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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有两种人:尊重版权的人和不尊重版权的人。
教授们都是尊重版权的。《中国经济改革》这门课的阅读材料中有邓小平的文章,旁边也注有“经外文出版社同意而复制”。上学期《发展的历史与理论》,最后一本阅读材料迟迟印不出来,原因就是出版社不同意我们使用,后来到底没有印成。《微观经济政策分析》需要读几篇《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教授让我们自己通过哈佛的网上图书馆下载;因为如果他去复印来发给大家,那就要付版权费。
版权费是多少?据负责此事的“课程资料办公室”(CourseMaterialOffice)讲:《纽约时报》收1美元一页,哈佛大学出版社收0.10美元一页,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是2.35美元一个。而且,每学期重新买一次。所以,你就不难算出为什么一本阅读材料的价格可能高达305.67美元。
虽然阅读材料上明确印有:“除课程资料办公室外的复制违反美国版权法第十七条”,但是校方对学生的翻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倒是很想遵守美国的法律,无奈既然“入乡”,就要“随俗”,身在哈佛,也就像哈佛入一样行事:红灯照闯,盗版照用。
不过,我对比尔·盖茨的中国人喜欢盗版的说法愤愤不平:他也在哈佛读过几天,对于哈佛不会不了解,凭什么五十步“骂”一百步?我决定去找还在哈佛的各个国家的“比尔·盖茨”谈一谈。
我先问一个印度同学P:“你用盗版软件吗?”他一身正气:“当然。”我说:“印度是软件大国,你不认为这样会损害印度经济吗?”他摇头:“不会,这只会损害微软。你知道微软的利润率多高吗?50%!”我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读过他们的财务报表。”
我再问一个韩国同学C:“你用盗版软件吗?”他大义凛然:“以前用过,后来知道这对经济发展不好就不用了。”我大为惊讶:“那你为什么复印阅读材料呢?同样是侵犯版权呀。”他竟然说:“我没有呀。”我不得不说:“前天你不是和我一起印《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阅读材料吗?”他的脸微微发红,声音渐渐变低:“如果我再富一些,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最后,我去问美国小伙子M。M是典型的美国人,上课积极发言,下课积极泡妞。“M,你用盗版软件吗?”“我从朋友那里拿来拷贝过。你问这个干什么?”“你觉得这么做对吗?”M的脸唰地红了:“那是偷窃!”然后转身就走。
看来,不尊重版权的人也有两种:脸红的和脸不红的。脸红的人又分两种:微微泛红的和一下子红透的。比尔当年的脸大概是一下子红透的。得出这个结论的价值是:M从此不再主动理我。
教授们都是尊重版权的。《中国经济改革》这门课的阅读材料中有邓小平的文章,旁边也注有“经外文出版社同意而复制”。上学期《发展的历史与理论》,最后一本阅读材料迟迟印不出来,原因就是出版社不同意我们使用,后来到底没有印成。《微观经济政策分析》需要读几篇《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教授让我们自己通过哈佛的网上图书馆下载;因为如果他去复印来发给大家,那就要付版权费。
版权费是多少?据负责此事的“课程资料办公室”(CourseMaterialOffice)讲:《纽约时报》收1美元一页,哈佛大学出版社收0.10美元一页,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是2.35美元一个。而且,每学期重新买一次。所以,你就不难算出为什么一本阅读材料的价格可能高达305.67美元。
虽然阅读材料上明确印有:“除课程资料办公室外的复制违反美国版权法第十七条”,但是校方对学生的翻印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倒是很想遵守美国的法律,无奈既然“入乡”,就要“随俗”,身在哈佛,也就像哈佛入一样行事:红灯照闯,盗版照用。
不过,我对比尔·盖茨的中国人喜欢盗版的说法愤愤不平:他也在哈佛读过几天,对于哈佛不会不了解,凭什么五十步“骂”一百步?我决定去找还在哈佛的各个国家的“比尔·盖茨”谈一谈。
我先问一个印度同学P:“你用盗版软件吗?”他一身正气:“当然。”我说:“印度是软件大国,你不认为这样会损害印度经济吗?”他摇头:“不会,这只会损害微软。你知道微软的利润率多高吗?50%!”我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读过他们的财务报表。”
我再问一个韩国同学C:“你用盗版软件吗?”他大义凛然:“以前用过,后来知道这对经济发展不好就不用了。”我大为惊讶:“那你为什么复印阅读材料呢?同样是侵犯版权呀。”他竟然说:“我没有呀。”我不得不说:“前天你不是和我一起印《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阅读材料吗?”他的脸微微发红,声音渐渐变低:“如果我再富一些,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最后,我去问美国小伙子M。M是典型的美国人,上课积极发言,下课积极泡妞。“M,你用盗版软件吗?”“我从朋友那里拿来拷贝过。你问这个干什么?”“你觉得这么做对吗?”M的脸唰地红了:“那是偷窃!”然后转身就走。
看来,不尊重版权的人也有两种:脸红的和脸不红的。脸红的人又分两种:微微泛红的和一下子红透的。比尔当年的脸大概是一下子红透的。得出这个结论的价值是:M从此不再主动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