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朝风月
圣人字典
（作者：令狐岳）
中国人的历史是一部精英的历史，翻《资治通鉴》，简直是圣人辈出。孔圣人是圣人，孟圣人是圣人，无数的学习孔圣人孟圣人的精英们也算是圣人。无以寄托，就研究研究这些圣人们的心理吧。
（1）看不见的金子
东汉末年，北海人管宁和华歆幼时是挚友，曾经一同锄地种菜，得黄金一锭。管宁只顾继续锄地，认为那玩意和瓦砾一样，华歆却拣起来再把它扔掉。人们从这件事情上就判断出了他们的优劣。不自量力。
以上我已经翻译成了白话文。文言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语焉不详，缺少必要的细节以及心理描写，即使钱钟书老人家复活过来翻译，也多数让人不知所云。
黄金一锭，无论在古代还是现在，都不是很小的一笔钱，可以买上一百台电视机了吧？常常在《扬子晚报》上看到众生们为了一元两元钱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小命不保，可是粪土金钱就是真英雄？
管宁先生看到黄金不仅不两眼放光，还矜持地不理不问，有两种可能：1.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无论怎么考证，三国时期似乎还没有近视眼镜卖，也更没有可能有隐形眼镜。华歆先生拣起黄金并高兴得欢呼雀跃满地打滚，管宁先生才反应过来，刚才一锄头翻出来的黄灿灿的既不是狗屎一堆也不是瓦砾一块（笨蛋，黄灿灿的瓦至少也是文物啊！）。可以想象，如果这时候华歆高兴得一时痰涌中风翘了辫子又恰好四周无人的话，管宁先生一定撒腿就跑，回家掘地三尺将金子埋起来，做好记号，再若无其事地回到地头，在眼睛上涂上吐沫若干，打散头发，趴在尸首上一边在心底狂笑一边呼天抢地。2.管宁先生的确是看见了。可是在他在拣与不拣之间忧郁不决的时候，华歆却抢了先机。如果是吾等草民，两个人肯定已经象野狗一样在地里抢成了一团。可是，圣人首先要保持的是名节。所谓名节，时尚点说就是风度。所以管宁先生尽管心如刀绞却依然保持冷静，回家后立马吟诗一首或者作文一篇！这绝对不是小人搞的“莫须有”的罪名，否则这样死无对证的事情怎么会流传千古？对于中国人来说，钱和名的重要性基本差不多，钱是短期效应，有了名还怕没有钱？小老婆都没有问题。
华歆先生的举动也只有两种可能：
1.他是白痴。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表弟的小女儿昨天才满周岁，我刚把她的压岁钱抢过来，她就惊天动地地号啕大哭起来。华歆先生这样的大名人绝对会认不出那是块可以用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宝贝，如果是他一个人拣到的，就是上面刻了“张三的金子，拣到者请致电5551234”字样，也是照样毫不犹豫地揣进怀里。2.意志不够坚决。华歆先生将金子反复把玩几遍、擦净泥巴、心脏从每分钟500次降到120，一回头才发现管宁这小子竟然巍然不动！他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这还了得？回去他一宣传，我成了怎样的见利忘义的小人啦？”华歆一激动，连忙扔掉（当然，要不屑一顾地当砖头一样地用优美的符合圣贤书的姿势扔出去）。毕竟是小孩子啊，太年轻，怎知道在中国哪里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做了强盗就永远是强盗，即使招安了也是强盗。此时如果他立刻邀请管宁先生六四分成，任何问题都没有了。管宁如果胆敢不接受腐蚀，立马就来个杀人灭口，报纸上局长杀局长，市长杀市长的就是用的这一招。
优劣自分！
（2）弄个圣人做做？
圣人不一定是大人物也不一定是名人，就象《烈女传》上的烈女你也认不了几个一样。邹元标也是个不太出名的圣人。他1577年中了进士，还没有来得及混上一官半职的，就上书指出张居正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受庭杖后革去进士头衔流放贵州。1583年，张居正倒台后被招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他立即又上书批评万历皇帝不能清心寡欲，小皇帝批了“知道了”三字。邹元标又上书“揭露”万历撒谎。结果，再次被庭杖。
万历给他的评语是“讪君卖直”，就是用诽谤人君的方法来招摇贩卖他的正直。我原来一直很看不起明代的皇帝，他们除了知道大搞中央集权、特务，就是和太监们鬼混。万历小皇帝到是个明事理的人。
不否认历史上有很多的忠贞不阿的人，可以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把“正直”当作商品就可怕了。张居正贪婪聚材、专横跋扈，但是没有他，万历皇帝的前十年的辉煌就是空中楼阁。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是敌人也多如麻。搞人总要有理由，“丁忧”是“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个原则。死了父母的确是件很悲伤的事情，悲伤一辈子都不为过，可是非要悲伤得三年之内不做官不娱乐就未免过分虚伪，难道第三年零一天就兴高采烈地去嫖妓，也要比在第三年差一天不在家装模作样地守哀而为了国家大事操劳，显得孝顺、显得高尚？道德上的某些伪装不过是政治上的需要，皇帝指令“夺情”免除丁忧也不是没有先例，当然对手们也可以冠冕堂皇地虚晃一枪，说他是伪装的。
邹先生为首的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的个中学问。不过是场政治斗争，他们也不忘记披上道德的衣裳，成为作戏竞选圣人的资本。原来圣人也是可以在高兴的时候随便弄个做做的。
但是，拿捏分寸是件很有学问的事情。小时候总是以为邹先生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点，随便谏谏谁都可以，谏皇帝的风险太大，碰上了万历还算大脑清楚，如果是南宋那些的皇帝老儿们，脑袋就要没有了。其实，他们也是有眼头见识的人。首先他们知道，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其次如果万历是个动辄就砍别人脑袋的家伙，就是皇帝杀了太上皇，谅他们也不敢再谏什么了。再说了，中国历史上，为了“名”，很少有人顾及生命的。
因不食相而丢掉小命的就有弥衡先生。弥先生自幼才华横溢但刚愎自用，将作大匠孔融将他推荐给曹操，第一次见面，此公就破口大骂，曹操为了表示自己有容人的胸襟，就把他送给了刘表，这次弥先生收敛了一点，对刘表满口赞美，但却不断讽刺其左右，结果是刘表大怒，就把弥先生送给了江夏的黄祖。政治家能称为政治家而不是街头流氓、黑社会的大哥，就是能杀人于无形。刘表这次为他找了个好“婆家”。黄祖性情暴躁，弥衡不久又得罪了他，被诛杀。
（3）你要告状？刁民也！
田畴是个公认的奇才，为了报答刘虞的知遇之恩，在刘虞被杀后率家族深入徐无山，广招难民，很快就建立起一个世外桃源。田畴指定法条：杀伤、偷窃、互相诉讼的人考察罪行的轻重，分别予以刑罚。换句话说，如果张艺谋的秋菊生在那个时代，不等任何判决下来，也够得上腰斩了。不知道那个时代有没有人在自己断成两截的身体旁也用血写上个斗斗大的“惨”？这么多的笔画，没有天大的仇恨有怎能一气写下？
无独有偶，另一个奇才是杜畿先生，他治理河东郡的时候，一切都宽大，对人民的诉讼案件，一律不动用法律，只是给他们分析大义然后各自回家思过。据说以后父老门都互相责备，在不不敢告状，杜先生在此为官十六年，年年政绩排全国第一。
诉讼本身是通过公平的审判来消除不平的手段，他们的想法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把诉讼压制了，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不是不注重法律，在韩非子老头的时代就高举“以法治国”“以法治教”“以吏为师”的大旗，可是向来法律是皇帝的法律，是政府官员的法律，小民在古代叫做“草民”，就是象草一样贱的东西。皇帝要告什么状？官僚们要告什么状？奴隶主们要告什么状？草民们父母被打死、妻子被强奸、财产被侵吞，忍着吧，也许会有个把青天大老爷巡视到你这里，而他有凑巧那天雅兴大发出来乱晃悠，又恰好有个多嘴的人在那里吐沫横飞地把你的遭遇当作茶后谈资在四处传诵，或者干脆指望老天爷良心发现，六月飘雪，而皇帝老儿又恰好不是那种百姓没有米饭吃叫他们吃肉的混蛋家伙，或者就进庙烧香，指望你的仇人出门被车撞死吃饭被噎死喝水被呛死。但是，不能诉讼，否则就是刁民。
遗憾的是，到今天，以诉讼为奇耻大辱的不在少数，《南方周末》上写的太多了。文明不是随便用五千年的历史就能证明的，什么时候中国法制了，才能有真正的文明。
万民崇拜的先知先觉诸葛亮先生曾经沾沾自喜地向法正和刘备炫耀说：我今天用法律来吓阻人民，法律彻底执行以后，人民才知道恩德。原来，在他们眼里，人民是吓大的，法律不过是菜市口杀人的那把沾满鲜血的刀。
（作者：令狐岳）
中国人的历史是一部精英的历史，翻《资治通鉴》，简直是圣人辈出。孔圣人是圣人，孟圣人是圣人，无数的学习孔圣人孟圣人的精英们也算是圣人。无以寄托，就研究研究这些圣人们的心理吧。
（1）看不见的金子
东汉末年，北海人管宁和华歆幼时是挚友，曾经一同锄地种菜，得黄金一锭。管宁只顾继续锄地，认为那玩意和瓦砾一样，华歆却拣起来再把它扔掉。人们从这件事情上就判断出了他们的优劣。不自量力。
以上我已经翻译成了白话文。文言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语焉不详，缺少必要的细节以及心理描写，即使钱钟书老人家复活过来翻译，也多数让人不知所云。
黄金一锭，无论在古代还是现在，都不是很小的一笔钱，可以买上一百台电视机了吧？常常在《扬子晚报》上看到众生们为了一元两元钱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小命不保，可是粪土金钱就是真英雄？
管宁先生看到黄金不仅不两眼放光，还矜持地不理不问，有两种可能：1.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无论怎么考证，三国时期似乎还没有近视眼镜卖，也更没有可能有隐形眼镜。华歆先生拣起黄金并高兴得欢呼雀跃满地打滚，管宁先生才反应过来，刚才一锄头翻出来的黄灿灿的既不是狗屎一堆也不是瓦砾一块（笨蛋，黄灿灿的瓦至少也是文物啊！）。可以想象，如果这时候华歆高兴得一时痰涌中风翘了辫子又恰好四周无人的话，管宁先生一定撒腿就跑，回家掘地三尺将金子埋起来，做好记号，再若无其事地回到地头，在眼睛上涂上吐沫若干，打散头发，趴在尸首上一边在心底狂笑一边呼天抢地。2.管宁先生的确是看见了。可是在他在拣与不拣之间忧郁不决的时候，华歆却抢了先机。如果是吾等草民，两个人肯定已经象野狗一样在地里抢成了一团。可是，圣人首先要保持的是名节。所谓名节，时尚点说就是风度。所以管宁先生尽管心如刀绞却依然保持冷静，回家后立马吟诗一首或者作文一篇！这绝对不是小人搞的“莫须有”的罪名，否则这样死无对证的事情怎么会流传千古？对于中国人来说，钱和名的重要性基本差不多，钱是短期效应，有了名还怕没有钱？小老婆都没有问题。
华歆先生的举动也只有两种可能：
1.他是白痴。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表弟的小女儿昨天才满周岁，我刚把她的压岁钱抢过来，她就惊天动地地号啕大哭起来。华歆先生这样的大名人绝对会认不出那是块可以用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宝贝，如果是他一个人拣到的，就是上面刻了“张三的金子，拣到者请致电5551234”字样，也是照样毫不犹豫地揣进怀里。2.意志不够坚决。华歆先生将金子反复把玩几遍、擦净泥巴、心脏从每分钟500次降到120，一回头才发现管宁这小子竟然巍然不动！他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这还了得？回去他一宣传，我成了怎样的见利忘义的小人啦？”华歆一激动，连忙扔掉（当然，要不屑一顾地当砖头一样地用优美的符合圣贤书的姿势扔出去）。毕竟是小孩子啊，太年轻，怎知道在中国哪里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做了强盗就永远是强盗，即使招安了也是强盗。此时如果他立刻邀请管宁先生六四分成，任何问题都没有了。管宁如果胆敢不接受腐蚀，立马就来个杀人灭口，报纸上局长杀局长，市长杀市长的就是用的这一招。
优劣自分！
（2）弄个圣人做做？
圣人不一定是大人物也不一定是名人，就象《烈女传》上的烈女你也认不了几个一样。邹元标也是个不太出名的圣人。他1577年中了进士，还没有来得及混上一官半职的，就上书指出张居正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受庭杖后革去进士头衔流放贵州。1583年，张居正倒台后被招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他立即又上书批评万历皇帝不能清心寡欲，小皇帝批了“知道了”三字。邹元标又上书“揭露”万历撒谎。结果，再次被庭杖。
万历给他的评语是“讪君卖直”，就是用诽谤人君的方法来招摇贩卖他的正直。我原来一直很看不起明代的皇帝，他们除了知道大搞中央集权、特务，就是和太监们鬼混。万历小皇帝到是个明事理的人。
不否认历史上有很多的忠贞不阿的人，可以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把“正直”当作商品就可怕了。张居正贪婪聚材、专横跋扈，但是没有他，万历皇帝的前十年的辉煌就是空中楼阁。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是敌人也多如麻。搞人总要有理由，“丁忧”是“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个原则。死了父母的确是件很悲伤的事情，悲伤一辈子都不为过，可是非要悲伤得三年之内不做官不娱乐就未免过分虚伪，难道第三年零一天就兴高采烈地去嫖妓，也要比在第三年差一天不在家装模作样地守哀而为了国家大事操劳，显得孝顺、显得高尚？道德上的某些伪装不过是政治上的需要，皇帝指令“夺情”免除丁忧也不是没有先例，当然对手们也可以冠冕堂皇地虚晃一枪，说他是伪装的。
邹先生为首的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的个中学问。不过是场政治斗争，他们也不忘记披上道德的衣裳，成为作戏竞选圣人的资本。原来圣人也是可以在高兴的时候随便弄个做做的。
但是，拿捏分寸是件很有学问的事情。小时候总是以为邹先生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点，随便谏谏谁都可以，谏皇帝的风险太大，碰上了万历还算大脑清楚，如果是南宋那些的皇帝老儿们，脑袋就要没有了。其实，他们也是有眼头见识的人。首先他们知道，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其次如果万历是个动辄就砍别人脑袋的家伙，就是皇帝杀了太上皇，谅他们也不敢再谏什么了。再说了，中国历史上，为了“名”，很少有人顾及生命的。
因不食相而丢掉小命的就有弥衡先生。弥先生自幼才华横溢但刚愎自用，将作大匠孔融将他推荐给曹操，第一次见面，此公就破口大骂，曹操为了表示自己有容人的胸襟，就把他送给了刘表，这次弥先生收敛了一点，对刘表满口赞美，但却不断讽刺其左右，结果是刘表大怒，就把弥先生送给了江夏的黄祖。政治家能称为政治家而不是街头流氓、黑社会的大哥，就是能杀人于无形。刘表这次为他找了个好“婆家”。黄祖性情暴躁，弥衡不久又得罪了他，被诛杀。
（3）你要告状？刁民也！
田畴是个公认的奇才，为了报答刘虞的知遇之恩，在刘虞被杀后率家族深入徐无山，广招难民，很快就建立起一个世外桃源。田畴指定法条：杀伤、偷窃、互相诉讼的人考察罪行的轻重，分别予以刑罚。换句话说，如果张艺谋的秋菊生在那个时代，不等任何判决下来，也够得上腰斩了。不知道那个时代有没有人在自己断成两截的身体旁也用血写上个斗斗大的“惨”？这么多的笔画，没有天大的仇恨有怎能一气写下？
无独有偶，另一个奇才是杜畿先生，他治理河东郡的时候，一切都宽大，对人民的诉讼案件，一律不动用法律，只是给他们分析大义然后各自回家思过。据说以后父老门都互相责备，在不不敢告状，杜先生在此为官十六年，年年政绩排全国第一。
诉讼本身是通过公平的审判来消除不平的手段，他们的想法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把诉讼压制了，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不是不注重法律，在韩非子老头的时代就高举“以法治国”“以法治教”“以吏为师”的大旗，可是向来法律是皇帝的法律，是政府官员的法律，小民在古代叫做“草民”，就是象草一样贱的东西。皇帝要告什么状？官僚们要告什么状？奴隶主们要告什么状？草民们父母被打死、妻子被强奸、财产被侵吞，忍着吧，也许会有个把青天大老爷巡视到你这里，而他有凑巧那天雅兴大发出来乱晃悠，又恰好有个多嘴的人在那里吐沫横飞地把你的遭遇当作茶后谈资在四处传诵，或者干脆指望老天爷良心发现，六月飘雪，而皇帝老儿又恰好不是那种百姓没有米饭吃叫他们吃肉的混蛋家伙，或者就进庙烧香，指望你的仇人出门被车撞死吃饭被噎死喝水被呛死。但是，不能诉讼，否则就是刁民。
遗憾的是，到今天，以诉讼为奇耻大辱的不在少数，《南方周末》上写的太多了。文明不是随便用五千年的历史就能证明的，什么时候中国法制了，才能有真正的文明。
万民崇拜的先知先觉诸葛亮先生曾经沾沾自喜地向法正和刘备炫耀说：我今天用法律来吓阻人民，法律彻底执行以后，人民才知道恩德。原来，在他们眼里，人民是吓大的，法律不过是菜市口杀人的那把沾满鲜血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