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红知道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人们还不认识老夫子的价值。现在是出版社跟在屁股后面要稿子。
　　之华看祁红不说话，改口道：“当然，这是以前的事。可他也不能忘恩负义不是？你们劝劝他，他还是听你们这些老同学的话的。别闹了，好好的一个家，为什么要打破？再说，传到我们单位，也不好听不是？”
　　祁红心里掠过一阵阵悲哀。这个世界怎么有这么多不顺心。要是能重新开始，多好。“向后转，齐步向前走。”她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总是梦见曾老师的口令。
　　　　　　　　　　　　　　　　（２）
　　华西整天唠唠叨叨地数落老婆。这件事正是被他老婆李秀明搞砸了的，六朝彩印社的白水根送回扣来，华西并不在，他到安华县讲课去了，安华举办理论学习班，他去讲“干部素质与现代化”，讲得很生动，掌声笑声不断，回来时老婆也没提起白水根来过，事情就这么拖过去。
　　白水根也是华西中学的同学，只是没有毕业，他读到高一年就退学了，父亲在劳改，母亲做小工，还有一个妹妹，生活困难，这是其一，其二，他也不喜欢读，读书有什么用呢？那时兴谈理想，同学们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作家，有的想当飞行员，有的想当医生，而他说，我做工，能赚钱就行。他自然得到同学们的嘲笑，胸无大志，老夫子还引用一句古训，“人无志，非人也。”这样，他就不是人了。他无所谓。水根暗恋着祁红，他对她说，我以后有了钱，就来娶你。祁红很吃惊，但她没有生气。那时，他们在学校那口古井边的葡萄架下，一串串紫色的葡萄长在他们头上，随便伸手都可以摘下一串。水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葡萄，而祁红的眼睛却透过叶子看天空。那是中午，学校里很安静。远远的地方传来几声狗叫。水根听到狗叫便想起他们家对面的一条母狗，正在发情期，这是一条白色的狗，纯白的，许多公狗，杂毛狗，围着它满街跑。有一天，他看到一条黑狗和它连在一起，它们公然在大街上交配，引来许多看热闹的小孩。白水根突然脸红起来，祁红看他脸红，脸也红了起来。她是不是也看过狗的交配呢？他这么想着，目光便有些放荡起来了。当然，那天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水根离校的前一天，自从这一天之后，他便在同学面前消逝了，一消逝就是几十年，一直到有一天，他出现在华西家的客厅里。
　　华西也是暗恋着祁红的几个男生当中的一个。他和白水根似乎有一种默契，他们在交谈中不提到班上的女同学，更不提祁红这个让他俩都伤感的名字。他们都拼命地读俄语，因为祁红是俄语科代表。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的俄语分数都在７０到７５之间徘徊，永远引不起祁红的注意，祁红注意的是９０分以上的男生，那些可以和莫期科１０１中的女生们通信的幸运者。那时中苏表面上还在友好，和苏联的学生通信不但可以增进友谊，而且可以促进俄语学习，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他们虽然都是７０几分，但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这是水根所有功课当最好的一门，却是华西所有功课当中最差的一门。水根退学之后，华西失去了暗中竟争的对手，俄语分数便往下掉，有一次甚至考了６０分。祁红对他说，“你看不起人！”好象他故意把俄语考差似的。华西后来学英语、日语，也不行，他没有语言方面的才能。
　　人的记忆真奇怪，那些外语单词华西很想记住，他每天早晨起来背，背来背去就是记不住。而有些东西，华西却过目不忘，电影和电影明星，哪部电影是哪个明星主演，这明星的出生年月，演艺生涯，艺术风格以及轶事趣闻，他简直是一部电影活字典。有一阵子时兴用电影名说相声，他一下子编了好几段，什么《李双双》、《女篮五号》和《林则徐》来到《上岗岭》，拣到了《昆仑山上一棵草》，《刘三姐》《寒夜》到《林家铺子》碰到《董存瑞》，《李时珍》深入《野猪林》听到《古刹钟声》，终于发现《山间令响马绑来》。同学们笑得人仰马翻，这是他在中学时代最风光的时刻，有好几次，他发现祁红笑得拿出手巾来擦眼泪。这个时候水根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世界了，而且初见成效。他先是做泥水工，然后是工头，然后是黑包工头。文化革命时曾被挂过牌游过街，当然，这些同学们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同学们象出了窝的蜜峰到处飞，大串联嘛，毛主席的号召。白水根低头挨斗的时候，华西在北京电影厂抄大字报，他知道了许多影星的“丑闻”，开头很兴奋，可抄了一大本之后突然有一种悲哀的感觉，过去在他的心目中那么伟大的人一个个都臭不可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他于是又到北京大学，抄“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又抄得很兴奋。抄过之后才发现，报也是白抄，他其实已经把它背下来了，而且一字不漏。
　　水根重新出现在华西家客厅是几年前的事，那时，他西装革履，裤头上还挂了一个ＢＢ机。敲门进来时手里拿着一顶白色的安全帽，第一句话是，“你们楼下安全吗？我的车是新买的，３万多。”
　　华西一下子没认出他来，但他还是微笑地倒茶让坐，并告诉他这里很安全，因为这里是机关的宿舍区，不是一般的居民住宅区。他于是拿出名片，当白水根三个字浮现在他的眼前时，华西一拳打在他的胸前，他妈的原来是你！于是时光倒流，谈笑风生。
　　“为什么要叫六朝彩印社？”
　　水根笑了笑：“那是随便起的一个名，起了就起了，不想改。听说你现在是处级干部，在县里可是个堂堂父母官啊。”
　　“七品芝麻官。”华西说。
　　于是谈话转入正题。水根说：
　　“七品是上挡次的，官不小了，我们班怕是你混得最象样的了。听说你们要搞一批宣传手册，能不能给我们印，当然价格绝对低于国营厂。”
　　华西过后请宣传科长了解一下行情，果然价格合理，便拍板定下来，给水根印。宣传科长有些吱吱唔唔的，意思是宁可贵一点也要给国营厂印，保险，反正钱是阿公的。华西说这算什么话，阿公的也是钱，这里少花一点，我们在别的地方就可以宽松一点。宣传科长当然是照办。
　　这事违反常规，因为过去一惯是找国营厂的，宣传科长办过之后，心里不踏实，便向局长刘天明作了汇报。刘局长笑了笑说，“办了还汇报什么。”这话说得科长心里发毛，连说话都有点口吃起来，“这个，华华付局长说比较便、便宜。”“是吗？”“是的”“便宜一点算什么，我们共产党的钱为什么要让个体户赚？我们给印刷厂，表面上钱是多了一些，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口袋，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而个体户，就不同了。你说是不是？”这话说得宣传科长好几天没有睡好觉。
　　华西当然不知道这些，他觉得他给公家办了一件好事，节约了几千元的开支。
　　事情坏就坏在白水根身上，他把钱放在信封里，又不说明。他走后，秀明把信封放在报纸上，那是一堆看过的报纸。华西订了三份报纸，光明、文汇、羊城，看过了就往上面放，几天以后便淹没了。
　　等人家把问题反映到纪委，华西问老婆，老婆说好象有个信封，这才从报纸堆里找到那个该死的信封。
　　华西把老婆骂得狗血喷头，秀明哭丧着脸说：
　　“我记性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又不是什么大事，拿去还不就是了。”
　　“还？说得倒轻巧！”
　　“可这事人家是怎么知道的，两个人的事，水根要不说出去谁知道？”
　　华西一愣，是啊，人家怎么知道的，是谁告到纪委去的？
　　然而现在没有时间去想，问也不好问，千怪万怪，怪老婆没有用。
　　“你也是笨得没人识，就不知道里面是钱？”
　　“他不说，我怎么知道？”
　　“你死了，你不会拿出来看看？”
　　“看看，说得好听，上次看了你的一封信，骂了我几天，我还敢看？”
　　华西一时语塞。是啊，他最讨厌的就是老婆对他的窥视，他的书，他的本子，他的信，都不许老婆动一动。
　　他为什么不准她动他的东西？他试图说服自己，让她看，没有什么秘密的，但他就是受不了。她动他的信件，书，报纸，他就感到恶心，厌恶，甚至仇恨。这些信，报纸，书算得了什么呢？这无非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习惯的一部分而已。难道妻子就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明白了，他和她始终隔着一层。他不明白，她更不明白。可悲的是，她并不计较这些，不动就不动，不看就不看，不当回事。这就使他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他躲进他的世界里，而她却在一边漠视着，无动于衷。
　　她是在他最懊丧的时候走进他的生活的。
　　他们的认识完全是偶然。
　　他买了一双鞋子，回来一看，鞋底掉了一边。质量！但也怪自己，没有细看，问了号码，价钱，拿了就走。母亲说，去换换看，说不定能换。他想已经拿回来了，谁让你换？但试试就试试。其时，他从中学刚刚调到宣传部讲师团，报到后让他在家里备课，上街等于换脑筋，让自己轻松一下。
　　那个卖他鞋的售货员已经下班了。接班的是秀明。他说明来意，拿出鞋子。秀明不说话，只是抿着嘴笑，怎么啦？
　　“不换也就算了。”他说，准备拿回去，反正补一补也能穿。
　　秀明还是笑，一边笑一边把他的鞋子拿了回去，换给他一双新鞋。
　　“怎么回事？”
　　“她交代了。如果你来就换给你。”
　　“原来你们知道这是双坏鞋。”
　　“谁让你马大哈，不看看就拿走。”
　　“坑人。”
　　“存心坑人还让你换？不过，卖不出去，我们也得扣奖金。”
　　华西想想，不换，何必让人家扣奖金呢？
　　秀明给他的第一次印象很好。白白，胖胖，眼睛小一点，但还有灵气，一笑双颊上的酒窝很迷人。但是真正让他动心的是她的故事。
　　看不出，她是一个干部子女，北方人，父亲是南下干部。文革那一年，在东门县当书记。这是一个脆弱的家庭。父亲母亲，她和她的妹妹，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全无准备。父亲上班去了，和平时一样，只是走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可能会晚点回来，你们就先吃饭吧，别等了。晚上，很晚了，父亲却没有回来。妹妹还小，母亲病在床上。母亲说，秀明，你去看看，看看父亲有没有在机关里。那时她８岁。她把父亲的饭热在锅里，掀开帘子出了门。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刮着风，下着雨。那风和雨都是从海上来的。她把伞对着风的方向。这是父亲教她的。她到机关，机关里黑黑的，没有灯，父亲的办公室在二楼。以前办公室可不是这样，总是有灯光，总是有人。人们看到她，总是微笑着，叫她，说她很漂亮。今天怎么啦？她有点怕，而更多的是有点凄凉。她那个时候不懂得这就叫凄凉，这是后来她体会到的。她说。看门的老头在昏暗的灯下向她招手，悄悄地告诉她，到图书馆去你父亲在那里挨斗哩。你妈妈呢？病了，她说。可怜的，一个外地人！老头说。不知怎么的，她哭了，一边走一边哭。耳朵里老响着老头的声音“可怜的，一个外地人！”过去，她总是以自己讲普通话而自豪，看不起，尽管父亲批评过她几回，她还是看不起讲地瓜话的同学。用很轻蔑的口气说，“那些本地人”。几个干部子女在一起，便说，“我们北方人”。外地人！是的，我们的老家在山东，父亲前几天还说，什么时候回老家去看看，看看你们的奶奶！她回到图书馆。图书馆的大门关着。在远远的街上，可以看到楼上有灯光，还可以听到打人和骂人的声音。那时，最常听到的骂人声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打倒”。她在门口走来走去，她有一个直觉，父亲就在里边。但她不敢喊不敢叫。几天时间，一切全变了。县城里大街小巷到处贴着大标语，白纸黑字，打倒“东门县最大的走资派李山”。父亲的名字被倒着写，还用红笔划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