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朝风月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军事战略（二）：春秋战国时期（上）
（作者：黄梁）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是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空前活跃的时期，也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冶铁业的兴起与铁器的逐步普及，给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工具，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大型水利工程得以兴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使社会大变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诸侯国之间你征我伐，战争此起彼伏。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年～前４７６年），诸侯国多至１４０多个，齐、晋、楚、秦、吴、越先后称霸。至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形成七国争雄的局面，经过２５０多年的兼并战争，最后秦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在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军事战略的影响。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冶铁业的大发展和铁器的普及
我国早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了少量铁器，当时的先民们在冶铸青铜时，已经以陨铁为原料，炼出少量的铁，并能锻打加工。但铁的大规模冶铸加工和铁器的普及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现的。在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出现了三项划时代的发展。
一是生铁冶铸技术。至迟到春秋末期，民间已出现很多炼铁作坊，能够方便地从大量铁矿石中炼出生铁并利用铁范铸造各种工具和武器，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成本，使铁器的普及成为可能。战国时期已能铸出壁厚仅３毫米不到的薄壁铸铁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
二是铸铁柔化术。至迟到战国早期，人们已能对生铁铸件进行柔化处理，使性脆、易断的生铁变成具有一定韧性和强度的熟铁，从而使铁广泛用作生产工具和兵器成为可能。
三是热处理脱炭技术。至迟到春秋末年，人们就能通过退火脱炭、反复锻打，使生铁变成钢，给社会提供了非常锐利、坚韧的金属原料。1976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末期的钢剑，是由含碳量0.5~0.6％的中碳钢制成的。
与此同时，找矿经验与采矿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通过长期的找矿经验，人们已经发现了矿苗与矿物的共生关系，知道“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黄金（铜的硫化物）”；“上有 （铅）者，其下有银“（《管子.地数》）。这些经验基本符合现代的矿床学理论。春秋时期，人们已能打出深40米左右的矿井，战国时期达到50米左右，由竖井、平巷共同组成比较合理的矿井体系，且支护、通风、排水等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有的矿井至今没有坍塌。
以上三项钢铁冶炼铸造技术和找矿、采矿技术的发展，使钢铁冶炼的成本大大降低，为钢铁农具、兵器的普及创造了条件。战国时期，铁农具已占农具的65％~85％，铁兵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新兴封建领主和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比较重视，加之铁农具的逐渐普及，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一是农作物开始复种轮作，由一年一熟制逐步发展为四年五熟制（四种而五获）和一年两熟制（一岁而再获之）。
二是精耕细作技术逐步形成。由于铁犁和其他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农民种田“深耕而熟 之”（《苟子.则阳》）。耕地讲究“先垆后 “，即先耕粘性较大的”垆土“，以免水份散失后坚硬，后耕比较散的” 土“。深度以见墒为度，这样才能达到”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谷物种植讲究合理密植，达到”横行必得，纵行无术，正其行，通其风“。定苗”长其兄而去其弟“，即去弱留强。诸子百家有不少人注重总结这些经验，并见诸著述，如《吕氏春秋》、《荀子》、《孟子》、《管子》等等，还有专门的农书，如《神农》十二篇，《野志》十七篇。
三是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兴建。春秋战国时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水利工程的兴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也为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了人力资源。钢铁冶炼铸造技术的推广，则为水利工程的兴建创造了技术条件，使人们拥有了先进的工具以开凿河渠，建造闸堤。
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是从春秋末年开始的，到战国时期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其中最主要的有四个：
一是位于安徽寿县安丰城南的安丰塘（芍陂），是一蓄水灌溉工程，可灌田近万顷。是公元前６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领导修筑的。
二是位于太行山东部的漳水十二渠，使漳水“一源分为十二源，皆悬水门”（《水经注.浊漳水注》），变水害为水利，灌溉大片良田。是战国时魏国西门豹领导修建的。
三是位于四川灌县的都江堰，由分水工程、开凿工程和闸堤工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水工程即分水鱼咀，把岷江一分为二，东面为内江供灌溉，西面为外江即岷江本流。开凿工程即宝瓶口，内江水经此流入成都平原。闸堤工程则包括调节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飞沙堰和“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的一整套闸堤设施。都江堰是闻名世界的灌溉工程，是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领导人民修筑的。使成都平原的３００万亩良田得以灌溉，从此，“水旱从人”，使四川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四是位于陕西渭北平原的郑国渠，该渠是“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即自泾水进入渭北平原的一个峡口开凿，向东注入大片平原，是一个依势而凿，可以自流灌溉的水利工程，可灌溉良田4万余顷。是公元前246年秦国命韩国的一位叫郑国的水工设计开凿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开凿的运河和堤坊工程也很多，如春秋末年吴国开凿的刊沟，自刊地（今江苏扬州东南）向北经射阳湖至末口（今江苏灌南县北）进入淮河，又向北开凿与沂水（泗水支流）、济水（今山东境内）相连。还有战国时魏国开凿的鸿沟，从河南荥阳开运河引黄河水流向东南与淮河水系相通。这些运河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问题，以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但客观上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此外，在黄河下游，修有多处堤防工程，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对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三、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普及，农业生产和战争的需要，促进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内部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规范、科学。据春秋末年齐国人所著《考工记》记载，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包括30项专门的生产部门，“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其中大多与军工生产有关，主要有二：
一是车辆制造。商周时期，车辆制造技术已发展到比较先进的程度，但存在着用材比例不尽合理、重心高等设计方面的缺陷，以致影响车辆的坚固性，马拉比较费力，速度也不快。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技术有了很大发展。《考工记》对车辆制造技术还作了经验总结。第一：“规之以 其圜“，即用规精细地校准轮子。第二：” 之以 其匡“，即放在园盘上检验轮子平面是否平正。第三：”具之以 辐之直也“，即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第四：”水之以 其平治之均也“，即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并要求一车的两轮尺寸大小和重量都要相等，车的整体结构必须坚固，轮子的直径要适中，轮子太小，马拉起来吃力，象上坡一样。对车辆的选料、加工要求很高，以便坚固耐久，转动灵便。这是春秋战国时战车大量使用且作战效果大大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兵器制造。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金属冶炼业的普及，兵器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形制也有较大改进。矛由阔叶逐步发展为窄叶，矛柄加长到３~４米，且制作讲究，这种矛比较坚固且使用方便。商周时期的铜戈在春秋战国时逐步为两戈一矛的铁戟所代替。青铜剑的炼制十分发达，历史上著名的干将、巨阙、纯钧、莫邪等名剑都是这一时期制造的。湖北江陵望山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在地下埋藏2500多年，至今仍光彩照人。战国时已能铸造剑脊和剑刃含锡不同的复合铜剑，脊部含锡量占10％左右，刃部含锡量达20％左右，材质较硬，刃口锋利。西周时的铜剑一般长20~30厘米，两边有刃但中间无脊。春秋时的剑有脊，长度为50厘米左右，战国时已加长到80厘米甚至更长。春秋战国时期钢铁剑已有相当的数量。早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含碳量0.5~0.6％的中碳钢剑。说明这一时期的兵器制造业已十分发达。弓箭制造也发展到很高水平，工匠区分为“弓人”、“矢人”、“冶氏”，制造程序及技术规定十分精细。据《考工记》记载，弓干材料区分为七种“柘为上， 次之， 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箭矢因用途不同而区别，并特别讲究箭矢在空中飞行的情况，达到”虽有疾风，亦弗能惮（扰乱）矣“。其方法是把箭杆放在水里，依其沉浮查明其质量分布情况，然后再决定矢羽的大小，使箭在空中飞行时平稳，否则会引起不正常情况，《考工记》记载了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前弱则 往下冲），后弱则翔（翘起），中弱则纡（绕弯），中强则扬（扬起），羽丰则迟（速度变慢），羽杀（少）则 （不稳定）“。这是符合飞行物体的形状、重心与重力、空气阻力之间的关系的。这一时期，还制造了大量的弩并在战争中使用，有用于臂发射的”臂张弩“，还有脚踏发射的”蹶张弩“。魏国有”十二石之弩“，即用12石的力量才能张开使用。韩国劲弩能射600步之外。
四、天文学、数学和地学的发展
农业的大发展和政治、军事及古代星占的需要，大大刺激了天文、历法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和研究，涌现了一批专事天文、历法的名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具有关于五大行星运行的比较科学的知识。甘德、石申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实际是1.88年），木星为12年（实际是11.86年）。春秋后期，已经产生一种比较科学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历法取回归年长为365.25日，比真正的回归年长只多11分钟，同时还采用19年７闰为闰周。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累，到战国时，已经把全年分为24个节气，这些对农业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农业、手工业和天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反过来又对农业、手工业和天文学的发展起到能动的推动作用。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必须解决测量、计算等比较复杂的问题。车辆制造、宫殿修筑等，也需要解决诸多计算问题，还牵涉到圆周、角度的测量，天文历法更需要计算，还必须运用分数。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分数运用已经普遍。筹算也已经臻于成熟。筹就是小木棍或小竹杆，计算时用“筹”摆出各种数学，如3256摆成三 。几何学知识已经运用于生产活动，还产生了衡量角度大小的一些单位，如矩＝90攩0攪，柯＝101攩0攪15'，磬折＝151攩0攪52'30“。战国时鲁国政治家墨子及其弟子对数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墨家著作《墨经》中抽象概括了一系列几何学概念，如”园，一中同长也“（《墨经·经上》），”直，相参也“──用三点共线定义”直“。对点、线、面、体等概念，《墨经》也分别给予了定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疆土扩大，商业繁荣，交通、贸易发达，导致人们的地理知识不断增加，视野不断开阔。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对大量地理知识进行概括，形成了一些地学著作，其代表是《山海经》、《禹贡》和《管子.地员》。这些著作比较客观地概述了我国山川、河流、平原、道路等地理形势，各地物产、动植物及气候特点。《禹贡》根据大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我国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是一种根据自然特点划分地区的方法，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由于古代运输主要靠船舶，所以这些地学著作对水系的论述特别细致，例如《禹贡》上说从徐州可以“浮于淮、泗达于河（菏水）”，从兖州可以“浮于济（水）、漯（水）达于河（黄河）”，也就是说，当时冀州、兖州、徐州之间的水系是相通的。《禹贡》还讲到各地水系与陆路衔接相通的情况，把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描绘得清晰如画。
至迟到战国时，比较精确的地图已经出现，并用于军事、外交和贸易之中。据《管子.地图》中论述，当时的军用地图，内容包括“圜辕之险，滥东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由此可知，当时的地图已有方位、距离和比例尺的规定。
第二节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军事战略
春秋初年大约有140多个国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4个,即：齐、鲁、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国。由于王室不能控制诸侯，那些经济基础雄厚、军事实力较强的诸侯，相继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行开疆拓土的军事战略，竞相吞并邻近的弱小诸侯，加快了中原民族统一的趋势。
齐桓公称霸中原。齐国位于今山东北部，濒临大海，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齐桓公即位，任用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为相，整顿行政机构，加强对士农工商的管理，改革赋税制度，实行军政合一，“寓兵于农”，建立三军，由此齐国富兵强，奠定了称霸的基础。当时楚国也比较强大，具有与齐争霸的实力。
公元前６８１年，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行打击夷狄、称雄邻国、遏制强楚的军事战略，开始了他的争霸事业。前６６４年，山戎伐燕，齐桓公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前６６２年，狄人攻邢（河北邢台），齐桓公发兵驱逐了狄人，并帮助邢人迁居夷仪（山东聊城西南），建立了新国家。前６６０年，狄又灭卫，杀了卫懿公，齐桓公派兵援救，并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河南滑县东），另立卫君，使卫复国。四、五年间，国威大增，称雄北方。前６５６年，齐桓公会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河南偃师）。楚成王看到齐军来势甚猛，威武雄壮，便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桓公看到楚方无隙可乘，便在召陵（河南郾城东）与楚订立盟约。齐楚虽未大战，但楚居于下风，齐桓公取得了霸主地位。之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公元前６５１年的葵丘（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不久，管仲、齐桓公相继去世，内部争夺权利，阶级矛盾尖锐，齐国霸业衰落。
晋文公称霸中原。晋处黄河、汾水间，晋献公在位期间（前６７６~前６５１年），整顿内政，建立三军，吞并了周围十几个小国，统一了今山西南部地区，成为北方一个强国。之后晋国发生内乱。公元前６３６年，在晋国混乱时出逃在外达１９年的公子重耳回国即位，在孤偃、赵衰等 大臣的辅佐下，奖励生产，整顿吏治，“举善授能”，使长期混乱的晋国又振兴起来。与此同时，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王子带赶跑，在外避难。一直想称霸中原的楚国一再向北进犯，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在此形势下，晋文公实行了平定周内乱，挟天子号令诸侯同时打击强楚以称雄的军事战略。晋文公首先率兵平定了周王室之乱，杀了王子带，护送周襄王回到成周，周王赐晋文公大片南阳土地。前６３３年冬，楚成王率陈、蔡、郑、许等国军队围宋，宋派人向晋告难。晋以救宋为名，联合齐、秦，于前６３２年，以三军之众、兵车７００乘伐楚。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开战前主动“退避三舍（９０里）”，从陶丘退到城濮（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发现了楚军的弱点，首先集中兵力打败由陈、蔡军队组成的楚军右翼，尔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击楚军左翼，大败楚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市北黄河北岸）会盟诸侯，周天子也应邀参加，并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这次会盟史称“践土之盟”。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楚庄王称霸中原。楚是大国，齐、晋称霸均是压倒或战胜楚实现的。但楚国也一直想称霸。城濮战败后，楚国并没有放弃其野心。前６１３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即位，任孙叔敖为令尹，整顿内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加强军事训练，使国势日强。楚庄王遂向晋国的霸主地位挑战。当时位于今河南一带的郑、宋位于楚晋之间，郑、宋依附晋国，是晋的南方门户。楚庄王实行的军事战略是：先攻郑、宋，再战胜强晋而成霸业。前６０６年，楚庄王挥师北上，攻打陆浑（河南嵩县北）之戎，接着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周九鼎之重，大有代周之势。前５９７年，楚军围郑，连攻３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 （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将领都是新手，号令不灵，指挥不一，迟疑不进，结果大败。晋军败退途中，抢先渡河，自相砍杀，手指在船里可以成捧。 之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两年后，楚又借故围攻宋国，宋经艰苦抵抗不支，被迫向楚国屈服。晋国由于力不从心，只好置之不理。鲁、陈等小国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成了中原霸主。楚庄王死后，楚国势渐弱。之后，晋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势力，又重振旗鼓。前５７５年，晋楚又战于鄢陵（河南鄢陵北），晋大败楚师，又重新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晋楚争霸长达上百年。前５４６年，“弭兵（和平）会议”在宋都召开，除晋楚两国外，还有十四国代表到会，会议确定晋楚同为霸主。
秦霸西戎。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之前，地处西方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到穆公（前６５９年~前６２１年在位）时，国势强盛。秦穆公开始实行东进争霸的军事战略，由于在 （今河南渑池西）之战中，东进大军被晋军全歼，遂改行独霸西戎的军事战略，“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吴、越图霸。吴在今江苏南部，越在今浙江北部，均地处海滨，土地肥沃，有渔盐之利，在中原诸国的影响下，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前５１４年，吴王阖闾即位，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辅助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过伍子胥推荐，吴王重用大军事家孙武，使吴国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阖闾为西破强楚，实行了先疲后攻的军事战略。派大军轮番袭扰楚国边境，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袭扰。到前５０６年，吴乘楚疲惫之机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吴军在伍子胥、孙武等指挥下，由水路进军，到达豫章，越过大别山，在柏举（湖北麻城）大败楚军。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胜。但楚毕竟是大国，楚人面对强敌，奋起反抗，秦又出兵救楚，越国趁吴军西向之机攻入吴都，迫使吴军不得不撤兵。前４９６年，吴与越战于 李（浙江嘉兴），吴兵败，阖闾死。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根据当时的形势，夫差实行了先败越国，尔后北上击败齐国，称霸天下的军事战略。前４９４年，大举攻越，勾践战败，称臣归附。之后，夫差挥师北上，于前４８２年两败齐国，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
勾践战败后，下决心灭吴复仇。他卧薪尝胆，任用著名政治家范蠡、文种等人，积极从事改革，垦殖土地，发展牧畜，充实府库，采矿晒盐，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在外交上，勾践实行亲楚、结齐、附晋和孤立吴国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以后，越国由弱变强。勾践遂制定趁机攻灭吴国，尔后北上称雄的军事战略。前４８２年，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国内空虚，出兵攻吴，直袭吴都姑苏（江苏苏州）。夫差仓皇回军，为时已晚。前４７３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勾践灭吴后，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但吴越的霸业，已接近春秋时代的尾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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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梁）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是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空前活跃的时期，也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冶铁业的兴起与铁器的逐步普及，给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工具，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大型水利工程得以兴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使社会大变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诸侯国之间你征我伐，战争此起彼伏。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年～前４７６年），诸侯国多至１４０多个，齐、晋、楚、秦、吴、越先后称霸。至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形成七国争雄的局面，经过２５０多年的兼并战争，最后秦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在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军事战略的影响。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冶铁业的大发展和铁器的普及
我国早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了少量铁器，当时的先民们在冶铸青铜时，已经以陨铁为原料，炼出少量的铁，并能锻打加工。但铁的大规模冶铸加工和铁器的普及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现的。在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出现了三项划时代的发展。
一是生铁冶铸技术。至迟到春秋末期，民间已出现很多炼铁作坊，能够方便地从大量铁矿石中炼出生铁并利用铁范铸造各种工具和武器，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成本，使铁器的普及成为可能。战国时期已能铸出壁厚仅３毫米不到的薄壁铸铁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
二是铸铁柔化术。至迟到战国早期，人们已能对生铁铸件进行柔化处理，使性脆、易断的生铁变成具有一定韧性和强度的熟铁，从而使铁广泛用作生产工具和兵器成为可能。
三是热处理脱炭技术。至迟到春秋末年，人们就能通过退火脱炭、反复锻打，使生铁变成钢，给社会提供了非常锐利、坚韧的金属原料。1976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末期的钢剑，是由含碳量0.5~0.6％的中碳钢制成的。
与此同时，找矿经验与采矿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通过长期的找矿经验，人们已经发现了矿苗与矿物的共生关系，知道“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黄金（铜的硫化物）”；“上有 （铅）者，其下有银“（《管子.地数》）。这些经验基本符合现代的矿床学理论。春秋时期，人们已能打出深40米左右的矿井，战国时期达到50米左右，由竖井、平巷共同组成比较合理的矿井体系，且支护、通风、排水等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有的矿井至今没有坍塌。
以上三项钢铁冶炼铸造技术和找矿、采矿技术的发展，使钢铁冶炼的成本大大降低，为钢铁农具、兵器的普及创造了条件。战国时期，铁农具已占农具的65％~85％，铁兵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新兴封建领主和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比较重视，加之铁农具的逐渐普及，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一是农作物开始复种轮作，由一年一熟制逐步发展为四年五熟制（四种而五获）和一年两熟制（一岁而再获之）。
二是精耕细作技术逐步形成。由于铁犁和其他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农民种田“深耕而熟 之”（《苟子.则阳》）。耕地讲究“先垆后 “，即先耕粘性较大的”垆土“，以免水份散失后坚硬，后耕比较散的” 土“。深度以见墒为度，这样才能达到”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谷物种植讲究合理密植，达到”横行必得，纵行无术，正其行，通其风“。定苗”长其兄而去其弟“，即去弱留强。诸子百家有不少人注重总结这些经验，并见诸著述，如《吕氏春秋》、《荀子》、《孟子》、《管子》等等，还有专门的农书，如《神农》十二篇，《野志》十七篇。
三是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兴建。春秋战国时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水利工程的兴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也为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了人力资源。钢铁冶炼铸造技术的推广，则为水利工程的兴建创造了技术条件，使人们拥有了先进的工具以开凿河渠，建造闸堤。
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是从春秋末年开始的，到战国时期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其中最主要的有四个：
一是位于安徽寿县安丰城南的安丰塘（芍陂），是一蓄水灌溉工程，可灌田近万顷。是公元前６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领导修筑的。
二是位于太行山东部的漳水十二渠，使漳水“一源分为十二源，皆悬水门”（《水经注.浊漳水注》），变水害为水利，灌溉大片良田。是战国时魏国西门豹领导修建的。
三是位于四川灌县的都江堰，由分水工程、开凿工程和闸堤工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水工程即分水鱼咀，把岷江一分为二，东面为内江供灌溉，西面为外江即岷江本流。开凿工程即宝瓶口，内江水经此流入成都平原。闸堤工程则包括调节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飞沙堰和“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的一整套闸堤设施。都江堰是闻名世界的灌溉工程，是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领导人民修筑的。使成都平原的３００万亩良田得以灌溉，从此，“水旱从人”，使四川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四是位于陕西渭北平原的郑国渠，该渠是“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即自泾水进入渭北平原的一个峡口开凿，向东注入大片平原，是一个依势而凿，可以自流灌溉的水利工程，可灌溉良田4万余顷。是公元前246年秦国命韩国的一位叫郑国的水工设计开凿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开凿的运河和堤坊工程也很多，如春秋末年吴国开凿的刊沟，自刊地（今江苏扬州东南）向北经射阳湖至末口（今江苏灌南县北）进入淮河，又向北开凿与沂水（泗水支流）、济水（今山东境内）相连。还有战国时魏国开凿的鸿沟，从河南荥阳开运河引黄河水流向东南与淮河水系相通。这些运河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问题，以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但客观上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此外，在黄河下游，修有多处堤防工程，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对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三、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普及，农业生产和战争的需要，促进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内部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规范、科学。据春秋末年齐国人所著《考工记》记载，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包括30项专门的生产部门，“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其中大多与军工生产有关，主要有二：
一是车辆制造。商周时期，车辆制造技术已发展到比较先进的程度，但存在着用材比例不尽合理、重心高等设计方面的缺陷，以致影响车辆的坚固性，马拉比较费力，速度也不快。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技术有了很大发展。《考工记》对车辆制造技术还作了经验总结。第一：“规之以 其圜“，即用规精细地校准轮子。第二：” 之以 其匡“，即放在园盘上检验轮子平面是否平正。第三：”具之以 辐之直也“，即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第四：”水之以 其平治之均也“，即将轮子放在水中，看其浮沉是否一致。并要求一车的两轮尺寸大小和重量都要相等，车的整体结构必须坚固，轮子的直径要适中，轮子太小，马拉起来吃力，象上坡一样。对车辆的选料、加工要求很高，以便坚固耐久，转动灵便。这是春秋战国时战车大量使用且作战效果大大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兵器制造。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金属冶炼业的普及，兵器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形制也有较大改进。矛由阔叶逐步发展为窄叶，矛柄加长到３~４米，且制作讲究，这种矛比较坚固且使用方便。商周时期的铜戈在春秋战国时逐步为两戈一矛的铁戟所代替。青铜剑的炼制十分发达，历史上著名的干将、巨阙、纯钧、莫邪等名剑都是这一时期制造的。湖北江陵望山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在地下埋藏2500多年，至今仍光彩照人。战国时已能铸造剑脊和剑刃含锡不同的复合铜剑，脊部含锡量占10％左右，刃部含锡量达20％左右，材质较硬，刃口锋利。西周时的铜剑一般长20~30厘米，两边有刃但中间无脊。春秋时的剑有脊，长度为50厘米左右，战国时已加长到80厘米甚至更长。春秋战国时期钢铁剑已有相当的数量。早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含碳量0.5~0.6％的中碳钢剑。说明这一时期的兵器制造业已十分发达。弓箭制造也发展到很高水平，工匠区分为“弓人”、“矢人”、“冶氏”，制造程序及技术规定十分精细。据《考工记》记载，弓干材料区分为七种“柘为上， 次之， 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箭矢因用途不同而区别，并特别讲究箭矢在空中飞行的情况，达到”虽有疾风，亦弗能惮（扰乱）矣“。其方法是把箭杆放在水里，依其沉浮查明其质量分布情况，然后再决定矢羽的大小，使箭在空中飞行时平稳，否则会引起不正常情况，《考工记》记载了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前弱则 往下冲），后弱则翔（翘起），中弱则纡（绕弯），中强则扬（扬起），羽丰则迟（速度变慢），羽杀（少）则 （不稳定）“。这是符合飞行物体的形状、重心与重力、空气阻力之间的关系的。这一时期，还制造了大量的弩并在战争中使用，有用于臂发射的”臂张弩“，还有脚踏发射的”蹶张弩“。魏国有”十二石之弩“，即用12石的力量才能张开使用。韩国劲弩能射600步之外。
四、天文学、数学和地学的发展
农业的大发展和政治、军事及古代星占的需要，大大刺激了天文、历法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和研究，涌现了一批专事天文、历法的名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具有关于五大行星运行的比较科学的知识。甘德、石申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实际是1.88年），木星为12年（实际是11.86年）。春秋后期，已经产生一种比较科学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历法取回归年长为365.25日，比真正的回归年长只多11分钟，同时还采用19年７闰为闰周。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累，到战国时，已经把全年分为24个节气，这些对农业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农业、手工业和天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反过来又对农业、手工业和天文学的发展起到能动的推动作用。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必须解决测量、计算等比较复杂的问题。车辆制造、宫殿修筑等，也需要解决诸多计算问题，还牵涉到圆周、角度的测量，天文历法更需要计算，还必须运用分数。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分数运用已经普遍。筹算也已经臻于成熟。筹就是小木棍或小竹杆，计算时用“筹”摆出各种数学，如3256摆成三 。几何学知识已经运用于生产活动，还产生了衡量角度大小的一些单位，如矩＝90攩0攪，柯＝101攩0攪15'，磬折＝151攩0攪52'30“。战国时鲁国政治家墨子及其弟子对数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墨家著作《墨经》中抽象概括了一系列几何学概念，如”园，一中同长也“（《墨经·经上》），”直，相参也“──用三点共线定义”直“。对点、线、面、体等概念，《墨经》也分别给予了定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疆土扩大，商业繁荣，交通、贸易发达，导致人们的地理知识不断增加，视野不断开阔。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对大量地理知识进行概括，形成了一些地学著作，其代表是《山海经》、《禹贡》和《管子.地员》。这些著作比较客观地概述了我国山川、河流、平原、道路等地理形势，各地物产、动植物及气候特点。《禹贡》根据大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我国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是一种根据自然特点划分地区的方法，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由于古代运输主要靠船舶，所以这些地学著作对水系的论述特别细致，例如《禹贡》上说从徐州可以“浮于淮、泗达于河（菏水）”，从兖州可以“浮于济（水）、漯（水）达于河（黄河）”，也就是说，当时冀州、兖州、徐州之间的水系是相通的。《禹贡》还讲到各地水系与陆路衔接相通的情况，把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描绘得清晰如画。
至迟到战国时，比较精确的地图已经出现，并用于军事、外交和贸易之中。据《管子.地图》中论述，当时的军用地图，内容包括“圜辕之险，滥东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由此可知，当时的地图已有方位、距离和比例尺的规定。
第二节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军事战略
春秋初年大约有140多个国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4个,即：齐、鲁、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国。由于王室不能控制诸侯，那些经济基础雄厚、军事实力较强的诸侯，相继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行开疆拓土的军事战略，竞相吞并邻近的弱小诸侯，加快了中原民族统一的趋势。
齐桓公称霸中原。齐国位于今山东北部，濒临大海，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齐桓公即位，任用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为相，整顿行政机构，加强对士农工商的管理，改革赋税制度，实行军政合一，“寓兵于农”，建立三军，由此齐国富兵强，奠定了称霸的基础。当时楚国也比较强大，具有与齐争霸的实力。
公元前６８１年，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行打击夷狄、称雄邻国、遏制强楚的军事战略，开始了他的争霸事业。前６６４年，山戎伐燕，齐桓公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前６６２年，狄人攻邢（河北邢台），齐桓公发兵驱逐了狄人，并帮助邢人迁居夷仪（山东聊城西南），建立了新国家。前６６０年，狄又灭卫，杀了卫懿公，齐桓公派兵援救，并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河南滑县东），另立卫君，使卫复国。四、五年间，国威大增，称雄北方。前６５６年，齐桓公会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河南偃师）。楚成王看到齐军来势甚猛，威武雄壮，便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桓公看到楚方无隙可乘，便在召陵（河南郾城东）与楚订立盟约。齐楚虽未大战，但楚居于下风，齐桓公取得了霸主地位。之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公元前６５１年的葵丘（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不久，管仲、齐桓公相继去世，内部争夺权利，阶级矛盾尖锐，齐国霸业衰落。
晋文公称霸中原。晋处黄河、汾水间，晋献公在位期间（前６７６~前６５１年），整顿内政，建立三军，吞并了周围十几个小国，统一了今山西南部地区，成为北方一个强国。之后晋国发生内乱。公元前６３６年，在晋国混乱时出逃在外达１９年的公子重耳回国即位，在孤偃、赵衰等 大臣的辅佐下，奖励生产，整顿吏治，“举善授能”，使长期混乱的晋国又振兴起来。与此同时，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王子带赶跑，在外避难。一直想称霸中原的楚国一再向北进犯，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在此形势下，晋文公实行了平定周内乱，挟天子号令诸侯同时打击强楚以称雄的军事战略。晋文公首先率兵平定了周王室之乱，杀了王子带，护送周襄王回到成周，周王赐晋文公大片南阳土地。前６３３年冬，楚成王率陈、蔡、郑、许等国军队围宋，宋派人向晋告难。晋以救宋为名，联合齐、秦，于前６３２年，以三军之众、兵车７００乘伐楚。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开战前主动“退避三舍（９０里）”，从陶丘退到城濮（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发现了楚军的弱点，首先集中兵力打败由陈、蔡军队组成的楚军右翼，尔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击楚军左翼，大败楚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市北黄河北岸）会盟诸侯，周天子也应邀参加，并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这次会盟史称“践土之盟”。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楚庄王称霸中原。楚是大国，齐、晋称霸均是压倒或战胜楚实现的。但楚国也一直想称霸。城濮战败后，楚国并没有放弃其野心。前６１３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即位，任孙叔敖为令尹，整顿内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加强军事训练，使国势日强。楚庄王遂向晋国的霸主地位挑战。当时位于今河南一带的郑、宋位于楚晋之间，郑、宋依附晋国，是晋的南方门户。楚庄王实行的军事战略是：先攻郑、宋，再战胜强晋而成霸业。前６０６年，楚庄王挥师北上，攻打陆浑（河南嵩县北）之戎，接着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周九鼎之重，大有代周之势。前５９７年，楚军围郑，连攻３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 （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将领都是新手，号令不灵，指挥不一，迟疑不进，结果大败。晋军败退途中，抢先渡河，自相砍杀，手指在船里可以成捧。 之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两年后，楚又借故围攻宋国，宋经艰苦抵抗不支，被迫向楚国屈服。晋国由于力不从心，只好置之不理。鲁、陈等小国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成了中原霸主。楚庄王死后，楚国势渐弱。之后，晋国经过几代国君的势力，又重振旗鼓。前５７５年，晋楚又战于鄢陵（河南鄢陵北），晋大败楚师，又重新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晋楚争霸长达上百年。前５４６年，“弭兵（和平）会议”在宋都召开，除晋楚两国外，还有十四国代表到会，会议确定晋楚同为霸主。
秦霸西戎。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之前，地处西方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到穆公（前６５９年~前６２１年在位）时，国势强盛。秦穆公开始实行东进争霸的军事战略，由于在 （今河南渑池西）之战中，东进大军被晋军全歼，遂改行独霸西戎的军事战略，“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吴、越图霸。吴在今江苏南部，越在今浙江北部，均地处海滨，土地肥沃，有渔盐之利，在中原诸国的影响下，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前５１４年，吴王阖闾即位，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辅助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过伍子胥推荐，吴王重用大军事家孙武，使吴国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阖闾为西破强楚，实行了先疲后攻的军事战略。派大军轮番袭扰楚国边境，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袭扰。到前５０６年，吴乘楚疲惫之机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吴军在伍子胥、孙武等指挥下，由水路进军，到达豫章，越过大别山，在柏举（湖北麻城）大败楚军。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胜。但楚毕竟是大国，楚人面对强敌，奋起反抗，秦又出兵救楚，越国趁吴军西向之机攻入吴都，迫使吴军不得不撤兵。前４９６年，吴与越战于 李（浙江嘉兴），吴兵败，阖闾死。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根据当时的形势，夫差实行了先败越国，尔后北上击败齐国，称霸天下的军事战略。前４９４年，大举攻越，勾践战败，称臣归附。之后，夫差挥师北上，于前４８２年两败齐国，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
勾践战败后，下决心灭吴复仇。他卧薪尝胆，任用著名政治家范蠡、文种等人，积极从事改革，垦殖土地，发展牧畜，充实府库，采矿晒盐，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在外交上，勾践实行亲楚、结齐、附晋和孤立吴国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以后，越国由弱变强。勾践遂制定趁机攻灭吴国，尔后北上称雄的军事战略。前４８２年，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国内空虚，出兵攻吴，直袭吴都姑苏（江苏苏州）。夫差仓皇回军，为时已晚。前４７３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勾践灭吴后，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但吴越的霸业，已接近春秋时代的尾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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