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下里巴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者：下里巴人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几经波折和失误，其理论根源在于，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传入我国后被异化，主要表现为苏俄化、封建化、神化、绝对化、奴化、庸俗化、盲目化、垄断化和教义化十个方面。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失误的理论根源，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上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成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推动２１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本文初稿完成于198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之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今天，尽管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思想解放运动仍未最终完成，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理论界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为此，本人把这篇写于12年前的稿子经修改后在本坛贴出，真诚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网友的批评指正。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30年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几经失误和波折。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终于走上了艰难的改革之路。
历史的经验值待注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全面地总结过去发生失误的深刻教训和理论根源，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步履艰难的改革困境，从而顺利地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完成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正视历史，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今天看来，我们应当记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是，过去的波折和失误既然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根本方针的指引下出现的，我们就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重新认识，严肃反省。
作者认为，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在一下十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从而导致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针以及路线的失误，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误的理论根源。
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苏俄化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传入中国的。当时，列宁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很短．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正处在实践检验和自我修正阶段，还很不成熟。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实际上是斯大林的代表），执行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危害非浅；建国后，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致使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他所造就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同作为千真万确的“真理”
输入我国，以至贻患至今。
历史证明，任何社会革命都是一定国度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尽管科学的思想理论是没有国界的，但革命却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直到今天，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目的和愿望如何，输出革命所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历史事实说明，我们从俄国输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输入了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俄国革命的输入而传入我国的，而且是被严重“苏化”了的。当我们花了近三十年时间，认识到“苏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时，历史已给了我们无情的惩罚。
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封建化
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很多外来文化在中国都难以逃脱以逃脱封建化的命运。可悲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没能例外。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作为当时社会的异己力量，在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王国产生的。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发展的成员大多都是在战场等各种火线上突击入党的农民。建国后，他们又大多进入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岗位。当时，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受苦农民那种“打土豪气分田地’的非常朴素的阶级意识，而缺少的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素质，从而形成了一个“农民党”的思想基础。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思想基础，怎么可能真正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只是在建国后才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以充满斯大林色彩的苏联《放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们这个党难能全面掌握，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教条地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原则，甚至创造“马克思主义”——一种不断革命的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已非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我们这个党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党不经过真正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重新造就已个新的社会主义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的代价。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体制，是相对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而我们却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封建集权式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硬性分配式想混合的经济体制。于此项连，“共同富裕”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但在上述经济体制下，被“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所取代，形成了经济生活中长期以来的“铁饭碗”、“大锅饭”等分配体制，如此等等。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尽管我们在解放思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国人的思想观念仍旧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放，近年来各地的不少下岗职工静坐于当地政府门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神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疑是人民群众社会革命实践的思想结晶，本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利器。然而，由于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条件和个人迷信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原本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东西，却被人为为地神话了，反过来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和手脚，造成了全国人民崇拜偶像、思想凝固的历史悲剧：从“东方红”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再到三呼“万寿无疆”、“两个凡是”等等，就是这种神话悲剧的历史见证。神话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得到了“顶峰”。这样，理论无法再发展和突破，实践在这里也只能停滞即倒退了。
４、马克总主义在中国绝对化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反映实践的真理从来都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超越时空，适用于一切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人无论他多么伟大，由于他生活的时空局限性，都只能掌握真理的－部分。真理被穷尽，社会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说明，它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代资产阶级学者都能吸收马克思主义对其有用的成分，长期以来我们为什么拒绝吸收当代它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以给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人们还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疯狂的时代，我们曾把任何事物“一分为二”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来加以颂扬，但唯独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这种现象和矛盾，不仅是对“一分为二”理论本身的否定，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孤立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和绝对真理，不允许人们有半点疑问。殊不知，没有怀疑，何以有突破？没有突破，何以有发展？没有突破，何以有最大的信仰与忠诚？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绝对孤立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发展的根本在于以开放的胸怀系哪现代世界的最新文明。
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奴化”
诚然，社会科学和政治有着不可纷分隔的联系，但学术和政治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现在），我们曾把学术和政治混同在一起。在学术领域，以“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代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者以政治的需要决定科学研究（理论观点）的取舍，致使一些著名的学者、专家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牺牲品。这种带有政治风险的学术研究气氛，不仅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研究中的民主空气，剥夺了人们的学术自由，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奴化’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学术研究，不过是迎合政治需要，附合联治权力的引经据典而已。这种缺乏甚至
丧失实事求是精神的学术研究很难称得上是科学。这种“奴化”风气延续至今，造成了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改革实践的严重后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思潮使中国社科理论界的很多学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见风使舵”，左右摇摆，何谈科学？（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顾准、孙冶方等人格的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将另文论述）。
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盘化”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但必须接受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观点，而且必须运用马克思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盘化”。但是，当今世界是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分配为主的新经济时代，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相比，已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在全球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为我们充分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但为什么马克思那些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相适应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人类已进入新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必须全盘化地坚持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必然是站在被压迫者和叛逆者的立场，作为工人阶级中呐喊与奋斗者的先驱，在“无情地批判现有的一切”的宗旨下，向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射出了一发发有力的炮弹。马克思的种种观点，整个理论体系，《资本论》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社会再生产之总过程的分析，无一不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解剖，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燃胜利”这个给论。对未来的新世界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历史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大多采取的只是定性而非定量、静态而非动态、宏观而非微观、规范而非实证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这种研究及其结论，对于摧毁旧世界的重大意义，无疑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应当不断有所进步和发展。试想，在大机器工业时代以批判旧世界面貌出现于世的《资本论》中，何以能找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进行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答案？诚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资本论》得了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对马克思当时科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当采取辩证地否定，积极地“扬弃”的态度，既克服又保留。尤友是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应吸收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地揭示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也只有不断地发展、突破马克思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才会有新生、有发展。
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和标准。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它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则应是判断社会制度及其性质是否优越的重要标志。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忽视了这个根本点，犹如在经济学说史上曾出现的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样，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也出现了庸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实践证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不去研究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去研究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人的活动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由于庸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所谓的“生产关系超前论”片面解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未能正视现实，客观分析与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造成了经济研究的庸俗化，也为“左”倾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面对网络革命的冲击和各种科学思想的不断涌现，我们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彻底抛弃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庸俗化做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
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盲目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的解放史。人类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自己的解放和幸福。然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却长期以来不准提“人的问题”。理由是：人是分为阶级的。于是一切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们的革命变成了“为了革命而革命”，文革十年动乱把这种革命推向了极点。
奇怪的是，近来网上居然有相当多的人要为文革翻案，真是不可思议。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种盲目性，是人类固有的美好愿望和感情，统统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和资产阶级特权。社会主义搞了半个世纪，居然还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真是笑亦复可悲。
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垄断化
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摧毁了封建时代所形成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但在实践上，甚至在形式上却始终没有确立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力。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出台，都是近乎神秘化、封闭性。这无异于与弄群众，群众强奸民意。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解释、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力被少数政治权威或理论权威高度集中地垄断了，人民群众成了愚民阿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和实践的垄断化，造成了我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失误（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人在本坛的《决策失误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失误》一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我们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必须以法制破除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垄断，实现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政务活动的公开化，赋予人民群众公开参政、议政的自由权力。
1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教义化
马克思是伟大的。他的40年心血之结晶《资本论》的博、大、精、深，就是这种伟大的证明。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说马克思的伟大是历史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作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流派出现时，不过是于亚当·四米、大卫·李嘉图等并列而行的。
后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是因为共产党人，特别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义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教义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上，王明的教条主义、文革的教条及左倾思潮都差点葬送了我们的党。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恰恰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挥所带来的。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现代科技，层出不穷。在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不断涌现，即使是被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的凯恩斯，其理论也逃脱不了目前的困境。我们在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异化的问题，不死也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功绩。而是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改革实践，要求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误的理论根源，正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异化的历史教训，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成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种流派，进一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创造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新的辉煌。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根本宗旨。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会有新生。
初稿完成于1988年12月
再搞完成于1999年12月
作者：下里巴人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几经波折和失误，其理论根源在于，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传入我国后被异化，主要表现为苏俄化、封建化、神化、绝对化、奴化、庸俗化、盲目化、垄断化和教义化十个方面。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失误的理论根源，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上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成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推动２１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本文初稿完成于198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之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今天，尽管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思想解放运动仍未最终完成，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理论界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为此，本人把这篇写于12年前的稿子经修改后在本坛贴出，真诚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网友的批评指正。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30年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几经失误和波折。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终于走上了艰难的改革之路。
历史的经验值待注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全面地总结过去发生失误的深刻教训和理论根源，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步履艰难的改革困境，从而顺利地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完成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正视历史，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今天看来，我们应当记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是，过去的波折和失误既然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根本方针的指引下出现的，我们就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才重新认识，严肃反省。
作者认为，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在一下十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从而导致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针以及路线的失误，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误的理论根源。
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苏俄化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传入中国的。当时，列宁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很短．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正处在实践检验和自我修正阶段，还很不成熟。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实际上是斯大林的代表），执行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危害非浅；建国后，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致使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理论以及他所造就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同作为千真万确的“真理”
输入我国，以至贻患至今。
历史证明，任何社会革命都是一定国度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尽管科学的思想理论是没有国界的，但革命却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直到今天，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目的和愿望如何，输出革命所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历史事实说明，我们从俄国输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输入了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俄国革命的输入而传入我国的，而且是被严重“苏化”了的。当我们花了近三十年时间，认识到“苏化”不符合中国国情时，历史已给了我们无情的惩罚。
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封建化
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很多外来文化在中国都难以逃脱以逃脱封建化的命运。可悲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没能例外。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作为当时社会的异己力量，在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王国产生的。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发展的成员大多都是在战场等各种火线上突击入党的农民。建国后，他们又大多进入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岗位。当时，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受苦农民那种“打土豪气分田地’的非常朴素的阶级意识，而缺少的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素质，从而形成了一个“农民党”的思想基础。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思想基础，怎么可能真正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只是在建国后才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以充满斯大林色彩的苏联《放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们这个党难能全面掌握，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教条地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原则，甚至创造“马克思主义”——一种不断革命的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已非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我们这个党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党不经过真正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重新造就已个新的社会主义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的代价。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体制，是相对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而我们却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封建集权式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硬性分配式想混合的经济体制。于此项连，“共同富裕”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但在上述经济体制下，被“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所取代，形成了经济生活中长期以来的“铁饭碗”、“大锅饭”等分配体制，如此等等。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尽管我们在解放思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国人的思想观念仍旧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放，近年来各地的不少下岗职工静坐于当地政府门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神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疑是人民群众社会革命实践的思想结晶，本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利器。然而，由于具体的历史、政治、经济条件和个人迷信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原本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东西，却被人为为地神话了，反过来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和手脚，造成了全国人民崇拜偶像、思想凝固的历史悲剧：从“东方红”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再到三呼“万寿无疆”、“两个凡是”等等，就是这种神话悲剧的历史见证。神话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得到了“顶峰”。这样，理论无法再发展和突破，实践在这里也只能停滞即倒退了。
４、马克总主义在中国绝对化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反映实践的真理从来都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超越时空，适用于一切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人无论他多么伟大，由于他生活的时空局限性，都只能掌握真理的－部分。真理被穷尽，社会就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说明，它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代资产阶级学者都能吸收马克思主义对其有用的成分，长期以来我们为什么拒绝吸收当代它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以给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人们还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疯狂的时代，我们曾把任何事物“一分为二”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来加以颂扬，但唯独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这种现象和矛盾，不仅是对“一分为二”理论本身的否定，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孤立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和绝对真理，不允许人们有半点疑问。殊不知，没有怀疑，何以有突破？没有突破，何以有发展？没有突破，何以有最大的信仰与忠诚？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
“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绝对孤立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发展的根本在于以开放的胸怀系哪现代世界的最新文明。
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奴化”
诚然，社会科学和政治有着不可纷分隔的联系，但学术和政治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现在），我们曾把学术和政治混同在一起。在学术领域，以“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代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者以政治的需要决定科学研究（理论观点）的取舍，致使一些著名的学者、专家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牺牲品。这种带有政治风险的学术研究气氛，不仅严重地窒息了学术研究中的民主空气，剥夺了人们的学术自由，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奴化’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学术研究，不过是迎合政治需要，附合联治权力的引经据典而已。这种缺乏甚至
丧失实事求是精神的学术研究很难称得上是科学。这种“奴化”风气延续至今，造成了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改革实践的严重后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思潮使中国社科理论界的很多学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见风使舵”，左右摇摆，何谈科学？（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顾准、孙冶方等人格的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将另文论述）。
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盘化”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但必须接受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观点，而且必须运用马克思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盘化”。但是，当今世界是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分配为主的新经济时代，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相比，已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在全球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为我们充分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但为什么马克思那些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相适应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人类已进入新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必须全盘化地坚持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他必然是站在被压迫者和叛逆者的立场，作为工人阶级中呐喊与奋斗者的先驱，在“无情地批判现有的一切”的宗旨下，向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射出了一发发有力的炮弹。马克思的种种观点，整个理论体系，《资本论》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社会再生产之总过程的分析，无一不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解剖，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燃胜利”这个给论。对未来的新世界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历史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大多采取的只是定性而非定量、静态而非动态、宏观而非微观、规范而非实证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这种研究及其结论，对于摧毁旧世界的重大意义，无疑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应当不断有所进步和发展。试想，在大机器工业时代以批判旧世界面貌出现于世的《资本论》中，何以能找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进行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答案？诚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资本论》得了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对马克思当时科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当采取辩证地否定，积极地“扬弃”的态度，既克服又保留。尤友是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应吸收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地揭示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也只有不断地发展、突破马克思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才会有新生、有发展。
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和标准。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它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则应是判断社会制度及其性质是否优越的重要标志。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忽视了这个根本点，犹如在经济学说史上曾出现的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样，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也出现了庸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实践证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不去研究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去研究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人的活动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由于庸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所谓的“生产关系超前论”片面解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未能正视现实，客观分析与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造成了经济研究的庸俗化，也为“左”倾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面对网络革命的冲击和各种科学思想的不断涌现，我们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彻底抛弃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庸俗化做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
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盲目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的解放史。人类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自己的解放和幸福。然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却长期以来不准提“人的问题”。理由是：人是分为阶级的。于是一切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们的革命变成了“为了革命而革命”，文革十年动乱把这种革命推向了极点。
奇怪的是，近来网上居然有相当多的人要为文革翻案，真是不可思议。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种盲目性，是人类固有的美好愿望和感情，统统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和资产阶级特权。社会主义搞了半个世纪，居然还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真是笑亦复可悲。
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垄断化
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摧毁了封建时代所形成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但在实践上，甚至在形式上却始终没有确立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力。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出台，都是近乎神秘化、封闭性。这无异于与弄群众，群众强奸民意。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解释、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力被少数政治权威或理论权威高度集中地垄断了，人民群众成了愚民阿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和实践的垄断化，造成了我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失误（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人在本坛的《决策失误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失误》一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我们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必须以法制破除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垄断，实现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政务活动的公开化，赋予人民群众公开参政、议政的自由权力。
1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教义化
马克思是伟大的。他的40年心血之结晶《资本论》的博、大、精、深，就是这种伟大的证明。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说马克思的伟大是历史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作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流派出现时，不过是于亚当·四米、大卫·李嘉图等并列而行的。
后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是因为共产党人，特别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义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教义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上，王明的教条主义、文革的教条及左倾思潮都差点葬送了我们的党。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恰恰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挥所带来的。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现代科技，层出不穷。在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不断涌现，即使是被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的凯恩斯，其理论也逃脱不了目前的困境。我们在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异化的问题，不死也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功绩。而是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改革实践，要求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误的理论根源，正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异化的历史教训，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成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种流派，进一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创造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新的辉煌。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的根本宗旨。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会有新生。
初稿完成于1988年12月
再搞完成于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