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妈就说我是好孩子，喜欢一个人玩，也不要大人抱。“那时候你生痱子，小屁股上红点密密麻麻的，妈心里那个疼哟”站在妈面前，我已经整整高出一个头了，可是妈还是一高兴就提到我的小屁股，也不管当着多少人。
我很不愿意自己二十几年前的小屁股今天还被拿出来展览，就背书似的说，痱子，是由于天气炎热、高温潮湿、汗管口阻塞导致汗出不畅而形成的小的水泡及丘疱疹……
妈笑着拍我一巴掌说“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
当然，这都是在我结婚以前，结过婚的人不能再被当成孩子，妈也就适当地改了口，叫我“没良心的”，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违背她的意愿娶了个她不喜欢的女孩。我娶的，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我又不要。有时候我想，一以贯之地当一辈子好孩子是多么难啊。
结婚以前的路都是妈安排好的，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也就从未反对。妈说考重点中学我就考，说上大学我就上，填志愿的时候妈说，学医吧，我看过报纸，医生和律师以后最有出息。我想说那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去当新时代的农民或者炼钢工人，不过转念一想，学医未必比学工学农更坏，思考了一下也就点点头，又作了一回好孩子，虽然我从小就最怕闻消毒水。

五年里风平浪静，背无数药名，做无数实验，毕业分配也没用我费事，妈早就找好北京一家有名的医院了。
医院的印象如今已经很模糊。如果有人问我医院是什么样的，我会认真想想，然后告诉他，忙起来像兵营，静下来则像坟墓。我不大合群，也不想和别人有过多接触。
女医生谈论的无非是家常里短，男医生嘛，也大致一样，碰到漂亮的女病人就检查胸部，老丑的只需看看舌头。一天午饭时一个同事绘声绘色地讲一个女学生如何在他面前“羞涩地脱去内裤”，我起身一言不发走到最远的桌子前坐下，从此更受孤立。新来的小护士倒似乎对我颇感兴趣，一个言语不多，对院长和主任都爱理不理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叫做“酷”吧。

她来住院的时候我没多留意，一个寻常的女孩子，年纪不大，脸很苍白。她临床的女孩高考落榜吞了安眠药，抢救过来就整天看着天花板哭。一天她妈妈来了，屁股刚挨床板就开始数落，说白养了女儿这么大，没出息考不上大学还要自杀，给她丢人什么的。
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这样的父母，就请她离开。她蝎子蜇了一般跳起来对我展开了三段论：母亲教训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大前提），她是我女儿（小前提），我教训她是应该的(结论)，最后再来一个反问句以壮声势——你凭什么管我？
我很冷静，没叫她泼妇，也没让她滚蛋，只是告诉她不凭什么，就凭你影响了病人的休息。她威胁说要找院长，我说找也没用，这是医院，我是医生，这所病房我说了算。
她认真打量了我几眼，看出我不好对付，骂了女儿几句就走了。那女孩的眼泪早就决堤，我没学过水利，掏口袋也没找到纸巾，就递给她一根棉签让她擦眼泪。
回头一看，她正在旁边床上看着我笑，很开心，我很想问她为什么笑，突然发现她笑起来很美，就忘了问了。从此有点注意到她，看她的人不多，也没见她父母来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我跑去查她的病历，是孤儿，21岁，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
下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年纪，能有这份从容，也够令人奇怪的了。
和她说过不多几句话，她声音细细的很好听。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有点怪，大概以为我是个怪人吧，其实她不也一样。
人家说两个怪人凑到一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听到消息我还是吓了一跳——她居然指定我主刀为她做手术。人命关天啊，她怎么就敢把性命交给一个毕业不到一年，还没有认真摸过手术刀的人呢？我猜她是不想活了，就跑去劝她不要自暴自弃，还给她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她这次没笑，看着我说我就想让你给我做，我相信你。我胸口一热没说出话，回去闷头把《临床医学》又看一遍。手术很成功，没有割错内脏，也没把剪刀镊子缝在伤口里面。术后是很疼的，我问她要不要打止痛针，她淡淡的说不用，眼神里有种柔和的光一漾一漾。她恢复得很快，能下床就让我陪她散步，当然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她说得很坦然，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
于是医院的林荫路上就有了两个人，穿白大褂的是我，穿蓝白条纹病号服的是她，这样的装束够扎眼的，我知道窗子后面有很多闪闪烁烁的目光，因为不久主任就让我去他办公室，提醒我注意影响，我说主任我懂，他们只顾看我没工夫去摸女病人的乳房了，主任脸一青说你出去吧。
那年北京春天没怎么刮风，很可爱。她靠在我胳膊上，身子软软的，一路数路边树上的新芽又长出几颗。我发现自己和她说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轻，刚开始象是在讲演，后来象是在打电话，再后来就几乎是耳语了，我心里一惊，奇怪自己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我对她说累了就歇歇吧，她鼻尖上顶几粒细碎的汗珠，摇头微笑说不累不累。这条路好长好长，一走就走到街道办事处领了两张大红大红的结婚证出来。

一天晚饭妈格外高兴，笑眯眯地一个劲儿往我碗里挟菜。知青返城这么久了，妈当年喂猪的手艺倒没落下。妈说过了生日二十七了吧，我嗯了一声预感到妈要说什么。
果然，妈以一声叹息开场，简要回顾了一下我小时候长满痱子的小屁股，感叹一眨眼就这么大了，好像我二十几年的粮食都白吃了，最后才切入正题——妈托人帮我介绍了个对象，约好星期六见面。
我一愣，说我不去。妈说不去怎么行，那姑娘我看过，人挺好，是人民教师。我说反正不去。妈逼问为什么，我知道革命者不好当，何况妈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把她招了。
妈又惊又喜，连声让我带回来看，都忘了责备我怎么瞒她这么久。那时候她已经出院，我挑个日子带她回家吃饭，妈很满意，等我把她送走以后就不住夸我找对象有一套，就像夸我从菜市场买回的黄瓜很绿，茄子很黑。
但妈毕竟是过来人，很快想到什么，问她身体怎样。我说她有病，而且治不好。我说了实话——谁让我是好孩子呢？
可是妈脸色变了，说那不行。我问为什么不行，妈说她是病人，我说病人怎么了？妈急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我也有点急：我就是要和她过一辈子。
妈没想到好孩子也会顶嘴，开始抽抽噎噎地哭，我怕她又提起体弱早死的老爸，只好耐心开导她：她是病人，我是医生，是矛盾的两面，是对立的统一……
妈不听我这一套马列主义的说教，转身进了屋，丢下一句：当我没生你好了。我很奇怪，生都生了，而且长到这么大，怎么能当作没生呢？或许妈在暗示我不是她亲生的，那为何不做亲子鉴定，我是医生，可以打折。

婚礼很简单，没来什么人，好在我们也没心思理会别人。妈还是不肯接受她，我在外面找了所房子，把行李和她抱进去就算成家了。
婚后很平淡，可是一点一滴的生活把心填得很满。她的头发很好，可以去做洗发水广告。每天早上我给她梳头，编出一个比一个难看的辫子。她很有耐心地任我胡闹，再把头发拆开重头来过。
吻她的时候我闭着眼睛，先是触到一个软软的花瓣样的东西，是她的嘴唇，然后圆圆滑滑的是她调皮的舌头，她的嘴唇是一双翅膀，我的是另外一双，两只鸟儿飞呀飞怎么也飞不倦。很多时候我们不说话，让嘴唇说给嘴唇听。
一天她对我说，给你生个女儿吧，像我一样的。我说不用，这样挺好。很显然，她的身体怎么适合生育呢？她幽幽地说，我就是想，万一我不在了，也好有个人陪你。我吻她，说不会的不会的，把她搂得很紧。

婚后三年她住了五次医院，一次比一次长。最后一次接她出院，上了公共汽车只剩一个座位了。她坐，我站。她本来想打个盹，可是又想起什么，抬头看我。我知道她要我的手，就把手给她，她心满意足地握住，头倚在前面的椅背上睡着了。她总是这样，一定要抓住我的手或者胳膊才肯睡。我站在她身边，随汽车的颠簸摇摇晃晃，发觉这样的位置很好，可以看得到她的头发却看不到她的脸，她的头发很长，黑黑亮亮的，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其实我也很想抓住她，就像她抓我一样。不过两人互相抓着，看起来太像在扭打了，就任由她抓着吧。反正她抓住我，就和我抓住她一样。
几天前弟弟来信，说他结婚了，和妈住在一起，很美满，只是不知道是否这就是幸福。他问我幸福是什么，我答不出。是啊，什么是幸福呢？找一个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结婚是幸福吗？有很多钱是幸福吗？或者像我以前的同事那样，摸女病人乳房、看女学生“羞涩地脱去内裤”才是幸福呢？孩子们在街上唱：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我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但我相信，吻她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比婚礼上来的人多，中国人对死总是格外看重的。以前的同事都来了，包括“羞涩内裤”。葬礼上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眼睛直直的面无表情。化妆师很好，她面目如生，比平时还多了些红润。我想伸手摸摸她的脸，可她睡得那样香甜，真怕惊醒她。
“羞涩内裤”在我身后捅捅我说难受就哭吧，哭出来就好了。我没理他，过一会儿他又捅我说你哭啊哭啊，我回头说去你妈的，声音很响。这是我第一次骂人，很意外，但感觉很爽。他吓呆了，没再说话。
葬礼上就一定要哭天抢地吗？就一定要说“你怎么忍心丢下我走了”这样的经典台词吗？我不哭，宝贝你在天上也不要哭。我们是鸟儿，我们有翅膀。鸟儿只知道飞翔，它们高兴的时候飞，悲伤时候也飞——它们从不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