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朝风月
谁在围剿王朔？--试看批判王朔大潮（下）
（作者：朱健国）
8、三种围剿者
把王朔之冤明辨了，那么再看如今围剿征伐王朔的实质。
批王朔，其实是“一元化还乡团”对“多元化”的围剿。
改革开放20多年，文化思想界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推倒了思想文化一元化。新中国前30年，可以说只有一花独放、一家独霸的思想专制，而改革之后，多元化文化思维才被引进、默认，于是王朔才问世了。王朔的一切作品，皆是一种独立的个人感觉、独立的思想，他没有从属于“主旋律”，没有服从于体制，他的思想明显具有自由之精神。在中国有那么多的雅文化，有那么种依附于主旋律的学者、教授，而像王朔这样无师自通的自由作家，屈指难数，为何不能容忍一二另类存在呢？许多深明“消极自由”的学人，为何却非要行“积极自由”，把王朔灭掉而后快呢？现代环境保护思想已经昭示，今天人们要保护毒蛇猛兽，完全不是依据其是否有毒有恶，是否正确，而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多样化原则，不论多么凶猛的怪兽，只要它是一个特殊的物种，就应该保留，只要它快要灭绝了，就应该全力抢救。20年来，出了不少新生代作家，但像王朔这样“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的大无畏大众作家，倒始终不多见，面对这样的王朔，我们至少从环境生态保护的角度，也该予以宽容而非企图用狗血淋头将其窒息。“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各行其是不好么？纵然是王朔不好，先进攻文化明星、文化大师，先挑起战火，也该不以恶还恶，以暴易暴，以骂对骂。当一些人大肆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一元化领导之际，某些自由文人竟也不知不觉以剿灭异己为乐，岂不是也加入了“一元化还乡团”？
批王朔，是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围攻。
正如一个学者所叹息，今天的学人大都是“书斋里的革命”，已经不可能有当年恩格斯那样一面写学术理论，一面参加巷战的知识分子了。何以至此呢？无非因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仍靠体制所供养。没有自由的经济来源，“端人碗受人管”，难免不从“被迫自律”到“习惯自律”，说话之前先观体制脸色，只说体制不太发怒的话。而王朔早已脱离体制，进入市场自谋生计，真正的“码字”换钱谋生。这种自由生态的作品，本来就是体制所极其讨厌的。无奈因改革多年，一时还变不过脸来直接给颜色，只有通过重新播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去皮见骨，慢慢勒紧王朔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报刊传媒拿出大版篇幅来供人骂王朔，就决非只是市场因素的偶然性。想想如今是什么气候，稍跟体制关系好一点的人都有“政治保护”，不允许丝毫不尊敬，唯独对王朔，谁要骂，尽管骂，不管是用“流氓”还是“疯狗”，再脏的词只要不嫌自己污口，尽管放。这样的宽松与那样的紧缩相比，其体制对王朔的态度，不是一清二楚么？
不可否认，有些骂王朔的知识者，与体制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什么真往来，他们甚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追求者，但是一不小心，一叶障目，一时任性，便干了百姓痛、体制快的糊涂事。
中国文化人向来有一传统，私仇大于价值追求--为了报一己私仇，不惜权宜之计，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体制联手，结成暂时统一战线。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伪现代化的经典表现。
批王朔，是新自由主义者批古典自由主义者。
刘军宁先生说得好：“据我观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⑽，王朔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不仅在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追求自由，而且经济上也力争自由，他的生存早已脱离体制供养，“不食周粟”，全赖自己弄小说、影视剧等等来自谋生路。相反，而今攻击王朔者，大都是靠体制给工资，住体制之房的人。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与体制多一分经济关系，就难免有意无意地接受体制的一些思想控制。这也就是一些体制内思想者总也不能彻底看透事物根本症结的原因，也是他们一忽儿有很自由的腔调，一忽而又很官方的旋律。这种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歧异，也是王朔遭难的病根之一。
9、新批判与新剧新诗新画像
王朔是多元化的产物，王朔是反专制、反虚伪的产物，那么要批判王朔，最好的气候是重伸一元化，重新宣传伪现代化的新潮流。
这种伪现代化新潮在2000年春天似乎出现了。
2000年春季，央视两次播出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组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连续剧，央视破例每天在新闻节目报道组织观看的反响，全国各报“闻风而动”，掀起“重学保尔”的高潮。“钢”剧虽然不是点名批判王朔，但锋芒直指“主旋律”之外的“俗文化”则是“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而王朔的作品显然都是与“保尔精神”格格不入的“自由化”，播“钢”剧，也就是在酝酿、营造批判王朔之流的文化氛围，也就是批王朔。
无独有偶，与《钢》剧相呼应的伪现代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2000年3月28日的《广州日报》，头版有条报道，本来是旨在宣传“广州各届认真学习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畅谈体会”，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忘根本”，然而其中却有这样离奇的一段：
“广之旅开辟'沿着总书记足迹旅游'的线路，让普通市民通过这些实景真切体会'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内涵。”--这是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示。
这一牵强附会的“假大空”新闻，似曾相识--我们曾在关于文革题材的影视、小说中见过，但而今竟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戏剧中的“假大空”竟然如“画中人”一样，从艺术作品中走进了生活。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在文革中默许了那么多“个人崇拜”的创举，但也还没有让人创造什么“毛主席旅游线”！当年“总设计师南巡”，轰动海内外，也无人发明“总设计师旅游线”，而今在清除“假大空”20年后，怎么居然还兴起了 “沿着总书记足迹旅游”？这发源地竟然还是号称“改革之窗”的广东！难道昔日的“改革前沿”在今日已异化为“假大空之窗”？
人们旅游，主要是为了借游览山川风景、名胜古迹而休息；而今天的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线路是从工作出发，并非专选风景名胜，总书记的工作考察线路与百姓的旅游情趣是风马牛不相及。让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还像“文革”那样休息时也背诵领袖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地“突出政治”，可能吗？开辟“总书记旅游线路”，既不会有游客，更不会有什么市场。“文革”过来人知道，这不过是沿袭文革当年一些“沿着某某走过的路前进”老套子的新翻版。
这些小道理，广之旅负责人难道不知？知道，一定知道，只不过，他们更通晓，虽然这只是一条虚设的为了“造新闻”的假旅游线，但却可能给上级造成一种本人本单位如何积极贯彻中央领导人指示的先进形象。为何一个商业企业要如此制造“政治红帽子”？可见我们的市场经济要依靠许多非市场因素。
一个广之旅如此糊涂无所谓，奇怪的是这种糊涂想法能见诸党报，这可能就是有来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了。
2000年4月24日，《深圳特区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总书记来到南岭村》的歌词（作者苏伟光为深圳市文化局长）--
（1）、
杨柳绿木棉红/ 南国三月春意浓/ 一路春花绽笑容/ 总书记来到南岭村/ 风尘仆仆走千家/ 神采奕奕访百姓/ 看我们新楼房/ 看我们好生活/ 听我们唱新歌/ 与我们同欢乐/ 洋溢朗朗的笑声/ 发出谆谆的嘱托/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像一股春风吹进我们的心窝
（2）、
春风吹暖融融/ 南国三月春意浓/ 明媚春光照大地/ 总书记来到南岭村/ 伴随春风传喜讯/ 党的关怀暖人心/ 给我们指前程/ 为我们掌航舵/ 教我们不停步/ 领我们永开拓/ 洋溢朗朗的笑声/ 发出谆谆的嘱托/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如一声春雷响遍南疆北国
凡是经过文革的过来人，都会极熟悉这歌词中的几个关键词：“神采奕奕”，“谆谆”，“掌航舵”，“指前程”，“一声春雷”，这不就是当年文革“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翻版吗？其语言格调完全就像当年歌颂“红太阳”毛主席啊！那时不有一首歌《毛主席来到咱山村》，就是这样的词么？难道又要“大树特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总书记思想”么？由此人们想到，1999年底，“澳门回归”时，珠海市机场路上竖起一块上百平方米的巨大的“总书记画像”⑾--整个背景是一面鲜红党旗，江总书记高大的身体占据中心，其身后是小一截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陪衬--这样以文革语汇的宣传画来突出现任总书记，这样显示现任总书记不仅是当今的核心，而且是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核心的“三突出”宣传画，北京不曾出现，内地没有见到，居然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横空出世，无人置疑。这是何等耐人寻味的问题-―广东难道已从改革开放之窗变为了“假大空”之窗？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文革又要来了？（--文革产生的关键因素一是“个人崇拜”，二是“假大空”，如果没有“大跃进”假大空高潮，没有“全国人民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个人崇拜高潮，文革能发动么？当这两股阴风又出现时，二次文革也许就不远了。）可以肯定，像这样形式主义、个人崇拜似的宣传总书记，决非今日总书记和中央的指示，而是某些官迷心窃者，企图重新祭起文革那一套伪现代化伎俩而制造的“极左还乡宣言”。有人如此糊涂，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种假大空出笼后，没有人来及时批判制止，相反，受批判的倒是反假大空的新青年王朔，这就令人扼腕长叹了。改革前沿在制造假大空，首善之地猛批王朔，这南北两地背后的深层的动向是什么呢？
有些自以为很清醒很理性的民主法治追求者，某些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者，竟然也在如此氛围中大批王朔当先锋，又意味着什么？
王朔并非如何了不得，王朔有很多糊涂观念，比如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含糊，对不会写长篇小说者的冷眼，对鲁迅价值的低估，对散文随笔的轻视，但是，对这些偏见的批评，应该在一种学术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而不能走到人格侮辱谩骂的轨道，即便王朔有不理智的行为，反批评者也不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正如我们惩治流氓也决不可以流氓手段。何况王朔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从未点名骂谁为流氓为疯狗，何况王朔整体上代表着现代人格的进化。号称追寻现代化的某些文化精英，又何忍对一个本质上的同盟军如此心狠手毒呢？难道今日的一些文化精英，实在如同当年的东林党人，为了保护自身大名和利益，不惜对本是同路人的自由思想者李贽残酷举报，与万历皇上联手除之？
10、王朔的直言与偏见
王朔不可能没有毛病，他可能有一切文人皆有的弊病，但他却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反对虚伪，尽力说实话，少装腔作势。请看几例--
1999年12月5日，《辽沈晚报》有篇消息：《王朔要和鲁迅老舍“玩儿真的”》--
前不久，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公然笔伐金庸引起轩然大波。近日，王朔又语出惊人，批金庸只是个开头！
谈及批金庸一事，王朔说：“要说哗众取宠，可能也有点吧。不过挑战大众趣味，有快感!其实那就是依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跟谁都玩真的'，这是马晓晴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你哪儿不好我就认真地说！”
王朔表示，目前他已写好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评论，《收获》明年1月份发。王朔说：“鲁迅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并非都好，给点技术上的分析。另外，我还准备说说老舍，发在《北京文学》上，我准备把他们全得罪光喽！”
王朔在这消息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哗众取宠”，但从2000年3月出版的《收获》看他的《我看鲁迅》，从2000年4月的《作家》看他的《我看老舍》，他的确坦率，在和鲁迅与老舍“玩真的”
试读《我看鲁迅》⑿中几段“王朔语录”：
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阿Q正传》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电影《阿Q正传》）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于发扬火力指哪儿打哪儿的好处，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
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
我是把小说当作“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凡见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中顶着“著名散文作家”头衔那位往往是一冒牌货，不是作协官员就是某人的儿子或者干脆是文学圈里一碎催，能写个山水游记或是某老腕某年某日一时的音容笑貌就舔着脸出来招摇了。使我一想到散文随笔总觉得那不是正经东西，若说某人独以散文随笔见长，先觉得这是一起哄的，读了也以为好，仍觉得此人没根基，起码和文学无关，用那种比较装孙子的话说就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有一种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篇比写长篇难。……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
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说。……不一定非要正确才能发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了也就说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
说到鲁迅精神，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为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这个不会为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小说的那个鲁迅。
再读《我看老舍》⒀中的愤激之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郭沫若的不行了，茅盾的不行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憩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
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由此可见，真诚，与伟大的时代同步并不能保证一个作品笃定成功。时代也不能太伟大，太伟大了，人就不见了。
我经常听人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一些写作之外的先决条件，思想性啊，责任感啊，对巨大事物的关怀啊，说来说去似乎都在强调作家的人格，许多作者本人也纷纷咬着后槽牙说：创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依这个说法，凡是经过“文革”活下来的作家都无法伟大。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坛上的陈年旧恶，在那个不道德的时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说起来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做了丑恶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还不如今天监狱里关的那些刑事犯。就我的阅读范围，老腕们差不多人人沾包，以至使我有一个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没有资格谈“人格”二字。
朋友说：中国作家吃亏就在于人人不老实，一方面可做绕指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气，软，软到人尽可欺，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都不把写作当回事。其实这不是中国作家的传统精神，汉朝有个叫司马迁的，被皇上骟了，没急着死，写了一本《史记》。
《四世同堂》中有一句台词：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死，只能成全一个伟大的作家。咱们的伟大作家也太多了。忍，没准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对于王朔这种不乏偏见、糊涂的坦率直言，已有很多科班学人开始宽容与认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博士焦国标说：
“王朔的成功可以跟曹雪芹、张爱玲作比。《红楼梦》为什么成功？张爱玲为什么风靡？原因多多，语言第一。……某种意义上，甚至各种意义上，王朔的语言与曹雪芹、张爱玲的语言都是可比的。曹雪芹、张爱玲是大家庭里熏染透顶的语言，王朔则是故都人情世故中溜圆的语言，都已经臻于极致，只待收获。他们收获了，因而他们富足了，就这么简单。王朔的成功实乃集几百年间北京人的语言琢磨之功为己有。他的词汇可能是新生的，但他的使用语境、氛围之类是古旧的。”（焦国标《 帮王朔策划后半生码字生涯》）⒁
文学博士葛红兵更看好“王朔精神”。其《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一文中说--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无视一切文化人的自我优越感，他对一切“孔乙己”主义者都给予无情的嘲讽，他自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饰、浮泛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他使文人斯文扫地。他常常对“教授”这个称呼不屑一顾，甚至充满敌意，他的小说没有诗、词、曲、赋，他也不在小说中谈论音乐、绘画、文学，他自己在做文学可是却将文艺看得一钱不值，他只写生活本身，从来不在他的小说中塞上不伦不类的“文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
更为可贵的是王朔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大呼小叫着去的，他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以一种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讽，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没有多少人能读出他的小说里渗透着的悲伤，没有人能从他的小说中读懂什么叫做真诚。而那些所谓的人文主义教授，那些将导游手册当散文写的人，那些呼天抢地不时将爱国主义当幌子晃一晃的人，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书写“人文理想”的人则常常占尽先机。（葛红兵《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八面来风”网站2000年4月）
11、王朔与哈维尔
王朔的这些“真声音”，不仅是在不自觉地继承鲁迅精神，而且也不知不觉地与反“后极权主义”的捷克思想家哈维尔心心相通。
也许王朔并不知道“后极权主义”一词，不知李慎之所解释：“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 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⒂ 但是，诚如葛红兵所研究，王朔“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来不用假理想主义的神枝抚慰我们，更不用幻觉来打发读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这正是哈维尔所主张的“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和“从小处着手!”这就是在行使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将通俗小说变为了哈维尔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⒃而王朔呢，“在王朔那里，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在人文主义的幻觉的天堂里飞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说就会跌落下来，成为不堪一击的肉酱。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使得'知识分子'们大跌眼镜，于是知识分子、教授们也就不喜欢他。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⒄
葛红兵由此结论说：“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⒅
至此，我们可以说，王朔现在是陷入了“后极权主义”阶段的伪现代化大潮的围剿。讨伐王朔只是当前中国文化界自由与专制斗争的一个新焦点。由于王朔不直接谈主义，由于王朔毕竟只是文化小传统，拿他先开刀，可以有麻痹与缓冲、试探与警告的诸多便利，也是先吃“卒”，再拿“车”，再“将军”，去皮见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战略艺术。这场斗争如何纵深扩展，最终胜负如何，眼下无法预见--“勃列日列夫式伪现代化”是否一定来到中国，谁说得准？
（作者：朱健国）
8、三种围剿者
把王朔之冤明辨了，那么再看如今围剿征伐王朔的实质。
批王朔，其实是“一元化还乡团”对“多元化”的围剿。
改革开放20多年，文化思想界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推倒了思想文化一元化。新中国前30年，可以说只有一花独放、一家独霸的思想专制，而改革之后，多元化文化思维才被引进、默认，于是王朔才问世了。王朔的一切作品，皆是一种独立的个人感觉、独立的思想，他没有从属于“主旋律”，没有服从于体制，他的思想明显具有自由之精神。在中国有那么多的雅文化，有那么种依附于主旋律的学者、教授，而像王朔这样无师自通的自由作家，屈指难数，为何不能容忍一二另类存在呢？许多深明“消极自由”的学人，为何却非要行“积极自由”，把王朔灭掉而后快呢？现代环境保护思想已经昭示，今天人们要保护毒蛇猛兽，完全不是依据其是否有毒有恶，是否正确，而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多样化原则，不论多么凶猛的怪兽，只要它是一个特殊的物种，就应该保留，只要它快要灭绝了，就应该全力抢救。20年来，出了不少新生代作家，但像王朔这样“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的大无畏大众作家，倒始终不多见，面对这样的王朔，我们至少从环境生态保护的角度，也该予以宽容而非企图用狗血淋头将其窒息。“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各行其是不好么？纵然是王朔不好，先进攻文化明星、文化大师，先挑起战火，也该不以恶还恶，以暴易暴，以骂对骂。当一些人大肆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一元化领导之际，某些自由文人竟也不知不觉以剿灭异己为乐，岂不是也加入了“一元化还乡团”？
批王朔，是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围攻。
正如一个学者所叹息，今天的学人大都是“书斋里的革命”，已经不可能有当年恩格斯那样一面写学术理论，一面参加巷战的知识分子了。何以至此呢？无非因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仍靠体制所供养。没有自由的经济来源，“端人碗受人管”，难免不从“被迫自律”到“习惯自律”，说话之前先观体制脸色，只说体制不太发怒的话。而王朔早已脱离体制，进入市场自谋生计，真正的“码字”换钱谋生。这种自由生态的作品，本来就是体制所极其讨厌的。无奈因改革多年，一时还变不过脸来直接给颜色，只有通过重新播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去皮见骨，慢慢勒紧王朔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报刊传媒拿出大版篇幅来供人骂王朔，就决非只是市场因素的偶然性。想想如今是什么气候，稍跟体制关系好一点的人都有“政治保护”，不允许丝毫不尊敬，唯独对王朔，谁要骂，尽管骂，不管是用“流氓”还是“疯狗”，再脏的词只要不嫌自己污口，尽管放。这样的宽松与那样的紧缩相比，其体制对王朔的态度，不是一清二楚么？
不可否认，有些骂王朔的知识者，与体制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什么真往来，他们甚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追求者，但是一不小心，一叶障目，一时任性，便干了百姓痛、体制快的糊涂事。
中国文化人向来有一传统，私仇大于价值追求--为了报一己私仇，不惜权宜之计，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体制联手，结成暂时统一战线。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伪现代化的经典表现。
批王朔，是新自由主义者批古典自由主义者。
刘军宁先生说得好：“据我观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⑽，王朔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不仅在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追求自由，而且经济上也力争自由，他的生存早已脱离体制供养，“不食周粟”，全赖自己弄小说、影视剧等等来自谋生路。相反，而今攻击王朔者，大都是靠体制给工资，住体制之房的人。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与体制多一分经济关系，就难免有意无意地接受体制的一些思想控制。这也就是一些体制内思想者总也不能彻底看透事物根本症结的原因，也是他们一忽儿有很自由的腔调，一忽而又很官方的旋律。这种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歧异，也是王朔遭难的病根之一。
9、新批判与新剧新诗新画像
王朔是多元化的产物，王朔是反专制、反虚伪的产物，那么要批判王朔，最好的气候是重伸一元化，重新宣传伪现代化的新潮流。
这种伪现代化新潮在2000年春天似乎出现了。
2000年春季，央视两次播出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组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连续剧，央视破例每天在新闻节目报道组织观看的反响，全国各报“闻风而动”，掀起“重学保尔”的高潮。“钢”剧虽然不是点名批判王朔，但锋芒直指“主旋律”之外的“俗文化”则是“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而王朔的作品显然都是与“保尔精神”格格不入的“自由化”，播“钢”剧，也就是在酝酿、营造批判王朔之流的文化氛围，也就是批王朔。
无独有偶，与《钢》剧相呼应的伪现代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2000年3月28日的《广州日报》，头版有条报道，本来是旨在宣传“广州各届认真学习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畅谈体会”，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忘根本”，然而其中却有这样离奇的一段：
“广之旅开辟'沿着总书记足迹旅游'的线路，让普通市民通过这些实景真切体会'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内涵。”--这是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示。
这一牵强附会的“假大空”新闻，似曾相识--我们曾在关于文革题材的影视、小说中见过，但而今竟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戏剧中的“假大空”竟然如“画中人”一样，从艺术作品中走进了生活。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在文革中默许了那么多“个人崇拜”的创举，但也还没有让人创造什么“毛主席旅游线”！当年“总设计师南巡”，轰动海内外，也无人发明“总设计师旅游线”，而今在清除“假大空”20年后，怎么居然还兴起了 “沿着总书记足迹旅游”？这发源地竟然还是号称“改革之窗”的广东！难道昔日的“改革前沿”在今日已异化为“假大空之窗”？
人们旅游，主要是为了借游览山川风景、名胜古迹而休息；而今天的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线路是从工作出发，并非专选风景名胜，总书记的工作考察线路与百姓的旅游情趣是风马牛不相及。让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还像“文革”那样休息时也背诵领袖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地“突出政治”，可能吗？开辟“总书记旅游线路”，既不会有游客，更不会有什么市场。“文革”过来人知道，这不过是沿袭文革当年一些“沿着某某走过的路前进”老套子的新翻版。
这些小道理，广之旅负责人难道不知？知道，一定知道，只不过，他们更通晓，虽然这只是一条虚设的为了“造新闻”的假旅游线，但却可能给上级造成一种本人本单位如何积极贯彻中央领导人指示的先进形象。为何一个商业企业要如此制造“政治红帽子”？可见我们的市场经济要依靠许多非市场因素。
一个广之旅如此糊涂无所谓，奇怪的是这种糊涂想法能见诸党报，这可能就是有来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了。
2000年4月24日，《深圳特区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总书记来到南岭村》的歌词（作者苏伟光为深圳市文化局长）--
（1）、
杨柳绿木棉红/ 南国三月春意浓/ 一路春花绽笑容/ 总书记来到南岭村/ 风尘仆仆走千家/ 神采奕奕访百姓/ 看我们新楼房/ 看我们好生活/ 听我们唱新歌/ 与我们同欢乐/ 洋溢朗朗的笑声/ 发出谆谆的嘱托/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像一股春风吹进我们的心窝
（2）、
春风吹暖融融/ 南国三月春意浓/ 明媚春光照大地/ 总书记来到南岭村/ 伴随春风传喜讯/ 党的关怀暖人心/ 给我们指前程/ 为我们掌航舵/ 教我们不停步/ 领我们永开拓/ 洋溢朗朗的笑声/ 发出谆谆的嘱托/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如一声春雷响遍南疆北国
凡是经过文革的过来人，都会极熟悉这歌词中的几个关键词：“神采奕奕”，“谆谆”，“掌航舵”，“指前程”，“一声春雷”，这不就是当年文革“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翻版吗？其语言格调完全就像当年歌颂“红太阳”毛主席啊！那时不有一首歌《毛主席来到咱山村》，就是这样的词么？难道又要“大树特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总书记思想”么？由此人们想到，1999年底，“澳门回归”时，珠海市机场路上竖起一块上百平方米的巨大的“总书记画像”⑾--整个背景是一面鲜红党旗，江总书记高大的身体占据中心，其身后是小一截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陪衬--这样以文革语汇的宣传画来突出现任总书记，这样显示现任总书记不仅是当今的核心，而且是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核心的“三突出”宣传画，北京不曾出现，内地没有见到，居然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横空出世，无人置疑。这是何等耐人寻味的问题-―广东难道已从改革开放之窗变为了“假大空”之窗？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文革又要来了？（--文革产生的关键因素一是“个人崇拜”，二是“假大空”，如果没有“大跃进”假大空高潮，没有“全国人民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个人崇拜高潮，文革能发动么？当这两股阴风又出现时，二次文革也许就不远了。）可以肯定，像这样形式主义、个人崇拜似的宣传总书记，决非今日总书记和中央的指示，而是某些官迷心窃者，企图重新祭起文革那一套伪现代化伎俩而制造的“极左还乡宣言”。有人如此糊涂，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种假大空出笼后，没有人来及时批判制止，相反，受批判的倒是反假大空的新青年王朔，这就令人扼腕长叹了。改革前沿在制造假大空，首善之地猛批王朔，这南北两地背后的深层的动向是什么呢？
有些自以为很清醒很理性的民主法治追求者，某些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者，竟然也在如此氛围中大批王朔当先锋，又意味着什么？
王朔并非如何了不得，王朔有很多糊涂观念，比如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含糊，对不会写长篇小说者的冷眼，对鲁迅价值的低估，对散文随笔的轻视，但是，对这些偏见的批评，应该在一种学术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而不能走到人格侮辱谩骂的轨道，即便王朔有不理智的行为，反批评者也不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正如我们惩治流氓也决不可以流氓手段。何况王朔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从未点名骂谁为流氓为疯狗，何况王朔整体上代表着现代人格的进化。号称追寻现代化的某些文化精英，又何忍对一个本质上的同盟军如此心狠手毒呢？难道今日的一些文化精英，实在如同当年的东林党人，为了保护自身大名和利益，不惜对本是同路人的自由思想者李贽残酷举报，与万历皇上联手除之？
10、王朔的直言与偏见
王朔不可能没有毛病，他可能有一切文人皆有的弊病，但他却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反对虚伪，尽力说实话，少装腔作势。请看几例--
1999年12月5日，《辽沈晚报》有篇消息：《王朔要和鲁迅老舍“玩儿真的”》--
前不久，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公然笔伐金庸引起轩然大波。近日，王朔又语出惊人，批金庸只是个开头！
谈及批金庸一事，王朔说：“要说哗众取宠，可能也有点吧。不过挑战大众趣味，有快感!其实那就是依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跟谁都玩真的'，这是马晓晴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你哪儿不好我就认真地说！”
王朔表示，目前他已写好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评论，《收获》明年1月份发。王朔说：“鲁迅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并非都好，给点技术上的分析。另外，我还准备说说老舍，发在《北京文学》上，我准备把他们全得罪光喽！”
王朔在这消息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哗众取宠”，但从2000年3月出版的《收获》看他的《我看鲁迅》，从2000年4月的《作家》看他的《我看老舍》，他的确坦率，在和鲁迅与老舍“玩真的”
试读《我看鲁迅》⑿中几段“王朔语录”：
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阿Q正传》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电影《阿Q正传》）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于发扬火力指哪儿打哪儿的好处，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
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
我是把小说当作“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凡见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中顶着“著名散文作家”头衔那位往往是一冒牌货，不是作协官员就是某人的儿子或者干脆是文学圈里一碎催，能写个山水游记或是某老腕某年某日一时的音容笑貌就舔着脸出来招摇了。使我一想到散文随笔总觉得那不是正经东西，若说某人独以散文随笔见长，先觉得这是一起哄的，读了也以为好，仍觉得此人没根基，起码和文学无关，用那种比较装孙子的话说就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有一种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篇比写长篇难。……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
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说。……不一定非要正确才能发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了也就说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
说到鲁迅精神，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为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这个不会为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小说的那个鲁迅。
再读《我看老舍》⒀中的愤激之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郭沫若的不行了，茅盾的不行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憩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
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由此可见，真诚，与伟大的时代同步并不能保证一个作品笃定成功。时代也不能太伟大，太伟大了，人就不见了。
我经常听人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一些写作之外的先决条件，思想性啊，责任感啊，对巨大事物的关怀啊，说来说去似乎都在强调作家的人格，许多作者本人也纷纷咬着后槽牙说：创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依这个说法，凡是经过“文革”活下来的作家都无法伟大。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坛上的陈年旧恶，在那个不道德的时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说起来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做了丑恶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还不如今天监狱里关的那些刑事犯。就我的阅读范围，老腕们差不多人人沾包，以至使我有一个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没有资格谈“人格”二字。
朋友说：中国作家吃亏就在于人人不老实，一方面可做绕指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气，软，软到人尽可欺，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都不把写作当回事。其实这不是中国作家的传统精神，汉朝有个叫司马迁的，被皇上骟了，没急着死，写了一本《史记》。
《四世同堂》中有一句台词：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死，只能成全一个伟大的作家。咱们的伟大作家也太多了。忍，没准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对于王朔这种不乏偏见、糊涂的坦率直言，已有很多科班学人开始宽容与认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博士焦国标说：
“王朔的成功可以跟曹雪芹、张爱玲作比。《红楼梦》为什么成功？张爱玲为什么风靡？原因多多，语言第一。……某种意义上，甚至各种意义上，王朔的语言与曹雪芹、张爱玲的语言都是可比的。曹雪芹、张爱玲是大家庭里熏染透顶的语言，王朔则是故都人情世故中溜圆的语言，都已经臻于极致，只待收获。他们收获了，因而他们富足了，就这么简单。王朔的成功实乃集几百年间北京人的语言琢磨之功为己有。他的词汇可能是新生的，但他的使用语境、氛围之类是古旧的。”（焦国标《 帮王朔策划后半生码字生涯》）⒁
文学博士葛红兵更看好“王朔精神”。其《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一文中说--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无视一切文化人的自我优越感，他对一切“孔乙己”主义者都给予无情的嘲讽，他自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饰、浮泛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他使文人斯文扫地。他常常对“教授”这个称呼不屑一顾，甚至充满敌意，他的小说没有诗、词、曲、赋，他也不在小说中谈论音乐、绘画、文学，他自己在做文学可是却将文艺看得一钱不值，他只写生活本身，从来不在他的小说中塞上不伦不类的“文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
更为可贵的是王朔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大呼小叫着去的，他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以一种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讽，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没有多少人能读出他的小说里渗透着的悲伤，没有人能从他的小说中读懂什么叫做真诚。而那些所谓的人文主义教授，那些将导游手册当散文写的人，那些呼天抢地不时将爱国主义当幌子晃一晃的人，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书写“人文理想”的人则常常占尽先机。（葛红兵《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八面来风”网站2000年4月）
11、王朔与哈维尔
王朔的这些“真声音”，不仅是在不自觉地继承鲁迅精神，而且也不知不觉地与反“后极权主义”的捷克思想家哈维尔心心相通。
也许王朔并不知道“后极权主义”一词，不知李慎之所解释：“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 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⒂ 但是，诚如葛红兵所研究，王朔“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来不用假理想主义的神枝抚慰我们，更不用幻觉来打发读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这正是哈维尔所主张的“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和“从小处着手!”这就是在行使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将通俗小说变为了哈维尔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⒃而王朔呢，“在王朔那里，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在人文主义的幻觉的天堂里飞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说就会跌落下来，成为不堪一击的肉酱。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使得'知识分子'们大跌眼镜，于是知识分子、教授们也就不喜欢他。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⒄
葛红兵由此结论说：“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⒅
至此，我们可以说，王朔现在是陷入了“后极权主义”阶段的伪现代化大潮的围剿。讨伐王朔只是当前中国文化界自由与专制斗争的一个新焦点。由于王朔不直接谈主义，由于王朔毕竟只是文化小传统，拿他先开刀，可以有麻痹与缓冲、试探与警告的诸多便利，也是先吃“卒”，再拿“车”，再“将军”，去皮见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战略艺术。这场斗争如何纵深扩展，最终胜负如何，眼下无法预见--“勃列日列夫式伪现代化”是否一定来到中国，谁说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