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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rz
来自南方周末
冷眼旁观格瓦拉热
□朱铁志
由于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据说北京正在兴起格瓦拉热。那些吃着麦当劳、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穿着彪马、耐克、阿迪达斯的新人类们，正为格瓦拉当年的壮举感动不已。有人从剧中看出了英雄主义，有人看出了理想主义，有人看出了“酷”，而有人不过是看中了格瓦拉的发型和装束而已。有的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鼓噪，似乎昨日的“英雄”可以挽救“今天日见式微的道德颓势” 。
然而对不起，不识时务的朱某恐怕要给找错稻草的朋友们泼一点冷水了。
从演出后的座谈中不难得出，大部分观众和我一样，对格瓦拉的了解是有限的，有些人的了解干脆就是从剧场开始的。而不少大而无当的道德判断，就是根据这有限的了解做出来的，因而是非常可疑的。
据我所知，格瓦拉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他的祖国阿根廷到古巴，从古巴到玻利维亚，他始终没有停止过革命的追求。在“革命”的绝对命令下，他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磨炼成一个狂热、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由于他的道德狂热严重脱离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因而必然给他所挚爱的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命运涂抹上浓重的悲剧色彩。他被人称为“浪漫的冒险家” 、“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唐·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 尘世的耶稣”，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真正忘我的、无私无畏的职业革命家。他不恋高位、身兼数职只取一份工资，国家困难时期毅然退回政府发给高级干部的特殊配给证，从小身患严重哮喘而从未动摇走进丛林和重返战场的决心。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令人敬佩的，是不容亵渎的。然而在战后的古巴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关口，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刻，他就闭上眼睛回避现实，开始怀念过去的岁月，并且要以“革命”的名义返回丛林。这究竟是一种英雄壮举，还是懦夫可耻的退却，其实是大可研究的。
格瓦拉的选择曾经感动过无数思想单纯的青年，也曾受到不少革命家的激赏。在６０年代的反殖民运动高潮中，他这种革命精神的土壤是丰厚的，这也正是他成为全球被压迫者崇拜偶像的根源之所在。在疯狂的道德至上的“革命”口号下，经济可以不管，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可以不顾，却要用自己的革命激情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去感召民众，为社会提供楷模和榜样，甚至以饥饿作为“新人” 成长的代价。格瓦拉也许是可敬的，但他在古巴人民极度困难的时刻，究竟凭什么说古巴工人不需要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凭什么说革命的核心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消灭个人主义，并号召人民用“彻底的批判激情”去清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又凭什么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这种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格瓦拉按个人道德理想、道德意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是不是有一种近乎疯狂的革命惯性？除了革命，还是革命，为革命而革命，以至于最终把革命的手段当成了革命的目的？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是否也天然具有这种选择自由？难道在“革命”的名义下就可以蔑视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权利？就可以将个人的道德理想强加给人民？就可以脱离客观实际为所欲为吗？如果一种革命最终革到最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的解放”呢？究竟是谁给了格瓦拉这样的权利，使他如此地自信，以至于认为自己有资格、有理由不仅重塑社会，而且再造每一个 “新人”？
当我们充分肯定他的个人道德、个人操守、个人魅力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种个人的东西与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有所区别，以避免在道德狂热之下丧失理智，将人类社会引入不必要的非理性状态？
我敬重格瓦拉，因而我必须说真话；
我警惕格瓦拉，因而我不能说假话。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冷眼旁观格瓦拉热
□朱铁志
由于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据说北京正在兴起格瓦拉热。那些吃着麦当劳、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穿着彪马、耐克、阿迪达斯的新人类们，正为格瓦拉当年的壮举感动不已。有人从剧中看出了英雄主义，有人看出了理想主义，有人看出了“酷”，而有人不过是看中了格瓦拉的发型和装束而已。有的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鼓噪，似乎昨日的“英雄”可以挽救“今天日见式微的道德颓势” 。
然而对不起，不识时务的朱某恐怕要给找错稻草的朋友们泼一点冷水了。
从演出后的座谈中不难得出，大部分观众和我一样，对格瓦拉的了解是有限的，有些人的了解干脆就是从剧场开始的。而不少大而无当的道德判断，就是根据这有限的了解做出来的，因而是非常可疑的。
据我所知，格瓦拉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他的祖国阿根廷到古巴，从古巴到玻利维亚，他始终没有停止过革命的追求。在“革命”的绝对命令下，他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磨炼成一个狂热、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由于他的道德狂热严重脱离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因而必然给他所挚爱的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命运涂抹上浓重的悲剧色彩。他被人称为“浪漫的冒险家” 、“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唐·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 尘世的耶稣”，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真正忘我的、无私无畏的职业革命家。他不恋高位、身兼数职只取一份工资，国家困难时期毅然退回政府发给高级干部的特殊配给证，从小身患严重哮喘而从未动摇走进丛林和重返战场的决心。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令人敬佩的，是不容亵渎的。然而在战后的古巴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关口，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刻，他就闭上眼睛回避现实，开始怀念过去的岁月，并且要以“革命”的名义返回丛林。这究竟是一种英雄壮举，还是懦夫可耻的退却，其实是大可研究的。
格瓦拉的选择曾经感动过无数思想单纯的青年，也曾受到不少革命家的激赏。在６０年代的反殖民运动高潮中，他这种革命精神的土壤是丰厚的，这也正是他成为全球被压迫者崇拜偶像的根源之所在。在疯狂的道德至上的“革命”口号下，经济可以不管，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可以不顾，却要用自己的革命激情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去感召民众，为社会提供楷模和榜样，甚至以饥饿作为“新人” 成长的代价。格瓦拉也许是可敬的，但他在古巴人民极度困难的时刻，究竟凭什么说古巴工人不需要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凭什么说革命的核心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消灭个人主义，并号召人民用“彻底的批判激情”去清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又凭什么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这种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格瓦拉按个人道德理想、道德意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是不是有一种近乎疯狂的革命惯性？除了革命，还是革命，为革命而革命，以至于最终把革命的手段当成了革命的目的？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是否也天然具有这种选择自由？难道在“革命”的名义下就可以蔑视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权利？就可以将个人的道德理想强加给人民？就可以脱离客观实际为所欲为吗？如果一种革命最终革到最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的解放”呢？究竟是谁给了格瓦拉这样的权利，使他如此地自信，以至于认为自己有资格、有理由不仅重塑社会，而且再造每一个 “新人”？
当我们充分肯定他的个人道德、个人操守、个人魅力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种个人的东西与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有所区别，以避免在道德狂热之下丧失理智，将人类社会引入不必要的非理性状态？
我敬重格瓦拉，因而我必须说真话；
我警惕格瓦拉，因而我不能说假话。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