率，是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与温度计，“语录体文化”升温，必然是社会向封建专制方面大踏步前进之时。
明白这一道理，就可明了，虽然大众皆极爱鲁迅先生，但当鲁迅杂文也变成鲁迅语录之时，鲁迅便也成了毛泽东语录的附庸，成为“文革”摧残人的一根大棒子了。
把这些历史回忆一番，不能不说，葛红兵关于语录体的批判，大多是有历史依据的。
3、
但是，葛红兵接下来的论据便有点物极必反了——他断定，历史证明，语录体这种文化生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一切语录皆是过时的文化。
这个看来完全承接上文的推论，恰恰在违反一个哲学逻辑——事物的最后发展，总是要向其反面转化——葛红兵忘了“以毒攻毒”之古方，推翻语录体专制文化，恰恰也需要一种新的语录体文化。
这个道理，读一读《老板语录》便可明白。同为语录，《老板语录》与《论语》、《毛主席语录》最大的区别是多元与一元之分、自由与专制之别。《论语》是孔子一人之思想，《论语》多是孔子根据先皇的经验给后皇们拟就的话语标本；《毛主席语录》虽然号称是马列主义的，但它实际上是马列化的中国皇帝的话，它是一人的，是不容他人批评的“最高指示”。而《老板语录》呢，是中外数百名老板的人生、经商思想。
在中国，历来只有皇上、圣人、革命导师才有资格出语录，商人老板永远是社会三流人物。胡雪岩、盛宣怀之辈赚过大钱，当过大官，但是却从未享受过出语录的殊荣。新中国可以让“红色资本家”当国家副主席，但也不曾给出语录的待遇。“老板语录”，这是21世纪的中国才可能有的新生事物。为老板们出语录， 是真正标志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新细节。
现代民主法治建立在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之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产生真正的老板。现代老板之“老板语录”和“圣人语录”的最大区别，一是为了教育自己，而非训政，二是真情真实——它是说给自己和亲人朋友听的，是真实的人生经验，是真情的人生表白，而非为了夺权或保江山的政治宣传，为了“教育”（愚弄）臣民。即便像李嘉诚那样对儿子发布的语录（做人，第一任何时候不能占人便宜；第二，信誉是最大的资本），虽然有教育儿子的味道，但这种类似“颜氏家训”的语录，和政治功能的语录相比，仍然是独具亲切与真挚。
“老板语录”与“主席语录”相比，其趣味性、其实用性，真是天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
4、
有了以上之思想变迁，我立即打电话给云初，愿意代他联系出版。回电却说，“老板语录”消息刚一透露，已有十多家出版社看好，争相要出，用不着麻烦我了。
原来，和我一样想法，比我想得更远的人多的是，这是《老板语录》的幸运，更是中国人的幸运。
但愿从此以后，有一本又一本的《老板语录》问世——当老板语录遍及天下之时，“主席语录”就无论如何难以再一统天下了。
如此美景，岂能不“幸甚至哉，歌以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