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摇滚史便是一部地下歌唱从被拒绝、被抵触到被容纳、被欢呼的历史，则那些如今依然被称为地下的努力，其实只有短短十数年的历史。

　　从Sex Pistols都必须找到大东家的往事中，我们知道那时侯的地下还是多么稀罕。但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却正是朋克的硕果之一。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了有组织的地下音乐场景之后，不管是先行一步的英国，还是终于紧跟的美国，此一地下歌唱景观都终于分裂成了两股力量：一些人终于进入市场，其口号是买乐为生或曰靠音乐养活自己。今日的所谓独立厂牌，便是此一观念的产物。由于他们的产品可以轻易进入霸王级公司的销售系统，由于他们存在的主要目的已经变成如何拓宽市场，如何更多进入排行榜，如何多卖产品，因而所谓独立，已经与地下无关。

　　另一些人则一直没有放弃朋克或独立的最基本观念，即只保持内心的冲动与真实的情感。由于他们忽视生存的最基本问题，这些人往往又能在生活中听天由命，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中，不知道有多少天才（真正的和自命的）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已经被唤醒了的自由表达的欲望是不会再度沉睡的，当这种欲望迅速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创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交流作品与通讯地址，越来越多的地下文字开始汇集、流传，地下音乐也终于成了蔚为大观的地火运行，其所到之地，遍是心灵解放的红花绽放。地下歌唱所解放的，首先是在金钱重压下喘息的灵魂。如果说金钱对人的物理压抑是每个人的感同身受，则它对人的艺术向往的拘役，并不是人人留意。可正如艺术家们已领悟到的那样，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有时会改变它的本质。当我们必须按现存的文化与娱乐方式歌唱并遵守其游戏规则，那在模仿中被改变的东西，并不需要什么历史来证明。但是，如果那是一盘只为了自己快乐的粗糙小样，如果那不是为给大小公司表明自己也是可造之才而是为了直接送达聆听者的声响，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这个首先是自娱而且被创造者清楚的认识到不可能让人人娱乐、娱愉的观念导致一些真正的生活和情感从而无法变卖，因为商女尤有因亡国之恨而弃舟之时，真正的情感自然只可用情感交流，所以让我们暂且自豪：买也不卖。

　　地下歌唱也会解放歌唱的方式，对这种歌唱而言，直接的聆听和进入是第一位的，数字化生存乃至精心的表演都不再重要。谁都可以在严格训练之后成为合格的乐手，谁都可以在背诵20遍后熟悉歌词，而真正的地下歌唱的现场，理应是充满创造和意外的本能释放。他是以当下的愉悦和沟通为旁证，以拆除神秘、符码、装蒜为目的的狂欢。在理想的地下歌唱中，音乐又回到最为直接的纯粹与入迷之中。

　　地下歌唱甚至改变了音乐的器具。彻底的地下歌唱是真正让二十世纪成为后现代状态的人，在表面上花花绿绿实际上依旧单一的所谓多元音乐文化图景中，往往是地下状态的乐手们在力图让老玩意发出新动静，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摇滚传奇。在极端的情形下，处于不满足激愤中的乐人，甚至让自己成为工匠。在今日被视为高科技、高投入的电子音乐领域中，实际上也是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Richard James一类自己用手工焊接电路的人在指明方向，因为在地下的人，似乎更有兴趣和精力打开更多的想象之门，扩展和消化音乐那已被地上所界定的领域。

　　当地下歌唱者意识到线性思路的局限性，从而将Gilles Deleuze之类的哲学大师也纳入参照范围时，他们的歌唱甚至会扩展至传播系统的地下网络的建造。在一个相对自由的世界中，仅有叛逆和地下的观念似乎还不够，消费社会在剥蚀个性化要求之外，更让自命地下的人们在思想深处分裂为艺术中的自我与社会中的自我，当一个人要以自己赖以支撑的艺术作为赌注时，让步的总是甘于地下的初衷。那么，有没有可能不做艺术道德上的让步而又不让地下艺术的美学特征丧失分毫？应当说，这种圣洁的迷惘是有可能破除的。如果视地下歌唱为打破自足重复，接通心灵信号的新的努力，则音乐传播中的潜在霸权与法西斯同样有冲决的必要，事实上，这也是确保地下歌唱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而在我们的初级阶段社会，这意味着更多的艰难，也昭显着更大的必要。

　　Deleuze曾写到：在每一范围的造句中都有三个基本内容：在一片混沌之地中的一个稳固的点（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唱出的使人心安的调子）、一个划定其范围的循环的音序（一头动物用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粪便）、一个向外开放的变异的音列（一只鸟儿即兴向黎明的致意）。

　　不管此次鸟儿的会聚歌唱是否依然保持它在枝头的松弛，不管它们是否如想象中那样美好，这总归是一次地下的歌唱；而它们所呼唤的黎明，也终将会到来，尽管她曾被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