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人

作者：陈村

手边有本龙应台送我的书《我的不安》。其中有一个热点时说上海男人。她从夸奖的角度写到他们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书的附录中有人激愤地以为是侮辱了他们，在尽力反驳和辩白。自从龙女士将上海男人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品牌推出，再写上海男人就比较犯难了。
身为上海男人，在这城市住者，当然见过更多的上海男人，要是不去和人家比，倒也没什么可多想的。生活原本是自己的事情，犯不着探头探脑。既然“上海男人”的存在是个问题了，就小心眼地想，这会儿，人家也许在打老婆吧，但这里就一不作兴这般业余爱好，所以听了竟不觉得羡慕。人家吃饱了喝足了也许正在侃大山（上海话是称作“吹牛皮”）吧，但是也总侃不出京都的唾沫飞溅，所以不侃也罢。人家也许动辄要挽挽袖子打上一架，这里的男人一见打架就躲得远远。人家也许大呼小叫地在喝白酒，上海男人喝点啤酒尚且吞吞吐吐，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这会儿，上海的男人也许真的在接受老婆的教育，听命儿孙的摆布。还有那种叫老板的东西，真正的上海男人很少敢炒他的鱿鱼。他们也就抄点小股吧，他们也就买点彩票吧，他们也就是东奔西走找找哪里的货色更便宜吧。难怪那个近来著了名的精英人物余杰先生说的其他的话还算谨慎，一说到上海居然敢下这样的判断：“上海人靠‘智慧’生活。激烈的竞争和生存的艰难使这种‘智慧’越来越扭曲。”他又说。“笔者在《批判上海男人》一书中曾指出，上海人追逐文明的同时也异化了自身。金钱培养了上海人的估算能力，金钱造就了上海人的性格劣势。”智慧二字上被打了引号，金钱也坏了上海人的菜，他指出了真相并习惯地上升到理论。我以上海南人的习惯，认定所有对上海人的批判都是指向这个城市的男人。上海男人怎敢说女性的坏话，也不敢让别人来说。
如果我秉承了“上海男人的性格劣势”，一定会说余杰是一个农民式的精英。他对城市的歧视性目光，暴露了他是视觉的盲点和阅世的幼稚，我也可以说他的断言是公然的媚俗。这些话民工能用更朴素的语言道出，其实不用他来说的。但是，这样一个城市是靠打了引号的智慧建立起来的吗？它的火车站的建筑十分安全，它的大桥从未坍塌。它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堪称是全国最高的一等，它的居民对本地的忠诚度最高。如果我进一步用“智慧”的思维，会说这样的男人好啊，他们能贡献出这么多的钱粮，让人家有空去侃去打架去醉酒去显示肌肉。这样的男人好啊，他们为老婆洗了内衣于是贡献出比绯闻更有趣的笑话让大家乐不可支。这样的男人好啊，他们听了那么多的调戏诽谤之言仍不作分辩。
他们知道，说一筐大话也是没用的，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生活。他们知道，女人比男人更辛苦，所以便参与了女人的辛苦。他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不是什么大款，床边睡的也不是大蜜小蜜，所以老实地相濡以沫让别人去相忘于江湖。虽然他们不见得比别人更艰辛，但他们像教徒信神一样相信诚实的劳动，他们知道生活不是演戏不是小说，所以不追求很酷的效果。所以，他们经常不是显得更洋气，而是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土。我参加最多的是笔会，上海的作家们唱歌跳舞打牌的本领是最差的，更不用说当众寻欢的能力。当然他们很浅薄，常常把外地人称作乡下人，以为这就是对自己家乡的爱了。当然他们很势利，只知道外国尤其是西方是好的，不知道自己国家的许多的省市也很好。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并没有出过国，怎么和我们的精英一样信口开河呢？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们的先辈看到租界比较干净而外来的难民困苦不堪穷极无聊，大概是他们本人看到并承认日常所接触的好东西都是洋人发明的。
我所说的“上海男人”自然只是概而言之，这城市有户籍的男人在600万之上，任何判断都有例外，这个城市的男人究竟如何，大概是有他们的女人知道吧。如果他们的女人也说不知道，那就只有上帝和龙应台知道了。


摘自《希望》200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