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朝风月
谁在围剿王朔？--试看批判王朔大潮（上）
（作者：朱健国）
1． 两奇本是一根藤
2000年春天，中国文化界有两大奇事，一是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新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刮起一阵“重学保尔精神”龙卷风；一是王朔在新作新书中点名批判金庸、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后，一些文化人在各种传媒上大骂王朔，以围剿阵势形成了批判王朔新高潮。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努力加入WTO世界市场自由经济体系，一面又背道而驰，大力组织重学“计划经济年代”的“保尔精神”，算得一奇；本是高歌价值多元，力倡自由民主的知识界人士，却一起来猛批“思想在体制外、行动也在体制外”的民间新生代自由作家王朔，又是一奇。猛一看去，这两奇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稍一皱眉，两奇实为一娘所生--皆为一个共同的伪现代化思潮所左右，其病灶同出一源。
2.从“流氓”升格为“疯狗”
“阶级斗争”年代，人喜欢将自己讨厌的人称为“地富反坏右”--坏分子；而市场经济年代，聪明人则乐于将批评者斥为“流氓”或“疯狗”，虽然不是在重提阶级斗争，但仍然是继续着将对手划为另一阶层入另册的老套。这变化在王朔身上极为明显。中国知识一角对王朔的反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那时批判王朔，是借用王朔的一句反讽“我是流氓我怕谁”，骂王朔不过是“流氓”而已。这一批判历经十多年，王朔不仅没有批倒，反而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影响之大连不共戴天者也只有“慨其叹矣”。
关于前些年的王朔之争，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再版的《王朔文集》，有一篇写于1992年6月28日的《前言》⑴，说得生动活泼简明扼要--
《王朔文集》还未问世，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像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褒与贬、骂与捧、臧与否，众说纷纭。有的大喜过望：“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有的大为赞叹；“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怎能享受这等荣耀？”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作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评论做出裁断，只是希望对一引起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炮打红后，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发韧之作，先后搬上银幕，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王朔年”；以后几年中，《我是你爸爸》等几部长篇，《过把瘾就死》等十部中短篇，令文坛许多新枪老笔大为瞠目；《渴望》、《编辑部故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文坛的规律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王朔热”连续八年，不仅热度不减，发展至今，却持续升温，大有独占鳌头，称雄图书、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引车卖浆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谈诵？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以致在“文学圈内、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着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他为人忠厚沉静，文章却洒脱不羁？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他的调侃、他的机智、他的幽默或者是他的俗气、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闹？是因为他介乎于“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
当年批判王朔，是因为王朔的小说里充满了对知识一角虚伪现象的辛辣讽刺（他甚至为了贬低作家而称自己的写作是“码字”），新一轮对王朔的批判，则是王朔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点名道姓讽刺了金庸、余秋雨等一批文化明星，甚至对文化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六大腕儿”，他也表示了“要全得罪光”的意见，坚持拒绝仰视鲁迅。这一下让有些知识者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从骂王朔“江郎才尽”、“不甘寂寞”、“以骂名人吸引回头率炒作新书”，一直上升到干脆骂王朔为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⑵━━仍然是借用王朔“说我是一条疯狗，我就是疯狗”之反讽。知识一角这一次给王朔定的罪名很明确：王朔狂反知识分子━━只有什么人才反知识分子？只有专制者和其帮凶走狗才反对知识分子，言下之意，王朔已从体制外自由作家堕落为专制权势的走狗了。
有这样罪名的王朔，实在是不齿于什么的狗屎了。
3.王朔始终是弱者
但实际情形却是另一景象。在王朔与知识一角长达十多年的对垒中，王朔始终是一个弱者，尽管王朔身后有着上千万拥趸，拥有着上亿读者，但这些平民大都拿不动笔，只能远远地看着王朔孤家寡人上阵，遥遥送几声呐喊。而中国文化史上，历来是大传统（雅文化）压小传统（俗文化），文化界历来是精英文化和精神贵族的领地，所以尽管王朔十多年来一直不屈不挠，但他始终是一个被众多知识者所鄙夷的弱者，寡不敌众，总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所幸王朔可能借了点阿Q精神，在回到“土谷祠”之后， 又继续自己的顽主美梦，依然高唱“你不是个俗人？--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4．我的主义是没主义
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立场，只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弱者一起挑战强人，永远爱为弱者说几句话。今天的弱者明日变为强者了，我一定离他而去，昨天的强者变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为他说几句话━━任何人只要一成为弱者，难免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蒙冤受屈。比方说，当年我曾万般仇恨宫廷权势“四人帮”，但一旦“四人帮”被批倒，站在审判台上，我又想：让“四人帮”如此承担文革全部责任，似有不公，“四人帮”亦有冤啊━━当年他们不是遵照“最高指示”才发疯似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么？当年他们能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一种专制体制的力量，又如何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有罪，但还有比他们更有罪的人，岂能颠倒主次，“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呢？甚至对时下落入法网的贪官，我也想为他们辩护一句：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体制与社会。积习难抑，我便对中国文化界的弱者王朔打量了一番，对2000年春天的“批王”高潮稍稍留了一点心━━果然，现实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弱者多有冤━━王朔过去遭骂，今天受剿，皆蒙冤也！
5．王朔何曾反“知识分子”
王朔何冤？其冤有二：其一，王朔没有反知识分子。现在讨伐王朔的“替天行道”者高呼：打倒恶狠狠地反知识分子的疯狗王朔！--可事实呢，全然另一景象。首先，王朔所讥讽的金庸、余秋雨等人，可以算文化明星，却并非属于知识分子。许多能做一点学术，能写几篇散文的人，总爱以知识分子自居。其实，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这些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并非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说得好：“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2）⑶而王朔所拒绝的金庸、余秋雨等，其学识不过始终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从未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铁肩担道义”。
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颇有些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王朔的知识专业技能是写小说，但他的小说不是高唱“主旋律”，而是充满了对假大空和“新时代”的深切批判。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影视剧，无一不是对极左、伪现代化的深层解构，虽然他的批判只是用小说叙事方式，用市井生活白描，用小品人特刻划，但这种生活流的感性批判，正好弥补某些理论文章理性的生硬与空疏，成为一种“形而中”的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启蒙，更容易深入大众人心。而当王朔从写小说转到写批评文化明星、文化大师的杂文时，王朔也就从“文学剑客”兼职“思想刀手”了，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流氓”担道义了。这一进化虽然和鲁迅在《呐喊》后主攻杂文不可简单类比，但其轨迹方向的一致性却颇值研究。尽管王朔不一定自觉，我仍要说，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方面军的先锋。
6．王朔亦是“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向来只有“士”而无“知识分子”，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有一些“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从特定的历史来看，“士”也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半知识分子吧。何为“士”？《说文解字》说：“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许慎如此以“事”训“士”，说明了只要“通古今，辩然否”，则不论你在干什么，都是士。近人吴承仕甚至说：“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同上）⑷，能做好一件事，能说出古今得失，便是古人心中的知识分子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细致，士专致读书为官上谏，但这一士的基本内涵“通古今，辩然否”，却始终未能改变，这正与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者才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概念有所相似。
可见，无论是用中国古代士的概念，还是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王朔都算得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只不过王朔属于那种文化小传统的知识分子，就像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但中国文化发展历来是靠大小两种传统相互补充而发展的。从孔子编《诗经》开始，中国文化就开始了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诗经》的主体《国风》，有诗160篇，基本上采自民歌，算得当时俗文化的代表；《诗经》中的次要《小雅》、《大雅》和《颂》，则大多出自当时上层文化人之手的雅文化；一部《诗经》，无论论质论量，皆是民歌--俗文化为上。以孔子那样宣称“上智下愚”的精英文化大师，尚且如此重视和推崇“体制外”的民歌，可见俗中多有大雅，“体制”不可排斥“体制外”。尔后尽管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大传统领导小传统，但俗文化始终有一席之地，并且愈来愈壮大--明清之话本、戏曲、小说浩荡洪流正好与近代西方崇尚通俗文化为主旋律之现代化潮流相接轨--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从来没有想斩草除根灭掉体制外的俗文化。整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是“新中国”的前30年是实现了“雅文化”专政，把体制外的俗文化一网打尽。就文化专制而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30年，最为愚蠢的伪现代化30年。而改革开放，就是破除为体制统治者服务的雅文化，让民众之自由精神的俗文化全面复兴解放。所谓现代化之历程，就是因反对神的专制、体制的专制而代之以人性复归为追求的世俗化过程，从为了上帝、为了宗教、为了体制，转到为了人的需要，为了百姓的生存，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个用世俗化取代宗教体制雅文化的历程。王朔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新生代”代言人，就是以写新生代生活的俗小说来干预“公共利害”。如此当代中国俗文化的代表人物王朔，当然也在现代知识分子之列。虽然王朔为了反抗传统的伪现代化，拒绝享用“知识分子”，享用“作家”等雅文化称号，但他的实质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并不以他自己是否承认，别人是否认定为准，就像一些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伟人，他们不领奖，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达到诺贝尔文学奖水平。
如果余英时说得不错：“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层的，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同上）⑸，那么王朔的小说，至少可以算是小传统通俗文化，至少可以让雅文化者“观风采谣”--当年孔子那般大雅尚不弃“国风”而编为《诗经》，让民歌成为雅文化之经典，今日之雅士们何以一定要以“反知识分子”之罪名而代体制整死小传统俗文化人呢？
当然，王朔落下“反知识分子”之罪名，也与他某些概念阐述不清有关--他曾在意大利的一次什么会上说：“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在知识分子……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的文学动机》）⑹中国知识分子受迫害，这是一个“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事实，怎么是神话？联系上下文来看，王朔显然在这里词不达意--王朔是认为中国文人并非外人所杀，而是“知识分子”自己杀自己。 这一观点倒是颇有深度--中国历代文化人遭难，必先起于同类告密当打手--远的不用说，胡风不就是因舒芜、周扬、巴金之类文人朋友告密帮凶而落难？当年55万右派，文革文化大师全军覆没，不都是与郭沫若、冯友兰等文化大师为虎作伥，钱钟书等坐山观虎吃有关？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是“兼职文化人”，毛泽东虽贵为“还看今朝”的帝王，亦是写“湘江评论”的时评大家，诗词书法一流的文化大师，说他们整文化人是“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并不为过。从传统来看，“士”在中国，大多是集文化与权势于一体的“士大夫”（明代王阳明一面当巡抚，一面格竹当哲学家，算得典型），这一趋势至今依然（而今当权的“技术官僚”不都是名牌大学出身么）；如果硬要把当官的文化人不算不文化人，那么古之唐诗宋词恐怕就得称官文化或意识形态？显然与事实不符。明末除开东林党人的作品，还有多少文化与思想？近之李锐、王元化、李慎之等“做过官仍在党”的自由思想者，又列于何方？西方古有哲学王当皇帝，近有自由思想家当总统--李慎之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⑺一文中就介绍：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 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 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 年了。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 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哈维尔文集》中文版序，引自2000 年4月28日《思想的境界》网站）
李慎之最后强调：“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 和启发呢？”显然，这里是以反问表示肯定--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依然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因为当了总统而失去知识分子身份。
这就证明，以当官与否判别是否文化人、知识分子，并不准确。我们无须掩盖知识分子被权力腐蚀后的丑恶形态，无须以否认毛泽东是思想家来掩饰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事实真相是，中国的确“杀知识分子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从“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死于东林党人张问达告密，到反右、文革，到今天--刘军宁的下岗不也是一拨知识者所为么？（一个号称自由主义的女经济学者不也为了私怨一再向有关部门举报我写“反动文章”，联手进行“封杀”么？）历史已一再证明！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遮掩“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就只会导致这种悲剧继续上演，更上一层楼。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解决？我们只有首先承认“知识分子要杀知识分子”的现状，然后才能弄清为何“知识分子要杀知识分子”，然后才可能制止类似悲剧。--王朔能看到“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在知识分子”，说明中国文化人在进步，对这一进步不给予支持反而进行打击，岂非千古奇冤？
世上没有完人，任何阶层、任何伟人都会有致命的缺点；知识分子当然亦有诸多毛病；“知易行难”是文化人的天性，言行不一，始终不一，从追求自由走向“逆我者亡”之专制的“伪现代化”，已是世界性通病。以王朔给“知识分子”提意见，以他“模拟”地而不是“数码”地反抗伪现代化，来判他“大咬知识分子”，显系冤判。王朔不服，大众更不服。
当然，王朔也许有一糊涂：把有病无病的知识分子都混为一锅了--为了准确起见，应该按照现代标准，从知识分子中分离出“伪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已是伪知识分子，已是“伪现代化者”。但王朔毕竟不是理论家，他的这一含糊毕竟不能成为知识者围剿他的理由。
以上为王朔第一冤。
7．王朔反的是伪崇高
其二，王朔没有反崇高，他反的是伪崇高。讨伐王朔者说，王朔反对崇高的理想，反对崇高的人格，但我们看王朔作品，他所鞭挞的丑类，没有一个是真崇高，一个个皆是为专制效劳或为奴役唱赞歌的伪君子。王朔的确没有写过一个英雄知识分子，但是，不歌颂英雄人物并非是反英雄、反崇高，而是实事求是，身边没有，现实没有，就不必去完美主义地“高大全”、“三突出”。俗小说可以微言大义，俗文化也可以大义凛然，谁说俗文化便是俗呢？
不妨读一段王朔--王朔在中篇小说《你不是个俗人》⑻中有一段以倡议给文化人“送好话、送好事、送好梦”而反“知识分子”的集中表现--
冯小刚领着一个长得十分夸张、活脱卡通人物的男子走进来，很严肃地给于观介绍：“哎，于观，这位是《交际与口才》报记者华远先生，想找你了解一下咱们'三好协会'的工作情况。”……于观把华远领进里屋，那几乎只算半间房，堆满过时的壁纸和装饰材料，都是用这间屋开买卖的上个户主倒闭时留下的。
小屋勉强可以坐两个人。“你想了解什么呢？”于观问。“想请你谈谈你们是怎么想起要成立这个'三好协会'的？请你解释一下这'三好'是指哪'三好'？”华先生坐正、坐直，拿出笔和笔记本，但仍像屁股底下垫了弹簧似的动弹不停。“不用紧张，随便谈。”他安慰于观。“发表不发表我还没想好呢。今天只是路过，被刚才那个人死缠硬泡拽了进来。”“这个，成立'三好协会'……”于观双眼茫然，接着稳住了神色，口齿也流利了。“'三好协会'，主要是我们对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哎，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瞧不起就是互相攻击，一点真诚的感情都没有，哪像是一群人？”“是，我也对这种现象很有看法。”
华先生点头赞同。“怎么就非得胡撕乱咬？互相说点好话怎么啦？”于观忽然愤怒了，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华先生，质问：“难么？费事么？是压根没教过还是都忘了怎么说？一张嘴就阴阳怪气，一张嘴就毒汁四溅！有时我在街上听到穿得那么体面的两个人互相骂出那么难听的话，我就难过，就心疼----都是人民和人民呀！”于观眼圈由衷地红了，华先生默默不语，肃然起敬。“于是我就默默地想：咱是文明古国呀，再这么下去就不对了。死后怎么有脸去见咱们那些以道貌岸然著名于世的先人？也愧对子孙，人家将来要查的，到底这优良传统是从哪朝哪代失传的？”于观看了眼华先生，见他还在听，才又接着往下说，语气由沉痛变得激昂，铿锵顿挫。“所以我们大家一碰头，觉得不行，不能任其下去，要管，必须管，不顾一切地管！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
“于观脸上现出一片极灿烂的光辉，随之他连忙解释：”我说的是互相吹捧的褒义，指的是那种详和的气氛。“”我懂我懂，很理解。“华先生点头如啄米。”即便是贬义的互相吹捧也比互相谩骂强。“他极为认真地对于观说：”实话告诉你，我早盼着有个匹夫觉得自个有责任了。“冯小刚的声音从外屋传进来：”有信心了吧？这回不怕谁说长道短了吧？这就对了，走您的路----门在这边。“”首先是一片好心，其次是各种好话，最好汇成一个刻骨铭心的好梦。瞧，这墙上挂着的就是我们的心声：好梦献给你！“于观掉头抬手往后墙一指。华先生只顾埋头在本上速记，写了一遭才抬头乱找。”你们是逮谁捧谁，还是也挑人，单捧有名的？“
华先生又问。“逮谁捧谁！于观断然道，手同时往下一劈，作了个暂钉截铁的手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搞三六九等。你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这牵涉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那么哪部分群众最需要？”
“这个我们做过市场调查，恐怕最大的潜在顾客还是文艺界人士。他们本人当然很谦虚，相信家属会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那是一定的。”华先生颇有同感，接着补充道：“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很多人都会立即认识到你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目前我们还在试业，业务尚未全部开展，人员也需要培训；仅仅刚开始了送好话，做好梦下一步开办，正在筹备。”“请问，顾客要接受你们服务，是不是要预约？还是直接找上门来就接待不问来头？”
华先生的笔脱手掉在地上，他低头满地爬找。
“嗯，目前主要是我们送上门去，打听好住扯主动上门服务，顾客往往不知情。这么做的目的，一是锻炼队伍二是提高知名度。你晓得一项事业草创阶段总是很难的。”
“懂，懂，任何一家商店刚开张都要大酬宾。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从事这项工作……这得算脑力劳动吧？”
“我觉得要算，捧得好捧得巧妙不露痕迹是要倾注很多心血的。”
“那你们收费标准是不是很高？价格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不收费。”
“打开销路以后呢？”
“那也不收费，这是在我们成立'三好协会'之初就决定了的。”
“义务捧人？”
“你想呵，这工作本身是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工作，我们要是收钱，当下就会让人把我们的高尚行为庸俗化了。再说，要钱干嘛？我们都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
于观语焉不详，这当口，冯小刚走进来把话接过去：
“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这个到哪能儿都叫得响。”
“我们过去很多好事办不成，吃亏就吃亏在让人家怀疑我们的目的了。”于观恢复流利。
“冯小刚概括得好。”
“可你们完全不收费，维持这个摊子的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自个掏腰包搭钱捧人吧。”
“我们可以出卖别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我寸步不让。”于观霍然色凛。
请问，这种对伪知识分子的讽刺，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高老夫子》，钱钟书的《围城》，不是一脉相承么？对一些伪崇高的假知识分子，难道不该热讽一下么？
即便王朔近期写过一篇偏激之文：《我讨厌的词》（2000年4月13日 三联生活周刊）⑼，说他一看到一些雅词“就晕，就麻蝇，就像碰到了腻友，就料到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大概要讲什么。”也不能定他反崇高之罪。
请看他所害怕的128个词--
优雅、档次、格调、情结、关怀、巨大、精神、理想、信仰、终极、高贵、贵族、父亲、神圣、清澈、呼唤、难忘、纯粹、追寻、坚守、虚伪、沉默、价值、无比、光荣、自由、民主、民族、奴隶、体制、未来、历史、人文、个体、生命、存在、诞生、诗意、想象、家园、故乡、感谢、献出、爱、热爱、痛苦、幽默、智慧、博学、阅读、文本、尖锐、拒绝、强烈、震撼、穿透力；
香水、丝巾、高脚杯、威士忌、咖啡、香烟、牛排、可口、三文治、书籍、唱片、时光、男孩、女孩、跑车、热水澡、玫瑰、百合、寂寞、疯狂、刻骨、梦魇、午夜、午后、做爱、优美、体液、汗、气味、眼泪、皮肤、难堪的、淡淡的、苍老、娇嫩、冰凉、透明、柔软、飞快、漫长、堕落、快乐、晕眩、地狱、天堂、怪里怪气、痛哭、了不起、太棒了、天哪！
披头士、多芬、梵高、达利、范思哲、阿玛尼、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但、玛丽 ·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艾略特、金斯堡、贝克特、昆廷·塔仑提诺、伯格曼、斯皮尔伯格。
这当然有点矫枉过正。有点“得寸进尺，从现代文学的第一'剑客'想成为故作'神圣'、故作'高贵'的思想'刀手'，想成为某一类人的'精神'领袖。”有点“耸人听闻，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我们仍然不能说他真心拒绝崇高。这里面可能有些由于不懂外语的自卑产生的反抗，但更多的还是表达了他渴望多多直接从本土生活汲取思想与文化的个性追求。对于那些过于沉湎于西化的洋泾乓来说，王朔之偏见也许正中病灶。
所以， 2000年4月30日，《羊城晚报》有条消息：《二月河网上夸王朔》--
“著名作家二月河日前在河南报业网的聊天室里与网友作第一次'亲密接触'。在说起王朔时，二月河说：我跟王朔接触不多，他骂人我不赞成，但他不是玩阴谋诡计的人，骂就是骂了，公开直来直去，比伪装成朋友的伪君子要好出一万倍。”
二月河这一评价颇为中肯，驱逐了许多关于王朔的不实之词。
这是王朔冤案之二。
（待续……）
（作者：朱健国）
1． 两奇本是一根藤
2000年春天，中国文化界有两大奇事，一是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新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刮起一阵“重学保尔精神”龙卷风；一是王朔在新作新书中点名批判金庸、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后，一些文化人在各种传媒上大骂王朔，以围剿阵势形成了批判王朔新高潮。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努力加入WTO世界市场自由经济体系，一面又背道而驰，大力组织重学“计划经济年代”的“保尔精神”，算得一奇；本是高歌价值多元，力倡自由民主的知识界人士，却一起来猛批“思想在体制外、行动也在体制外”的民间新生代自由作家王朔，又是一奇。猛一看去，这两奇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稍一皱眉，两奇实为一娘所生--皆为一个共同的伪现代化思潮所左右，其病灶同出一源。
2.从“流氓”升格为“疯狗”
“阶级斗争”年代，人喜欢将自己讨厌的人称为“地富反坏右”--坏分子；而市场经济年代，聪明人则乐于将批评者斥为“流氓”或“疯狗”，虽然不是在重提阶级斗争，但仍然是继续着将对手划为另一阶层入另册的老套。这变化在王朔身上极为明显。中国知识一角对王朔的反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那时批判王朔，是借用王朔的一句反讽“我是流氓我怕谁”，骂王朔不过是“流氓”而已。这一批判历经十多年，王朔不仅没有批倒，反而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影响之大连不共戴天者也只有“慨其叹矣”。
关于前些年的王朔之争，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再版的《王朔文集》，有一篇写于1992年6月28日的《前言》⑴，说得生动活泼简明扼要--
《王朔文集》还未问世，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像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褒与贬、骂与捧、臧与否，众说纷纭。有的大喜过望：“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有的大为赞叹；“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怎能享受这等荣耀？”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作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评论做出裁断，只是希望对一引起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炮打红后，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发韧之作，先后搬上银幕，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王朔年”；以后几年中，《我是你爸爸》等几部长篇，《过把瘾就死》等十部中短篇，令文坛许多新枪老笔大为瞠目；《渴望》、《编辑部故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文坛的规律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王朔热”连续八年，不仅热度不减，发展至今，却持续升温，大有独占鳌头，称雄图书、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引车卖浆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谈诵？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以致在“文学圈内、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着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他为人忠厚沉静，文章却洒脱不羁？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他的调侃、他的机智、他的幽默或者是他的俗气、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闹？是因为他介乎于“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
当年批判王朔，是因为王朔的小说里充满了对知识一角虚伪现象的辛辣讽刺（他甚至为了贬低作家而称自己的写作是“码字”），新一轮对王朔的批判，则是王朔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点名道姓讽刺了金庸、余秋雨等一批文化明星，甚至对文化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六大腕儿”，他也表示了“要全得罪光”的意见，坚持拒绝仰视鲁迅。这一下让有些知识者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从骂王朔“江郎才尽”、“不甘寂寞”、“以骂名人吸引回头率炒作新书”，一直上升到干脆骂王朔为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⑵━━仍然是借用王朔“说我是一条疯狗，我就是疯狗”之反讽。知识一角这一次给王朔定的罪名很明确：王朔狂反知识分子━━只有什么人才反知识分子？只有专制者和其帮凶走狗才反对知识分子，言下之意，王朔已从体制外自由作家堕落为专制权势的走狗了。
有这样罪名的王朔，实在是不齿于什么的狗屎了。
3.王朔始终是弱者
但实际情形却是另一景象。在王朔与知识一角长达十多年的对垒中，王朔始终是一个弱者，尽管王朔身后有着上千万拥趸，拥有着上亿读者，但这些平民大都拿不动笔，只能远远地看着王朔孤家寡人上阵，遥遥送几声呐喊。而中国文化史上，历来是大传统（雅文化）压小传统（俗文化），文化界历来是精英文化和精神贵族的领地，所以尽管王朔十多年来一直不屈不挠，但他始终是一个被众多知识者所鄙夷的弱者，寡不敌众，总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所幸王朔可能借了点阿Q精神，在回到“土谷祠”之后， 又继续自己的顽主美梦，依然高唱“你不是个俗人？--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4．我的主义是没主义
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立场，只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弱者一起挑战强人，永远爱为弱者说几句话。今天的弱者明日变为强者了，我一定离他而去，昨天的强者变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为他说几句话━━任何人只要一成为弱者，难免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蒙冤受屈。比方说，当年我曾万般仇恨宫廷权势“四人帮”，但一旦“四人帮”被批倒，站在审判台上，我又想：让“四人帮”如此承担文革全部责任，似有不公，“四人帮”亦有冤啊━━当年他们不是遵照“最高指示”才发疯似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么？当年他们能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一种专制体制的力量，又如何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有罪，但还有比他们更有罪的人，岂能颠倒主次，“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呢？甚至对时下落入法网的贪官，我也想为他们辩护一句：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体制与社会。积习难抑，我便对中国文化界的弱者王朔打量了一番，对2000年春天的“批王”高潮稍稍留了一点心━━果然，现实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弱者多有冤━━王朔过去遭骂，今天受剿，皆蒙冤也！
5．王朔何曾反“知识分子”
王朔何冤？其冤有二：其一，王朔没有反知识分子。现在讨伐王朔的“替天行道”者高呼：打倒恶狠狠地反知识分子的疯狗王朔！--可事实呢，全然另一景象。首先，王朔所讥讽的金庸、余秋雨等人，可以算文化明星，却并非属于知识分子。许多能做一点学术，能写几篇散文的人，总爱以知识分子自居。其实，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这些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并非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说得好：“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2）⑶而王朔所拒绝的金庸、余秋雨等，其学识不过始终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从未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铁肩担道义”。
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颇有些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王朔的知识专业技能是写小说，但他的小说不是高唱“主旋律”，而是充满了对假大空和“新时代”的深切批判。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影视剧，无一不是对极左、伪现代化的深层解构，虽然他的批判只是用小说叙事方式，用市井生活白描，用小品人特刻划，但这种生活流的感性批判，正好弥补某些理论文章理性的生硬与空疏，成为一种“形而中”的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启蒙，更容易深入大众人心。而当王朔从写小说转到写批评文化明星、文化大师的杂文时，王朔也就从“文学剑客”兼职“思想刀手”了，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流氓”担道义了。这一进化虽然和鲁迅在《呐喊》后主攻杂文不可简单类比，但其轨迹方向的一致性却颇值研究。尽管王朔不一定自觉，我仍要说，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方面军的先锋。
6．王朔亦是“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向来只有“士”而无“知识分子”，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有一些“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从特定的历史来看，“士”也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半知识分子吧。何为“士”？《说文解字》说：“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许慎如此以“事”训“士”，说明了只要“通古今，辩然否”，则不论你在干什么，都是士。近人吴承仕甚至说：“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同上）⑷，能做好一件事，能说出古今得失，便是古人心中的知识分子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细致，士专致读书为官上谏，但这一士的基本内涵“通古今，辩然否”，却始终未能改变，这正与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者才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概念有所相似。
可见，无论是用中国古代士的概念，还是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王朔都算得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只不过王朔属于那种文化小传统的知识分子，就像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但中国文化发展历来是靠大小两种传统相互补充而发展的。从孔子编《诗经》开始，中国文化就开始了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诗经》的主体《国风》，有诗160篇，基本上采自民歌，算得当时俗文化的代表；《诗经》中的次要《小雅》、《大雅》和《颂》，则大多出自当时上层文化人之手的雅文化；一部《诗经》，无论论质论量，皆是民歌--俗文化为上。以孔子那样宣称“上智下愚”的精英文化大师，尚且如此重视和推崇“体制外”的民歌，可见俗中多有大雅，“体制”不可排斥“体制外”。尔后尽管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大传统领导小传统，但俗文化始终有一席之地，并且愈来愈壮大--明清之话本、戏曲、小说浩荡洪流正好与近代西方崇尚通俗文化为主旋律之现代化潮流相接轨--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从来没有想斩草除根灭掉体制外的俗文化。整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是“新中国”的前30年是实现了“雅文化”专政，把体制外的俗文化一网打尽。就文化专制而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30年，最为愚蠢的伪现代化30年。而改革开放，就是破除为体制统治者服务的雅文化，让民众之自由精神的俗文化全面复兴解放。所谓现代化之历程，就是因反对神的专制、体制的专制而代之以人性复归为追求的世俗化过程，从为了上帝、为了宗教、为了体制，转到为了人的需要，为了百姓的生存，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个用世俗化取代宗教体制雅文化的历程。王朔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新生代”代言人，就是以写新生代生活的俗小说来干预“公共利害”。如此当代中国俗文化的代表人物王朔，当然也在现代知识分子之列。虽然王朔为了反抗传统的伪现代化，拒绝享用“知识分子”，享用“作家”等雅文化称号，但他的实质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并不以他自己是否承认，别人是否认定为准，就像一些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伟人，他们不领奖，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达到诺贝尔文学奖水平。
如果余英时说得不错：“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层的，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同上）⑸，那么王朔的小说，至少可以算是小传统通俗文化，至少可以让雅文化者“观风采谣”--当年孔子那般大雅尚不弃“国风”而编为《诗经》，让民歌成为雅文化之经典，今日之雅士们何以一定要以“反知识分子”之罪名而代体制整死小传统俗文化人呢？
当然，王朔落下“反知识分子”之罪名，也与他某些概念阐述不清有关--他曾在意大利的一次什么会上说：“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在知识分子……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的文学动机》）⑹中国知识分子受迫害，这是一个“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事实，怎么是神话？联系上下文来看，王朔显然在这里词不达意--王朔是认为中国文人并非外人所杀，而是“知识分子”自己杀自己。 这一观点倒是颇有深度--中国历代文化人遭难，必先起于同类告密当打手--远的不用说，胡风不就是因舒芜、周扬、巴金之类文人朋友告密帮凶而落难？当年55万右派，文革文化大师全军覆没，不都是与郭沫若、冯友兰等文化大师为虎作伥，钱钟书等坐山观虎吃有关？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是“兼职文化人”，毛泽东虽贵为“还看今朝”的帝王，亦是写“湘江评论”的时评大家，诗词书法一流的文化大师，说他们整文化人是“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并不为过。从传统来看，“士”在中国，大多是集文化与权势于一体的“士大夫”（明代王阳明一面当巡抚，一面格竹当哲学家，算得典型），这一趋势至今依然（而今当权的“技术官僚”不都是名牌大学出身么）；如果硬要把当官的文化人不算不文化人，那么古之唐诗宋词恐怕就得称官文化或意识形态？显然与事实不符。明末除开东林党人的作品，还有多少文化与思想？近之李锐、王元化、李慎之等“做过官仍在党”的自由思想者，又列于何方？西方古有哲学王当皇帝，近有自由思想家当总统--李慎之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⑺一文中就介绍：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 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 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 年了。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 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哈维尔文集》中文版序，引自2000 年4月28日《思想的境界》网站）
李慎之最后强调：“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 和启发呢？”显然，这里是以反问表示肯定--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依然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因为当了总统而失去知识分子身份。
这就证明，以当官与否判别是否文化人、知识分子，并不准确。我们无须掩盖知识分子被权力腐蚀后的丑恶形态，无须以否认毛泽东是思想家来掩饰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事实真相是，中国的确“杀知识分子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从“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死于东林党人张问达告密，到反右、文革，到今天--刘军宁的下岗不也是一拨知识者所为么？（一个号称自由主义的女经济学者不也为了私怨一再向有关部门举报我写“反动文章”，联手进行“封杀”么？）历史已一再证明！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遮掩“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就只会导致这种悲剧继续上演，更上一层楼。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解决？我们只有首先承认“知识分子要杀知识分子”的现状，然后才能弄清为何“知识分子要杀知识分子”，然后才可能制止类似悲剧。--王朔能看到“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在知识分子”，说明中国文化人在进步，对这一进步不给予支持反而进行打击，岂非千古奇冤？
世上没有完人，任何阶层、任何伟人都会有致命的缺点；知识分子当然亦有诸多毛病；“知易行难”是文化人的天性，言行不一，始终不一，从追求自由走向“逆我者亡”之专制的“伪现代化”，已是世界性通病。以王朔给“知识分子”提意见，以他“模拟”地而不是“数码”地反抗伪现代化，来判他“大咬知识分子”，显系冤判。王朔不服，大众更不服。
当然，王朔也许有一糊涂：把有病无病的知识分子都混为一锅了--为了准确起见，应该按照现代标准，从知识分子中分离出“伪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已是伪知识分子，已是“伪现代化者”。但王朔毕竟不是理论家，他的这一含糊毕竟不能成为知识者围剿他的理由。
以上为王朔第一冤。
7．王朔反的是伪崇高
其二，王朔没有反崇高，他反的是伪崇高。讨伐王朔者说，王朔反对崇高的理想，反对崇高的人格，但我们看王朔作品，他所鞭挞的丑类，没有一个是真崇高，一个个皆是为专制效劳或为奴役唱赞歌的伪君子。王朔的确没有写过一个英雄知识分子，但是，不歌颂英雄人物并非是反英雄、反崇高，而是实事求是，身边没有，现实没有，就不必去完美主义地“高大全”、“三突出”。俗小说可以微言大义，俗文化也可以大义凛然，谁说俗文化便是俗呢？
不妨读一段王朔--王朔在中篇小说《你不是个俗人》⑻中有一段以倡议给文化人“送好话、送好事、送好梦”而反“知识分子”的集中表现--
冯小刚领着一个长得十分夸张、活脱卡通人物的男子走进来，很严肃地给于观介绍：“哎，于观，这位是《交际与口才》报记者华远先生，想找你了解一下咱们'三好协会'的工作情况。”……于观把华远领进里屋，那几乎只算半间房，堆满过时的壁纸和装饰材料，都是用这间屋开买卖的上个户主倒闭时留下的。
小屋勉强可以坐两个人。“你想了解什么呢？”于观问。“想请你谈谈你们是怎么想起要成立这个'三好协会'的？请你解释一下这'三好'是指哪'三好'？”华先生坐正、坐直，拿出笔和笔记本，但仍像屁股底下垫了弹簧似的动弹不停。“不用紧张，随便谈。”他安慰于观。“发表不发表我还没想好呢。今天只是路过，被刚才那个人死缠硬泡拽了进来。”“这个，成立'三好协会'……”于观双眼茫然，接着稳住了神色，口齿也流利了。“'三好协会'，主要是我们对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哎，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瞧不起就是互相攻击，一点真诚的感情都没有，哪像是一群人？”“是，我也对这种现象很有看法。”
华先生点头赞同。“怎么就非得胡撕乱咬？互相说点好话怎么啦？”于观忽然愤怒了，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华先生，质问：“难么？费事么？是压根没教过还是都忘了怎么说？一张嘴就阴阳怪气，一张嘴就毒汁四溅！有时我在街上听到穿得那么体面的两个人互相骂出那么难听的话，我就难过，就心疼----都是人民和人民呀！”于观眼圈由衷地红了，华先生默默不语，肃然起敬。“于是我就默默地想：咱是文明古国呀，再这么下去就不对了。死后怎么有脸去见咱们那些以道貌岸然著名于世的先人？也愧对子孙，人家将来要查的，到底这优良传统是从哪朝哪代失传的？”于观看了眼华先生，见他还在听，才又接着往下说，语气由沉痛变得激昂，铿锵顿挫。“所以我们大家一碰头，觉得不行，不能任其下去，要管，必须管，不顾一切地管！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
“于观脸上现出一片极灿烂的光辉，随之他连忙解释：”我说的是互相吹捧的褒义，指的是那种详和的气氛。“”我懂我懂，很理解。“华先生点头如啄米。”即便是贬义的互相吹捧也比互相谩骂强。“他极为认真地对于观说：”实话告诉你，我早盼着有个匹夫觉得自个有责任了。“冯小刚的声音从外屋传进来：”有信心了吧？这回不怕谁说长道短了吧？这就对了，走您的路----门在这边。“”首先是一片好心，其次是各种好话，最好汇成一个刻骨铭心的好梦。瞧，这墙上挂着的就是我们的心声：好梦献给你！“于观掉头抬手往后墙一指。华先生只顾埋头在本上速记，写了一遭才抬头乱找。”你们是逮谁捧谁，还是也挑人，单捧有名的？“
华先生又问。“逮谁捧谁！于观断然道，手同时往下一劈，作了个暂钉截铁的手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搞三六九等。你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这牵涉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那么哪部分群众最需要？”
“这个我们做过市场调查，恐怕最大的潜在顾客还是文艺界人士。他们本人当然很谦虚，相信家属会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那是一定的。”华先生颇有同感，接着补充道：“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很多人都会立即认识到你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目前我们还在试业，业务尚未全部开展，人员也需要培训；仅仅刚开始了送好话，做好梦下一步开办，正在筹备。”“请问，顾客要接受你们服务，是不是要预约？还是直接找上门来就接待不问来头？”
华先生的笔脱手掉在地上，他低头满地爬找。
“嗯，目前主要是我们送上门去，打听好住扯主动上门服务，顾客往往不知情。这么做的目的，一是锻炼队伍二是提高知名度。你晓得一项事业草创阶段总是很难的。”
“懂，懂，任何一家商店刚开张都要大酬宾。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从事这项工作……这得算脑力劳动吧？”
“我觉得要算，捧得好捧得巧妙不露痕迹是要倾注很多心血的。”
“那你们收费标准是不是很高？价格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不收费。”
“打开销路以后呢？”
“那也不收费，这是在我们成立'三好协会'之初就决定了的。”
“义务捧人？”
“你想呵，这工作本身是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工作，我们要是收钱，当下就会让人把我们的高尚行为庸俗化了。再说，要钱干嘛？我们都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
于观语焉不详，这当口，冯小刚走进来把话接过去：
“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这个到哪能儿都叫得响。”
“我们过去很多好事办不成，吃亏就吃亏在让人家怀疑我们的目的了。”于观恢复流利。
“冯小刚概括得好。”
“可你们完全不收费，维持这个摊子的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自个掏腰包搭钱捧人吧。”
“我们可以出卖别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我寸步不让。”于观霍然色凛。
请问，这种对伪知识分子的讽刺，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高老夫子》，钱钟书的《围城》，不是一脉相承么？对一些伪崇高的假知识分子，难道不该热讽一下么？
即便王朔近期写过一篇偏激之文：《我讨厌的词》（2000年4月13日 三联生活周刊）⑼，说他一看到一些雅词“就晕，就麻蝇，就像碰到了腻友，就料到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大概要讲什么。”也不能定他反崇高之罪。
请看他所害怕的128个词--
优雅、档次、格调、情结、关怀、巨大、精神、理想、信仰、终极、高贵、贵族、父亲、神圣、清澈、呼唤、难忘、纯粹、追寻、坚守、虚伪、沉默、价值、无比、光荣、自由、民主、民族、奴隶、体制、未来、历史、人文、个体、生命、存在、诞生、诗意、想象、家园、故乡、感谢、献出、爱、热爱、痛苦、幽默、智慧、博学、阅读、文本、尖锐、拒绝、强烈、震撼、穿透力；
香水、丝巾、高脚杯、威士忌、咖啡、香烟、牛排、可口、三文治、书籍、唱片、时光、男孩、女孩、跑车、热水澡、玫瑰、百合、寂寞、疯狂、刻骨、梦魇、午夜、午后、做爱、优美、体液、汗、气味、眼泪、皮肤、难堪的、淡淡的、苍老、娇嫩、冰凉、透明、柔软、飞快、漫长、堕落、快乐、晕眩、地狱、天堂、怪里怪气、痛哭、了不起、太棒了、天哪！
披头士、多芬、梵高、达利、范思哲、阿玛尼、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但、玛丽 ·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艾略特、金斯堡、贝克特、昆廷·塔仑提诺、伯格曼、斯皮尔伯格。
这当然有点矫枉过正。有点“得寸进尺，从现代文学的第一'剑客'想成为故作'神圣'、故作'高贵'的思想'刀手'，想成为某一类人的'精神'领袖。”有点“耸人听闻，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我们仍然不能说他真心拒绝崇高。这里面可能有些由于不懂外语的自卑产生的反抗，但更多的还是表达了他渴望多多直接从本土生活汲取思想与文化的个性追求。对于那些过于沉湎于西化的洋泾乓来说，王朔之偏见也许正中病灶。
所以， 2000年4月30日，《羊城晚报》有条消息：《二月河网上夸王朔》--
“著名作家二月河日前在河南报业网的聊天室里与网友作第一次'亲密接触'。在说起王朔时，二月河说：我跟王朔接触不多，他骂人我不赞成，但他不是玩阴谋诡计的人，骂就是骂了，公开直来直去，比伪装成朋友的伪君子要好出一万倍。”
二月河这一评价颇为中肯，驱逐了许多关于王朔的不实之词。
这是王朔冤案之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