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的演讲与寻呼机的振铃——科技人文及人文科技

一
在南大大礼堂听完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演讲后，我坐在书桌上想静静地整理一下思绪，但总是拂不去似犹在耳边回响着的礼堂中不断的寻呼机的振铃声。于是在那些纷繁的铃声的牵引下，我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个也许是不伦不类的题目。
杜维明的演讲围绕四个议题展开，即科技、文化、宗教以及新女性主义。而在其演讲中一直不停息的寻呼机的振铃声又将我带入了无限的科学哲理的思维空间：自然资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更大层面与更深层次上向社会资源转化，而这些转化后的社会资源随后又以一种无穷的推动力，反作用于自然资源向社会资源的转化，同时它也将“人”这一执行者与受“惠”者推入对人性的深入思索：我们的人性是在丰富着还是已陷入困乏。由此我对杜维明的演讲与寻呼机的振铃声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思考。
二
科技人文的出现及其无奈是自然资源向社会资源转化的必然产物。
杜维明谈到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忧虑，因而人们需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相处的问题。在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自然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开发与利用，从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性原则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科技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便不再是一把无坚不摧的神剑，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而另一方面科技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尽的隐患。
所谓科技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西方工业文明的衍生物，它通过现代化的全球性认同使整个世界传统的人文状况迅速地与科技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对现代生活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我们可以将科技人文分解成两个部分，来考察它的影响。一是科技部分，科技人文在这个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对个人以及群体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从近现代开始，交通、通讯、娱乐等方面的科技发展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各种交通工具使人们探索了上万年的地球成了一个地球村；电话、呼机、手机以及网络等发展迅猛的通讯工具把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张社会巨网中；电影电视前所未有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诱引着个人生活充分的融入群体生活……紧密的分工协作不仅是物质世界的首要准则，而且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个人不得不在“合作”的前提下生活，并且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以更好的生存；同时他在这种群体化的大势中逐渐丧失了自我：个人到底如何摆正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呢？
杜威说过，科学与技术“正是当代生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力量”，“一种表现为外在合作——或迅速走向合作——之文明的发展，伴随着个人的淹没”。 （杜威著 孙有中等译 《新旧个人主义》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第96、71页）贝克尔将世界划分为前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国家于后工业化国家，认为当今各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便是后工业化国家。在他主要以国家的产业构成为标准的划分中，的确也考虑到了工业化在处理个人归属问题上的弊端。但是，他的划分仍然是以“工业社会”为核心概念的。弗洛姆认为，“在工业社会里，人越来越成为一种物，一种永不满足的消费者……人日趋成为组织化的人，成为一个物品，而且他正面临着失去他的活生生的人的本性的危险”。（弗洛姆著 王泽应等译 《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论文集》 三联书店1991年9月第一版 第65页）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为深刻的体会到这番话的意思。科技形成的人文网络冲击了个人，也冲击了群体。在各个领域中都在考虑着个人与群体的和谐相生问题。杜威只是很含混地说，只有通过在理解科学与技术的潜在意义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利用，一种与当代现实和谐一致的新个人主义才能诞生。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新个人主义”，学术界正热火朝天的争论着。而在科技人文的另一个层面——人文上，也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影响。
科技人文在人文层面上地表现主要是由科技问题派生出的人文力量形成了一种政治性、社会性的力量，对世界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力量包括秘密的黑客组织与科技性恐怖组织、拥有相当科研实力的机构（院校、公司、研究组织等）、日益崛起的绿党等足以对政治与社会产生不可忽视影响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自身独特的发挥作用的渠道，用不同的方式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领域中为谋求本集团的利益积极活动。从科技自身的角度来看，对于这种情况的产生的确无可厚非；科技是整个时代的最直接的变因，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其最为直接的代言人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但是再深入一步想，科技集团发挥的作用越大，也就越能促进科技在人文层次上对人性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以太效应。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得泛滥了，认为科学技术就是一切，是发展的根本动因，也是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看法在集体主义占上风的中国使个人与群体的天平更加倾向于后者，由此，我们的个人的身份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显得失去平衡，从而更加加深了工业化本身在人性归属问题上处理的不力。
科技人文带来的最大的困惑便是人性的归属问题，杜维明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这一问题，但他在环境问题，宗教问题以及男女平等等问题上的立场也体现出了他对人性归属的忧虑和困惑。
科技人文导致了人性的失落，它用技术性的力量将自尼采以来一百多年间对自由人性呼唤悄悄地抹杀了。于是，虽然西方一再标榜它们是个人自由主义之上的社会，是最能体现出个人的利益的社会，但是在政治与社会这些宽泛的领域中，又处处表现出群体主义的特色。从这一点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被历史搁在世界这架天平的两个托盘里，但是两者随着科技的发展却不约而同地向天平中间靠拢：西方的群体主义、法团主义思潮兴起，一些社会构想如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想在个人与群体中求得平衡；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地放松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广泛地在学术界讨论，政治民主化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展开。那么，科技与人文又该选择何等走向呢？
三
我的观点是用人文科技代替科技人文。首先，我们无法离开科技而生存，即我们不能忽视科技的作用；其次，我们有必要也有力量用人文主导科技代替科技主导人文。
人文科技简单地说来便是用人文精神影响科技的作用，使人在科技发展中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位与和谐的归属。有人会说我们用来影响科技的人文精神也是以前科技影响下的人文精神，它能够发挥出作用吗？这诚然是一个目前不可证伪的问题，但我们用人文精神主导科技发展，并不是个“反哺（feed-back）”的过程，而是用人文精神中那些能独立或游离于科技之外的因素主导科技。根据杜维明的演讲，我也借用他的一些主旨词来阐释我的人文科技。在目前可以认识的范围内，人文科技至少要有以下几点要素构成：科技的理性（文化）内涵，科技的宗教内涵，科技的人性内涵。
理性是杜维明演讲中一再提到的词语，他在介绍西方流行的新女性主义时，说理性是男性的特征，女性的特征是同情，后者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在西方社会中，自尼采嘲笑了对理性的崇拜后，非理性主义至少在二十世纪的哲学界分了半壁江山。如果仅将理性作为一种性格的心理特征，那对理性来说是绝对的误解。理性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特征，它倾向于群体主义，主张用整体的眼光看待科技。科技应成为一种文化得到发展与应用，它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特征，不带有任何具有诱惑力的目的性，他是种作为文化的人们手中的工具。在提倡文化多元化的今天，科技文化不再是主导人们思维或运动的根本因素，它只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文化中的普通的一元。
杜维明是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而且他认为宗教的作用比一般中国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中国是个缺少宗教意识的国家，对于人文科技的形成倒也有益处。也许把科技与宗教结合起来谈，在中国有些别扭，但是我并不是主张把科技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科技的宗教内涵是指个人有信赖科技或不信赖科技的绝对自由，个人可以从对科技的信赖与否中寻找到一些与工业文明带来了的“合作”倾向相抗衡的支持。这是科技作为一种意识所能起的对人性归属产生的特殊影响。
科技的人性内涵是科技发展的新方向，实质上是想探讨一下科技与人性归属的关系。上文提及的科技的两种内涵欲在群体和个人之间寻得平衡，而科技的人性内涵则是想进一步在两性之间寻得平衡。科技不应成为人性归属的裁判或法官，它的正确职责是作为类似于“麦田守望者”的“人性守望者”。它不对人性的归属做任何的推波助澜的行为，他应该注视着人性的归属，不让人性彻底地把重心放在任何一方上。考古学家认为在原始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女性崇拜”。父系社会的来临使男性主宰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西方兴起的新女性主义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回归，我认为它一方面要归功于非理性主义的强大力量，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要归功于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全面发展为女性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使女性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广泛的支持要求男女平等。如此看来，科技在性别平等上发挥出的作用还是利大于弊的。于是我们要肯定科技的人性内涵，使它无论在群体和个人的平衡上，还是在两性的平衡上，都能起一个良好有益的作用。
无论是科技人文还是人文科技，都是科技与人文在持续不断的交锋中所必然要选择的结合方式。自工业文明主导了世界发展以来，科技也主导了人文；当我们回眸科技利弊时，是否感到再不控制科技的弊端，不仅人文甚至是整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都有毁灭的可能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仅在很多未来学学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而且在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各种传媒上都可以看到诸如环境污染、科技灾难、战争威胁等介绍中了解到。
科技人文使人性被掩盖在技术性的因素下，丧失了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个体性因素——人性的和谐存在。人性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吵中无所适从，而科技人文的存在又趁着人性的“无所适从”使人们被迫承认了科技带来的灾难，各种利益集团也趁机喊出各种各样的“正义”的口号，进一步加深了“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应该磨平科技这把双刃剑的“科技人文”之刃，使它的“人文科技”之刃发挥出强大的作用，真正地做到人主宰科技，而非科技主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