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子文
批判徐小跃
柴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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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还未到来，冬天还未过去的时候，人是如这季节一般的尴尬的。学校开学了，一个多星期能上起来的课却很少，这时我们感到浑身不自在；而丝毫没有疑问的是，一旦一切都正常起来，学生们便思忖着如何逃课了，包括本人在内。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是悲观地来看，这代年轻人是从不自在到不自在，内心既空虚又浮躁；第二是乐观地来看，逃课没什么不好的，优胜劣汰，对于烂课，学生有权不给老师面子，不上课的不自在是由于逃课的计划尚未确立，心中不踏实所致。我就在悲观和乐观的尴尬中走进了“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
这门课据说反响不错，上这门课的老师是哲学系主任、博导徐小跃教授。徐教授早早来到了课堂，点起名来，并且让文科生最好不要再来听课了，他的理由是，文科学生大多已经听过他的大课了，应该把机会让给其他的理科生。可我总觉得这是文人相轻，因为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宣布，他得抛弃慈悲心，除了公布的名单，不再允许添新名单。
姑且，把这堂课归纳为这样几个问题：一，什么是哲学？哲学是“无用之大用”；二，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总能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东西；三，什么是素质？素质是要让“无处”的新一代找到依靠，能够在中国学会“做人”。我的理性告诉我一句话：这位教授的宣称充斥着矛盾；我的感性告诉我四个字：毛骨悚然。
徐教授说，哲学是爱智慧，是反思、批判、变革的智慧。对此我很赞同，并且，我还认为，除了有智外，人还应该是有爱、有趣的，既然哲学是人的学问，也该是有爱、有趣的。但是似乎大家都看不起哲学，哲学招生是最简单的，就是只要等着那些“服从分配”的落榜生。此时，徐教授眉毛一扬，话锋一转，宣称道：哲学是“无用之大用”，原来这才是哲学的根本定义，他终于在古人的话语中找到了根据。接着，他解释说，这种“无用之大用”是体现国格和人格的。举例来说，里根总统在八五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一句“治国如烹小鲜也”，一夜之间，老子传遍美国，《道德经》成为美国人争相阅读的宝典。这时候，如果有老外跑过来问你，什么叫“治国如烹小鲜也”，按照他的思路下去就是，如果你能朗朗上口地回答出老外的这个问题，你就有了国格和人格，否则就没有。我想徐教授可以算得上是少壮派的爱国主义者了，可我总觉得这样来阐释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哲学，而是爱国主义者的哲学，或许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吧。说老实话，我就不知道这句话，但我丝毫没觉得我失了国格和人格，这些东西本来就有，是不需要用哲学来标榜的。
其实，我是理解徐小跃的，一直以来都在潜心研究古代典籍，自然要身受其惠，以饱读经书之脑来对此芸芸小生，他就免不了会显示出孔孟的圣贤像来。圣贤说安身立命是根本，所以徐教授希望我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懂得汲取古人的智慧，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让徐教授失望了，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无处”的一代，很乐意去知道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卡拉ＯＫ，却不知道老子、庄子、孙子，儿子连老子、孙子都忘了，堪称数典忘祖的一代。所以，“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理科生来听我的课”，来接受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来懂得数典忘祖所要受到的惩罚：只能做个“某种人”，而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以为，这样的思维跟文革思维有某些相似之处，毛主席说，不能忘了无产阶级大众，不能忘了生我们养我们、又成为革命基地的广大农村，所以老人家号召广大群众接受革命的再教育，上山下乡。结果我们知道，这是徒劳无益的。
徐教授的哲学“殿堂”里，是不屑于研究那些已死了的东西的，比如有八百年历史的女人缠足史，有五千年历史的太监史，因为缠足女人、太监这两样东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所要研究的是那些更加深层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比如三教九流。所以，徐教授从他的殿堂里看我，一定觉着我是个浅薄的人，因为我恰恰对缠足史和太监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在徐教授的眼里，我一定又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因为我连老子、孙子都可以忘了，却单单记着小脚女人和太监。我以为，对于已死的东西，我们其实不必那么地仇恨，以致于要下定决心忘掉他们；既然老子、孙子还必须活着，那就该腾出一个空间来放上他们的牌位让人去祭拜——我的意思是，多元一些好了，不必大家只拜一个神，也不必除了拜神就什么都不干了。中国在批判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时，总是指出，这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复活的表现，可是武士在当代的日本早已不存在，和小脚女人和太监一样，是已死的东西。这说明：既然要研究传统文化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就很有必要做到把小脚女人、太监和孔孟、老子、孙子一样的地位的程度。
要为年轻一代人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当然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情，但是要年轻人安身立命地去做人，他们就不可能有精神家园。精神家园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其实它如千禧年一样是有宗教语境的，它关注的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中国哲学向来不关心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第一要义是如何安身立命地做人。说做人是它的核心是不确切的，因为作为人，他当然要考虑怎样去做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总在想怎样做一个“好人”，一个哪怕是在伪装之下的“好人”，而西方哲学则更多地考虑怎样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人，所以他们老是不安分，有了坚定的宗教信仰，依然还要去文艺复兴，还要社会革命。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徐教授所谓的哲学的批判精神是多么的虚假。他一直在强调怎样在文化传统中安身立命，尽管他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暂时的，只有批判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局限在原有制度内的哲学，有这样的哲学，才会有名牌大学哲学系主任安身立命的哲学观。说中国没有哲学是不对的，但中国哲学跟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又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政府的工程，后者是变革的动力。
柴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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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还未到来，冬天还未过去的时候，人是如这季节一般的尴尬的。学校开学了，一个多星期能上起来的课却很少，这时我们感到浑身不自在；而丝毫没有疑问的是，一旦一切都正常起来，学生们便思忖着如何逃课了，包括本人在内。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是悲观地来看，这代年轻人是从不自在到不自在，内心既空虚又浮躁；第二是乐观地来看，逃课没什么不好的，优胜劣汰，对于烂课，学生有权不给老师面子，不上课的不自在是由于逃课的计划尚未确立，心中不踏实所致。我就在悲观和乐观的尴尬中走进了“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
这门课据说反响不错，上这门课的老师是哲学系主任、博导徐小跃教授。徐教授早早来到了课堂，点起名来，并且让文科生最好不要再来听课了，他的理由是，文科学生大多已经听过他的大课了，应该把机会让给其他的理科生。可我总觉得这是文人相轻，因为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宣布，他得抛弃慈悲心，除了公布的名单，不再允许添新名单。
姑且，把这堂课归纳为这样几个问题：一，什么是哲学？哲学是“无用之大用”；二，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总能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东西；三，什么是素质？素质是要让“无处”的新一代找到依靠，能够在中国学会“做人”。我的理性告诉我一句话：这位教授的宣称充斥着矛盾；我的感性告诉我四个字：毛骨悚然。
徐教授说，哲学是爱智慧，是反思、批判、变革的智慧。对此我很赞同，并且，我还认为，除了有智外，人还应该是有爱、有趣的，既然哲学是人的学问，也该是有爱、有趣的。但是似乎大家都看不起哲学，哲学招生是最简单的，就是只要等着那些“服从分配”的落榜生。此时，徐教授眉毛一扬，话锋一转，宣称道：哲学是“无用之大用”，原来这才是哲学的根本定义，他终于在古人的话语中找到了根据。接着，他解释说，这种“无用之大用”是体现国格和人格的。举例来说，里根总统在八五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一句“治国如烹小鲜也”，一夜之间，老子传遍美国，《道德经》成为美国人争相阅读的宝典。这时候，如果有老外跑过来问你，什么叫“治国如烹小鲜也”，按照他的思路下去就是，如果你能朗朗上口地回答出老外的这个问题，你就有了国格和人格，否则就没有。我想徐教授可以算得上是少壮派的爱国主义者了，可我总觉得这样来阐释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哲学，而是爱国主义者的哲学，或许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吧。说老实话，我就不知道这句话，但我丝毫没觉得我失了国格和人格，这些东西本来就有，是不需要用哲学来标榜的。
其实，我是理解徐小跃的，一直以来都在潜心研究古代典籍，自然要身受其惠，以饱读经书之脑来对此芸芸小生，他就免不了会显示出孔孟的圣贤像来。圣贤说安身立命是根本，所以徐教授希望我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懂得汲取古人的智慧，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让徐教授失望了，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无处”的一代，很乐意去知道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卡拉ＯＫ，却不知道老子、庄子、孙子，儿子连老子、孙子都忘了，堪称数典忘祖的一代。所以，“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理科生来听我的课”，来接受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来懂得数典忘祖所要受到的惩罚：只能做个“某种人”，而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以为，这样的思维跟文革思维有某些相似之处，毛主席说，不能忘了无产阶级大众，不能忘了生我们养我们、又成为革命基地的广大农村，所以老人家号召广大群众接受革命的再教育，上山下乡。结果我们知道，这是徒劳无益的。
徐教授的哲学“殿堂”里，是不屑于研究那些已死了的东西的，比如有八百年历史的女人缠足史，有五千年历史的太监史，因为缠足女人、太监这两样东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所要研究的是那些更加深层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比如三教九流。所以，徐教授从他的殿堂里看我，一定觉着我是个浅薄的人，因为我恰恰对缠足史和太监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在徐教授的眼里，我一定又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因为我连老子、孙子都可以忘了，却单单记着小脚女人和太监。我以为，对于已死的东西，我们其实不必那么地仇恨，以致于要下定决心忘掉他们；既然老子、孙子还必须活着，那就该腾出一个空间来放上他们的牌位让人去祭拜——我的意思是，多元一些好了，不必大家只拜一个神，也不必除了拜神就什么都不干了。中国在批判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时，总是指出，这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复活的表现，可是武士在当代的日本早已不存在，和小脚女人和太监一样，是已死的东西。这说明：既然要研究传统文化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就很有必要做到把小脚女人、太监和孔孟、老子、孙子一样的地位的程度。
要为年轻一代人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当然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情，但是要年轻人安身立命地去做人，他们就不可能有精神家园。精神家园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其实它如千禧年一样是有宗教语境的，它关注的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中国哲学向来不关心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第一要义是如何安身立命地做人。说做人是它的核心是不确切的，因为作为人，他当然要考虑怎样去做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只是中国人总在想怎样做一个“好人”，一个哪怕是在伪装之下的“好人”，而西方哲学则更多地考虑怎样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人，所以他们老是不安分，有了坚定的宗教信仰，依然还要去文艺复兴，还要社会革命。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徐教授所谓的哲学的批判精神是多么的虚假。他一直在强调怎样在文化传统中安身立命，尽管他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暂时的，只有批判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局限在原有制度内的哲学，有这样的哲学，才会有名牌大学哲学系主任安身立命的哲学观。说中国没有哲学是不对的，但中国哲学跟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又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政府的工程，后者是变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