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媒体是一个羞耻：对新闻工作的一点意见

余世存

2000年5月13日北京

你们让我下午第一个来讲，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中午一顿饭把大家的感觉拉近了，下午开会也就随意多了，听不听也就无所谓了，因为提着神经的正经说话少了，有人可能也困了（笑声）。而且上午的朋友们讲得都那么好，似乎好话都说尽了，我还能变出什么花儿来呢？你们和主人一起来怂恿我开个头，实在是考验我啊。但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来说，既然吃了这顿饭，话不讲是不行的。既然让我讲，我就讲几句吧。不过，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虽然吃了你的饭，话还是要说的。所以，我讲的话虽是我心里话，但不一定是好听的话。

我对于办报属于外行。你们也知道，我在搞中长期战略研究。当然，研究的内容也很广。新闻出版一块没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没有怎么接触过，但好象能从我对其他问题的理解那里得到一些原则性的启示。

说实话，上午的很多建议，像不要有野心办成全国性的报纸之类也是我的心里话，当然也有我不同意的，那就是注重形象广告。因为一旦报纸走了这条经营路子，对报纸内容也就少了一分关心，从编辑到办公人员、从老板到广告人员，都会走市场的路了。这个市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官产学上层精英们形成的一个权钱形象之间交易的市场。因为你有版面，别人要有一个好形象、好名声，就会拿钱来跟你买版面；甚至你有权力，别人不得不拿钱给你作广告。这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体的形象广告。

在我看来，这是最丑陋的一种广告。我看到中国科学院里报纸上有很多地方科研院所的广告；我看到部委的报纸上有很多地方厅局或他们的三产机构的广告；我看到出版社也为了扬名或不得不出面做这类广告……不管它们多么属于我们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的一部分。我仍要说，这是最丑陋的一件事。一个民族的中上层精英之间、一个社会的大大小小单位机构之间就这样勾兑做着可笑的交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以为在宣传自己，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当然，你们也许会说，这类广告也够我们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吃上好几年的。因为这条路走得通，甚至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也会有形象广告。这话我也同意，但优秀的形象广告不会找你这样的报纸，他找的是《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能找上你这样报纸的只是一些暴发户土包子们，而且不会是一些具有工艺美的效果的形象广告，因为我们看到的总是整版地介绍本单位、整版地吹嘘本机构，有时甚至厂长、书记、所长、经理们的俗不可耐油头粉面的玉照（笑声）。我也相信那个时候你们还会拉到一些形象广告。但你们对那时的报纸发展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我建议你们从现在起不要走那种经营路子。要知道，办报跟办任何事一样，是要花力气的；假如你们现在觉得办报很轻松，从事新闻出版比工人农民比老师等职业来得轻松，而且有源源不断的活钱，假如你们因此放弃了自己的立身处世的严肃认真，我想，结果会有报应的，当然，你们办报者不一定承担这报应（笑），也有报应，不过不会危及你们的人身安全（像北大的学生就烧过不少家报纸）。

我的意思还是要走人民路线，走群众路线，走真正的市场路线，一张报纸只有真正成为一个阶层、一个地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才就是成功的。上午的朋友们劝说不要办成全国性的报纸，只是从形式上论证了全国性报纸的难度和不可能。是的，我也听说，我们的全国性报纸比之任何国家来都要多得多，但我们的报纸办得如何，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像美国，好像只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基督教箴言报》等三五家报纸，其他的，都是地方性报纸，都是都市类报纸。

我想说的是，从内容上，我们要有自信心，要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发掘出来，报道出来。要让读者在熟悉的生活中看到一些生活之上的东西。

我们经常谈论全球化，似乎我们已经加入到一个不得了的生活境界当中去了，除了生活的地域搬不走，似乎我们的生活内容就已经跟美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已经挤到美国甚至挤到纽约去了。我们的报纸整天报道、宣传的就是这个，明星、新潮、时尚、影视、新经济、新文化、新人类、新新人类、美女作家、北京痞子、上海宝贝……

这也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这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因为包括制造出这些新闻由头的人自己未必自信，他们也不过是一种摹本，一种仿效的产物，他们仿效的是一种想当然的理想、现代、后现代或全球化。这也导致我们普通人也不断地仿效，跟风生活。就像前面说的形象广告一样，这种社会生活内容也是非常丑陋的。它可以存在，但它只是一小部分，更应是一种起码有点工艺美的存在。而现在，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美的迹象。

因为全球化不是让人去摹仿着生活，不是自己被别人所化，这种对全球化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年轻人如此抨击美国人的霸权，有片面的道理，但霸权更多的时候是你自己不争气要去追赶、要去顶礼、要去移植的啊。全球化说的是要有自信心，只要承认某种普遍价值、某种最低限底的交往和伦理共识。也就是说，全球化趋势不是要我们去跟风、去摹仿，而是去服从、去符合。不是去仿效一个有限之物，例如美国、歌星、成功人士，而是去服从一个至高之物，去符合一个无限之物，比如伦理价值等等。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笑话，是记者下乡，地方送土特产，地方人是很朴实的呀，记者下一趟，很辛苦，所以到他临走的时候，地方上的人就会把自己地方上特有的风物送给他，很朴实很土地说，一点土特产，小意思，不成敬意。刚开始时，送的真是土特产，这个地方，是粉丝，那个地方，是蜜枣，那个地方，是陈年老醋；后来，就改了，送工艺品，送家用品；都是鼓鼓囊囊的，大包提小包拎的；再后来，也就是现在的惯例，只送你一个信封，说是地方一点特产，不成敬意，小意思，你打开一看，是人民币（笑声）。是很好笑，对不对？但我们不也是一样吗，为了跟所谓的国际惯例接轨，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里费尽资源引进了多少新东西、新新东西，等老外来了，看到的哪儿像北京啊，消费和作派上比纽约还要张扬。所以，我们有所好，下面地方上人接轨把人民币说成土特产也没有什么错。

我们经常说美国人无知，不知道中国大陆跟中国台湾哪一个大，这不怪人家，人家多半关心自己的事情，而我们从司机开始，没有什么人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不是治国大师，不是战略家，不是流行时尚观察家。但是，我们这么心系天下，我们自己又进步了多少呢？

所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应该在于地方化，即地方自身的发展自信、健康。每一个地方的人对他自己的生活空间有一种真正的家园感。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要有一种斤斤计较之心，不要总怀有一种漂流之感，就像西方人所说，这里就是罗马，这里就是曼陀罗，就在这里跳舞吧。90年代以来，中国人似乎突然间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与时代，时到如今我们该是消除异己之心，把我们的这块土地、把我们此生此世视若命运、据为己有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我们不能在摹仿和追赶的状态里度过一生，我们不能老是准备着生活而准备了一生。生活不在远方、生活也不在别处、生活不在美国那里，不在小燕子那里，不在港台明星那里，不在北京痞子和上海宝贝那里。说到这种生活的感受，这种对自己环境的陌生感，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世道都是陌生的，人生可能本来就是佛所说的他乡。既然这样，就应让我们对自己的一切安之若素，让我们对身边的事物生出一种斤斤计较、不依不饶的亲近之心。人世漂至何处，何处即是家园。

我们已经生活在北京了，我们已经生活在山西、贵州了，我们就定下心来守护并保证我们的这片土地。既然新闻工作者们在宣传报道，那么就要执着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实地报道出来。可能我们对我们家外的臭水沟已熟视无睹了，我们对于我们引以为傲的风景名胜的被破坏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对于民众见警察、见官员不由自主地低声下气、弯下腰来已经认为天经地义了，反正我们的命比纸薄，心比天高，别看我们的公共空间一天天地坏下去，我们的私人空间得不到保护，但我们心里一直在想着豪门恩怨，我们见面总是谈论着香港、克林顿和纳斯达克……我说的意思是，既然办报，我们就应该努力把我们的一切重新发现。让读者们觉得亲切、陌生，让读者们觉得生活还是有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希望。让我们为读者、为研究者、为外来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提供一个阶层、一个地方在努力生活的状态。我想只有这样，读者才会认同你这份报纸。读者才会自愿掏钱买你这份报纸。我想，这也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贡献。

因为我们中国的媒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丑陋，是一个羞耻。我们有着最庞大人群的语种，可我们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很少有真实的。我们装模作样作了一辈子的事业在外人眼里在后人眼里是毫无价值的。我的学历史的朋友曾说中国古代有最为详尽的统计资料，例如称为“鱼鳞册”之类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没有什么文献价值，因为真真假假混在一起，都是真假难辩的。我们现当代的媒体不也是吗，空话、套话、假话、大话，文革期间的报纸有多少能看呢，所以不仅外国人对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的状态不信任，我们自己也不信任自己。我们说我们是最善于遗忘的一个民族，其实不是遗忘，而是我们在这里就打心里不记事，我们不愿也不屑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只想飞，只想求新，只想求变。时过境迁，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什么也没有沉淀下来。媒体居然把炒作当作自己的天职，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吧。这跟我们过去擅长的宏扬主旋律有什么区别。炒作宏扬得上了天，我们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们的生活还是充满日常的不幸和欢乐，用老百姓的话，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得付出劳动和代价才能得到，也一样支配着并生产着我们的情感认识。可是，经由媒体表征的中国社会状态，我们根本是一个虚空，不知道过去的生活有过什么。这不是太恐怖了吗？我们优秀的小说家路遥先生为了写他的《平凡的世界》，只好跑到图书馆把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一张张翻遍，靠了他自己的经历，更靠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文人的敏感，才能把我们曾有的生活虚构出来。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刚过去的大事，就是网络中国的概念。不管现在中国人是否还在观望。我要说这肯定是失败的，当然，我当初也没有看好过它。我只是痛心的是，一个社会最好的资源全部扔进了一个网络故事。我断言其失败，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信用问题，这个不用说大家也能明白，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知识和信息的整体性问题。因为上网是要获取信息的，但这要求一个民族语种所提供的当代的信息要有足够的规模和效用。不然的话，你上网做什么呢？学英语吗？我们现实的情况正是，网上无所事事，全在抖落精英和名人的那一点点烂事儿，或者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在网上毫无责任和同情心的肮脏口水。网上生活完全成为一个虚拟的生活，跟我们现实的这片土地上每时每刻发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这样说，正是觉得今天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们还是应该有责任的，你们如能忠实地记录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你们如能用前面所说的全球化的眼光解读这些事情，你们就为中国做出了贡献。你们都知道20年前巴金老人就请求说要“讲真话”，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二十年，我们讲了多少真话呢。我们社会里有什么能让我们相信呢。巴金要求作家们，要求知识分子们讲真话，这么一个简单的甚至不无空洞的主张都实现不了。这就跟我一再提到的我们的社会教育一样，我们用一个公民的概念要求孩子，要求他树立远大的理想，要求他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当他走上社会后，我们又只能用做人的最低限的道德也即是培养孩子的要求来要求他，要求他“双思”，不要忘本，要求他“您好、谢谢，对不起”。（笑声）我们这不是笑话吗？可是，你们还别笑，一个社会的公民连孩子的品质都没有，那也只能从做孩子做起，从真实做起，从建立信任做起。你们也别笑，我们多年来不一直在做孩子吗，只不过我们做孩子只是在很多清规戒律上做而已，因为我们被告知，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我们做这种孩子，我们的社会永远好不起来，我们民族永远进步不了。所以，我希望新闻工作者从孩子做起，也要从孩子的真实、自由自在做起，从孩子纯洁的心灵做起。当然，我也理解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都做中国的孩子做惯了，很会自律，但我希望你们也别自律得把真实丢掉了。

我经常听人说，我们做好孩子太久了，我们该做无赖、侠客了。这样的话，无论对我们社会而言，还是对西方社会而言，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希望侠客也好，无赖也好，更是对我们自身的生存的。就像鲁迅倡导的天津青皮的精神那样纠缠着我们自己。反抗别人容易，自己立起来很困难。我希望我们自己首先得站起来说话。

很抱歉，我的话扯远了，而且很不成条理，似乎对你们办报没有什么用。再说下去，我中午的饭似乎白吃了。谢谢主人。（稀稀拉拉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