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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到了，像一个鬼门关一样，政府又要紧张了，于是，北大很快平定女生被奸杀事件，菲律宾射杀我船长，中国也只是发出普通照会表示“不满”，台湾问题也继续搁置下去，反正一切都不要刺痛那个伤疤。但是，我们依然要纪念，而且要像北大哲学99研究生江绪林那样公开自己的身份。

六四的死难者如果不被射杀，如今也会有很多变化，有的也许出了国，反共反华，反对通过PNTR；或者进入中国新华社，大排江总书记的马屁。也有可能到深圳做生意，贿赂了海关关长而双双被关入大牢；或者取代张朝阳，不动声色地和政府达成内部协议，成功把他的dotcom在美国纳斯达克上世，狂卷100亿美圆。当然也有可能回到乡下教书，被乡政府内定为红旗村村长的人选；或者不幸下岗，加入自谋职业的行列，因为不想被耻笑而不愿意参加同学会。11年，这么多人，什么事不能发生？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可能上千的他们）和那几个“共和国卫士”一样停留在1989年6月3日-5日。网上公开的VCD《天安门》和丁子霖教授的死难者名单无争地显示了这个事实。11年了，国内除了丁子霖教授等几个人每年向人大提出平反64以外，我们出奇地冷静。大家都说，64一定会有大白天下的这一天，好象这一天会在公元20**年*月*日自动出现。

进入了21世纪的现代中国，我们依然内心充满恐惧，那种恐惧曾经深藏在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心中，也深藏在张志新心中，也深藏在丁子霖教授的心中。这种恐惧是和正义感成正比，如果能昧着良心当网络警察的话，不但没有恐惧，反而有掌控他人的快感。因为这种恐惧，我走向商业，减少在媒体上的发言，日后寻求国外的发展。在一个连正义感都会有恐惧伴随的国度，热爱她简直是一件很难操作的事情，只能让人彻底失望。

但无论我如何非政治化，我总是难以忘记那些死难者，难以忘记我得知真相的那一夜的痛哭。我只是有这样的设想：当64平反的那一天，我会采访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罗京，全世界媒体同时转播这次采访，我不断回播89那年罗京的播音，同时询问罗京现在的感想。我一直在期待这个镜头，只要我们认定他不是动物，他有自己的自由选择，那么他就一定担负罪责。我知道，民主德国的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在统一后畏罪自杀。

罗京有罪，我们都有罪。也许以后大家都像纪念文革一样写纪念64的文章，当然那时纪念64已经非常正当和安全，大家都在说当时自己好勇敢。突然间，64也消失在少数人身上了，就像文革一样，64成为几个人名的口袋，所有的苦难都扔进这个口袋好了。会有很多以64为背景的大片，有的会获得嘎纳大奖，甚至2050年的艺术系的年轻人认为64是演示暴力和政治的最好的行为艺术，而新新左派的政治文人要求再审议64的评价。

我大概只能活到2060年，以后的事情我管不着了。我只知道目前64还是远不是一个玩笑，甚至不是一种正义，而是一种漫溢的恐惧。总有人必须传播真相，记录真相，这样到了以后才有资格维护真相。文革已经过去了，余秋雨公开说他文革非常纯洁。我只是希望到时候罗京等人表达自己的纯洁的时候，我们有证据嘲笑和质问他。

我们必须努力，尽自己的努力。我们这些程序员必须努力编制最新的网络协议，推动在大中国防火墙下自由访问站点的程序的开发，让每一个上网的人都能自由地访问任何他需要的资料，让技术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