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发条的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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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文集

瓦
瓦茨拉夫·哈维尔
2000-05-26 16:45

序一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哈维尔文集》序 李慎之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 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 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 年了。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 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 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骑就占领了他 的祖国。他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 一生迄今为止六十二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 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 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他还是能够对极权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 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 ， 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 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 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 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末捷克在一九八 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 什么社会呢？ 　　还有一点，我对捷克的历史近乎无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权主义应当从什 么时候算起。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匈牙利 称做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那么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 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捷克情况 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 时期，后者很快又因为苏军的镇压与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论文绝大部分都 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 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 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 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 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 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 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 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 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 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 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 　　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 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 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 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 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 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 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 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 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 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 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 ， 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 ‘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 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 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 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 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 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 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 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 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 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 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 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 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 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 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 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 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 击会来。” 　　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而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 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 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 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 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的。哈维尔应该能够认 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 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 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 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 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 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 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 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 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 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 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另外一层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的观 点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 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 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 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 却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 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一九七七年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 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儿就出自他笔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力。 人们现在期待他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能 赞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 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 　　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总统那一 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 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长的一段 铁窗生涯期间给他的妻子奥尔加写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 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信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 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 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 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 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 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 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 口，但是其实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 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 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 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 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 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 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 ” 。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于哈维尔很少 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 。 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是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 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 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 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 人们的口上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 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译“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 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 “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 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 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 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 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 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 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 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 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这 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 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 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 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 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 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 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和现在侈谈中国 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 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 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 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 一部分。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 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 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 强。他在给妻子的有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的方式行动。我深信 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 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 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 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 “有用”。 　　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 和启发呢？ 　　

序二

　　 ——理解哈维尔  　　 徐友渔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当 代捷克剧作家、思想家。我在阅读哈维尔的作品时，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莱特。一 个是经典剧作中的虚构人物，一个是现代荒诞派剧作家；一个是为报杀父霸母之仇 的王子，一个是在世纪性巨变浪潮中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公众人物，二者有何关系？ 我看到的共通之处是：对存在的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间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对 流俗之见的质疑和挑战，对当下经验的超越。 　　在人们的印象中，哈姆莱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断，永远沉浸于 对自己的提问：“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哈姆莱特并不缺乏行动 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动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他眼神迷茫，实际是力图 从周遭的纷扰中求索善恶的本质，他视自己面临的血海深仇为小恶，断定整个世界 不过是一座大监狱。 　　哈维尔也是如此，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 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他鄙弃经世不变的格言：“政治即权力的艺术”，他在 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 　　当然，哈维尔并不全然等同于哈姆莱特，他并不时时耽溺于内心的思索与独白， 而总是体察社会生活的脉动，他长于自省，但行动上并不犹豫反复，他是有血有肉 的剧本人物——他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与 舞台相关，然后从舞台走向世界。 　　存在与责任 　　和哈姆莱特一样，哈维尔始终摆脱不了“活，还是不活”这种问题的纠缠，他 认为，人与动物——它们仅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区别是用下面这个简单 的问题即对生存本能质疑：是否真应该活着，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人 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有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说明生 命值得留恋。哈维尔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上述种种生活的内容既可以赋予生命 以意义，也可以使这种意义丧失，既可以成为活的理由，也可成为不活的理由，他 不要从生活里各种具体的价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主体即 人类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时会给人极大的乐趣，使人自发地感觉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些事情 不过是漂浮的虚无海洋上的“意义的岛屿”，其间的间隔会对意义构成威胁。另外， 对生活中的乐趣也可以追问：“这又怎么样呢？”哈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隔绝的 岛屿，而是它们的底层，他想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不是连绵的海底山脉的可见峰顶。  　　哈维尔的思考过程极其艰苦、曲折，他的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晦涩性 甚至神秘性，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他认为，虽然人具有独特性，即只有人才是自己 向自己发问的存在物，但他同时认为人在意义问题上并无特权，“归于生命的每一 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 相关……”人应该与宇宙达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我们渴望与 存在的意义相关，存在的意义本身也趋赴我们。 　　在哈维尔的抽象思辩中，人生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是相通的，另一方面， 人又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物，被抛向存在的根源处和被抛向现实世界不是独自分 离的两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是起源于存在，我们就 不能得到被抛入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如果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我们便不能得 知源于存在的经验，”这就是人与存在的异化：不能停留于原地，要通过与现实世 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由此产生了哈维尔长久思考，总是对于他视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责任。在他看 来，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共他 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 是责任？说到底这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 　　责任从何而来？宗教信徒将其理解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其他人将其归结为人与 社会的关系：它来自教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但哈维尔并不满 意，他认为这是把责任（此处有缺漏）我曾说过，“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 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 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 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此奉献，而不要 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 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 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 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骗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 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实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 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 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真理、自 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 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则是增加了苦难，狂热和盲信 者参与了镇压民主和大屠杀，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 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 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 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 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 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

第二口气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当一个作家20岁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他最初的对于世界的经验通常已经在他内 部成熟，成为他后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从中汲取的源泉。在经过了若干最初的摸索 之后，差不多在这个年龄上，他达到了对于自身的一种比较严肃的理解，开始用他 自己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找到他自己的方式来承担这个世界和自身。然后，他差不 多再花1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从各个角度上释放这种对于世界的 最初的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10年：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及乐观 主义的时期。 　　我不属于这样幸运的作家的行列，他们不断地写，写得又好又快又轻松，其想 象永不衰竭，并不受怀疑论或种种禁忌干扰，天性仿佛即朝向世界开放。当然，我 不属于这样的同行这件事令我烦扰不安，我空怀壮志，对自己十分不满：我没有多 少灵感，感到写作是如此地艰难，对自己缺乏信心，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感到自身 的不足。 　　但是我也得承认，在我的写作中，也存在某个类似最初的“英雄”时期--我直 接地表达我自己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一点，现在我才 意识到，只是相对来说容易些。即使这样，说到底我也曾经将每个东西重写过无数 遍，我是在黑暗中探索并几近绝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看来，那时的进展似 乎顺当些，我最初的那些剧本——在它们自身的水平上——许多方面比我后来写的 要出色得多。 　　这个相对自信的开始阶段，受到好几件十分偶然的事件的影响，直到今天我才 真正意识到。因为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有可 能从一开始，就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即如同它真正所是的那样。 这帮助我避免了某种最终的幻觉和惑人的东西。我也并不认为，如果我有这样的背 景而成长于一个别的国家，我就会成为一个资本家；甚至是在这个国家拥有另外不 同的背景，我就会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我仍将有可能成为 一名作家。但是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两种假设的情况下，虽然都可能使得外 部生活优裕些或好些，内心生活却远为糟糕，当然也不能获得“从下面”看世界的 最初的经验，它给了我比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多得多的东西。如果我展示了——如他 们经常说我的那样——某种关于世界的荒诞感，那么这不仅来自我的气质，也是出 于我的经验：如我们所知道的，从下面最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和喜剧的方面。 　　1956年我20岁。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的时刻，人们的幻觉第一次普遍崩溃的时 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觉的时刻。历史地来说，那是一 个充满魅力的时期：在世界上的我们这个地区，走马灯式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牵强 的补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和背叛，第一次浮现出来。那些漂亮的真理与谎言的辩 证说辞，在社会中和人们的头脑里开始滑落，今天为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掩盖的真相 和被篡改的希望，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向我们深刻地展 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类个性的危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因此，我不知道，比如在1950年我已经20岁，我将可能怎样去写；我只是感到 自己作为起步的严肃追求恰恰和特殊的历史时刻相吻合，对我而言这很幸运。因为 已经如此熟悉和掌握了“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的经验、法国荒诞派戏剧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迷恋从精确地推算开始却导致荒谬的结论，我在这些非同一 般的社会情境中(它们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过的)找到了我自己写作的最好起点。 我并不是说自己最初的剧本中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东西，也不意味着我的注意力仅 仅在于描绘在这些伪改革和制度不可避免的衰落(当然有人试图令其重振)背后的空 洞和僵硬，但是如果不存在由这个特殊背景提供的灵感，则难以想像我会去描写它 们。 　　解释为什么我在尝试写诗好几年之后，于50年代末期转向戏剧创作，有好几个 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比起诗歌和散文来，一个剧本更不宜在抽 屉里长期搁置。剧院是一门如此社会化的艺术，这一点远非其他艺术形式所能比拟， 它取决于拥有一个社会气氛，明显受着文化环境的影响(然而你可以想像今后电影 对于观众的冲击力，剧院也可能从此不复存在)。 　　我个人的“生命文学”时期和历史时刻相吻合，这种幸运还给我带来另一个巨 大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剧作家我开始于60年代，这是一个辉煌的和相对有利的时 代，我的剧本——尽管它们在当时显得多么与众不同——能够真正地搬上舞台，某 些情况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都是不可能的。涉及这一点并不仅仅在谈论我自己的写 作，这里，除了我的剧本能够演出这个看得见的事实外，还存在某些更为深刻和基 本的东西：社会能够接受它们，这些剧本能与普遍的精神状态发生共振，当时的知 识界和社会气氛，都欢迎新的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和渴求这种东西。因此可 以说，我的剧本不仅得到了容忍，而且实际上是人们需要它们。并且社会的自我意 识(social self-awareness)每次这样的行动，即一部新作品得到深刻的赞同和认 可，被结合到这个时代整体的精神现实中去——都突然和不可避免地打开了通往甚 至是更为激烈的行动的途径。由于每部新作品的存在，被压抑的制度中许多潜能便 得到唤醒：我们越有可能性，我们所做的便越多；我们所做的越多，便拥有更多的 可能性。这就是存在于艺术和时代之间的互相促进的一种状态，对于社会和对于艺 术来说，都同样是充满激发力量和感召性的(当然，我的许多在其他领域中的同代 人也受惠于与时代共鸣的同样的幸运：如捷克电影的“新浪潮。” 　　这种非同寻常的环境对我最初创作产生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60年代我能够在 布拉格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参与工作，这是一个有着特殊的艺术品味的剧院，它的报 负不是变成国家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不是帮助将这个世界的表面滑溜溜地维持下去， 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得以产生的变幻莫测的过程。 换句话说，这正是我所信任的和激发我灵感的地方。在这里，我不仅是间或为其提 供一个新剧本的作者，而且我以各种形式参加剧院的日常运转：我帮助塑造它的形 象，还有——最后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成为扬·格罗斯曼(Jan Grossman)的剧本 助理。在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和整个60年代为我的写作创造了一个异常有利的环境： 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 　　然而很快，一个作家(或至少像我这种类型的)发现自己正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他已经耗尽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进一步继续下 去。当然，他可以为他已经说过的东西找到更出色的表达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 基本上重复自己。或者，他也可以停留在他最初的喷发所取得的地位上，想方设法 保住这个位置，以便确保自己在文坛上的一席之地。 　　但是他还有第三种选择，他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为止太熟 悉的，最初的世界经验，从他自身小小的传统、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自身地位 中解放出来，去尝试一种新的和更为成熟的自我界定(self-definiton)，与他现在 的并且是更为确凿的世界经验相一致，简言之，他可能去发现他的“第二口气”( second wind)。任何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他想继续写作的话，这是真正有意 义的——他的日子将不会轻松。在他人生的舞台上，他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要努 力告别某些东西。他起先的热忱、自信和直率已经离去，而真正的成熟尚未到来； 事实上他必须重新开始，这次是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 　　60年代后期，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个十字路口，我在寻找我的“第二口气” 并为此而担扰。处于我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为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我本身，而 且也因为那些过去对我十分有利的因素现在转而反对我。 　　当我到达这个关口时，首先，我的生存环境颇为恶化了。我不仅失去在巴鲁斯 特拉德剧院的工作，而且没有在捷克任何剧院做事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作家，我是 那些被严厉禁止的人之一。当然，他们不可能禁止我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但这对我 没有多大用处；我已经变得十分习惯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剧院、特定的 观众而写作；换句话说，我已经非常习惯于时代和我的写作之间这种特定的联系和 相互作用。我也知道一部戏剧作品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是因为它的本国人民能够 给这部作品注入特定含义，而非单方面地想像于空气中扔出某件东西它便能够在某 处着陆。因此，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在这么多的国家得到上演，不是因为我想让它 们成为“世界公民”，而是它们在于其中生长的环境里所携带的能量也能在别的地 方释放。因此对我来说，在很长时间内寻找我的“第二口气”，意味着试图克服一 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情。 　　然而更严重的是，在一个深刻地改变了的周围世界上，我还处于一个内心的十 字路口。1968年8月不仅仅意味着以一个更保守的政权取代了一个更自由的政权； 不仅仅是一度解冻之后的通常又出现的冷冻，它还是另外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时代 的终结；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气氛的瓦解；一种深刻的精神断层。导致这场转变的那 些严重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经验似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前景。这不仅是1968年 那种类似狂欢节的兴高采烈的东西走到了尽头，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完全改观，它变 成与我们的经验完全断绝的东西：其中人们学到的全部不过是如何生活得舒适惬意， 无风无浪，有点小喜剧及带有一点脱节，完全是因袭庸常的。有时候，社会的神经 仍然像绷紧的钢琴琴弦那样发出某个声响，但那种张力不复存在了，在一个旧世界 的废墟上，生长出一个新的不幸的世界，这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冷漠冷酷， 晦暗沉闷、铁石心肠的世界，开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事情开始变得棘手和难以对付。  　　我早期的作品中关于解放者(liberators)和清查者(liquidators)彼此之间的 消长起伏说了许多，乃至有人或许会认为面对目前这种转变，我可能有思想准备， 但事情不是这样。每件事情突然间变得太面目全非，太严重，太眼花l缭乱和富有 悲剧性，作为一个参与者我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讽刺、扮鬼脸或来上一段冷峻 的分析——经历了这一切。突然我作为持异议者，“从下面”看问题的幽默的观察 者的身份似乎变得不再适宜，它颇像一件过去的遗物，甚至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我 们所踏入的新世界，开始以其自身的生存尺度触及我们每个人，它远非我们以前习 惯的那种。 　　毕竟，我们曾经达到一个沉浸在人类奋斗的激情之中的时期，像扬·帕勒克( Jan palach)这样自焚的行为也曾立即为全社会所理解。不，现在与60年代没有一 点共同之处。当然，以前人们的脊梁骨也不是没有弯曲过，撒谎、欺骗和背叛也曾 经是很普遍的，人类个性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的主题同样是随处可见，—— 但是现在，一切似乎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口头上耍花招的时代已经过去， 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人类生存本身处于危机之中。人们突然感到想要大喊大叫而不是 大笑。 　　1976年12月 　　注：这是哈维尔为多伦多“六八”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1970-1976年剧本集》 所写的“跋”。 　　

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吉瑞·莱德尔采访哈维尔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什么原因使得你决定写这封公开信给胡萨克? 　　主要的原因由这封信本身的一些内容已经得到说明。我感到如果我公开地说出 我所想的，我也许将会在我信中所说的社会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尽一份力。我直率地 写出它是相信这或许有一种“促进健康”的意义。一般地说，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 有意义，在所有的环境中。 　　第二个原因完全是个人的，一种以某种方法摆脱我自己的困境的需要。现在有 时候，我背负着一种情感，我被强加于一种预定的、不变的状态，有人在某个地方 已经描述过我，给我分类，我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和不需要发挥我自己的想像力而 扮演所交给我的角色。我厌倦了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徘徊该怎样生活，我感到需要激 发一下，使其他人面对一个转变，迫使他们对付由我所造成的一种局面。 　　◆你最后一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69年秋天我在一份称作“十条”的请愿书上签名。从那以后，我没有在 公开场合表达过自己，除非将我的剧本偶然在国外出版也算在内。顺便地说，1970 年秋天我正准备上法庭，和其他签名者一道，为了那份请愿，但是在审判的前一天， 诉讼暂停，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因此指控仍然保留。 　　◆当你完成这封信时你期待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感觉如何? 　　我主要对这封信是否写得好感兴趣，即它是否有意义，是否太抽象和枯燥，是 否具有一定的告诫和促进作用，或许我应该把它写成一篇论文，而不是一封信。我 担心它是否恰当地概括出对每一个人来说是熟悉的、臭名昭著的事情，是否以某种 方式歪曲了现实。简言之，我担心我是否太鲁莽，说大话而没有意义。 　　我所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是事务性的。很长时间我在考虑什么时候将它发出，怎 样发出和寄给谁。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寄给收件人，然后再寄给新闻媒介，或者两 者同时去做?我主要担忧的是如何不使秘密警察发现并以某种方式挫败我寄出它的 企图。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这封信写完和誊抄完的一段日子之后，我才真正 想要寄出它。在那些天内，我是这样紧张，为安全作了许多复杂隐蔽的考虑。那段 时间内，一件格外有趣的事发生在我正要寄出它的那个晚上。我偶而撞见一个秘密 警察的高级官员，他经常审问我，并在餐馆里说了许多俏皮话，关于他们是否在跟 踪我，我是否打算作某事而这正在他们的能力之内也许要失败，等等。第二天早晨 我没有任何障碍地将信送入邮局，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你期待跟着而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尽管当时看上去不可能——并仍然不可能，我准备被抓起来，因为一个人必须 准备任何事情。这使得我更加关心我的信的价值和它的冲击力。如果我知道我的信 有意义，我没有白白地写它和将它公开，它将给某些人以希望——哪怕是很少的人， 我将不在乎惩罚。而如果我为某种不值得的事情付出，它没有意义，我只是成功地 将自己弄得看起来滑稽可笑而已。 　　◆你说你准备任何事情发生，甚至坐牢。你是说精神上的准备，还是某些具体 的事情： 我想我准备了任何一种情况。显然，只有当我到了那儿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否 真正地准备好。当然，我希望我准备的最后考验不会到来。 　　◆你做了什么特殊准备吗? 　　我将一些我称之为“应急包”的东西放在一起，包括雪茄，一把牙刷，牙膏， 肥皂，一些书，一件T恤，一些泻药和其它一些小东西——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件东 西。我整天带着这个包，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我离开屋子时我都带着它。 　　◆在你给胡萨克的信中，你写了不少关于恐惧。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支配你整 个人和所有心理功能的压倒性恐惧? 　　我还不能回忆出经历过这种“普遍的”恐惧。当然，我知道不同形式的恐惧。 作为一个驾车者我害怕警察，特别是我喝了酒之后。我容易紧张，这意味着我害怕 是否能够通过那种整个落到我头上的情况，例如，在不同的公共场合出现、考试， 等等。我有一种对于电话的非理性恐惧——事实上，我厌恶电话。我偶而受一种“ 邮寄的神经不安”的折磨，即恐惧邮件，并不是真正知道这个邮件带来的任何具体 的不幸。我自然经历过几乎每个人所经历的——一种关于生活的偶或的、普遍的焦 虑，和担心我否能承承受我的生活，是否能做得更好。有一种恐惧我没有——并且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是政治的恐惧，或者说政治——生存的恐惧，或者说恐 惧政治警察：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我很高兴我省却了这种恐惧。……从我 寄出信差不多三个星期过去了。 　　◆有谁给你写过信吗? 　　通过各种渠道我听到一些关于那封信好的传说，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 们不直接写信给我，事实上，我要求我的朋友们不要写信给我。我不得不假定现在 我的邮件可能是公开的，给安全人员这样一种方便的消息途径没有意义。到目前为 止只有一个人给我写信——普罗卡普·德提那博士——前司法部长。这也是一封很 好的信，我非常珍视它。当然，我收到了来自收信人的一封信，更准确地说是总统 办公室塞得拉奇科娃小姐的一封信，她在回信中解释我这样做对有敌意的新闻机构 有用，并由此透露了我对于我的国家的敌意。我并不将这种姿态看得很重要，因为 我知道胡萨克先生是否读过我的信取决于许多事情，而肯定不是塞得拉奇科娃小姐 是否给我回过信。 　　◆赫拉得切克当地的人们怎么样?邻居和朋友们如何?他们知道那封信吗?他们 对你说什么? 　　他们很快知道了它。外国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个消息，有人收听并传播开来。至 于他们的反应，我不能说我遇到过一个愤怒的或是反对的表达。但是，这也许因为 我没有遇到料想中不同意它的那种人。……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你搬到这个离布拉格150公里的地方?你想念布拉格吗? 　　起初我们买这座房子是为了消遣，像别人买小别墅以便在假期和周末有一个去 处。然而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呆在这儿，而越来越少地呆在布拉格。 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我们事实上已经住在这儿。这仿佛 是自动发生的，没有什么安排。当然，回过头来想，我意识到这次搬迁有许多不同 的原因。首先，最终离开布拉格是我意识到我在那儿已经无事可做，我不能在我的 岗位上工作，我不再能从事我所胜任的工作。另一个事实或许是政治上的被隔离。 你在布拉格的每一步将撞见这个：你总是不得不担心谁将因为访问了他而招致麻烦， 你可以邀请他们来而他们不来，如果不来的话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总是在担心类似 你知道谁接纳你谁不能，哪儿你可以去哪儿你不能去，因为不至给别人造成紧张或 引起他们和警察之间的不愉快。这些担心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你产生影响。 　　在这儿，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我的朋友来看我，我不需要因为将他们暴露在危 险之中而感到愧疚。任何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他去哪儿和这对 他是否值得。在这乡村，远离他人的房屋——我感到比在城市远为正常，在城市生 活中总是令我陷入窘境，这不可避免地对我的神经有影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 因；这里更为安静；生活便宜得多；我们有很多房间；被大自然所环绕——简言之， 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并不想念布拉格，如果我们想的话，在我们愿意的任何时候 我们可以去，并且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 　　◆我知道你曾经在特普纳夫的啤酒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你需要钱吗?你 在那儿做什么? 　　我作为临时工在那儿工作。我的原因是经济上的——我们几乎没有钱。现在我 们有了一些钱，所以我不再去哪儿。我去那儿肯定不是“观察生活”，或向世界和 我自己证明，我不在乎在啤酒厂的院子里滚啤酒桶或早上4点钟起床。我不相信装 扮成一个工人，我总认为作家在工厂的”创造性自愿劳动“是荒谬可笑的。我在啤 酒厂工作不到一年，得到差不多一个月七百克郎的收入。当然，钱并不是我从工作 中得一到的唯一的东西，远远不是。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作家所给予我的，自然 不是熟悉和了解一个新环境——为此，对啤酒厂的一次访问便已足够——而是我经 历了其他啤酒工人所身处的那种待遇；我说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在啤酒厂工作因为 他必须这样，而不是他要“了解生活”的那种情况。 　　◆工人们待你什样?当你开车去上班人们反应如何? 　　我必须说他们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你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我做过很多事情，我 甚至多年从事体力劳动，但是我总是并始终忍受出现在工人阶级面前时一种叫做因 窘或害羞的东西。也许这正是我的性格，也许是有负疚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劳动者 时模糊的情感，或许是作为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从我的先辈经验中的一种遗传， 即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自然具备的。但他不是将此看作优越感，而是一种障碍。 当我开始在啤酒厂工作时，可以理解我带着这种困窘和恐惧的情感，我越来越高兴 地发现其他工人喜欢我，并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我。甚至当我不是真正需要他们时， 他们也给我提供帮助。我想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在那儿，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唯 一对我显出反感的是那个总管。至于汽车，我的工人伙伴对它感到惊奇，主要是作 为一种机器。一旦它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总是乐于替我修理。 　　◆你在啤酒厂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吗? 　　有啊!我们称之为“水门事件”。一天，一个业余的窃听器在我工作的啤酒厂 酒窖里被发现。调剂师自己安装的，电线一直通到他的房间。这个人试图一石双鸟： 他想知道工人们说他什么，同时，也想通过监视我讨好他的上级。但是整个事情被 发现——幸好以一种不能再掩盖的方式——调剂师不得不可耻地离开。当然，这件 事一旦变成一个丑闻，国家警察便试图与它脱离干系，宣称安装这个窃听器他们不 知道。但是，调剂师不能这样宣称，结果剩下来的事情是工人阶级被一个没有人敢 保护的主事者所冒犯。后来，每一个人——地方官僚，国家警察，啤酒厂的领导和 那调剂师他们都害怕。你知道他们怕谁?我!他们担心我会向国外公开这个故事，我 会将这个故事带出这个地区之外，并因为如此一种业余水平的行事方事而招惹他们 上司的愤怒。当然，我经历了许多这种荒谬的情形。当我刚开始工作时，啤酒厂 的领导便接到地区党的领导人的指令——甚至以书面的形式——对我进行监视，因 为存在着我或许向“国外新闻媒介告密”的危险——如他们所写——关于任何可能 发生的侵犯他人的权利的行为。我是这个省的临时工，同时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这就是许多喜剧情形产生的来源。…… 　　◆你好几次提到国家警察。现在你在这儿，在和布拉格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 在这个海滨是不是更为安静一点? 　　在我的生活中我若干次地被审讯。它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尽管这听上去违反常情——我总是发现审讯是一件逗乐的事。这是一种奇怪和 有趣的经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许多思想如果有时间我或许写一篇“审讯的哲学” 的文章。在不同的场合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接受的最长的一次审讯在1969年。 一个特殊的审讯组来到我家中，并花了三个星期和我在一起。在这期间，我采纳了 “解释的策略”，比起我完全拒绝说任何事情，这似乎更有效。现在我越来越倾向 于压根拒绝说任何事情这种战术。 　　◆现在你不在啤酒厂工作，你整天干什么? 　　我应该做的是努力去写我已经开始的一个剧本。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努力去做， 并且我更乐于找借口不去写，诸如在我的房子周围做些既必须又古怪的工作。对于 我的自我约束状况我并不感到愉快。而且啤洒厂并没有产生多少帮助，尽管那时候 我想这会对我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影响，因为那告诉我要更节约我的时间。 　　我有两种途径解释我的缺乏约束。首先，这些年来我没有任何委托或者最后期 限的压力，没有任何人急切地等着我完成一个剧本，这或许比我能意识到的更使我 意念消沉。我习惯于为一个具体的剧院写作，在那儿我像一个剧作家那样工作，因 此我知道最后期限的重要性。我为具体的观众写作，处于当时具体的精神和社会的 压力之下，我知道为什么去写是意识到我或许会整个失去这个时刻。在我面前，有 着搬上舞台的前景；我期待着和导演一道工作，并且我有一种兴趣在于，当我的剧 本被演出时，我不仅作为写剧本的，而且也作为一个剧院成员而参与。所有这些自 然地迫使我坐下来写作。但是好几年我没有过那样；我抽象地写作，在某种意义上 ——为历史，或为我不认得的外国观众。这对我不利。如果你知道今天还是一年之 后完成一个剧本是无关紧要的，并且你无论如何不知道谁正等着要它，这将变得不 容易写。为什么我试图逃避写作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我此刻正写作的剧本有着特 殊的复杂性。我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但进展缓慢，并仍然停留在开头。也许我给 了自己一个力不胜任的任务，因此我乐于从中摆脱出来的任何机会。我有一个朋友 告诉我，他几乎怀疑我写信给胡萨克主要是我想逃避写作。…… 　　◆你是理智型的。我从表演艺术学院的老师那儿听说，你写毕业剧本时，显然 加上了一段你自己以某种方式分析此剧的评论，这迷住了部分教师和令其它人感到 震惊。 　　这可能是确实的，我是理性型的并有着理论的倾向。我有时有写理论性文章的 冲动，而且去做了。但是一个剧本是一个剧本；它自身开口说话，我没有一相情愿 地写上一段评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总是因为剧本的某些客观因素将我带到这上 面去了。在提交表演艺术学院作为我获得学位资格的“文学”部分《思想越来越难 以集中》中，我写了一段评论是因为需要它。 　　至于剧本本身，无论其美学特点或风格怎样——我的理性总是体现在它们的美 学特点和风格中——我肯定不会为了图解一种理论而去写它们，它们的灵感源泉决 不会是抽象的思想。像大多数其它剧本一样，它们来自具体的和世俗的经验或观念。 我注入一种特殊的意义于素材之中，这仅仅是略加改动，——或者更毋宁说，我并 不是有意识地这么去做；这种意义是它们自身自动显现出来的，因为这简直不可能 以其它方式出现。我认为这样是正常的。我相信有些人如贝克特，他的剧本有突出 丰富的被称之为哲学的意义，写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他的《幸福的日子》起 始于一个真实的妇女在海滩上用沙子将自己埋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作者看到如 此，在一瞬间他理解了它的光芒，这种世俗的幻象在自身中包含了它的寓言的可能 性及丰富的潜在诗意，这样，他开始工作，写出了他最漂亮和最深刻的剧本。 　　◆关于你自己的剧本你想说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的剧本主要是关于一个简单的主题：人类个性的危机。我以不 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形式回到这个题目上去，在结局时——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这个 主题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写的东西之中。 　　◆你可以详细谈谈人类个性这个观念吗? 　　我相信随着上帝的消逝，人们也失去了和绝对及宇宙秩序相协调的人的一种方 式，在其中他总是可以说明任何东西，主要是他自己。他的世界和个性逐渐开始崩 溃成相对来说是分散的、支离破碎的片断。而当这个情况发生时，人类开始失去了 他的内在身份，即和他自身相一致。当然，伴随于此，他也失去了其它的东西，包 括他自己连续性的感觉，一种经验和价值的等级制度，等等。好像我们为一些不同 的小队而上场，尽管——并且这是主要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属于谁，其中 哪个小队真正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一个作家的著作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出现，这将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心理 影响? 　　这显然，作家和作家不一样。一些人更容易适应而另外一些人比较难。对一些 人来说，这使得写作更为困难；而另外一些人或许发现这从内部解放了他们。如果 你知道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出版你的作品，你不必再担心出版者和检查官的趣味，等 等。坦白地说，我较少关心那些已经出版过作品和有名气的人，而更关心没有出版 过任何东西、至今仍然不能出版任何东西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上了黑名单——他们 也许不可能上，他们至今没有为自己建立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所写的不适合今天 可能有的和可能出版的狭窄的框架。真正有建树的作家今天被禁止，但是社会继续 认为他们是作家并且对他们的作品感兴趣。让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这样一些作家更 自由，至少他们发现自己在国外更容易得到出版，也更容易进入非官方的国内市场 ——我是说，以手稿的形式。问问某人他是否需要一个新的霍拉巴尔(Hrabal)，他 会说当然，因为每个人知道霍拉巴尔是谁，会对他的新作感兴趣。而如果试问某人， 他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伏别契克!他将瞪你一眼，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问的是个人化的问题。这将对你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 　　自从我和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合作，我的剧本就在那儿上演。我已经习惯和剧院 联系在一起，习惯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新陈代谢”或交替作用。当然我失去了这些， 但被禁止对我的影响并没有我的同事那么多。一个原因是，我已经说过，我不超出 每两年拿出一个新的剧本。而我的有些同事，如路德维克·瓦苏利克，习惯于平稳 的工作，通过他们为此写作的报纸不停地和读者保持联系。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 不出版实际上对我并非新鲜事。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写了多少年“抽屉文学”，因 为出版我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当我开始写剧本，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们居然能被演出。 后来，当这开始发生，我也无法阻止产生这完全是一种侥幸的感情。所以当我回过 头看，我意识到我在巴鲁斯特拉德的期间，我的作品被禁演和得到认可，甚至被写 进教科书和剧院历史，事实上是与在这之前和之后期间的一个简短的对比。如果我 出名了，实际上是因为那五年，而写“抽屉文学”对我是更自然和经常的。而另外 一些作家，从他们的学生时代就习惯在官方发表东西的人，处境比我更糟。实话告 诉你吧，我更受来自自身障碍的折磨，为此必须去试图发现我的“第二口气( Second wind)”。 　　◆在战后30年中，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都成为党员。而你从来不是。为什么? 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从来没有认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 义者。——因此，自然地，我从来没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从来没有接受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改革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显得 比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复杂和神秘一千倍。他们关于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情感 ——除了一些他们马上要掌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异在的。他们也许正确地认 识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十分夸大了这种认识。更有甚者，他们在实践中令这种 认识走了样，因此，变成从他们自身异化。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可以真正辩证地看这 个问题的人，将会立刻看到这种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一个悲剧错误或疏忽， 像一些改革的共产主义者所认为的。 　　◆不属于党，你感到不便吗? 　　我不能说我感到。如果我想当一个啤酒厂的头或交通部长，或作家协会的一个 书记，或许这是一个障碍。但是我从未有过这样的野心，尽管有许多人猜测我有这 样的野心和猜测我实际上在追逐权力。我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我野心的范围完全在归 属于党之外，当然，不在复杂性之外。 　　◆你的政治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传统是什么? 　　我是在马萨里克*安的人道主义精神下成长的。我从家庭图书馆最早发现和阅 读的书是来自这个传统，起先我必然是受其影响，以至后来这个影响转变成——几 乎总是这样——一种青春期的夸张和对于它的反抗。后来我平静下来，逐渐形成了 我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我总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政 治家。我不是性格内向的人，而更像一个“政治动物”，但是我并不是想参加政治 活动。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想在剧院工作。有朝一日我希望实现我的一个古老的 梦想——拍摄一部影片。我想我所卷入的政治仅仅符合一个作家的身份，即作为一 个人去评论而不是实际从事它。或者更精确地说，作为一个人通过评论而从事它。 　　◆因为我们在谈论政治，我想问你，在你看来捷克政治的特色是什么?(略) 　　◆再回到文学上来，在你所属的的捷克文学和政治的官方世界(后者划分了将 要出版和不能出版的作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隙。你不想作出让步弥补这个 裂隙?什么样的让步是可能的? 　　我偶尔被问及这个问题，但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说。问题是，我没有想出这么一 条线索来。或者什么样的让步是我必须采取的。很自然，我不打算写我不相信的东 西，不管是在我的剧本中还是在我的文章中：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它还有什么 我可能提供的让步?难道我必须将我的剧本交给由我极不信任的人统治的剧院?这有 些像荒诞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意愿永远不可能达成。但是如果它达成，便 很难假设地谈论它，因为每一件事情将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形势。一般说来，我 充分做好这种让步的准备，但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由剧作家最乐意的人来 统治剧院。而在任何情况下我是否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例如，我很难想像， 我会在大多数我的同事被禁止的情况下，同意上演我的剧本。这对我来说不道德。 无论如何，如果这些禁止逐渐解除的话，我将可能是其中最后一名。…… 　　◆你有没有想过出国是摆脱你目前的状况的一种途径? 　　我喜欢旅行。我乐于在美国这个我发现非常迷人的国家住上一段时间。但是我 从来不想成为一名移民，我从来不去认真想这种可能性。 　　◆你怀念1968年吗? 　　告诉你实话吧，如果我还怀念什么，那么这差不多是整个60年代。这是一段辉 煌的、有意思的、丰富的和灵感激发的时期，不仅仅在这儿，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文 化。从个人来说，这也是相对来说幸福的日子：1968年，对我来说，正好是这整个 时期的一个自然顶峰。…… 　　◆什么东西给你最真实的满足?在过去的几年中，你经历过可以称之为幸福的 一些事情吗? 　　我有着许多小小的每天的愉快。在天气好的时候，在我们的玫瑰花没有被霜冻 伤的时候，在我给胡萨克博士写信言及人们的精神的时候，在我从阿尔费莱德·兰 道克接到一封漂亮的信时，当我的朋友来看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时，当我做 一顿每个人都喜欢的饭菜时，当木匠为我们制作了一件漂亮的家具，并且比我想像 的要便宜时，等等，我感到快乐，但是，我得到的最大快乐——不幸地将变得越来 越少——是当我完成了某个正在写的东西和感到它完成和实现了我计划中要做的时 候。 　　◆你指望看到你的某个剧本在布拉格再次首演吗? 　　这取决于我能活多长时间。如果我明天死去，或明年，我不会看到。但如果我 到六十岁还在这儿，可以说，那么我自然会活着见到它。 　　*马萨里克(Masaryk 1850-1937)，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从奥匈帝国中独立之 后第一任总统。 1975年4月 　　

宪法第202条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一个星期天的午夜，我和两个朋友在布拉格想找个地方喝上一杯。有点奇怪地， 我们发现有一家店不仅开门，而且营业到凌晨一点钟。门是锁着的，这有点异常， 于是我们按了铃，没人回应。过了一小会，我们又按，仍然没有回应。隔了稍长一 段时间，我们礼貌地敲了门。还是什么声响也没有，正当我们想离开时，门突然开 了，当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领班和他的一位朋友出来了。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客 气地问他，里面是不是有空地方能让我们进去。也许是怕烦不想告诉我们已经客满， 或者他根本不想有更多的顾客，或者他仅仅让他的朋友进去，结果是，他没有回答 一句或摇一下头或者那怕看一眼，领班在我们面前把门“砰”地关上。 　　至此，这个故事中并没有什么奇异的地方，这种事情每晚发生在布拉格为数不 多的酒馆吧的门外，供普通市民受用。 　　事情的不同寻常之处在后头：我发火了。之所以说它是不同寻常的，是因为我 本人并不是容易发火的人，我极少发那种昏天黑地的脾气，即使感到世界在我眼前 坍塌，我也有能力去做通常我不去做的事情。万一有这种大发脾气的事情发生，那 么也只是七、八年有一次。而且它们从来不是因为什么重要的事情引起的，类似被 拘捕、遭受侮辱或我的公寓被没收都不会；造成我发火的原因总是十分细小的事情 (在部队里曾经有一次，二等兵乌尔维开玩笑绊了我一下，我突然情不自禁地猛揍 起他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酒吧门前发脾气和我个人的习惯做法倒是一致的。  　　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小事情如此容易激怒我，是因为那些大事反而似乎 不易令我心烦意乱，因而前者成了某种代用品。也许是我沉默的灵魂深处，有着一 个神秘的慢慢充电的蓄电池，当它秘密积累的恼怒到达一定的程度，最先触发的小 事情便会突然导致完全是难以解释的全面释放。乌尔维不过是不幸的喜欢恶作剧的 人，却因为我自己不得不花两年时间造浮桥然后再把它们拆掉这件事而受到残酷惩 罚。 　　于是我大发脾气，开始用脚猛烈地踢酒吧的门(奇怪的是，竟没有造成任何损 害，这门显然是用厚玻璃做的)。当然我的行为是荒谬的和应受谴责的；我的表现 像一个混蛋。我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那个瞬间我无法控制。 　　酒吧的门也许扮演着二等兵乌尔维曾经担当过的同样角色。我为我曾经遭受的 所有这一切而猛踢：、轻蔑、丢脸、羞辱、粗暴、缺乏尊敬，即每个无名的人在他 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遇上的这些。同样还有：在政府办公室里所花费的等待、 站在商店门口长长的队伍里排队、从来不给哪怕是礼貌回信的机构、始终像一个官 员向他的差役那样说话的街头警察，以及所有那些告密者奇怪的阴谋和将布拉格单 纯快乐的夜生活驱逐出去的黑手。另外还有那些踢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①的 家伙、那些将托米的孩子反绑在乌尔斯所居住的大楼楼梯间的家伙。我愤怒的对象 包括所有那些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受侵犯、在所有事情上不得不降格以求的形形色 色的人们。简言之，这是一个无助的人在处于围绕着他生活全部巨大的和复杂的侮 辱之内身受较小的侮辱时的总爆发。 　　当然，这并不是要原谅我自己粗暴的行为。相反，这是某种无能的表现，对整 个状况的无能为力，我仅仅屈服于这种无力。但人毕竟不是超人，他们偶然地失控 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尤其是总是有事情令他们紧张。 　　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足为奇了：那个领班(长得塔般的男人)冲到大街上，抓 住我的衣领，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把我拽进了酒吧，继而他们开始动手打我，用最 粗鲁的词句对着我大吼，并扬言要叫警察，他们会敲掉我的门牙。因为我的愤怒先 前已经得到释放，于是现在我表现得很现实，像一个懦夫。我的现实主义态度是由 于考虑到他们很快就揍累了，然后便会把我扔到大街上，我不会因此受到太严重的 伤害。我为抗议一个微小的羞辱(那位领班无视我们的要求)而表现出来的鲁莽，不 具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沉默地忍受着一个更大的羞辱，即随之而来的我的挨 揍。 　　但是，假如我像一个男人那样行动去保卫我自己，事情会怎样? 　　一、首先，为这种男子气通常所付出的代价是我将会失去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 我的鼻子会被打破，两眼乌紫和外套上沾满血迹。 　　二、然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因为踢门，根据宪法第202条，我将指控为 扰乱治安罪，也就是说我可能会接受第二条附加的判决(即使我没有因为这两项加 起来的罪名被送往监狱，但对他们来说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即这回我不是一个“ 政治犯”)。 　　三、《布拉格晚报》上将会出现一篇文章，一个著名的人权活动分子卷入了一 个酒吧门前发生的事件。 　　四、许多一向规规矩矩的人们会说，像这样表现得像一个混蛋是我自己的过错。 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但是我意识到第202项条款已经潜伏在所有地方，并且 它以自己的策略进入我们的内部。我也意识到在一个有恶意的人群中，这项条款将 可能使一个冲动的人陷入纠缠不清的境地。 　　请看这样的情况： 　　一、遍及社会的广泛的羞辱创造了一个情境，于其中，人们总有一天失去耐心 和制造一个小小的“捣乱”。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便可能受到那些已经羞辱 他的人的一个新的、更大的羞辱；而如果他不能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像我所 做的那样，他就能捍卫自己。然而假如他这样做，他将犯下一个更严重的“扰乱治 安”罪，甚至是“妨碍公务”罪。三、不管他受到何种惩罚，羞辱又一次胜利了， 这是全部事情中最糟糕的。如果一个冲动的人真的被卷进去，他将发现自己置身更 大的麻烦之中，其结果难以设想。 　　所有这一切通往哪里?这里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幽灵，它劝人们“放现 实点”，包括交出一个人的自尊和荣誉，接受相当于一种法定道德戒律：“不要引 火上身”(我的一个朋友被判扰乱治安罪是因为掴了侮辱他女朋友的一个人的耳光)。  　　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当他们感到要掴人耳光时但不能这么做。这就是我 在第202项条款中发现的可疑之点。不久前，我曾经和一名律师谈及此事，他告诉 我这是“从东方输入的”。在这个国家，以前没有这种法律上的先例。这并不是一 项政治法律，然而是一种统治方法的产儿。 　　在任何意义上，它有与政治法律有某些共同之处。一、它是有弹性的：这主要 是因为如果有人声称他受到了冒犯，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称之为扰乱治安——一 个告密者的天堂。二、这项条款的使用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精神的氛围。如果是在 1963年，伊凡·希罗斯②(Ivan Jirows)再行为出轨(当时他首次演出吉瑞·拉塞 温的作品)，也不会以扰乱治安罪将他逮捕，但事情发生在1977年(他演出了吉瑞· 拉塞温的最新作品)，于是他们那样做了。三、它或许很容易和经常地用于政治压 迫。你需要将某些不落俗套的乐队尽快抓起来吗?去指控他们犯了扰乱治安罪好了。 你想要制止一群年轻人在某个人家聚会吗?以扰乱治安为名将主人拘留起来好了； 你总是能找到某些证据，很容易地发现“违法”的证明。你想要某人因为在《七七 宪章》上的一个签名令其生活陷入不幸，那么好吧，等到你稍微喝多了点并倒在空 荡荡的电车上——这便是你的扰乱治安了。如果这种法律也被运用于他们自身，那 么在我们现今政治机构中会有多少“扰乱治安”的行为?四、指控与否完全根据 权威们的兴致所至。例如，如果是布拉格一个重要工厂的某位头头在威塞拉斯广场 狂呼乱叫，我感到十分义愤，想要指控他，但检察官可能对此一笑了之，或者更可 能把我的诉讼直接送至马丁诺夫斯基③那里，他会将其归至清算我的一系列文件 之中。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是那个狂呼乱叫的人，而工厂的头头去报告，我也许 便会认为犯了扰乱治安罪。五、这很容易并经常用来进行个人报复。如果拥有一个 不错位置的A先生，他有一个仇人B先生，据称，他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是因为遭到B 先生的伤害，那么B先生便被加诸了第202项条款，而他实际的所做的不过是抱怨一 下头头或“形势”，或者用了一个脏字，或穿着与众不同，或有着不同的脾性，或 在楼房天井里唱歌，甚至有一只叫得太响的狗。 　　每件事情都表明，宪法第202项条款是由集中制的权威--最初是沙皇式的，现 在显然是我们捷克人自己的——将人们置于持续控制之下的无数手段之一。人们并 不是十分了解这项条款，但他们感到它存在于周围空气之中却无能为力。这项法律 是这样一种权力忠实的镜子：人们不要过多地有什么社交往来(除非权威们组织的 和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不要过于经常地外出，而一旦出门，也要表现得十分安静、 不引人注目和怀着恰当的谦卑。它使得人们的互相监督和互相恐惧变得很方便。这 样一种权力视社会为恭顺的羔羊，其责任则在于为其已有的东西表达感激。 　　我很想知道目前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第202项条款而获罪，以及他们到底做了什 么。他们当中不会有人被看作政治犯，关于他们的实际情况人们毫无所知。运用这 项条款的具体事例，也许比那些公开运用政治法律的广为人知的事例，更能告诉我 们这个国家的形势和权力的本质。我们知道多少关于这种公民怨愤小小的表达很快 和很容易遭此项法律的报复?有多少个人的恩怨，在这种奴隶般驯服的面具下得到 了结?有多少无权无助的人他们的生活毁在做某些愚蠢的事情上，而有权的人则可 以经常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却不受惩罚?那些被关在牢里的人究竟有多少是运用此项 专横的权力的牺牲品?此外还有：如何判断法律在促使生活变得平均一致、麻木乏 味方面起到的作用?它是如何鼓励告密、发展自私的顺从、导致冷漠、普遍的胆怯， 以及怎样将生活贬低为本能的享乐?以及它怎样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体氛 围的一部分? 　　我再次声明：一个人不应该去踢酒吧的门，每个社会都有权制止滋事和野蛮破 坏的行动。这是一回事。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并富有弹性的第202项条款，它可 以在任何时候运用到任何人身上——尤其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这是另外一回事。  　　政治审判是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容易造成风波。实际上人们也不相信其结果。 第202项条款则更为可行：说到底，谁想去为某些粗暴的滋事之徒辩护?同时，其 可能性是无边的：也许有一天，一阵难以察觉的嘲笑、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喊叫、一 个猜疑的幻想的瞬间、一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就构成触犯某项条款。 　　它肯定是伴随着一种未来的一项法律。你可以称之为未来的法律。这是“一九 八四”的法律。在1977年底，我踢了酒吧的门，还能够勉强逃脱，虽然付出了令人 沮丧的代价。然而到了“1984”年我是否还能侥幸走掉? 　　1978年1月 　　注：①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Ladislav Hajd anek,1927——)哲学家、随 笔作家，两度成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之一。②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 1944——)艺术批评家、诗人、“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艺术指导。《七七宪章》 的缘起与伊凡·希罗斯和他的朋友被捕有关。③马丁诺夫斯基(Martinovsk y)专 门管哈维尔案子的秘密警察官员。 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上）

[捷克]哈维尔著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 　　一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 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 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 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 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们是何许人也?他们的观点来自何方，有何意义?他 们合力推动的“独立首创运动”意义何在，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能否视“不同政 见者”为反对党?若是反对党，他们在现政权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做些什 么?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 的次等公民们，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对社会和社会制度产 生什么影响呢?他们真的能改变现实吗?我想要检讨这些关于“无权者”们的潜力 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无权者们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 　　二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 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恐怕“专制”这个名词，不管在其他场合有什么含义，往往 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通常，专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 权的人，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权力， 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一个基 本特点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基础，其寿命由统治者们的生命长短来决定。 这种专制通常有区域性局限，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 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最大威胁，就是敌手的武装实力可能超过它，进而取而代之。  　　仅就以上简浅分析论，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的专制相似极微。首先，现社会制 度不受小范围的区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囊括了一大块政 治版图。当然，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有地方上或历史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最终 由一个单一、统一的权力构架所制约。专制不仅在各国有相同的政治原则和结构( 由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操纵演变)，而且超级大国的中心控制网络渗透到每个国 家，它们对超级大国的利益唯命是从。当然，在当前核均势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内， 我们的社会制度较之传统的专制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稳定性。许多区域性危机如果发 生在孤立的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权的蜕变，但在东欧则由其他成员国的武力干涉来 解决问题。 　　再者，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 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 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 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 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 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 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 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 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当然是当时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长发展的， 也有同样历史根源的。 　　现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 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 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 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 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 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 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 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 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 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 就是真理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 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 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 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 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 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还要详谈)，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第四，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权力结构大部分都不稳 固，常常导致偶然性、非常规的权力运作。反对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心理上和实际 环境中都有存在的条件。简言之，权力表层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可钻，这样政权的稳 固就难以实现。但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发展了六十多年，在东欧也有三十余载。其 中很多结构上的特点，是从沙皇的专制主义演变而成的。在权力的外在机制方面， 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 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这个体制的效率通过国有化经济、 中央指令性生产方式而得到极大强化。因此，权力结构具有前所未有、难以驾驭的 自我投资能力(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 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最后，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 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东欧集团多年以来已不复是 一个孤立于国际发达社会之上的封闭世界，不受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正相反，苏 联集团已成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创未来。具体来讲，西方发 达国家的价值观实质上已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西方的长期和平共处加速了这一同 化的进程。也即是说，我们的社会也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带有该社会 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不考虑这些因素，则无法理解我们制 度内的权力的本质。 　　在权力结构上，我们现制度与传统专制的深刻差异(希望我上述肤浅的比较已 经说清了这个差异)使我寻找某种适当的概念来在本文目的范围内描述我们的社会 制度。我下面将要用“后极权制度”来形容我们的制度。虽然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 是最精确的，在还没找到更贴切的用词时，我们姑妄用之。我不是说名词前缀“后” 是指我们的制度已不复专制独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现在的独裁形式与我们所理解 的传统的极权和传统专制有根本的区别。 　　我上面提到的环境，只构成了后极权社会权力构成的一部分条件因素和某种现 象上的框架，我下面将分别加以阐述。 　　三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 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 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我敢断言，大 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 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 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 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 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 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 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 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 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 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 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 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 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 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接了 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 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 诚，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 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 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 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 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 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 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 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 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 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 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 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 得更加直接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 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 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 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 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 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 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四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生存的本质是 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而后极权制度要求服从、 统一和纪律。生存在不断地寻求创造新的、无或然性的生命，而后极权制度则强迫 将生命纳入其可能性和规臬。这个制度显示出内倾性这个基本特征。这个制度不断 地、无保留地向着自我运转，而影响圆周则不断地扩展延伸。它为人民提供的只是 使人民为之效力的最起码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让人们超越他们指挥的角色 的举动，都被视作大逆不道，是对制度本身的攻击。的确如此，任何一点越规之举， 都是唾弃现制度的表示。因此我们可以说，后极权制度的内在目标不仅仅是表面上 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而已。这种自我保护的社会现象是受一种更高的、盲目的自动 性制约。整个制度都受这种自动性驱使。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 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 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 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 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 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 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 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 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 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 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 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 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 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 虚作假。 　　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 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 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 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五 　　我们看到水果店标语的真实意义和字面意义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对其真实 意义都心中有数，因为谁都明白规则：水果商对上司献忠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因此， 水果商也就变成了游戏中的一员，使得游戏得以开锣，得以延续。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 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 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 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 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我们已讨论过 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 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 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 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 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 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 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 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 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 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 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 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 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 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 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 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 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 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 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 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 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 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 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 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 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 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 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 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 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 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 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 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 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 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 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 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 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 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 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 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 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 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 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 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 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 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 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 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 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 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 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 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 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 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 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 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 　　六 　　为什么我们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诚在橱窗里张贴呢?他难道在各种内部和公 开的场合表示得还不够吗?在工会投票时他总得循规蹈矩，总是参加各种竞赛活动。 选举时他是个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对宪章运动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 为什么还要公开表白他的忠诚呢?无论如何，行人在橱窗前是不会止步来看他的标 语，认为水果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行人根本不会注意这条标语， 他们也许根本没看见。如果你问一位在橱窗前停步张望的妇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 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西红柿，而不会注意到标语，更不会看清标语的内容。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 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 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 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 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 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 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 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 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 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 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 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 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 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 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 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 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 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 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 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 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 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 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 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 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 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 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 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 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 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 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 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 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 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 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 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 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 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 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 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 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 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 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 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 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 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 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 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 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 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 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 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 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 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 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 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 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 　　七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 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 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 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 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 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 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 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 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 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 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 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 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 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 　　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 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 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 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 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 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 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 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 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 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 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 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 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 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 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 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 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 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 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 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 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 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 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运作?作为权力的因素如何运作?它的权力是如何实现 的?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 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 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 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 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 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 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 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 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 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 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 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 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 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 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 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 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 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 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 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 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 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 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 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 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 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 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 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 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 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 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 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 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 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 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 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 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 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 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 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 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 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 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 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 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 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 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 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 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 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 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 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 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 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 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 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 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 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 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 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 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 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 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 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 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 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 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 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 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 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 (未完，待续)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中）

　　十二 　　反对派这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输 入到我们的社会的。后极权社会里的反对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统议会制政府 的民主国家里，反对派是在实际权力层次上的一股政治势力(常常是一个党派或几 个党派的联盟)。这股势力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提出一个不同的政治纲领，以政权 为诉求，并且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里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现任政府的承认与尊重。它利 用政治手段来施展影响，在一致赞同的法律基础上竞争政权。 　　除了这种形式的反对派之外，还有一种“议会外反对派”现象，这种反对派大 致上也是实际权力层次上的组织，但是它们在制度制造的法规之外运作，所用的手 段通常亦有别于体制内的策略。传统专制社会里的反对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纲的政 治力量，它们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无法在一致赞同的法 律范围内竞争权力。反对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与当局对抗的力量，或是像游击组 织和解放运动那样，已经觉得处于与当局武力对抗的状态。 　　反极权制度里的反对派同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不一样。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 可以用反对派这个名词呢? 　　1有些时候，主要是些西方记者，用“反对派”来指体制内部的人士和团体， 这批人发现他们正与最高领导层处在隐蔽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也许是由某种差别 (当然不会是极端的差别)引起，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但更多的是权力欲，或大 权在握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所导致。 　　2“反对派”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前面指出过的产生间接政治效应的行为， 也就是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受到威胁的行为，实际上的确让它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意 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 和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的目标 限制的行为。 　　3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和批评意见的人，那些 从不隐瞒自己的独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认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称作反对派(主要 又是那批西方记者的手笔)。这个意义上的“反对派”和“不同政见”的意思差不 多，虽然接受这个标签和反对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取决于这批人对他 们的政治力量的认识，对参政的抱负，也取决于他们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对派”这 个概念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七七宪章》在其最初的宣言里强调，它不是一个 反对派，因为它并无意推出一套政治纲领。因为它没推出这种纲领，因而觉得它的 使命不同。实际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纲领为后极权国家内反对派的定义，则七七宪 章不能算是反对派。然而从一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宪章》视为公 然的反对派团体，并以此采取对策。这即是说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条意 义来理解“反对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摆脱全盘控制，否认制度有 主宰个人命运绝对权威的行动。 　　倘若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派的定义，那么我们必须同政府一样把《七七宪章》看 作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它代表了对建立“在谎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后极权权力的 完整的严重挑战。在考虑每一个别的宪章签名者对于反对派的自觉程度时，则是 另外一码事。我觉得他们多数对反对派的理解是很传统的在民主社会(或传统专制) 建立的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反对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虽 然无法在权力层面运作，更难以在政府承诺的法令范围内活动，但仍然不会放弃参 政的努力，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它的创建者们准备接受直接 的政治责任。鉴于此，很多宪章分子——绝大多数——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对派。少 数人是这样看的，即使他们完全尊重在《七七宪章》内部无法进行这种意义上的“ 反对派”活动这项事实。但是同时，每个宪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后极权制度的特 殊条件，明白不仅仅争取人权的斗争有着独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单纯” 的活动亦是如此，这样一来，他们是代表了反对派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任 何一个宪章分子都无法否认是反对派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使问题更复杂化了。数十年来，苏联集团国家的当权派们 用“反对派”作为最严重的罪名，与“阶级敌人”为同义词。给某人扣上“反对派 成员”的帽子，便是指这个人企图推翻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当然，他一定是拿了 帝国主义分子的酬金)。过去的岁月里，这顶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断头台，这样 一来人们当然不情愿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再说这毕竟是一个名词，事情是怎 样做的远远比怎样称呼的更重要。许多人拒绝这个名词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 “反对派”这个概念的负面意义。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派”的，是以与前导的“主 流派”的关系来定位的。换言之，他们把自己特别与统治者联系起来，根据政府当 局的位置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对于那些仅仅决定在真实中生活的人，那些大声说出 他们的心里话，表达与人民大众携手一致，按自己的愿望创作，和谐地与他们的“ 自我”相处的人，自然很不情愿将他们自己的、独创的和积极的位置下一个负面的 定义，取一个不相干的意义，把自己看成为一群与某种事物作对的人而不是简单地 把他们就看成他们自己。 　　显而易见，唯一避免误解的办法就是在使用这个名词之前，先把“反对派”和 “反对派成员“的意义和在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十三 　　如果说“反对派”一词是由民主国家输入到后极权国家的，虽然环境大变，但 人们却对其意义没有一致看法，则“不同政见”这个词正相反，是西方记者选用的。 现在被普遍接受为描述后极权制度里一种特殊现象的专用标签，那种现象在民主制 国家内几乎从未发生过。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 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 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 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 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 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 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 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 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 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 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 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 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 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 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 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 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 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 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 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 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 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 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 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 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 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 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 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 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 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 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 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 “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 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 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 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 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 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 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 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 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 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 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 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 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 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 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 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 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 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 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 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成千上 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 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 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 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 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 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 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 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 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 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 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 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 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 的意义。 　　十四 　　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疆土隶属于奥匈帝国的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国范 畴之外寻求自我认同的历史、政治、心理和社会条件均不存在。那时T·G·马萨里 克就已基於“从小处着手(”small-scale work“)”的见解制订了一个捷克斯洛伐 克民族的纲领。对这个见解的解释，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活领域里——但必须限于 现存的社会秩序之内——诚实而尽责地工作，来促进民族的创造性和民族自信心。 自然马萨里克极为强调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养，并且重视生活中的道德与仁爱 的层面。他认为，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 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按马萨里克的观点，人的改变是民族形 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为民族利益工作”的观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扎根，在多方面颇有成效， 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有些人用这个观念作为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 除了这批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理想，在某些领域里， 起码可以指出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奋斗不息。为 了社会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贡献，他们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谎言(王守云)中生活” 的最低代价。假使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难以想像局面会糟到何种地步。他们正 确地认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对政治恶行的一次间接的抨击。他们也觉得在某些 情况下，这种作法是颇为可取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进行直接批评的理所当 然的权利。 　　但是，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现在这种态度显然有一些局限。试图实行“ 从小处着手”原则的那些人频频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矛盾，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之中：不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丧失良心、责任心和坚忍性的基础，干脆随波逐 流(此为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就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局 发生冲突(此为少数人所持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人们从未把“从小处着手”的观念看成为人们在现存社会和政治 结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让自己被结构排斥 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弃了“为民族利益工作”)，那么，在今天这种观念就 更无意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没有简 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处着手”何时不再“为民族利益服务” 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逆转的危险与日俱增。“从小处 着手”频频受到限制，而超过这个限制之外的避免冲突，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小处 着手”的实质。 　　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 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由于他错以为我们也跟他一样热爱酿酒工作，他 常常让我们感到窘促难堪。在一群社会主义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难想像有更有 创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 有权势，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 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合， 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 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 　　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 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 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 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 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 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 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 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 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 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 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 　　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件事是一个阐明我在前面的观点的模式：一个人 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 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 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 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情形无法与奥匈帝国时期相比 的原因。巴赫绝对专制统治是黑暗的时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卡雷· 哈佛里谢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现在我们要是不浮媚的话，就得承 认“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 　　对“不同政见者”放弃“从小处着手”一事说三道四是荒谬可笑的。“不同政 见”并非马萨里克原则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结果。我说“常常”，是强 调这并非一贯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才会与现社会及其政治 制度产生抵触。酿酒专家S君毕竟有获胜的可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横加指责， 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未成为“不同政见者”，就像把他们标榜为“不同政见 者”一样荒唐可笑。总之，如果不根据事实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 试图在真理中生活而产生的个人环境来判断人类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同整个“不同 政见”态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见”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上面提过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许仅限于拒绝作某些事情。一旦 他意识到在窗外挂旗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员打小报告，他就决心不挂 任何旗子。他不去参加他认为是虚伪的选举；他不再对上级隐瞒自己的观点。换言 之，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拒绝服从现制度强加于他的一些要求而已(当然这并非 没有意义)。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所发展。水果商也许会开始做些具体的事，作 些超出为了抗拒控制和自卫范围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发现的高度责任感的 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共同捍卫他们的利益，他可以上书不同的机 构，提醒他们注意在他四周发生的种种不正常和非正义的现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 方出版物，影印之后向朋友们散发。 　　如果我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 派”运动的存在意义上的起点，那么这并不是说每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 然地属于这个范畴。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广泛的意义，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 且含糊而难以界定。其中充满了人类意志的温和言论，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 治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最多不过被看成社会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部分而已。 这些言论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级阶段：你不过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 活下去罢了。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见解和职业，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如当地环境特征、 朋友等等)，在这片广漠、荒芜的旷野上，或许会出现较为连贯和清晰的首创精神。 这种精神超出了纯粹个人的反叛行为，转化成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 在真实中生活不复是对在谎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变得积极敢言，这时就 会产生出可称为“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与其他 的生活(“依赖性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 但是，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 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中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 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直言。 　　何为社会的独立生活?它的言论和行为的范围自然是极广泛的。它囊括了自我 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创造活动、人际的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观念，也包括 了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总之，社会的独立生活就是在真实中生活得以充分体现和 实行的领域。 　　因此，下文所称的公民的“首创精神”、“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而“反对派活 动”，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样，出现在这个领域，这个社会的 独立生活之中。换言之，正如社会的独立生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发展 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 活”中产生。不过这儿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外表上把社会的独 立生活看成在真实中生活的较高形式，我们却很难肯定“不同政见者运动”必须是 社会独立的较高形式。这种运动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也许是生活中最引人瞩 目和一眼看上去阐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现，很难说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 要的，无论在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响上，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得到一个特殊的名字之后，“不同政见”就被人为地驱逐出它的出 生地，然而，实际上想把“不同政见”及其全部背景分离开来是作不到的，因为不 同政见是由其背景衍生而来，并且是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背景中获得生命力。 总之，综述以上对后极权制度特征的分析，我们结论是，在特定时期内，表面上最 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问题 完全取决于政治之前的背景。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只有先以不同方式参加社会 的独立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的人的工作，才能谈“不同政见者”们的 实际工作及其效果。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 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SAMIZDAT)发表他们的 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 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 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能就是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 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 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 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 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 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 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 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极少有人会把这些人叫作“不同政见者”。那么，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见者” 跟这些人又有何区别?事实上“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与这些人又有何两样?难道他们 不撰写学术论著并以地下方式发表吗?难道他们不在创作剧本、小说和诗歌吗?难道 他们不在给地下“大学”的学生讲课吗?难道他们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行为作 斗争，努力确定和表达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正利益吗?在说明不同政见者的态度 的由来，内在结构及其他方面之后，显然我已经把我的观察由外部转移到分析探讨 “不同政见者”的实际行动、表达首创精神的方式和他们的取向。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开始时预先决定一切活动的最重要活动范围，就 是企图创造和支持“社会独立生活”来作为“在真实中生活”的公开舆论。换言之， 即持续、有目标和光明正大地为真理服务并作好组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 在真实中生活是反抗现制度异化压力的起点。是所有独立的政治行为的唯一有意义 的基础，最后也是“不同政见”立场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么就很难想像除了为 真理、为真正的生活服务，为真正的生活目标创造空间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基 础存在。 　　十六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 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 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波兰的团体KOR现在就叫社会自我防卫委员会。“防卫”一词也出现在波兰其 他类似的团体名称里，甚至连苏联的赫尔辛基条约监控小组和我国的《七七宪章》， 也显然有防卫的性质。 　　就传统的政治而言，防卫性的纲领可能显得调子低，临时的和最终负面的，这 毕竟是可理解的。由于无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识形态，它就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 “政治”定义，因为政治总有一个“正面”的纲领，并且不把自己限制在保卫某人、 反对某事上面。 　　我以为这个观点表现了传统政治观察法的局限。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 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 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 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能接 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 本身的问题。 　　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 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我认为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不仅仅就我们的生活环 境而言)，这个”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捍卫人民的 纲领乃是现在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因为它迫使政治回归到唯一本原的起点；要 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 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 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们的社会，正由于我们的痛 苦，政治似乎已经过了那个转变：政治思想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个“积 极的“、自我赎救的模式(当然还有政治投机这个负面的因素)，而是迄今为止一直 被这种模式和投机束缚的人们。 　　诚然，每个社会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 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则人民应得到解放，空间应得到扩展，使得人民按有意义的方 式，自己组织起来。［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 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 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 御性特征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征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 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 治观。  (未完，待续)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下）

　　十八 　　假如“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真理服务，即为真正的生活目标服务， 如果这个任务必然发展为捍卫个人及其享受自由、真实生活的权利(即捍卫人权， 并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斗争)，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阶段， 便是瓦克雷夫·本达所称的平行结构的发展阶段。 　　决定在真理中生活的人们无法直接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参加到这个 结构之内，他们就开始创造我所说的“社会独立生活“，而这个社会独立生活就开 始以某种方式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得见这些结构过程的早期 的迹象；而另一些时候这些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不同 政见“现象是密不可分的，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通常所指的、随意性定 义的“不同政见“。 　　那么，这些结构是什么呢?伊凡·吉鲁斯乃是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第二文化 “这一概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虽然起初他想到的主要是反潮流的摇滚乐和某 些感性与摇滚乐家们相近的文艺作品和演出，但“第二文化“一词却很快就用来指 整个受压制的独立文化，即不仅包括艺术及其各种流派，并且也包括人文学科、社 会科学和哲学思维。这种“第二文化“很自然地创造了自己的基本组织形式，如地 下出版的书籍和杂志，秘密演出，地下音乐会，地下讨论会和展览会等(所有的这 些形式在波兰均得到极大的发展；波兰有不少独立的出版社和更多的期刊杂志，甚 至还有政治期刊；除了复写纸之外，他们还有别的印刷工具。在苏联，地下出版有 着更悠久的历史，但显然其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在文化领域内，我们可以看到 “平行结构“最高度发展的形式。本达当然也曾经思索过这一结构在其他领域里潜 在的雏形。从平行的信息网到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学)、平行的工会、平行的对 外交往，以及平行的经济的假想，他都考虑过。据此“平行结构“，本达发展了“ 平行政体“或平行国家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这些结构中看到了这种平行 政体的基本要素。 　　在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的独立生活和“不同政见者运动“无法避免一定数量 的组织和机构。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除非社会的独立生活由于某种原因遭到 严厉镇压和取缔，否则这种倾向就会发展。与此相呼应，平行的政治生活也必然发 展，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各种各样带着政治色彩的团体将会继续 作出政治上的自我界定，并且互相作用和冲突。这些平行机构，可以说代表了“ 在真实中生活“的最清晰明了的言行。“不同政见“赋于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支持和发展这些结构。它再度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社会反抗极权制度的一切努 力，归根起源于政治之前的范围。这些平行机构，正是可以实现不同的生活，与自 己的目标协调一致，并能够让结构自身与生活目标协调一致的领域。这些社会自我 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 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 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 生活。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平行机构毕竟 不能先验地产生于体制改变的理论观念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人们活生生的、真 实的需要(没有政治派别要卷入进去)。实际上，制度的最终变化(我们现在能观察 到的仅仅是其基本形态而已)，均是由下而上的。这是生活的压力使然，而并不是 先于生活、指导生活，把变化强加于生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都具有某种普遍性， 它并非某种带有片面性的东西，只适合于有限的团体，对其他人不适用。恰恰相反， 这个出发点必须能够适合于任何人，必须能够预示某种全面性的解决方案。因此， 它不仅表达了个人对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内倾的、自我满足的责任感，而且对 全世界、为全世界的责任感。因此，如果把平行机构或平行政体理解为倒退行为、 孤立的行为，只顾自己小团体利益，对大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的话，就是大错而特错 了。 　　总之，认为平行机构只是局部利益的方案，与大局无关乃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这种观点一开始就会把它的出发点从“在真实中生活“、即关心他人的原则那儿异 化，最终不过变成“在谎言中生活“的另一种复杂的形式而已。这样一来，就当然 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真正出发点，并会让人想到对“不同政见者“的误解：他们不 过是一群利益特殊的特殊集团，与权势进行特殊的对话。总之，至少是在后极权制 度内，平行结构中最发达的生活方式和最成熟的平行政体，只有在个人通过千丝万 缕的联系同时在“第一位“的官方结构中生活这个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这些 联系也许不过是在国营商店里购物，用官方的货币遵守官方法令而已。我们当然可 以想像在平行政体中相当兴旺的生活“底下“的部分，但是这种生活如果是蓄意当 成一种固定程序来过的话，这岂不成了每个人必须过的、精神分裂的“在谎言中生 活“的翻版吗?如果某个出发点不是“榜样性“的，对别人不适用，对个人自身也 同样是无意义的，对此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证实。巴托契卡曾经说过，责任感最重 要的特征，即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此 时此地——在上帝赐与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接受、承担责任；我们无法转移别处— —不管是印度教寺院还是平行政体——而逃避责任。如果说西方青年常常认识到隐 退入印度教寺院并不是解决个人和团体困惑的方法，显然这充分而必要的说明了遁 入教门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遁入教门。基督教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 出路：这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出发点，这是由于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走这条路。  　　换言之，平行政体超越了自身，只有作为加强人们对整体的责任感的一种行动， 作为发现责任感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对责任的逃避，才有意义。 　　十九 　　我已经谈过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政治潜力，以及对在“真实中生活“的某一 言行如何导致变化而进行预测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预测究竟该冒 多大风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 (起码在起初阶段)一种满盘皆赢或皆输的赌博。 　　然而，我们起码也要大致地考虑一下“不同政见运动“能实际改变社会的一些 不同途径，否则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对整体和整体的责 任感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付诸实践的不同途径。 　　首先必须强调，包括社会的独立生活、“不同政见运动“的整个范围，当然不 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唯一潜在因素。在后极权制度内，潜伏的社会危机可 能在任何时候不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变更。这种危机可以 将权力结构肢解，导致和加速各种隐藏的冲突，从而造成一连串人事、观念、或者 至少是“气候“的变化。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会 动乱和不满情绪的爆发。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心发生的权力转变，可能会以不同方式 对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当然，就像世界文明的总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力一样，经济 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力。国际政治，另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害关系 不断变化的结构，东欧各国的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它可能成为巨大 变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也不是没有影响力的，虽然 我已经强调过不应过高估计后极权社会高层领导人物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的影响及 其种种综合因素十分繁芜，并且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想像 “不同政见运动“的最终政治影响。这只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远 非最重要的因素)。它与其他因素的区别，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从保卫人类的角度 来考虑政治发展的。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诸于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 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独立的主动性涉及隐藏的领域，表明 “在真实中生活“是人类和社会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择，并努力为这个生活创造更多 空间，帮助(虽然只是间接地帮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开权力的庐 山真面目。“不同政见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前卫和精英，先 知先觉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觉悟大众的思想觉悟“(这种傲慢不逊的自我投射， 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自以为对某种“理想的规划“拥有专利，有权将其 强加在社会头上)。“不同政见者“们却不想作任何人的领袖。他们以每一个人根 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来作出抉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 “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 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 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 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 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 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 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 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 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 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 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 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 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 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 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 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 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 “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 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 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 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 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 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 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 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 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 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 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 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 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 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 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 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 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 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 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 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 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 非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 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 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 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 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 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 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 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所有 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 构的压力。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 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 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 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 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 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官方宣传中谈到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步 步为营的反革命活动“，多少真实地描述了生活目标前进的过程)。在社会觉醒后 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 社会环境。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还有一 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当他们 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 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我说的是许多支持“反教条主义“改革的共产党人，长 期以来已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 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 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 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 建立组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政权已被斯大林专制 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经无 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 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捍卫生活的言行举止， 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 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 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 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 未受影响。政权的直接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等)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 化。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 政上的变化。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 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 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经济改革方案相当 大刀阔斧。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 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经权 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因此，也 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 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 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有理 由认为如此)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苏联和 波兰，1968年在捷克和波兰，1970年和1976年在波兰均发生过动乱)。这些动乱的 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 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问题)。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 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 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 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无法永远不受全世界的争取民族解 放的斗争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 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 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 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在“真 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难以想像这种言行 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 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 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或者有发展 的能力)，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 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 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 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 势施加影响。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 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关于是否应该把工 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 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 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 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 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 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 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 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 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 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 手段的干扰。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 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 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 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 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 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 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 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这个事 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 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技 术——现代科学之子(现代科学乃是现代形而上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 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人类别无出路：我们既 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我们亲手制造的那 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 离(譬如将我们从广义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环境中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 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对这种情形人们已 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譬 如通过东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 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对人类和为人类整体负责)。这是一个绝 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专制 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 “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 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 准备期望“而已。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 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 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 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 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 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或后 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 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 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 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 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 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 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我们拿不出什么 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我们甚至可 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与我们国家相比)，危机就隐 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 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 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 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 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 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专制统治无所不 在。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 发现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 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我们 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 给人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 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 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 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虽然这种可能变得 越来越小)，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 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 根本表现得以落实。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 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 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 有更深远的意义。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共产党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 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 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没有一个“干 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 个结论：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 　　二十一 　　那么，现在该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很怀疑不同的政治模 式和体制改革或改造能够拯救我们。当然，我并非怀疑所有的政治思想。我强调应 该重视活生生的人生，这也并不是说我就对结构上变化的可能性漠不关心。相反， 第一项已经说到了，第二项也应该论及。但我只想谈几点非常一般性的看法。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 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 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 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 应该追寻的方向。 　　政治上的结果又如何呢?它们会在新的机构中得到体现。新的机构将来源于“ 新的精神“、人的因素，而不是来自政治关系与保证的特殊构成。也就是说，问题 的关键是价值重建：信任感、坦率、责任感、团结与友爱等。我相信这样的机构： 它们的目标不是权力行使的“技术“方面，而是权力运作在这些机构中的意义。这 些机构由对社会团体重要意义的共识维系着，而不是被向外扩张野心的共识所操纵， 必须有开放的、生气勃勃的小型机构，因为个人的信任和责任感这种人际关系超过 某种界线就不起作用了。原则上一定有对新机构的产生不加限制的机构，任何权力 的积累(自动化的特点之一)对新机构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机构像社团，，而不是官 方机构的组织制度。它们的权威当然不能依赖冗长空洞的传统，如群众性政治党派 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它们具体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各种组织最好在需要的时候 出现，对特定的目的充满热情。目的一旦达到，组织随之解散。这样比把各种各样 早已成形的组织进行战略整合的办法要高明。领袖的权威应产生于他们的人格，并 且在特殊环境中接受考验，而不能产生于被赋予的职位。他们应该获得高度的信任， 靠这种信任也应该有高度的立法权力。这似乎是摆脱传统民主组织典型的软弱无能 的唯一途经。传统组织常常看起来依靠的不是相互信任而是怀疑，不是责任感而是 集体性的不负责任。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 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结果，这些机构自 然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它们的力量来自与生活的真正需要的不断对话、交流。一旦 生活的这些真正需要已经不存在了，这些机构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们的内部组织原 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只有最少的外部规章。“自我组建“的根本标准，是这 样一些组织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则。这些不断出现、不断消失的生 机勃勃的组织进行形式多样的和全面的合作，就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社 会的经济生活，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许是实现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 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途经：工人阶级真正(非形式的)参予经济决策，从而产生 对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真正责任感。控制和约束的原则应该摈弃，而由自我控制和 自我约束的原则取而代之。 　　从上面如此简略和一般性的概述中，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存在的革命“带来 的制度上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传统议会式民主的范畴。为了便于讨论，我提出了“后 极权主义“一词。也许现在应该把刚才所描述的暂时称为“后民主主义“制度的前 景。 　　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我觉得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 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其自身异化和脱节。无论如何，“后民主“制度 的本质是：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事实，是从生活直接产生的一种过程，来自新的 环境，新的“精神“(政治思想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它的角色不是导演，而是 一个向导)。如果新精神尚未存在，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就对其组织、结 构上的表现加以臆测，未免流于主观武断。 　　二十二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种不断的感觉让我这样做，我也许略去前面整节更适合于个 人反省的文字。我的感觉可能会显得相当武断，因此，我想把它作为问题来提出： “后民主“结构的想法，是不是让我们回想起某个“不同政见“的小组和某些个人 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我们通过周围的环境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各种小团体，受 着共同的磨难而走到一起来了。它们是不是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有特别的“人性内容 “的政治关系和纽带呢?这些团体(是团体而不是大的组织机关)的活动动机主要是 对它们的使命的深远意义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外部的成功机会。  　　官方机构中司空见惯的公式化、仪式化的纽带，由团结和友爱的真情实意而取 而代之。这些团体不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团结在一起的吗?“后民主“的人际关系是 人与人互相的、直接的信任，以及由其而产生的个人的、非正式的权益。这种人际 关系的背景，不正是大家共同体验到的困难吗?这些团体的出现、发展和消失，摆 脱了空洞的传统的负担，而来自生活具体、真实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 在冷漠、麻木不仁的社会中，努力创造“在真实中生活“的明确形式，努力重建高 度的责任感，不正是某种初步的首先重建的征兆吗?换言之，这些由信息灵通、 无官僚气、生机勃勃、开放的团体构成的“平行政体“难道不是后民主政体更有意 义的体系的一种初步的雏形，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模型吗?而后民主体系是可能成为 美好的社会的基石的。 　　我从无数的个人经历中明白，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 在过去是陌生的人们中间直接创造了一个更深、更公开的关系，并且激发了突然、 强烈、真诚的团体感。在麻木不仁的官方机构中长期共事的人们中间，这样的事情 极少发生，人们似乎要了解、接受某种共同任务，共享某种经验，就能够转变自身 与周围环境。人们的社会公益工作似乎更有人性内容，而这一点在别的地方是难以 找到的。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受到一种共同的威胁的结果，也许一旦这个威胁消除或停 止了，它所帮助创造的气氛就会随之消逝(然而威胁者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威胁 者们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受威胁团体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这样作所花的精力 简直叫人吃惊)。 　　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摆 脱世界衰败的途径。如果我们把自己所作的那一点点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把 我们自己、我们的团体和我们解决自下而上问题的办法看成世上唯一值得做的事， 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狂妄。 　　即使如此，如果我们对极权社会的思考是正确的，人类在不断捍卫他们的自我， 发展了内部的组织，那么我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恰如其分的。我的问题别无它意，目 的只是引起人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作具体的反思，想一想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成分能 否有更深刻的诉求(也许我们对此并无自觉)，超越它们明显的局限；想想在我们的 周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挑战还没有得到解释，还在静候着被诠释，被掌握 的时机。 　　而真正的问题是：“光明的未来“难道真的一直是那么遥远吗?如果事实正好 相反，这个未来已经早来到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不到 这个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中间的未来，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开创这一未来，我们该怎 么办呢? 　　注：①扬·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 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理论的创始人。 　　1978年10月 (全文完)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捷克]哈维尔著 译者不详 　　从《七·七宪章》兴起到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它的冒 险活动到底有没有实际的社会效果。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 　　在《七·七宪章》诞生十周年之际，自然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即便 是旧话重提，产生不了新义，这种反思也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 它牵涉到“宪章”的性质。“宪章”本身也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并就此不断地进 行着严肃的探索。 　　华沙条约国的联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那些曾被公开斥为非人性的东西，那 些人们发誓决不让它们卷土重来的东西又很快死灰复燃了，并不受任何阻碍，堂而 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居然那么快地容忍了一切，不久便对一切熟视无睹了。 这次社会的突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 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 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 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 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 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 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 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 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 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 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 　　人们对“宪章”的作用提出质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宪章”要求与当权者 对话，却遭到拒绝。当局对“宪章”提出的要求不予理会，将它的建议束之高阁， 而且把“宪章”定性为”颓废”派团伙，并移交警察机关处置。不仅如此，社会也 没有弄清它是怎么回事，因此它的成员没有增加。没有任何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站在 “宪章”一边，舆论界也没有谁对它表示同情或支持。相反，人们设法与“宪章” 保持距离，害怕与它发生牵连；有些人甚至对它根本不表示什么兴趣。这样看来“ 宪章”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呢?它所做的一切起到改良现状的作用了吗?上述事实难道 不意味着它的失败吗?我认为，如果不首先弄清楚“宪章”产生的时代背景、“ 宪章”的性质，也就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它希望把什么输入到社会中去等等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宪章”是否具有真实的 社会效果这一问题的。正如我们衡量事物，没有尺度或选用的标准不正确，那么是 得不出答案，或得不出正确答案的。我们不能用”千克”去衡量长度，也不能用” 米”来表示重量。同样，不搞清有关“宪章”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去评价它的作用， 也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 　　强调自身行为道德水平是有些犯忌讳的。人们会将你想像为一个盲目自大的人， 认为你不知天高地厚。然而遗憾的是，事实要求我们，为追求真理，必须搞清楚“ 宪章”活动的道德基础。否则我们就不能确定“宪章”究竟在什么范围内产生影响。 因此，我别无选择，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宪章”不是因为它是制定一种纲领去反对另外一种纲领或意识形态而产生的。 它无意成为一支与执政党竞争、抗衡的政治力量。它也并不标榜自己比执政者更高 明。它的签署者中虽然有些前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至今仍从事政治活动，某些人也 许会利用“宪章”活动提供的这样那样的机会去争取扮演政治角色。然而这些丝毫 也改变不了“宪章”的宗旨，即它不试图从政治方面着手解决社会危机。在民主的 国家，或在政治或多或少有些开明的社会里，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不失为良策。然 而，对于“宪章”来说，采取这种方法，只能说明它脱离实际，自不量力。 　　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公民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 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我不是第一个将“宪章”的宗旨解释为“在道德方面寻找出路”的人，也不会 是最后一个。在“宪章”活动的早期，扬·巴托契卡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其他很 多人后来发表的观点，以及“宪章”本身的观点与此相同或根据他的观点得出同样 看法。 　　在《七·七宪章》产生的环境中去认识它，我们会对它了解得更深刻些。在 70年代中期，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迹象，当然，是在所说的少数人内部。 很多人开始从历史的震荡中苏醒过来；很多人抛弃幻想，开始真正自由地思考问题 了；很多人已“厌倦了自己的惰性”，开始意识到不能老等待别人(上面的?外来的 力量?)来改变现状；很多人已不能忍受总是被动地充当历史的客体，重新感到有必 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历史的主体；很多人感到社会避难所里的沉闷空气令人窒息， 从而感到为改变共同命运所应承担的共同责任。青年一代业已成长起来，他们没有 经历过被苏军占领的那段历史，因而在精神上没有留下后遗症。各种不同的社会团 体，过去一直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现在人们渴望冲出樊篱，走向社会。人们也感 觉到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意识到了自由的整体性，懂得了对某个人自由的侵 犯也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践踏。假如在某人受迫害时大家都袖手旁观，那么最后谁 也不能逃脱受压迫的厄运。 　　1976年，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及他们的合作者全被抓进了监狱。这 次与七十年代初当局把他们当做政敌批判不同。这一次，当局直接开预了生活，即 他们自由地、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从“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及其合作者被捕这 件事中，我们马上看到了对大家共同的威胁，于是发起了一场声援运动。这场声援 运动就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我上面提到的变化。这场声援运动也是各种公民活动 冲破自我局限，更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整体性的实证。这次“极少数人”的奋起，既 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不断觉醒的社会意识对这次滥用国家权力的 必然反应。同时，声援支持了被迫害者，也加速了社会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隔阂消 除了，很快形成了一种广泛团结的气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七宪章》应运而生。它将各种不同的群体、个人团结 在一起，努力在它们中间培养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并竭力 把这种精神和责任感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 　　《七·七宪章》是胡萨克统治时期第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它把各阶层的成员 都聚集在一起。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作家、赋闲的政治家；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 党员；有天主教徒，也有清教徒；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有大学教师，也有不愿 墨守成规的青年。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 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到一起来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 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决不是在政治上 的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道德观念不是分析、权衡出来的，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 而不是理智。“宪章”的产生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形势的逻辑推断基础上的。它的产 生根源于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即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必然反应这一逻辑。它的 产生是出于每个公民对道德沦丧的反应。人们开始反抗伪道德的压迫，不愿继续唯 心地阳奉阴违；渴望超越自我，克服个人恐惧，冲出自我的牢笼，关心国家大事； 不愿再昧心地赞美皇帝的新装，而是要说真话。总之，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与良心 保持一致，挺起胸膛做一个“大写的人”。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人们组织了《七· 七宪章》这一活动。这是一种尝试。通过它的活动，人们希望抬起头来，摆脱屈辱； 奋起呐喊，打破沉寂；摒弃谎言，弘扬真理；砸破枷锁，享受自由。通过“宪章” 的活动，人们希望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力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希望重新找回人的 诚实和本色，从而恢复作为人的尊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宪章”同仁们在 宣言上签上自己名字时的那种快慰的感觉，找回自我的那种自豪感和获得解放后的 兴奋。卸下久负在身的包袱，浑身为之一轻；受歧视、戴假面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这些感觉并非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心理现象，它证明“宪章”对我们这些人 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一表明了“宪章”所要体现的道德观。 　　当我们谈及某事的道德本质或道德根源时，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原则上，我们指的是，我们的行为不受“功利”的动机驱使。我们干事情，不 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 以我们就应去做。道德上的动机要求我们，只要我们认为是好事，就应付之于行动。 我们的行为不依赖“功利”的动机，而是出于另外一种信念。我们深信，做好事是 一定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我们也希望，迟早有那么一天，这种积极的意义会通过特 殊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得到肯定。同时，对于这种希望落空的可能性，我们做了充 分的思想准备。但这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坚信做好事的积极意义，即便为 此冒险也是值得的。换句话说，道德方面的动机促使我们在干某件事时，不去考虑 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什么时候会获得成功，也就是不要去考虑什么保障或报偿。 　　“宪章”的同仁们并不幼稚地认为，由于我们的活动，政府马上就会同我们对 话，社会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社会状况也由于我们的活动而得到很快的、显著的 改善。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充分估计到我们将会受到的惩罚。 　　然而我们仍然迈出了这一步。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相信， 做好事永远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做好事只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快慰，然而总会 有那么一天，这种美好的感觉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也许这种承认是间接的而不是 特别明显的。现摘录巴托契卡的名言：“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 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如果研究“七·七宪章”的观察家们想用一种适当的方 法去考察“宪章”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弄清楚宪章目的的这一前提下进行研究，他 们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宪章”运动真是为了恢复道德的尊严吗?在得到肯 定的答复后，才能够去探寻它的社会意义，而且必须在能发现它的唯一领域——即 道德观念对政治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去寻找。这个领域比政治观察家们通常寻找政治 活动产生影响的地方更为微妙。我们就试着按这个思路进行分析吧。 　　“七·七宪章”的活动真的是为了恢复道德的尊严吗?我们只要研究一下“ 宪章”的具体活动，即研究一下它颁布的一些文献，我们马上就可以从中弄清“宪 章”的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它将“人”这一词解释为自由、平等、受法律保护、 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可以说，“宪章”的活动显示出公民意识、良心和觉悟的觉醒。 通过它的活动，公民要求获得在形式上被肯定、实践中却被压制了的权利；要求进 一步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公民们已经意识到享受自由的权利，不愿继续做奴隶。  　　看上去还很不够。如果“宪章”直接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些人就更容易理 解它了。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制定政治纲领的权利。“宪章”不会阻止他，反而会 支持他享受这样做的权利。然而“宪章”有自己的目标。表面上看，这个目标不够 远大，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的目标更深远。 　　政治纲领的制定、实施、废除，得到支持或招致反对；以及是否影响局势，这 一切都必须在“宪章”所形成的，恢复了的公民意识这块土壤上才可能实现。我们 不可能指望一群奴隶能制订、宣传、执行政治纲领。只有自由的、受法律保护的公 民才能胜此重任。没有公民，毫无政治可言。建房子是从打基础开始的，而不是从 架房顶开始的。恢复公民意识不是政治的副产品，而是它的前提。 　　不仅如此，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然而公民意识作为实现任何政治的前提，是不 变的。它要求大家像名符其实的公民那样，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要求每个人 都要有勇气，怀有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有良知、思想自由以及具有顾全大局的精神，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了呢?可以用拉迪斯 拉夫·黑依达莱克的话来回答：政治目标是有限的，而“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  　　“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因为这些目标是道德方面的。公民尊严的恢复难 道不就是道德恢复尊严的表现和结果吗?能够想像一个真正的公民会没有道德尊严 吗?做一个“宪章”认为的名符其实的公民，就意味着去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是 获得更多的报偿。我认为，“宪章”每天为尽快恢复公民性所做的众所周知的极大 努力，本身就足以说明。我认为，“宪章”所关心的，确实是它所从事的公共事务 的道德本质。 　　“宪章”的计划没有颠覆政府，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项目，所以它也无意 攻击现存的法律秩序。相反，为了恢复公民意识，它要求法律得到维护和充分实施， 提醒当局注意随意干扰法律的现象，希望不要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是要有法必 依。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 正。这也就决定了它与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尽管当局对它的上书 表面上不予理踩，不予研究，它仍不断地向国家机关投书进谏。 　　也许马上就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上书10年，却杳无回音，那么写这些东西有 什么用处呢?难道这不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行为吗?一无所获的结果岂不反而助 长了无视公民舆论的当权者的威风，使他们更加刚愎自用吗?岂不带有极端专制的 情况下玩弄民主的把戏的意味吗?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 正在、并十分愿意改进自己的工作，对我们的意见很重视，尽管我们十分清楚地知 道他们为所欲为，除了权力外一切对他们毫无效果。 　　毫无疑问，从政治，或者说从实用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然 而，从理解道德行为对政治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从短期 产生的效果来看，上书之举似乎巩固了执政者的法权，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以 及永恒的原则性来看，上书之举强调了公民意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政权更迭， 法律秩序变换，甚至社会制度也会发生变化。然而，有一条原则是永恒不变，并永 远具有现实意义的，那就是：公民应该承担他们对整体命运的责任，并以此指导自 己的行为。再次强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当然要根据未定的环境)，都要弘扬真理； 将真理与权利结合起来；要求当权者尊重真理，从而或多或少地为公开的民主讨论 开辟一席之地；建立、巩固公民参政的制度，提醒公民维护自己参政的权利。 　　“宪章”的任务不是评价执政者，而是竖起一面社会关系的镜子，从而强调最 基本的，人人都应有的公民权利。 　　我在此重申，上书这届政府到底有没有用，表面上看来是个暂时性的政治问题， 而实质上它是有关一个永恒的道德原则，即我们共同的事情应该名符其实地成为我 们自己共同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像真正自由的公民那样，意识到自己表明观 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点意义深远，至关重要。什么时候，或者说能不能够 将这一行为准则贯彻到实践中去成为公共行为的准则，对这一点我们不要过分计较。  　　10年来，“宪章”颁布了几百份各式各样的文献，这些文献的涉及面很广。我 不可能在此对它们的内容逐一进行评价，也没有这个专业能力。但我知道，尽管“ 宪章”不可能很好地抓住每件事的实质(不犯错误，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有一 点是无可争议的：即在它颁布的所有文件中，都体现出反映事物真实面目的良好愿 望。 　　即便是最高明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尽管是很小的、违心 的，以便使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适应符合权力利益的权力考虑。“宪章”却相反， 由于它的目标不是政治权利方面的，它便能自由地致力于寻求真正的、毫无倾向性 的真理。这种真理不管是对谁有利，对谁无益的。 　　众所周知，谁也不可能获得完美无缺的真理。如果“宪章”仍然决定走上这条 不切实际、不合策略的道路，去寻找无倾向性的真理，那么它仍然只是它的道德方 向，以及这一方向所确定的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如果寻找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完 全有意义的行为，那么从原则上讲，就不能因时局而对此加以任何限制。 　　这一点也同样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如果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对某种权力 或某个当局更忠心一些，我们的活动在政治上就更有效一些。这也许是可能的，然 而须知这种“忠心”会使“宪章”自己背叛自己。不可能在表明某一立场的同时， 拒绝接受它必然带来的后果。 　　我已谈过，对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的认识，导致“宪章”的产生。自 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当然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一旦 我们中的一员成为公民(至少是民主、自由、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他就不能阻止其 他人也成为公民。他在享受公民权利的同时，意味着必然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只 要某一公民的被剥夺，那么其他人的权利也都遭到侵犯。这意味着：公民之所以成 为公民，因为他们在法律面前、社会地位以及权利面前，原则上是一律平等的；任 何人不因其信仰、出身、性别、社会地位不同而比其他人享受特权或承担额外的义 务。如何遵循或违背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如何对待这一平等的机会，完全取决于 个人。 　　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宪章”将遵循多元化的原则作为自己内部的原则和普 遍理想(准确地说，内部原则作为普遍理想的反映)。如果也许在某段时间内比其他 人有更大的决策权，那也只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绝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一 宗派或政治团体。他们的权威也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是大家授予的。 　　“宪章”不是联盟。它不等同于战后”民族阵线”这一类组织。”民族阵线” 只不过是一个附合某一政党政策的权力联盟。“宪章”不是封闭的，它向所有人都 敞开大门。无论是谁，只要他承认“宪章”的宗旨，愿意在它的宣言上签名，如何 按“宪章”的原则做人，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这种极端的开放性和平等性源于宽恕；反过来，它们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宽容。 这一现象在捷克历史上是无前例的。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对此做出彻底的评价。然而 这并不削弱它的道德——即潜在的政治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和影响为现实所限制， 那么它至少提出了一种普遍的理想，并致力于将此输入到社会意识中去，开创先例， 填补空白。“宪章”活动树立了一个榜样，发出了号召，积累了经验。现在我们还 不能估价出它的意义，然而历史也不会做出什么答案的。因为它毕竟在我国现阶段 这样的条件下，第一次显示出(尽管是小规模的)彻底民主合作的可能性。即使“宪 章”明天停止活动，这一切也不能从人们脑子里抹掉。 　　当然，“宪章”的这一贡献也不是能用一般的政治尺度衡量出的，但这也绝不 意味着它的贡献不存在。政治家极力向公民们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争取人心， 鼓动、说服公民，向他们作出这样那样的承诺，夹带着指导和号召，有时甚至是命 令和威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进行组织、管理，要求他们投赞成票，表示支持、信 任和忠心。 　　“宪章”不采取上述任何手段，甚至不再发展新的签署者。虽然任何人随时随 地都可以签名参加。然而“宪章”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网罗追随者。“宪章” 不强迫别人干什么，不鼓动、号召大家，不试图对任何人进行说教，不代表任何人， 也从不抱怨那些不支持它的人们。 　　即使它发出号召，这种号召也是间接的。“宪章”按自己的原则行动，自己承 担风险，用自己的行动去验证哪些事情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从而告诉大家，即使在 最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能象真正的公民那样，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求享受、运用 自己的权利，即使在谎言成为理所当然的地方，公民也同样能够坚持真理。每个公 民都能够承担对整体命运的责任。这种行为是自觉的，而不管上面是否有指示。简 而言之，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实事求是地说，显示一下自己有众多的追随者，将他们召集起来，持众逞强， 然后把他们“领向美好的明天”，这些都不是“宪章”所追求的荣耀。国外的一些 记者常对我说：参加“宪章”的人数这么少，它如何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意义呢?这 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教皇有几个师?我并不是将“宪章”与梵帝 冈相提并论，只是指出，“宪章”如同苏联阵营其它类似的活动一样，它的力量不 是单用数量能体现出来的。“宪章”的理想在于按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行事，并以此 告诉其他人，他们同样也能做到这一点，从而唤醒大家做人的尊严，提醒他们真理 是什么。 　　“宪章”并不认为它的活动方式是唯一的、最好的，也并不希望大家都去仿效 它。如何响应“宪章”的号召；一旦响应后，在各自的条件下如何参照它，如何利 用它，从中汲取灵感，这就是个人的事了。无论是谁，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好事，也 都是对“宪章”有益的。因为“宪章”的所作所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家的共同 利益。“宪章”的事也就是大家的事。所以，仅用它的处境和”地位”作为标准 来评价它，是不正确的。关键是要看“宪章”本身所努力遵循的原则在社会上占有 什么样的“位置”。 　　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在什么范围内才有可能找到“宪章”10年活动所产生的意 义：在那些很难确定的社会良心和潜意识范围内；在那些被繁忙的日常生活所掩盖， 不通过强烈的对比我们便意识不到的普遍意识和普遍道德觉悟范围内；当然还有那 些不可见运动的可见足迹中。 　　专制将这整个领域蒙上一层特别的阴影。正由于这种特殊性，我们更应研究它。 无论哪种权力，都是有针对性的。即便是极端专制的，它也不是极端孤立的、漂 浮于世外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它所统治的一切造就的。权力和社会之间 进行着无数次的组合，它们之间有着无数的秘密契约；相互压制，相互妥协，力量 对比不断发生着戏剧性的演变，极为复杂。在我们生活的这种专制体制下，这一切 都有它的特征和突出意义：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并不是仅仅或者主要建立在权力机 器上的；虽然这种体制并非法力无边，也看不出这种体制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的 统治。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 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 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 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 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 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 守。 　　这种情形犹如双刃刀，对于专制本身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一方面，它进一步渗 透各个方面，同时——很矛盾地——使权力试图压制的一切，如富有个性的生活， 对真理和自由的渴望等等，也无所不在。这些向往虽然被掩盖，受压抑，遭到审查， 但他们已认识了自己，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权利，于是开始威胁着权力。由于权力 无限地延伸，无权也随之推展到各个层次。纯粹的奴隶消失了，于是纯粹的统治者 也不复存在了。被统治者为权力所溶合，统治者被无权所吞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在形式上的区别消失了。具体地说：每个人在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同时，想的 却是另外一码事。很多手里握着大权的人也有这样的精神分裂症。 　　对真实生活的渴望的追求，尽管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却仍在权力结构内部无 声息地生长，无所不在，暗暗在施加压力，并逐步认识权力的真面目。权力在社会 面前开始妥协，因为与之联系广泛、密切的社会迫使权力向它作出妥协。社会将会 从权力当局手中夺过一部分权力，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这些 足以说明，社会在冷酷外表下掩盖的一切是极为重要的。 　　不仅仅如此，人和社会追求个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蕴藏着不满。在 这种情况下，这种不满不仅仅积聚在底层。在底层，偶尔的爆发是很容易被镇压下 去的。现在这种不满已无所不在，充斥社会大厦的各个层次。这种不满什么时候以 什么形式爆发出来是不确定的，而这种因素仍在增长。 　　显然，如果低估社会的内在运动；低估道德现象和活动，或者说生存现象和运 动(即“政治前”的现象)，在特殊环境下(即政治真正被废除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政 治意义，那将是大错特错。 　　让我们回到《七·七宪章》这个题目上来吧。我坚信，大家的和我个人的大 大小小的无数次经验证实，《七·七宪章》进入社会意识这一事实本身的意义远比 多少人在它的宣言上签了名，多少人同他们站在一起游行示威等这些事情的意义要 大的多。首先，尽管当局三番五次地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妄图埋葬“宪章”， 然而它生存下来了，生存得很顽强。以至到今天，埋葬“宪章”的计划雷声大，雨 点小。换句话说，当局必须习惯它的存在。这样一来，社会也就更能习惯它的存在 了。于是，所谓的“颓废集团”付出了巨大代价，克服了重重障碍，获得了自己的 生存权利。今天，“宪章”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没有它的 存在，是不可想像的，尽管由于它的特殊地位而被专制当局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如 果没有社会的默认和尊重，国外的公开支持，而且在此基础上(仅仅是在此基础上) 的国家权力机构极力掩盖的默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其内容和个性，即 便“宪章”能存在，那么这种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为，“宪章”之所以成为“宪章”，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广泛的社会意识中 奠定了以下两点而决定的。 　　一、“宪章”说实话。姑且不谈这有何意义，但它现在在我国确是一个众所周 知的事实。居民们知道这一点，国外、当局也知道这一点。当局还知道，国际社会 和国内公民相信“宪章”所说的是实话。这一点迫使当局时常作出些行动的姿态。 公民们主要是通过外电的广播了解到“宪章”的一些文献，这在今天已经足够了。 它的收听率如此之高，足可以将“宪章”的要旨公之于众了。 　　二、今天，在当局给“宪章”定性后，它便成为一条不现实的出路，难以令人 接受和效仿。然而正因为如此，尽管它没有计划、有意识地努力争取，却也形成了 一个道德水准，衡量事物，起制约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四面八方都可与之相通，却 又不必与之相连的渠道。这样它就恢复了那么一种平行的体制，制定出衡量标准， 提供固定的参照物，以便衡量各种势力。我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些或多或少对权 力作出迁就的人们常说，如果没有“宪章”的存在，他们会在迁就这条路上走得更 远。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宪章”，就在他们周围。特别是对很多人来说，当他们 与当局发生冲突而无法调解时，他们知道“宪章”能作为他们的归宿，假使没有“ 宪章”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蒙昧的感觉，毫无公民价值可言。 　　“宪章”的活动当然也已有了些实际的结果：当局不时地尝试着解决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似乎是巧合，恰恰是“宪章”以前提出过的；“宪章”倡导的并用自己 的身躯捍卫的独立文化空前发展起来；现存社会中已出现社会解放的各种迹象，以 及当局已害怕“宪章”公布的那些非法行为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一种监督当 局的机器，“宪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并非我夸大成绩，我只是把这些 当做神秘、敏感的时代脉搏中”不可见”运动的可见痕迹，即重点。 　　很难弄清楚，通过自己的催化作用宪章到底导致、加速哪些过程，这一切又将 导致什么。然而我们并不必因此不确切而烦恼，至少有一点是显然的，它的作用不 仅仅在于它的能看到的成绩，如果“宪章”必须依赖它的这种成就而生存，那么它 早就不存在了。 　　70年代上半期，整个社会处在麻木不仁之中，毫无生气，人们感到沉重的失落 感，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人们都感到无所谓了。那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代，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是一样的无聊，岁月在流逝，然而社会历史却停滞不前。 一切活动都是预先计划安排好了的，——这只是运动的仿制品。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历史停顿的感觉，是因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不能参与国家决 策。多元体制消失了，这样各种势力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 说，集权当局自封为一切决策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变化、发展便失去了 前提。 　　《七·七宪章》是近年来除当局以外的第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它一走上社会， 社会关系便揭开了新的序幕。各种社会关系——国家与“宪章”、社会与“宪章”、 国家与社会便都活跃起来。看上去似乎已僵死的躯体，转眼间又出现了复活的迹象。  　　历史又回到我们中间。未来又成为不可预测的。也许有人会重新使用暴力，迫 使人们认为未来是可知的；也许已显示出希望又会被窒息，历史会重抛弃我们的国 家；也许《七·七宪章》的努力对一切都无济于事；也许就连已发生的一些微不足 道的事也会消失；也许“宪章”失去的进程也会减速；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宪章” 的同仁们仍会成为某些人眼里的历史奇观研究；也许人们会将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 　　我不十分相信这样的结局，但我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最奇怪的是：即使没有 什么好结果，可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恐怖世界时，我们都不会认为，我们所做的 一切是毫无用处的。 1986年7月

狱中书简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1983年1月22日 　　我不时听到某个人灾难性的消息，告诫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同他人吵 架，没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们喝得太多；移居国外(当他们在国外时，只是制 造更大的丑闻)，仅仅关心他们自己，去弄不属于他们的钱，而更广为人知的是仅 仅猎取名声而无视其他人，等等，诸如此类。我知道从两三个表面的偶然事件中得 出普遍的结论是多么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关注的现象在整体上是如此复杂多变，如 此弥漫混乱和无法理解。我现在不想写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或类似的消息还没有把 握——它们是否令我担心——我还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等我出狱后我将自己来 看，或许事情并不那么坏；或许它们甚至更坏。而现在，我只是担心其他事情。 …………… 　　当一个人选择采取一定的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种意义，这 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到达一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是他的 行为和他的独一无二性；这是一种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为，是从他 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存在。从一定的立场出发，这是一种 自足的行为，尤其是独立于环境中的变化和趋势，独立于被称作普遍的状况，而不 管它在某个时刻将如何出现。如果这样一种立场是正确的和深刻的，那么任何外在 的状况和环境都将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改变他的选择(至多，仅仅可以改变他 的行为方式)。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 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 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看上去他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 他等着看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 些人什么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 自身崩溃。 　　这本质上是一种狂热盲从的态度。由于不能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异化，狂热者将 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与之结为一体。但是，一旦出现某种迹象， 不能满足他关于必须是什么的幻想，他开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 活失去了意义，很快，他变得意欲去做多年来他曾经猛烈(从根本上，他是一个狂 热者)抨击的那些：他开始关心他自己，移居国外并适应一切。 　　这样一种人是不幸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同时又始终失望，他只是廉价的乐 观主义者，甚至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者就足以将他推入悲观主义的深渊，他可以非 常轻易、非常快、非常热烈和没有一点内在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同时激烈地抱 怨那些没有投入这项事业的每个人)，但是当事情变糟的瞬间，他同样有能力对这 项事业感到厌恶，屈服于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直到他重新发现——毋 宁说是直到另外有人发现——某种新的他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可以将自己的所有 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责任再一次推诿给它。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 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 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 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 某种东西盲目认同。 　　换句话说，甚至每个人都出国，每个人都放弃，每个人都屈于“在世界中的在 “，这也不是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个人不是出于做其他人所做 事情的需要而采取某个立场，因此，他也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的那种可怜 的理由而放弃。 　　当每件事开展得挺顺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为了他的理想都很坚定、勇敢、不 知疲倦，人人都始终宽容、互相热爱，我们当然很高兴；而一旦反过来，我们便意 气消沉。然而，不管怎样，这种高兴和沮丧，都不能被允许触及事情的核心，即那 道路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它。 　　于是回到我们开始所说的事来：对我来说，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至少其中的部 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这些消息的头脑状态，而不是其所揭示的客观状态，它们暴露 了这种人无力依赖于他们自身，暴露了他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这种需要导致了对于 同盟者的不幸依赖，其中包括他仅仅寻求拯救的人，到他整个献身的人。而伴随着 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动崩坍。同时，依我看来，我怀疑这种内在的精神状态 ——如果它定要出现——将微妙地出现在所有外在状态的报道之前，并对外在状态 产生一种影响，直至最终决定其立场、事实的选择和怎样评估的东西，仅仅是缺乏 自我依靠、力量、坚定、独立，缺乏一种令人振奋的长远观点及一种善意的理解， 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 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 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这听上去也许奇怪，但是每当我听说我们某项事业处于危机之中时，我对此欣 然接受，并将其做为这项事业仍然存在的证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会处于危机之 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 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 　　1983年2月5日 　　一年总有两三次，一些灾难性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来，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报 怨：“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也许猜想我对这样的消息特 别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压抑。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为什么我呆在这里?如果什 么也不发生会引起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 我对这种消息的反应是与你的想像完全相反的方式：我经常生气地反问：想要发生 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总要有什么事情“被做”?什么是那些 必须要做的?当然，我的生气不是对这样一些个别消息的反应，而是对于这种抓 住事物的反常方式所作的反应。不管怎样，它们总引起我的关注。这是一种建立在 虚幻之上对于事物的了解：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在于“做”，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从根本上说，当事情在“做“，原则上总比“不做”要好，换句话来说，这是一种 为行动而行动、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让某件事发生；而发生了什么行动， 谁在做及为什么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引起的结果如何则是不 重要和整个没有意义的。事件开始或结束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 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那么尽可能多并尽可能经常发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 的数目和次数成了生活的尺度。 　　这样的必然结果是一种空洞的信仰，“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么就什么也没有 发生”。因此，生活事实上成为一种持续的死亡，被一些事件在这儿或那儿打断的 事实。事件越多，我们似乎越存在，而事件越少，看起来则越不可避免地死亡。我 不认为是否有多少事情发生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认为事件的数量本身会告诉我们任 何本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种认为“如 果没有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情，是一种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见， 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终屈服于时代，仅仅通过不断编织伪事件的数量来证明自身的 优秀，像一只蜜蜂那样，走向自己的结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辩的言词来得更雄辩。 一个精心选择、安置恰当的词往往比一百页处心积虑的空谈更有效地净化空气。 　　显然，存在过一个非常混乱和闹哄哄行为的英雄时期。每个人做每一件事，人 人友好地对待他人，愉快地分担事情，互相帮助而无人拒绝，每一个团体都有过这 么一个年轻时期。显然人们偶然地会对此怀念，而借助这个背景，现在确实好像“ 什么也没有再发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警惕，并回想起那种从激情澎 湃到虚无主义熟悉而危险的循环。在那个时代，它曾经席卷了我们同胞中的大批人， 他们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想到这一点确实悲哀，因为那些人曾经这样坚决地反对 盲从主义和幻想，他们似乎能够摆除这种立场，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告终。 　　换句话来说，我并不在乎发生事情的多少。我仅仅对所发生的——或没有发生 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我喜欢这样的事情：确实可靠的，有根基 的、独创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味道的、富有交流性、挑战性的，对时代是 中肯的——简言之，带来意义的事件。一桩这样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 要比所有那些单调乏味，尽管其动机也许是高尚的，而其仅有的理由是无事可做而 来得有价值得多。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通常仅仅使所采取的立场贬值，劳民伤神， 结果落得个无补于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它有意 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敲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 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每个事先断定的人远远有能力搅 动这个世界。　　

政治与良心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一 　　我年幼时曾经在乡村住过一段时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种经验：我沿 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 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 此时，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对头，感到人们在污染天空。 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生态学这样一种科学，即使有，我对此也毫不知情。但对于“ 污染天空”这种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来，人们这样做是对某些东西犯罪，他 们破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任意地搅乱自然秩序，这样的举动不能不受到惩罚。当 然，我的厌恶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有害的的释放终有一天会 破坏森林、灭绝野生动物和危及人们的健康。 　　假如一个中世纪的人外出狩猎，他突然发现地平线上有像大烟囱般的东西。他 或许以为这是魔鬼所为，或许会跪下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无事。  　　究竟什么是中世纪的农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间共同点呢?我想是一些根 本的东西。小男孩和农夫比大多数现代成年人都更为热切地植根于哲学家们所说的 “本来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们还没 有从其真实的个人经验中异化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 (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穿行于天空，然后在西边落山；在那 里这样一些概念诸如“在家中”与“在他乡”、善与恶、美与丑、近与远、责任与 权利，仍然有着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义。小男孩和农夫们仍然植根于这样一个 世界，这个世界知道区分什么是为我们熟悉亲近，并合情合理地作为关注对象的东 西，而另外一些东西在它们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们应该对此谦卑地弯下腰来。 我们的“我”从一开始就信任这个世界，视之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生动活泼的经验 的世界，一个还没有变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们的爱、恨、尊敬、轻蔑、传统、利 益和使得文化得以产生的未经反省的丰富的含义等，都与之密切相关。这是使得我 们的欢乐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让、不可涂抹的领域，于其中、并通过它和为了 它，我们因而得以发问，产生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 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 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的去谈论、关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 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将它的内在统一性归因于某种“前思辩”的假设， 假设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运行，是因为存在着超出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外的东 西，存在超出或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它赋 予这个世界以坚实的基础，带来了秩序和尺度，并成为世间所有法则的习俗、戒规、 禁令、标准的隐秘来源。 　　“本来的世界”，出于其自身的存在，内在地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这个绝 对安置、界定、激励和引导万事万物的，没有它便是难以想像的，对此我们也只能 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试图摒弃绝对、试图控制它、用别的东西去取代它，在“本 来的世界”这个框架中，都显得狂妄自大，为这种狂妄自大的人类必须付出沉重的 代价，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烟囱并非仅仅是不去顾及“生态因素”的一种令人 遗憾的景观，如果是那样，人们可以通过加装合适的过滤器便可纠正过来。对我来 说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它象征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试图越过“本来的世界”的界 限及某种规定，将其弄成仅仅私人的兴趣，主观爱好，仅仅是个别人的幻想偏见及 异想天开。它象征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个人陷入失去联系的隔绝状态，包括与 神秘的东西及绝对之间的联系，取消作为这个世界之尺度的个人经验到的绝对，而 代之以一种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观“奇想”的非个人、非人类的东西， 它被称之为客观的绝对，即对于世界的科学模式的客观和理性的认同。 　　现代科学，以其所建立的关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冲垮了“本来的世界”的 种种界限，将这个世界仅仅视为偏见的牢狱，而我们则必定要冲破这个牢笼去追求 客观的经过证实的真理之光，对它来说“本来的世界”无异于我们落后的祖先遗留 下来的不幸残余，是他们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这种眼光来看，它视我们“本来 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内在的基石仅仅为虚构而加以抹杀，它杀死了上帝放上一个真 空的王位，从此将科学作为唯一合法的监护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 的手中。说到底，只有科学能凌驾于所有个人的主观真理之上，并代之以一种居于 高位的、超主观、超个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观和普遍的。 　　尽管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这样的东西，像所有人类作品一样，也在我们的 “本来的世界”中发展出来，但现在它们却系统地背弃了这个本来的世界，否定它， 诽谤它——当然，同时仍在开掘它。一个现代人，其“本来的世界”已被科学和技 术彻底征服，只是在当呛人的气味弥漫于他的房间，才会对烟囱冒烟发出抗议。而 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发出形而上的抗议，因为他知道拥有该烟囱的工厂生产着他所 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技术时代的人，他可以考虑仅仅在技术的限度之内作些补救， 比如说在烟囱上安一个净化装置。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提倡人们取消烟囱，禁止科学或笼统地返回中世纪。何况， 绝非偶然的，现代科学某些最深奥的发现表明，客观性的神话有着极大的争议性， 经过一个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将我们带回到人类主体和他的世界。我无非是希望在 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轮廓之内，考虑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机的根 源。并且尽管反省将首先从政治开始而不是生态方面的，但也许我更宁愿以一个生 态方面的例子来阐明我的出发点。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基本组成是家庭农场。在捷克文中，用来表达它是 一个更古老的词——“grunt”，这个词具有其词源学上的意义。它来自德文“ Grund”，实际意味着土地或基础，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学上的 色彩。作为“基础”一词的口语同义词，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 疑的、传统的和“前思辩”的那种既有的确凿和可信。当然，家庭农场也是各种各 样的难以平息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家庭农场适得其 所，受到世代农民的检验，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所体认。同时，在家庭农场所属的 全部事物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达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边界、森林、牲口、家 畜、水、路等等。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农民把它当做系统研究的课题，然而，它却 构成了一个通常说来令人满意的经济的生态系统，于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 着千丝万缕的有意义的联系，以此保证了农场的稳定性和农民收成的稳定。不同于 今天的“大型农场”，传统的家庭农场是生机勃勃和自给自足的。尽管它也受制于 常见的自然灾害，但这不是它的过错——恶劣的天气、牲畜瘟疫、战争和其他巨大 灾难是在农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当然，现代化和社会科学拥有改善农业、提高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消灭最恶 劣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千种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些，包括现代化，要在一种相当的 谦卑引导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从中产生的适度性，这种 适度内在于个人经验和责任中的“本来的世界”。现代化不应该由服务于“科学世 界观”的新型农学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个人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妄 自尊大、骄横、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集体化”。30年前，它像 一阵旋风一样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个角落。作为其后果，一方面，是成 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里遭受蹂躏，他们被奉献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学乌托 邦的祭坛上。另一方面，是社会冲突和劳动强度的减少减轻，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 这还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于，当旋风把家庭农场从地球表面扫荡殆 尽之后的30年，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 人类每一次激进地、一劳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图取消曾经谦卑地尊敬的“本来的 世界”的界限，取消谨慎的个人知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将会为试图征 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样也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 出代价。事实上这些已经发生了。随着村篱和森林被砍伐，野鸟绝迹，农作物便失 去了抵抗害虫的天然屏障。大量统一管理的农田每天无可避免地流失数百万立方米 的表层土壤，而它们是经历了数世纪才积聚而成；化肥和农药已经灾难性地污染了 所有的蔬菜产品、土地及水。重型机器经年不息地压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气不能流 通导致贫瘠；巨型乳牛场的母牛因患神经机能症不能产奶，同时农业甚至更多地从 工业那里吮吸机器制造、人工肥料，在一个地区分工专业化时代增加运输费用等等。 简言之，情况可怕而没有人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将会有着怎样令人震惊的变化。 　　这是一个悖论：在科学技术的年代人们相信自己可能改变生活，因为他们能够 掌握和探索自然的复杂性及其运作规律。但到最后，这些规律显然悲剧性地揭示了 人们的失误，并使人们受挫。人们认为他们能解释和征服自然；但结果却摧毁了它， 剥夺了自己继承自然的权利。“脱离自然”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呢?归根结底，科学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身体不过是数百万有机微体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响，它 们一道构成了覆盖于我们地球的那个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圈”。 　　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而是科学时代人们狂妄自大的错，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 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人们取消了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联系的绝对地 平线，否定了他生活着的世界中他个人的“前客观”的经验，同时把个人经验和良 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纯粹是个人私事。人们视他的责任为一种“主观幻觉”，而 代之以现在已证明是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那种：剥夺了所有具体人类生活内容的 有关客观性的杜撰，一种所谓的对于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种假设的“历史必然性” 的抽象图式。所有这些幻想的极致是，人们可以构想一个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并在 技术上可以实现的“普遍的福利社会”，仅仅需要试验机构和工业及官僚主义的工 厂便可以将其转变为现实。数以百万的人们被奉献于这个幻觉之前，大多数人并没 有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他偶然置身于这个铁栏之外，并被猛然扔回他的“本来的世 界”。归根结底，这种想像中的移情现象，应该归结于被取消的个人所产生的偏见， 这样的个人不得不从属于科学、客观性、历史必然性、技术、制度和政党组织，以 及所有这些非个人的东西，它们当然不会出错。它们是抽象的、无人身的、功利主 义的，因而甚至是天生“无辜”的。 　　至于未来，如果说永恒的前景还没有彻底被驱逐到童话世界，但却被锁进浴室， 那么，还有谁作为个人去关心它，甚至为它担忧?如果一个当代的科学家虑及两百 年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时，基本上是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不可能去关心当下他所 研究的有关跳蚤的问题新陈代谢、脉冲的放射信号或地球的天然气储存将来会怎样。 而一个现代政治家呢?他绝对没有理由要关心这些，尤其是这会影响到他在竞争中 的机会，只要他生活在一个有竞选的国家。 　　二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 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 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 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 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 “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 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 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权力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减缩至仅仅是一种操纵技术的 过程，有着1000种面具、变种和表现形式。有时它是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有时它 是完全公开的；有时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时却又是残忍而直接。然而，总的来说， 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它是所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 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 　　统治者和领袖，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中曾经有过个人面貌和个人品质，在某种程 度上也曾为其自身的善或恶的行为负起责任，不管他们是建立在世袭传统、还是人 民的意志或战争胜利及阴谋诡计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他们被经理、官僚、党政 干部(专业的统治者、操纵者)和种种擅长管理、操纵和惑人技巧的专家所取代，他 们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 派的角色。这个专业的统治者是“无辜”的匿名权力的“无辜”工具，其合法性来 自科学、控制论、意识形态、法律、抽象性和客观性，总之，来自对于作为个人和 邻人的责任以外的东西。 　　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 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 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 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 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 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来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变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残余， 失去了全部绝对的意义；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权力成了“先验的” 和“无辜”的，因为它并不从一个“有罪”和“无辜”仍然有其意义的世界中生长 出来。 　　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表达。像别洛赫拉德斯 基指出的，非个人化的权力及其对人类良心、人类语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欧洲之外 传统即有关帝国的“宇宙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帝国，将其当作世界的唯一中 心，而人类不过是其财产)。但是正如极权主义制度清楚表明的，这并非意味着现 代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一件欧洲以外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 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 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 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一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 的西欧，今日正面对着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对它从前输出现在又回溯的扩 张主义是抵制还是认可，这种当代的两难处境说明了这一点。由来自欧洲的精神和 技术潜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着欧洲，那么欧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参 与这样完全不道德游戏的代价，来表明其要捍卫已失去的价值的决心?抑或欧洲应 该退让，从而显示出对于地球命运的责任感，并通过这种责任感的神奇力量，来影 响这个世界其余部分?就西欧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误莫过于 误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 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我们加以忽视，欧洲文明将不会致力于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欧洲自身的 理性主义传统中，它很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为一种地域性的试图建立普遍福利社会 的奇特做法，视其为某种邪恶的人拥有的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在同样的理性主 义传统中，这回是在马基雅维里将政治视作权力技术的概念中，人们可能视极权主 义制度纯粹是来自扩张主义邻国的一种外部威胁，可以通过适当的示威，便可以将 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浓烟滚滚的烟囱和解的人，因为尽管那儿又脏又难闻， 但它最终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必需物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 是那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艺学的范围便可以消除，如装 上一个过滤器之类的净化装置。然而现实情形呢，我相信将不幸地更加严重。污 染天空的烟囱不仅仅是可以修补的技术上的失误，或为更加美好的消费主义明天所 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种文明抛弃了绝对，无视“本来的世界”， 蔑视其命令。并且，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远比西方理性主义愿意接受的要严重得 多。 　　最重要的，它们是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镜，是理性主义自身深层趋 向得到奇特夸张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产物。它们是对理性主义 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启示的反映。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危险的邻国，也不是 某种世界进步的先驱；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驱”，这种危 机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欧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们是西方世界的未来科学研究一 个可能的话题，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将要侵袭和征服全世界，比这更为深 刻人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勾勒出的别洛赫拉德斯基“非个人化的末世学”的后 果。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 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 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 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 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 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 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 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 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 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 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 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 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 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 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 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 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 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 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 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 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三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 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 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 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 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 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 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 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 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 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 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 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 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 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 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 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 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 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 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 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 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 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 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 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 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 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 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 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 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 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 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 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 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 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使得 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 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 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 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 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 “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 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 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 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 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 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 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 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 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 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 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 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 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游戏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 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 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 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 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 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 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 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 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 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 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 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 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 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 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 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 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 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 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 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 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 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 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 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 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 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 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 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 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 “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 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 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 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 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 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 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SS-20 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 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 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 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 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 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四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 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 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 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 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 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 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 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 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 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 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 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 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 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 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 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 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 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 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 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 己正在说什么。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 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 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 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 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 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 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 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 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 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 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 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 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 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 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 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 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 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 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 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 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 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 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 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五 　　当受审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会感激 那些声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 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 　　我相信在“苏联阵营”中称之为“持有不同政见者”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 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权力堡垒下的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机 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达给有幸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 因此我们有机会以某些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 人类利益的意义去帮助它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为：我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 的，尽管本质上它无法事先计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虑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 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 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 展有何贡献。但显然我以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 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 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 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风呼啸 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和“本来的世界”来反抗非个人的权力，去揭示 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 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 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 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 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 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 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 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 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 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 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当扬·巴托契卡写《七七宪章》时，他用了一个概念：“无权者的团结”这个 词语。他想到的是那些运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自己的人性——来反抗 和面对非个人化的权力。这种“无权者的团结”将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团 的樊篱，超出传统政治的高级游戏，不去追求头衔和职位，从被权术家嘲笑的对象 ——人类良心——中创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关未来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 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1984年2月

故事与极权主义

［捷］哈维尔　崔卫平译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 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 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 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 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 。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 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 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 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 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 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 　　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 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 　　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 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 的消灭。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 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认为捷克已经从战争和谋杀中摆脱出来这不是实情。战争和杀戮采取了不同 的形式：它们从光天化日下无所遁形的公开事件转变成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 。人们在故事中读到的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尽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却仍 能不可思议地透露出人类生活的意义［此处有语病］），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 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 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 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 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 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 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 　　来自西方的参观者经常惊讶地发现对捷克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和艾滋 病并不是一种恐怖的来源，而更像是一个笑话的主题。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令我惊奇。因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 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 ，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 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 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 足为奇的。 　　这种无形的胜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 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否定人们从外面观察和理解其过程的可 能性。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直接经验它，要么你对其一无所知。某种恐吓 不允许对其作公开查询。 　　外国旅游者可能会形成这种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穷、更 枯燥，报界对在这里关掉他们的办事处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怎么能指望 没有事情可报道。 　　我试图揭示我们气喘病的起因和作一些本质的观察。 　　我试图揭示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故事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５０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 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 。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 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仍然可以有 时在街上看到他。 　　理想主义和狂热者的歌，极为激愤的政治犯，英雄受难——所有这些都是历 史的组成部分。５０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坏的时期，但是，在人类历史中 ，这样的时期有许多次。它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至少具有 与其他那些时期的对比，它仍然像历史。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这时代 没有自己的故事。 　　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权力的行动计划是称作“来自 危机年的教训”的一份文献，这是一个适当的标题；当权者真的从“布拉格之春 ”学到了一课。他们发现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之门打开之后事情会走得多远 ：极权主义者自己本身受到危害。通过上了这堂课，政治强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 目标：自我保存。这个目标本身有其必然性的过程，一种无意识的动力，所有直 接或间接操纵生活的机器扩展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形式，从此，没有什么留下来 可以供选择。 　　过去的２０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 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 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 有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 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 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背后，去 会见卡扎菲上校。 　　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 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甚至不需要因为有着一个更好前途的梦想而散布不满 的火热的乌托邦建设者。“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这个时代自己杜撰出 来的，它强调了这样一点：在这里梦想者已无容身之地。 　　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 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 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 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 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互相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 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 似，一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 。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 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 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 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 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 　　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 “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 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 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 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 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 　　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 　　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我记得７０年代早期捷 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 ，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 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 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 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 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 、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 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象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 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 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极权主义强权用官僚主义秩序来代替历史的生气勃勃和纷乱繁复，这样有效 地窒息了它。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 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 　　如我已经说的，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 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 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 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 的语言。 　　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结出起重要的果实，显 示其深刻的结果。 　　我们怎样来解释它？ 　　很简单：通过这个时代和这个制度深深的保守本质（在保存的意义上）。它 越是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得到好处，便越是奴隶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 则，这些看上去像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确定的。结果是，通过其无意识 的机械的运动，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畸形的现实。极权主义结构不断地巩固和完 善早已变成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权力的自我保存，但这是最好的保证，那些最初 意识形态中的遗传密码将处于活跃状态而不受干扰。那些为了“更高的目标”而 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因而可能威胁这个自动过程的幻想家已被恪受教条的官僚主 义者所取代，他们的确缺乏思想使其成为后期极权主义空洞继续的理想保护人。 　　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 　　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已经完全成熟，也不是某个疯子将原来设 计切除恶性生长的手术刀用来杀害那些健康的人们。 　　我们仅仅需要穿透各种刚萌发的理论枝芽的织体，便可以看到虚无化的胚芽 已经蛰伏在这个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心脏中：这个信仰认为它已充分了解这个世 界并已显示其真谛。如果这个信仰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对于其虚无化倾向的能量 从它对待历史的态度中最强烈地释放出来，还有什么奇怪的？ 　　它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 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 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 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 、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的王国，它 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独一无二和摸棱两可。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 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 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 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对于过去的虚无化同样也将未来虚无化了：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 ，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 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 、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 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 历史精神的杀害。 　　但是通过将它自己作为历史最终回归到自身的手段，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地 承认了它自己的毁灭。其主张是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 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 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 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 ，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 　　这种敌意是双重的：如果意识形态通过彻底解释历史而毁灭了它，那么历史 也以一种无可预见的方式呈现从而毁灭了意识形态。 　　当然，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 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事实上，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 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 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 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 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 —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归 根结底，极权主义权力因此而得以出生、断奶以及直至今天浸透着这种偏狭的意 识形态，它视多元化仅仅是一种被迫的邪恶，或一种形式上的俗套。这种核心原 则无非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始终贯彻和其空虚的完美肉身化。作为合法的产物， 这种原则利用意识形态的虚无化的能量，因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成功地付诸实 践。 　　目前我们社会深受其害的气喘病是这场战争的自然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狂 妄自大曾经向故事宣战，向历史宣战，因而也向生活本身宣战。 　　厌倦已经从历史教科书中跳出来而进入真实的生活。 　　任何羽翼未丰的极权主义首先试图限制和完全排除其他的权力源泉。开始是 排除政治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或稍后，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也随之消失 ，因为任何尊重这些多元化的权力将不是统一的权力。 　　这样，首先故事从公众生活中被赶了出去。 　　由于它自身特殊的重力——它的极权主义的重力——这个权力深化自己的极 权性质和扩展其范围。它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 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 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 ）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 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 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 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 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 　　当反对党被禁止和审查制度被引进，对故事因而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侵害不是 完结，而恰恰是开始。 　　因为它们更巧妙隐蔽，不直接的干涉有时更加危险，通常公众生活不是同私 人生活截然分开的，现代文明中无以计数的现象将这两个领域捆绑在一起，因此 它们变成一种两副面孔、两极和两维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生活。尽管有时候以 复杂的和隐蔽的方式发生，每一件在公众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私 人领域，当公众生活虚无化了，私人生活也被扭曲和彻底虚无化。每一种彻底控 制前者的措施对后者也产生致命的影响。 　　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 全部生活。 　　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 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 变成伪生活。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现在故事 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 ，当我在听这些不同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 界，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它们反 正不是极权主义虚元化的文献。相反，它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入性用叛逆 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这种消极性的压力。 不管在任何所讲述的故事中是否是有罪或是不幸占了上风，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面 孔是特殊的和个人的。当我从监狱中回来，我在某处写过在一个２４个人的牢房 中你可能遭遇到比几千人往的多层高接更多的真实故事。人们真实地受着气喘病 的折磨，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苍白的、奴隶般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牧群般 的公民，在监狱中并不会发现很多。相反，监狱变成一个将这样一些人集合起来 的地方，这是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突出的人，他们看起来是莫可名状地与这个社 会不协调，是执著之极的真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其顺从的人。 大概监狱总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突出的人们较大的集中地。不过，我相信我自 己在那儿所看到的也是在极权主义情况之下我亲身蒙受的。许多故事的性质进一 步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其逻辑是：这种制度所控制的工具的范围越广泛，清除个人化、 限制生活抓得越有力，便越彻底地将所有的独特事物推向正常生活的边缘，并最 终越出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监狱。将人送入监狱的镇压机关是一个有机部分，并 且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施加于生活的普遍压力的顶点：没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 其他的威胁将失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 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一一在捷克不可能有 这么多。 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 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 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 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 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 。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 弱在发达的极极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 附看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眉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 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 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 ，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 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 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入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 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 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极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 ，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主了没有自 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 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 ，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 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 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 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 　　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 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 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 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 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 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 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 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 。 　　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 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 萧条和衰退。 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 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 　　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 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 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 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 。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 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 和终结它自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 （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 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 　　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 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 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和自然的多元化，竞争的生产者和他们 的中介人的观念也将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供求关系的互相作用，劳动和商品市 场，自愿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甚至还有对创造的刺激及其衍生的危机，经济上 成功和失败的戏剧。作为一个生产者人们不再是经济故事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而变成一个工具。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国家是经济真理和权力的唯一拥有者 。每一个人都埋葬在集体经济上的“无故事”的匿名性当中。 当经济上的多元化消失，消费品市场竞争的动力也随之消失。中央权力嘴上 说说“满足不同的需要”，但是非多元化经济的压力迫使它恰好做相反的事：使 产品一体化，使商品标准化和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在这种人为的经济世界中， 差异仅仅是一种麻烦。 不仅是消费者不得不几乎依赖（像所有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样）并不是 他们自己生产的日用品，并且他们也没有不同的日用品之间的选择，不可能甚至 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表现他们的个性。他们全部拥有的是垄断的生产者所配给的： 配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 一套组合家具的设计者也许不是极权主义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却是无意 识地意识到其虚无化要求的人。他所具有的影响比五个政府的部长加起来还要大 。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而将他们的生活围困在他的家具之内。 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过火一点。如果仅仅是同一种类型的预制板的生产，那么 ，一种中央指挥的生产制度或许是最大的进步，从其中同一种类型的住宅将被建 造出来，这些楼依次配有同一种式样的门，门的把手，窗户，盥洗室，脸盆等等 ，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创造根据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发展规划而建立起来的唯一一 种住房类型，毫无变化的风景和令人遗憾的高低不平的地面。（当然，在每一套 公寓中，同样型号的电视机上演着同样的节目。） 　　难以觉察但是不可抵抗，并非故意然而不可避免地，每一件事情开始与其他 每一件事情相类似；楼房，衣服，工作场所，公共装潢，公共运输，娱乐形式， 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在他们自己家中的行为方式。 　　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标准化对生活及生活的节奏产生整齐一律的影响，将人们 愿望与厌恶、感觉经验和趣味的范围弄窄。它使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去光 泽。 　　在这样一种不幸中，故事变成可以替换的。 　　当一个有抱负的记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景在黎巴嫩，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果我们国家的一个公民想去国外旅游，找一份新的工作，换一换他的住宅 或温室，组织一次业余活动，他通常不得不从事一个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 进军，到各种官方机构为了那些必要的允许，执照，介绍，他必须经常降低身份 或保持沉默。这是一项累人的、枯燥和令人虚脱的事情。许多人处于厌恶，或担 心这将把他们拖垮，很快放弃了他们大多数的个人计划。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自己潜在的故事。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 是这个放弃自我的过程却开始于微不足道的理由。 　　因此显然，存在于人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细节中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是其虚 元化的另一个非直接的工具。在这里公共事务以一种十分“日常”但又是十分固 执的方式渗透到私人生话中去。我们每天所屈服的大量微小的压力比乍看起来要 重要得多，因为它关闭了我们被判为在其中呼吸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这还不足以令我们窒息而死，那样就可 以创造一个故事。 　　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极权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生活的方式。 　　肃清政治上的多元化剥夺了社会自我建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阻碍了多种利 益、观点和传统的存在。对精神上多元化严厉的剥夺使得一个人选择其与存在、 世界和他自身的道路变得十分困难，来自中央的文化和信息方面的控制将人们借 此成熟的眼界弄得狭窄，无条件忠诚的要求迫使人们变成其空洞仪式中的一个微 不足道的扮演者，人们不再是自发地和自信地参加集体的生活，而变成核心人物 自我实现所利用的工具。随时惩罚任何有创见的表达迫使人谨慎地越过那些潜在 的危险，一个空洞的、令人疲劳不堪的过程。极权主义控制之罗网影响了每一件 事，从个人上学到职业的选择到旅游的可能性，能否进行创造的限制，完全是个 人拥有的范围和方式。所有这些削减了人们不得不在其中行动的空间。中央权力 的绝对要求——仅仅在某个既定时刻为了实用的目的欺骗自身时才尊重这些范围 ——创造了一种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甚至没有人能够确信他所站立的土地， 或者他可以冒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将发生什么。这种权力的控 制超越了立法机关和法院系统行政上的权威，和事实上全能的警察结合在一起创 造了人们的不安全。管理机构的狂妄虚荣，它的匿名性质，在这个不露面的伪责 任的制度中个人责任的消灭（任何人可以为任何事提供任何借口，或为任何事受 罚，因为中心化的权力其意志不认可任何与个人争端时的仲裁人）创造了一种无 助的感觉和削弱了人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意志。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更微妙的——居住在我们气喘病的背后。 　　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每一件事情正像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那样：人们工作、说 笑话、做爱、死亡。在这个表面之下一种毁灭性的疾病正在蔓延消耗。 　　“当那入死时打电话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会死。然而，隐瞒他的病等于促使它的传播。 　　近几年底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几部很好的喜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中有两部甚至还获得舆斯卡提名。 　　然而不管我如何欣赏这些影片，我不可能受这种感情的震动，有什么地方不 太对头。美国观众，他们没有受害于这儿流行的每日的气喘病，因此看不出来其 中的问题。 　　这些电影共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一个重要的间题是：他们所讲的故事缺乏历史背景，不管这些影片运 用怎样表面上的和装饰性的技巧暗示某个特殊的地点和瞬间，它们看起来像是存 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它们所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极权主义压制取消历史真实性有两种方法：直接的——通过审查制度和自我 审查，两者都发展出一种对可能获得生活的历史尺度的任何事情的老于世故的敏 感；非直接的——通过生活本身中历史真实性的毁灭。当然，每一种全球性的对 历史的概念的抨击正在发生，要抓住其一瞬间的历史品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 意味着试图讲述失去故事的故事，气喘病的故事。 　　这双重压力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力转向私人生活。但是，如我已经讲 过的——在今天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在极权主义之下）是不可分割的， 它们像两个连接起来的容器，如果一个遭到否定时，另一个不可能真正地代表。 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表象和一个谎言。 　　实际上，被人为地削减为纯粹私人范围的生活图景（或者提供公共范围表面 上的暗示，而每一件事基本上围绕私人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奇怪的轶 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一种虚构的谎言，一种从成千上万 个活生生的个性中编造出来的杜撰。在这样的描述中，连最私人的生活也古怪地 遭到歪曲，有时候达到这样的地步：一种对于逼真的麻痹了的要求变成难以置信 的离奇古怪和自相矛盾。这种要求之所以这么强烈：潜意识中要求对其对立面— —真实——的缺席进行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好像被剥去了它的内在张力，它 的悲剧性和伟大，它的问题。所有表面的特征漫画化得越精彩，这部作品便越失 去其要害。通过模仿生活而歪曲了它。个人的笔迹代替了素描。 　　在我说的这些影片中，我未曾看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政治细节的缺乏 。来自政治现实的某些细节仍然有，有时候对作品很有效。我没有看见的是另外 一些东西：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主题的问题：我完全 可以想象一部分仅仅关于爱情和嫉妒的电影，但在那儿这种自由不一定缺少。 在纯粹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出品了几部流行的喜剧电影。它们在无历史 性和由此带来的不真实上是很显著的。这里再次不是主题哪儿出了问题：我发现 缺少的不是来自集中营的景象。我未看到的是一种内在自由，并且让人感到它们 的幽默只是将必须做的事情弄得像是出于好心的一种圆滑的方式。 　　你最后总是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今天捷克喜剧电影在国内的成功有疑问的一面。人们在其中发现一种古怪的 安慰：他们的幻觉得到进一步的确证，气喘病并不真正存在，但在这个意义上它 恰恰是存在的，他们可以和它生活在一起；并且这也并不重要；并且他们的生活 并不像他们在某个坏的瞬间看起来那样遭到破坏。这是抚慰。 　　这些电影讲的是罕见的故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展示在虚无化压力的背景之下 这些故事被带进生活。人们激动地发现故事仍然存在。他们欢欣鼓舞，结果是自 己骗自己：他们忘记了这故事仅仅在银幕上，那并不是他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这种艾滋病病毒。 　　然而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逃脱的地方，没有余地，没有人可以免受虚无化 病毒的侵害。 　　在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比处于其中受其害的人更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气喘病 的症状。它就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面孔。我们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这张 面孔，但是一个外来的访问者将更受其震动。 　　登上布拉格地铁的自动电梯，观察从对面走过来的入群的面孔。这趟旅行是 平常激烈的竞争生活的一个停顿，是生活的突然中断，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更 多地展示我们自身的一个凝固的时刻。也许这是那些“真理的瞬间”之一，一个 人突然超脱于所有联系之中。他在公众当中，又和他自己在一起。走过去的流动 的面孔是空洞的，紧张的，几乎是呆板的，没有希望，没有期盼。那上面的眼睛 是毫无生气的。 　　或者去观察在商店里、在办公室、在电车上人们怎样互相对待的方式。他们 倾向于阴郁、自私、粗暴和不通融；对收款员来说，顾客常常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他们一边提供服务一边互相交谈。当被问及一个问题时，他们厌恶地回答（如 果他们还知道一个答案）。司机们互相咆哮，人们用胳膊肘推着往前走并互相厉 声地说话，官僚们从来不在乎多少人等着要见他们，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他们 经常说好一个约会又不遵守。从帮助别入中他们得不到乐趣，而不能帮助也不遗 憾。他们能对一个恳求者的脸“砰”地把门关上，半途打断他的谈话，如果这些 官员不是这样经常地永远延误，将不会这样压抑。 　　或者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们：他们大多数行色匆匆，脸上布满忧虑，对周围的 事情漫不经心。安宁的、欣喜的和出于自然的感觉已经丛街上消失。傍晚或者夜 晚街上空空荡荡，如果你碰巧看到一小群松弛、高兴的人们，他们多是外国人。 　　温暖、敞开、善良、谦虚的友谊从日常的公共交往中消失。每个人的头脑中 仿佛只有一件事：去什么地方发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冷漠和粗鲁四处蔓延，甚 至在餐馆里人们好像也缄默不语。为了留心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低声说话 ，检查证实有没有其他人在听。最普通的餐馆是自然的友谊最后的绿洲，它们如 今更情愿在郊区而不是城里，这些是一个人在牢里回忆的地方。但是即使在这样 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到那里去纯粹是为了喝醉。 　　在所有这些事的底部潜伏着一个不是明朗的但却是问题的关键：人们不是神 经过敏，忧虑，恼怒，就是冷漠。他们看上去好像在等待从一个意外地方来的打 击，镇静和坚定被侵犯行为所替代。 　　这就是生活在一种连续的威胁之下的人们的问题所在。 　　这就是生活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人们的问题所在。 　　是一个不被允许生活在历史之内的社会的问题所在。被裸露在极权主义核放 射之下人们的问题所在。 　　当然，生活在继续。它以许多方式抵制操纵，改写它或者寻找对付它的途径 。为了能够发展，缝隙总被发现。在可能的地方生话的质量在提高，甚至在这种 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总有将自己进入故事的道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 以我们的行动书写我们的故事。 　　我并不是在描述类似人类末日的东西，而是试图对生活反对虚无每天展开的 难以觉察和无法预料的战争引起注意。 　　我试图想说故事和历史抵制虚无化的斗争正是它自身之内的一个故事，并且 属于历史。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讲述它，因为传统的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对我们不 适用。我们也不知道支配我们的变形故事的法则。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或什么东西 是故事的主要反面人物（这肯定不是那权力中心之内的少数人：他们也是某种更 大的东西的牺牲品，就像我们）。 　　这是显然的，我们必须讲述我们气喘病的故事，不仅是人们正在从中死去的 事实，而且是他们还没有死去的事实。 　　剩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做。

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与弗朗蒂塞克·克瑞杰相伴，仔细筛选所有关于他的资料， 阅读他的个人笔记，他的讲话和他的书信，与此同时，我一直在重新体验我们的单 独会面，沉思这个人。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奇怪的问题钻入我的思想：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悲剧 人物，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一个悲剧角色吗? 　　如今，我们好像是被赋予了双重的生活方式。像过去一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熟悉的、日常世界中真实的人。然而同时，我们又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组成材料，我 将其描述为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胡言乱语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厉害了)。在 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在“人人”和“为人人”的名义下去做，这个“人人”是“ 首要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唯一真正关心的。因此好像我们以两种分离 的姿态在生活：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和作为某种理论和报 告的抽象般的东西而活着。然而，当人们越是夸张这种“我们”的利益，—— 不 管是出于真正的着迷，还是虚伪、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们作为真实的人便越加 受害弥深。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是坚定地站在真实的人们一边的人。他熟悉个别的人们并 终日为他们服务——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和战场上，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邻居或作为一 个政治家，他念念不忘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根据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事，从而拒 绝让自己被政治所异化(这就是他何以在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为自己赢 得了声誉)。 　　这是肯定的，他为人们做了无数的事情，如此之多没有人完全知道，因为他不 愿同人谈起它们。这也是肯定的，他还有那些没有去做的事。例如，他从来没有成 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尽管有压力让他这么做，他有意识地拒绝接受在他的位置上 可以得到的特权。他不希望自己和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隔绝开来，他从来没有将这个 世界中的人们和抽象的人混淆起来，后者是如此容易乞灵于那些对真实的人们的兴 趣永远不超出对他们自身兴趣的人。 　　克瑞杰是一个不摆架子、有胆识和宽宏大量的人，他深深根植于这样一个世界， 于其中善恶与否、正派和卑鄙与否、忠诚与背叛与否的意识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花 招、实用主义政治的算计或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败坏，马氏的学者总是有说服力地 显示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决定克瑞杰的生活道路的——作为一个公民、医 生或政治家——是对于真实的人们含蓄的爱，和对于自身人类良知的忠诚。 　　我相信他这种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不可能仅仅被解释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 它必定来源于一个更深刻的考虑(尽管是无意识的，对此，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承 认的)，即对于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表面之下的秩序的沉思，和对于转瞬即逝的东西 一种持久性的解释。我涉及到的是超越所有个人“头脑”的东西，换句话来说，是 真正的人类责任感唯一的理性根据和解释：这种责任感不需要现象世界任何人的认 可。这么一个1968年8月为我们民族整体挺身而出的唯一的政治家，后来在大街上 对一名牺牲在外国入侵者手下的受害人表示赞美——他相信没有人看见，这不是偶 然的。 　　我提到的每件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成员，但并不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 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伟大之中，存在着悲剧的一面。 　　显然将一个人的生活转变为帮助具体的人们的善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 有这样的情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也有着敏锐的头脑和不可能被愚弄的良知， 却把帮助别人的努力当做逃避和自我欺骗的手段。仅仅去扶助个人的不幸很可能成 为不去承担更深入和更重要的责任的借口，以此不去寻找他们生活的根基和理解更 广泛的复杂性。 　　当一个人有受穷的经验，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经验，而又作为一个 试图去寻找在个人关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过教育的人，克瑞杰在他早年生活 中便意识到他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好邻居、好医生而面对人类苦难，如果他对自己 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试图去理解苦难的社会背景和发现解决它的社会途径。换 句话说，他不得不进入政治。 　　当他到了成年，他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迷人的前景：有一个政治运动既提供 了关于这个世界中的矛盾的贯穿的一致的解释，也提供了解决它们的完整纲领。更 进一步，被大声说出的这个纲领的“科学”基础，它要求现代理性精神，而同时， 又自相矛盾地提供一种人们自古以来总是需要和寻找的信仰的变种(对持有这种观 念的人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这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一 名共产主义者，他在西班牙和中国与法西斯作斗争；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活跃 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之中，并参加了1948年2月共产党的权力接管；作为一 名共产主义者，他在本国和古巴组织了公众健康服务；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作 为国会议员而工作，尔后成了共产党的上层官员。 　　克瑞杰这种性格的人，如此深深依恋真实的世界和偏爱其中真实的人们，对日 常世界真实的生活着的人们，其前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有深刻的领会，怎么可能忍 受意识形态的信仰及其政治手段和要求?怎么可能忍受将想像的世界提升为超出通 常的人类情感和感受之上的更高利益和普遍观念(其成功部分是因为这个秘密)，然 后迅速地加以操纵?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接受一旦需要的话，这种运动可以无视这 种通常的情感和感受，将其当作十足的迷信和自我欺骗?对于真实的人们毕生的重 视怎么可能与一种建立在关于人的抽象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共存?在弗朗蒂塞克· 克瑞杰这里没有机会主义、马基雅维里或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我不能想像在他的 良心和意识形态及党的要求之间他会作出哪怕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的妥协。如 果他能那样做，他将既不是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仅仅是一个可 怜可鄙和平庸的人。 　　导致他命运的悲剧方面的东西，不仅在于他真正的良知、可靠和忠诚，也在于 他的信仰。这就是说，所有他不得不在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之间作出的妥协，总是 内在的、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如果可能的话。其中部分无疑是对我们国家有益 的，至少相对来说：五十年代他勇敢的立场、六十年代他改革的努力、1968年他的 英雄主义、他始终反对胡萨克的极权制度和赞同《七七宪章》，另一方面，许多他 的妥协无疑是有危害性和遗憾的，如在哥德瓦尔特领导下的厉行垄断中所扮的角色。 但是，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使得克瑞杰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准确地说是这 样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妥协不是源自阴险的自身谋利益，而是在所有问题的处理上 都是真诚的和始终对自己是真实的。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儿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永远不能忍受不公平 和非正义，但是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必须忠实于一个对如此众多的不公平和 非正义负有责任的一个党。他怎样坚持他的信仰并阻止罪恶?这是一个意欲在此 时此地以具体的方式帮助人们的人，而同时，却要与一种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种 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指出明天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为任何时时刻 刻的罪行辩护。 　　这是一个相信所有人在心灵上和灵魂上都平等的人，但却是声称其成员高于所 有其他人的一个党的成员。做这么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在他的良心上还是在 党内。实际上，和其他忠诚的党员一样，他发现这是一个始终不断的困难。在西班 牙，党贬斥他的无畏斗争，在50年代，他受到迫害，1969年他被开除，并冷酷无情 地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能够显示其全部没有道德的，是没有为他安排一个尊 贵的葬礼。 　　但是，尽管有这每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他面对在他 的信念和自己的人类天性之间悲剧性的裂隙，是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赋予共产主 义制度以人性，令其可能最终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相符合。但是，甚至是这种妥 协也保留其悲剧性的矛盾：说到底，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 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 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 组织? 　　当我阅读克瑞杰多年以前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时，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悲哀所压 倒，它们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无可救药地包裹在一种政治偏见之 中，充满着当时的流行术语，和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在相信能够进行某种制度方面 的改革，而这些东西其内在的目标是排除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广泛的探索，并非引入注目的活动，包含这样的危机并从未具体地实 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机会主义和个人野心的行为。 　　多年以来，弗朗蒂塞克从内心真正地相信，将更为人性的东西注入一种非人性 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最终，严峻的历史教训和无数深深的失望有力地转变和 弄窄了他的政治信念释放的范围。逐渐地，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信仰中许多陈腐的教 条和意识到他原以为极神圣的东西中阴暗的方面。借助他的正义感和灵魂的正直， 他一度追寻的那种意识形态体系其粗野和令人反感的性质逐渐地对他显露出来。 　　这是怎样一个悲剧性的过程!一个人曾经以如此热情坚持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付 出这样多的牺牲，却必须与之断交，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据我所知，克瑞杰从 来没有表露过他的烦恼、失望、疑虑和绝望。他将痛苦咽在肚里，像一个男人。在 他的同伴中，他总是激励的来源，并且从来不要求任何安慰以作为回报。他对此足 以自豪。这也许使得他内心所发生的更加难以忍受。 　　当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信仰：他将全部生命都献身于社会主义，至死 都相信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变成什么样，至少在它的列 宁主义变种中，它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什么东西：通过国家作为所有劳动人民的雇主 和剥削者所实行的全面统治，对生活所有方面的中心控制，和最拙劣的资本家所能 想到的那些。一种从起初就宣称它将逐渐废除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果是造成了自古 以来最强有力的国家：极权主义国家。“被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最终只能是对其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享有权力的同伴投去嫉妒的一瞥。 　　这个意识到他的信仰的全部内容的人，在他使命的晚年，哪种社会主义适合于 他?在所有这些惨痛的经验之后，这个词能对他产生什么想像?一种由绝大多数人经 济自主的统一体?由其雇员所拥有的企业?经济上的自治?市场调节?合作的和小范围 的私人企业?他肯定意识到如果没有不受到限制的政治上多元化，要想实现经济上 真正的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眼中，这样一个概念怎样与社会主义一 致起来?说到底，就共产主义所关心的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服务于权力垄断 的一个符号(对他来说，任何威胁过去是，现在也仍然被说成“借助反社会主义势 力摧毁社会主义”)。他是否赞同其他的概念如社会主义民主，而放弃传统的共产 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我不知道，我只是盼望能就所有这些问题和他进行一次坦率深入的谈话。甚至 我在鲁兹纳监狱(某日天亮不久他们叫醒我把我带到我父亲的葬礼上)我仍然打算， 一旦我出去，我就要邀请他和他的妻子诺娃，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但这没有实 现：在我们上诉审理的一个间隙，我的被告同伴奥特卡·别德纳诺娃低声告诉我， 他已在最近去世。 　　现在我所能知道的全部只能是推测。我有这种感觉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弗 朗蒂塞克·克瑞杰像我和那些因为语义上的含混早已放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 许多人一样，具有组织起社会最好途径的那种概念。 　　尽管他从前没有放弃过这个词。为什么?我感到惊讶。在他生命的终点，难道 又重新回到他的起点——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然而是以某种方式重新设想 过的?或者“社会主义”这个词，像其他的词如“同志”一样，是富有魔力的象征， 是他发现不能与之分离的一种东西?他依恋它是作为他生活中道德上贯穿一致的一 种象征?如此说来，或许是他先前的理想和激情，他早年的斗争，他历史的证明的 一个纪念品?它是他用来和西方他的欧州共产主义者朋友之间的一个联结，这些幸 运的无辜者没有这种经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是对他们 来说这仍然是有关未来的一个温馨芬芳的词?或者对他来说恰恰正好是一个更好的 世界的名称?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个性、成就和命运中存在悲剧矛盾不只是他个人 独有的、甚至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才有的。它们浓缩和象征着许多更深的矛盾，也 许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矛盾。 　　我将借助指出这样一些问题间接地涉及到它们。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受 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个活跃的 角色吗?还是他们总是必须，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从属于那个意识形态的、 教条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样接受各种教条和胡言乱语?对他们来说，相 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够?还是也必须相信某些不再是纯粹和单 纯的东西，诸如他们自己的政党?在这样一个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 上的现实”、追逐权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反抗的——简言之——现代文明的喧嚣 的世界上，那些内心纯粹的人们，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能否达到权力的顶峰?在这些 领域中这样的人能成功吗?还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妥 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暂时 看来符合他们的良心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可能转而反对他们的东西?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完全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政治家— —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们，尽管其 命运经常是悲剧性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像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所知道 的国家领导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义者，说着僵尸般的语言，他们坐在开得飞快的 轿车里驶过大街，或者偶尔在电视里念那种绝少承担真实生活的冗长乏味的陈词滥 调。值得为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写一本真实、令人信服的书，不仅是对现在的年轻 人有好处，也不仅是保留一个杰出人物的记忆，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对于他们所生 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对他们的前辈为什么这么做有更好的了解，知 道更多关于他们的问题、理想、想像、成就和失败。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意识到， 并且最终，可以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政治家并不必然是嘲笑的对象，也可以是令人 尊敬的对象。 　　1988年1月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医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 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1979年去世

1990年新年献辞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 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 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 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 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 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 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 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 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 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 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 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 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 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 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 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 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 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 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 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 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 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 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 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 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 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 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 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 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 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 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 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 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 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 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 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 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 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 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 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 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 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 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 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 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 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 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 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 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 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 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 (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 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 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 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 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 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 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 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 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 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 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 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 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 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 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 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 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 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 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 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 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 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 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 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 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 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 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 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 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 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 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 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 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已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 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 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 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 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 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 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 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 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 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 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 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 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 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政治、道德和教养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周围存在着某些听上去是荒谬的和充满幻想的说法，其中 有件事与我有关，即我有责任再三去强调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 值和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意义，包括经济活动，并且去阐明如果我们不在 自身之内尝试去做、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并培育我称之为“更高的责任”，我们国家 的事情真的会变得很糟。 　　当自由回到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产生了一些必然会产生的东西。其中某些是 我们预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远为严重：各种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类 恶习巨大地、令人眩目地总爆发了。许多成问题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 类积习，多年来暗中受到鼓励，同时也在压力之下微妙地服务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日 常运作，忽然从它们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独裁政权曾给 这些恶习建立了某种秩序——如果这样表达是正确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使它 们合法化)，现在这个秩序崩溃了，但是去限制这些恶习并自愿向全体社会负责的 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秩序需要若 干年的发展和培养。 　　于是，我们便目睹了一个怪现象：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 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犯罪在骤增；当历史翻转时，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污水，总 是从集体心理的隐蔽领域中滋生，眼下已经侵蚀到大众传媒，尤其是在低级趣味的 报纸中。然而，还有其他更严重、更危险的症状：民族之间的仇恨、猜疑、种族主 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迹象；纯粹为了某种利益进行的拉选票、毫无节制的和轻率 的斗争，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来的狂热，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门的劫掠， 不同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出现，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节制和理性。还 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 人不安的空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将其填补起来。 　　只要环顾我们的政治场景便已足够(其中缺乏教养仅仅是更为广泛的教养危机 的一个反映)。离1992年6月的选举只差几个月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包括议会 中极为重要的立法辩论，都在竞选之前的阴影下发生，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 为博得迷惑的选民的好感而提出许多五颜六色、漂亮但毫无意义的东西。政治对手 们之间互相指责、恐吓和诽谤无边无际。一个政客仅仅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就 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党派考虑显然比实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更为重要。报纸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张扬丑闻所取代。出于好意支持政府简直是可 耻；出于恶意踢他一脚反而值得称赞。嘲笑那些宣称支持另一党派的政治家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借口指责别人从事阴谋、没有能力、有不光彩 的过去或存有不良企图。 　　蛊惑人心的活动盛行，甚至是一个人向往自主权这样自然的要求，也被纳入权 力的游戏，并向公众说谎的竞争比赛。许多所谓的“中央管理干部”的会员们直到 最近，还在假装关心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却几乎在一夜之间摘下了他们的面具， 公然变为投机者和窃贼。许多曾经令人畏惧的共产主义者现在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资 本家，公然无耻地当面嘲笑那些他们一度答应要维护其利益工人们。公民们越来越 厌恶所有这一切。可以理解，他们的厌恶针对他们自己选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 上可疑的人利用这个局面，为讨好公众，抛出诸如将整个政府扔到伏尔塔河的主意。 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 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状态，仿佛不知道它们 依靠什么，从何处开始，在何处或怎样发现有意义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 道，鼓励它和为它提供空间，或赋予其希望。人们说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什么样的政 治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正确的；政治家的确是他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潜力 的一种具体表现。非常矛盾的是，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社会是其政治家的 一面镜子。一般来说，是由政治家来选择释放哪些社会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们来 选择依靠每个公民的善还是他们的恶。(我们的)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 品质，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这样的政权和我们应得的东西相去太远了，这也正 是我们面临新的状况所提出的责任。因此，那些身处政治中的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状 况担负着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发掘社会中最好的东西，发展和加强它们。 　　顺便地说，甚至那些以其短见和怨恨经常令我生气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数并 非就是恶毒的。更毋宁说，他们缺乏经验，容易受一时一地机遇的影响，受潜在倾 向和流行习惯的摆布，他们并非自觉地卷入了坏的政治漩涡，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摆 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将承担的风险。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总是试图在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到一 起：政治和道德。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话，我一生中都在听这种东西。80年代，一位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捷克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批评《七七宪章》中的“ 反政治的政治”，尤其是我的文章中对这一条的解释。困陷在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的谬见中，他相信作为一个学者，他已科学地解释了整个世界历史。他视其为一部 暴力革命和恶势力斗争的历史。而如果不靠武力，不靠对权力的欲望及政治阴谋， 凭借真理的力量、真实的力量、自由精神、良心、责任感的力量来改变历史的状况， 便大大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当然，如果有人将正派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上 层建筑”，他将永远不能以正派的意义来理解政治。 　　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 武装革命为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 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 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 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 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我们从前的政权是被生命、被思想、被人类的尊严推翻的。我们最近的历史已 经证实那位加州的捷克教授错了。同样地，那些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舆论、道 德在其中无法容身的人真正是大错特错了。政治阴谋不是真正的政治，尽管在一段 时间内也许在表面上说得过去，但不可能带来最终成功的希望。通过阴谋，一个人 也许能变成总理，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社会。  　　我很高兴自己远离同他人的政治阴谋，我将不与这些人竞争，当然也不去使用 他们的武器。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 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 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 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 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 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 above 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 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 　　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 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 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知道并非只有自己意识到 这些失败。 　　作为总统，我所做的，难道不是仍然保持对这种政治理念的信仰，并且至少部 分地将它实现(归根结底，没有后者，前者不是可想像的。不去将部分我的理想付 诸实践只能有两个结果：或者我被从总统府扫地出门，或者我变成一个心怀叵测的 家伙，面对漫不经心的听众胡吹海夸——这不只是有损体面，也是更为不诚实，因 为这意味着另外一种辞职的形式，对于我自己和我的理念的背叛)。 　　像在别的每件事情中那样，我必须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即在任何情况下，争取 做到正派、正直、宽容和理解，同时力争反对腐败和欺骗。换句话说，我必须尽最 大可能和我的良心保持一致。实际上，我经常听到一些忠告，说我应该更加“策略” 一些，不要对每件事马上表态，要学会巧妙地掩饰自己，不要害怕去乞求某人，哪 怕这违反我的内心，以及要和反对我的人保持距离。在为巩固我自身的利益中，我 多次被劝告要认同某人追逐权力的野心，要去讨好某人因为这会使他高兴，或者不 顾事实地去排斥某人，因为别人不喜欢他。 　　我还听到另外一种劝告，我必须变得更强硬、更果断、更权威一些。出于良好 的动机，我不必害怕偶然地拍桌子，对人大喊大叫，以及激起别人稍微的恐惧和颤 栗。但是，如果我想保持对我自己和对于我的政治概念的忠诚，我必须去听这样一 些忠告：不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精神健康的考虑(它可能完全被看作一个私人的、自 私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根据我最关心的对象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坦率不可 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可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 能通过权威命令而建立起来。当然，我并不能肯定坦直、真实和民主的精神是否取 得成功，但我知道怎样不会取得成功，即采取和预料的结果相抵触的途径。正如我 们从历史中知道的那样，这是将我们从一开始就寻求的结局排除在外的最好方法。  　　换句话来说，如果存在最起码的成功的机会，唯一的途径就是追求正派、理性、 负责、诚恳、有教养地和宽容地去做。我意识到在日常政治中，这并非被认为是最 有效的办法。但是我有一个优越条件：在我许多坏品质中，我恰如缺少一种，即对 于权力强烈的欲望和爱好。由于不受此束缚，比起那些牢牢抓住他们的权力和位置 不放的人，我从根本上要自由得多，并且这使得我沉迷于不使用手腕的奢侈之中。 从那古老的熟悉的训诫：“生活在真实中”，我看到前进的唯一的道路。但是， 当一个人成为总统，将如何去做，如何付诸实践?我看到3种基本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大声重申某些事情。我不想重复我自己，但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的许多公开言论中，我感到我必须重复分析和解 释所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尺度。并且这也是事实，在我的工作中，当我遇到一个问 题并试图作深入分析时，我总是发现存在某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如冷漠、意识不到 个人的错误和愧疚、不愿放弃个人的某些地位和好处、嫉妒、无节制地自大等等。  　　我感到人们中沉睡的善意需要被激发。人们需要听到行为正派、帮助别人和置 共同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尊重人们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被 大声地告知这一点。他们想要知道“最高层”的人们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需要感 到自己是得到支持和确认的，是有希望的。善意渴望被认可和被培育。善意的发展 壮大取决于它必须听到整个世界都没有对它加以嘲弄。收听我对全国广播讲话节 目的普通听众，经常要求听到关于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思考见解。 因为怕过多地重复自己，我偶尔省去这些内容，但是人们总是再三要求听见它们。 我从未试图给出有关如何对付他们身边恶行的具体建议，即使我想要那样做也不可 能，但是人们想要知道正派和勇气不是无谓的，在与肮脏的诡计作斗争时有时必须 冒风险。他们想要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不是被遗忘和被勾销的。 　　第二种可能性：在被称之为高级政治的世界，我可能试图在我周围创造一种积 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宏大量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 相信任。在这个领域，我远非是那种决定性因素，但我可以拥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  　　第三种可能性：作为总统处于我的位置上，我拥有直接的政治影响。我必须作 出某些政治决定。于其中，我可以而且必须带进我的政治理念，注入我的政治理想， 那些有关正义、正派、克制以及我称之为“道德国家”的近期目标。当然，我的成 功与否是由别人来评价的，结果也总是参差不齐，因为像任何别人一样，我也是个 难免有错误的人类成员。 　　记者们尤其是外国记者，经常问我“生活在真实中”、“反政治的政治”是什 么意思，或者政治从属于良心如何可能，如何将其付诸实践。他们很想知道，当我 身处高位时，我是否必须大大修改以前我作为一个前“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治的期 望，换言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从“持不同政见者经验”中提出的标准，现在是 否仍然适用。 　　可能有人不会相信，在我担任总统两年来，这片国土上充满了那些稳定的国家 的总统做梦也没想到的各种问题。我完全可以说，我从未被迫撤消我从前写下的任 何东西，或改变任何看法。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确实是这样：不仅我没有改变 我的想法，而且它们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尽管有着我每天必须面对的政治烦 恼，我仍然深信政治并非本质上即不光彩的事情；就其不光彩的一面来说，只有不 光彩的人们令政治不光彩。我得承认，比起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来，政治更能诱惑人 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它对人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说一个政治家必须撒谎或 搞阴谋，那是不切实际的，那简直是荒谬的说法。出于某些原因，总是有人散布这 种说法，借此打击别人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当然，在政治生活中，像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可能对任何人把任何事情说 尽，并且那样也毫无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说谎。你所需要的全部是得体， 是适合的直觉和良好的趣味。“高级政治”中的一种令我惊异的经验是：这主要是 一个形式问题：知道话说多长，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如何有礼貌地表达你的对手 可能不愿意听的话，永远知道在某一既定时刻说出最重要的东西，而不说不重要的 或无关紧要的东西；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伤害别人；如何去创造一种友好 的气氛来使复杂的谈判变得轻松；如何将谈话继续下去而不要刺探对方或表现冷淡； 如何以更轻松、更缓和的话题来平衡严肃的政治问题；如何审慎地安排你的官方旅 行，知道什么时候不去某地更为合适，以及什么时侯应该坦率，什么时候沉默不语， 以及它们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并且还不止于此，这就是说对于时间、时代气氛、 人们的情绪，他们担忧的实质和思想状况要有恰当的直觉，这也许比社会学的调查 还要有用。受过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文化等教育是任何政治家的宝贵 财富，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财富。这样一些素质如同情 心、与他人谈话的能力、洞察力、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而且也能敏锐地体察人性， 会与人交往以及一种适度感，所有这些在政治中十分重要。我并不是说自己拥有这 些素质，老天宽恕我，决无此事。这仅仅是我的观察。 　　总之，如果你心术正，有良好的趣味，那么你不仅有资格从事政治，而且命中 注定要从事政治，绝对属于这一领域。一个政治家不在于有说谎的能力，而是需要 敏感，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怎样去说必须说的话。认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不属 于政治是不符合实情的；如果在原则之上，再加上耐心、谨慎、分寸感和理解别人 的能力，那么便已足够。认为只有冷酷的犬儒、虚荣、无礼、粗鄙的人才可能在政 治上取得成功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样的人容易被政治所吸引，但实际上，正派和良 好的趣味总是占上风。我的经验和观察证明了政治作为道德实践是可能的。然而， 我并不否认踏上这条道路并非容易，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我的政治理想出发，我将强调文化作为我的政治实践中每一条可能的道路， 这是显然不过的。在“文化”这个词可能拥有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她应包括被称为 来自“日常生活”文化的每一个方面，或曰“教养”——相对于我们所说的高级文 化诸如艺术和科学。 　　我并不是说国家应更多地补贴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实践的文化活动，也不是说 我同意许多艺术家拥有的某种愤慨和恐惧，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摧毁文化并最终 要毁灭文化的阶段。我们大多数艺术家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社会主义国家没完没了的 慷慨。它资助了一大批文化机构和部门，对一部电影要耗资100万还是1000万克朗 毫不关心，甚至不去在意到底有没有人看它。它也不去管到底有多少无所事事的演 员在其工资名单上；主要的是每个人都在上面，从中拿钱。这样的国家比那位捷克 -加利福利亚哲学教授更知道在知识界和精神领域隐伏着巨大危机，它知道通过荒 谬的慷慨来首先安慰谁。国家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失灵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扔下 了大把的贿赂、奖金和头衔，艺术家们还是首先起来造反。 　　喜欢记住从前的社会保障的艺术家们恋旧的抱怨并不能使我动摇。文化必须— —至少部分地——知道如何自己寻找出路。其中许多必须通过免税、基金会、发展 资金等诸如此类的途径获得经费，也就是说，寻找适合她自身的多元化和自由的途 径。艺术和科学的资金来源越多样化，这些领域中便越有竞争性并面貌纷呈。国家 将以某种适度的、经过公开调查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支持某些文化方面的事情，如 真正具有民族个性和代表这片土地上文明传统的东西，它们不可能通过市场途径来 保存。我想到的是那些遗址(不可能通过将其变成一个旅馆来保证每一个城堡的维 修，也不可能指望旧贵族们为维护家族荣耀而回来维修它们)、图书馆、博物馆、 公共档案馆等这些机构，实际上它们今天已处于令人吃惊的失修状态(况且前“遗 忘的政权”故意毁坏这些有关我们过去的重要见证)。此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难以想象大教堂或一般的教堂将有办法恢复所有小礼拜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建筑， 在过去40年内，它们已遭到破坏，它们是整个国家文化保护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大 教堂的顶端。 　　我提到所有这些只是开个头，而我主要的论点并不在此。我视之为十分重要的 我们和文化的关系不仅指它作为许多人类活动当中的一种，而且包括在最广泛的意 义上——”每一件事情的文化”方面，即人们行为方式的普遍水准。我主要是把它 看作人民之间的联系方式，即存在于强者和弱者之间、健康的人和病弱的人之间、 年轻的和年长的之间、成年人和孩子之间、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 老师和学生之间、官员和士兵之间、警察和公民之间等的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这样一些联系的本质：人们与自然、与动物、与空气、 与风景、与乡镇、与花园、与他们的家——房屋和建筑的文化，公共娱乐设施，大 企业和小商店的文化，工作和广告的文化以及时尚、举止、消遣的文化等等。 　　更进一步，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一个法律方面的、政治的和管理的文化，没有 国家和公民之间联系的文化，便是难以想像的。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个地区已经 达到了当时西方民主繁荣的同等水平，如果不说是更高的话。我知道普遍文化水准、 公民习惯举止水平的灾难性衰退，是和我们经济上的衰退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更大 范围内，甚至可以说是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然而，它比经济衰退所能引起的更使 我震惊。它更显而易见，比物质上的东西更能对一个人产生冲击。作为一个公民， 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我去一个小酒店里面，顾客们互相吵闹而侍者冲我举止粗鲁， 这比我不能支付每天去那里费用更使我烦恼。同时，到处寻不见漂亮的房子引起的 恼怒，也不亚于一个人不能支付一个家庭房费的困扰。 　　也许我想说的事情其实一目了然：不管恢复经济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但远远不 是我们所面临的唯一任务。为了提高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水准而做的每一件事完 全同样重要。它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地在任何地方展开。我们必须为提高普遍的文 化水准制定规模广泛的纲领。我们不能等到富起来了，才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立即 着手，甚至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从来不相信只有付更高的报酬，一个护士才会对 病人更加周到，不相信只有一套昂贵的住房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不相信只有一个 富有的商人会才对他的顾客更加殷勤和在室外弄出一个漂亮的招牌，以及只有一个 富裕的农民才可能好好对待他的牲畜。我将把话说得更远一点，在许多方面，诸如 供求文化、贸易和企业文化，它们完全与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有关。 　　我愿意做我可能做的每一件事，致力于旨在提高普遍的教养水平的事业，或者 至少尽力表达我在这方面的个人兴趣，这样去做不论身为总统还是其他。我感到这 是我的政治理念——作为道德实践和更高责任的组成部分和逻辑结果。归根结底， 对于公民和身为公民的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力图使生活更愉快、更有趣、更加 多样化和更具有承受能力值得关注?虽然我在这里谈论我的政治——或更确切地 说，我的文明——纲领，有关我希望为之斗争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理想，这并不是 说，我想在一天之内实现它们，要弄出一个地上的天堂，人们之间相亲相爱，每一 个人努力工作，举止良好，有善心，这片土地上果实累累，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妙和 光明的，一切如令上帝称心如意的那样和谐地运行，——根本不是这回事。恰恰相 反，邪恶仍然存在，没有人能够消除人类苦难，政治竞争场也只是吸引那些不负责 任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骗子。总有人不停地去破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抱 任何幻想。 　　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都不会一劳永逸地赢得这场战争。更有可能的是，我们 只能赢一两个战役。但是我仍然认为持续地进行这场战争是有意义的。它已经进行 了数个世纪，并且还将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因为它是适合去做 的那种事情。或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上帝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一场永久、 没有终结的斗争，不只是好人(我把自己或多或少算在内)反对坏人，它实际上发生 于每个人的内部。它使得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使得生活成为生活。 　　因此，任何宣称我是一个梦想家、指望把地狱变成天堂的人都是不正确的。我 很少有幻想。但是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为我所认为好的和正确的工作。我不知道我 能否改善某些事情还是不能。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但有一件事情我不相信：为一 个好的事业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正在建设新的国家。命运将我安排在一个位置上，比起其他我的同胞，某 种程度上我更能影响这个进程。因此，请允许我谈论这个国家未来的形象，说出它 引导我的前景，或者说，从我理解的政治中自然得出的前景。 　　也许我们都同意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治上多 元化的)、和平的、有着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有人坚持这个国家仍应是社会公 正的。另外有人从社会主义的残余的角度来理解它因而加以反对。他们反对“社会 公正”这个概念，说它含糊不清，因而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且一种运作中的市场经 济永远不可能保证任何真正的社会公正，他们指出人们的勤劳、才能程度不一，甚 至还有运气不等(这是最后的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因此显而易见，社会平均意义 上的社会公正是市场经济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强迫市场这样去做 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从前的经验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 可能去追求某种社会公平，诸如通过抚恤、养老政策、税务政策、以及资助失业者， 补贴公共事务方面的雇员、帮助年老的独居者和健康有问题的人以及因为各种原因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每一个文明的国家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提 出那个地区合理可行的政策，甚至连那些热情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在原则 上加以反对。说到底，这是一个术语上的而不是信念上的冲突。 　　出于整体的考虑，我再三重复这些基本的、自明的、毋宁说是普遍事实的东西。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些方面，那些在某种程度尚未明了东西，因而也更少被说 起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更不重要——因为它们给予被认为是自明的每件事情 以合法性和可能性。 　　我相信如果不同时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智慧的、精神上的和文化的国家 (姑且不在乎这样说，在一个政治科学家听起来是多么地不科学)，那么我们也将不 可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 不是由某种人性的和社会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 人权。例如，如果一项法律没有人去尊敬它、捍卫它和试图负有责任地执行它，它 有何益处可言?仅仅是一张空文罢了。如果投票人只能在更大的和更小的恶棍之间 做出选择，这种选举还有什么用?如果的确有一个广泛的政治上的多党制，但其中 没有一个政党从根本上拥有普遍的社会影响，它又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种国家(即 一种宪法的、法律的政治制度)是超出历史的时间和社会空间之外的东西。这不是 某些聪明专家的技术发明，像计算机和电话机那样。相反，每个国家，都生长于特 殊的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东西给国家注入实质和给出其意义。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相同的一点上来：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 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它们全部是 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需要它们为其服务，这些机构应 尊重人类精神的产品，所有机构应假定和承担人类精神，信任和保护她，理解她的 意义和愿望，必要的话，可以为之斗争和为之牺牲。 　　我将再次运用法律作为例子。法律无疑是正义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没有人负 责任地使用它，它也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从我们自己的近期经验中，我们太了解 即使是一条正当的法律，如果落在一个肆无忌惮的人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景， 以及肆无忌惮的人如何轻易地运用民主制度而引进专制和暴力。法律和其他民主制 度如果不是掌握在有勇气的正派人手中来反对某些人的滥用，将变得自身难保。显 然这些机构可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人性，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创造出来而我们 现在仍在建设它们的理由。但如果想要它们保护我们的话，首先我们必须保护它们。 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围绕着有关国家建设技术性方面的混乱临时的活动，对于让 我们偶而记起国家的含义也许不无裨益，即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 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 　　我们并不存在一套简单的命令或指示。仅仅通过一种政体或者法律及指令是不 能建成一个有道德、有精神的国家的，这只有通过包含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内的长期 复杂、永无终结的工作来进行。所需要的是富有生气地和有责任感地考虑每个政治 步骤及每个决定，是持久地强调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是继续自我检查和自我分析； 是一再地重新考虑我们应优先考虑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宣称和表白的某 种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要求我们将道德和精神的动机引进每一件事当 中，寻找所有事物当中的人性尺度。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 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 　　1991年

我相信什么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在我整个成年生涯中，我都被官方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一个想要在我国复辟资 本主义的“右派典型”。而现在——我上了年纪以后——我又被怀疑具有某些左派 倾向，如果还算不上十足的社会主义者的话。 　　那么，什么是我真正的立场？首先，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教义，不 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 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 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 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我也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 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 　　我拒绝将我自己定义为左派或右派。我站在这两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沿之 间，独立于它们。我的某些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右派的，无疑地，另外一些却像是左 派的。我甚至可以想像同一个观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左派的，对别的人却像是右派的。 老实说，我对此从不介意。而我最讨厌的还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处于中心的人物，将 自己置身于某个地形学上的位置是荒诞的，这更多地因为虚构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赖 于所采取的某个角度。 　　这样一种态度眼下并不流行。在数十年人为的整齐划一之后，我们的社会需要 知道如何再次在政治上定义自己，知道如何在政治上重建自身，这将导致人们试图 在“地形学”上给自己寻找位置。每天的报纸都在谈论一个具体的政治或政党如何 视自己为左派还是右派，是偏左还是偏右，或者是右派中的左派或左派中的右派， 或是右派中的偏左派。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感到有以这种方式定义自己的 需要。这样做会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一个事先的限制，预先地将我和某件事或某些人 捆绑在一起却没有透出任何我的主要观点。 　　我曾经说过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 的经济理论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想 暗示我的心，如人们所说，长得稍微偏左了一点。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特殊的信念， 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 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 　　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再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心换了地方， 而是因为这个词——尤其在我们语义的上下文中——其含义十分混乱。尽管只有在 今天它才开始精确地意味着某些东西，但它仍然没有提供我称之为有意义的起点。 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避免“资本主义”这个词。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 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 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 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通过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 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 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 　　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些，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其中，所 有东西都属于个人，这意味着将有人对每件事情负责，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 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 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唯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 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能被控制 和计划。 　　企图将所有的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唯一的畸形的拥有者——国家之下，将所 有经济生活屈于一个理性的中央声音，这种声音相信它自己远比生活更聪明，这种 做法是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妄狂自大的一种极端表达，他相信自己已经彻底 了解了这个世界，他便处于创造的顶点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整个世界竞赛；他宣称 自己的头脑是有机体的最高形式，而不去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无限的和远为复杂的结 构，即自然宇宙存在的秩序，他自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经济出自一种夸张的、乌托邦和理论，它把自身抬到一切事物之上。 待到付诸实践时，这种乌托邦的推理开始肃清与它不符的每一项东西，清除在它的 计划之外或干扰这些计划的东西。审查制度、恐怖和集中营是同一种生产崩溃的中 央集权经济的结果。事实上，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同时表现为这种伪科 学的乌托邦，完全失去了对生活暧昧不清一面的感觉，缺少对于神秘的存在秩序的 谦卑精神，偏离了“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道德尺度以及脱离了人类良心。 　　有时人们也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革命和导致选举成功的力量，向公众隐 瞒的一个秘密是：有人想要复辟资本主义。 　　的确，我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如同我已解释的。至今我也没有 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始终在强调——不只是在革命期间和选举之前，而且很久之前 (至少，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想要一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如果不 去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即中 央集权经济，便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因此，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像右派中的极右人士那样意识到，只有最快地重建 市场经济，才能振兴这个国家的经济，能使它逐步恢复，和最终实现真正的经济发 展。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宁愿称之为“经济改革”(没有更精确的称呼)。 改革的宗旨在由议会批准的政府方案中得到了表述。这项逐步来完成的前所未有的 使命的方案，是由许多经济学家长时间讨论的结果，不只是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 这仅仅是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产物——当然，因为他的不妥协的立场，他 在方案的最后形成中发挥了最积极的影响。这是经过普遍认可的东西。普遍认为需 要这样做。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选择。 　　数十年来，人们受金钱的贿赂(在正常经济环境中，这些钱应被用来投资新的 技术、研究和发展，以及用于能量贮存规划，和作为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竞争 力的手段)，所付的是一个有节制的社会安全的代价，如同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我 们靠提前支出未来而生活。现在所有这些帐单摆在我们面前，是亏本交易。它们以 非常可观的数目等着我们。它们相当于全部我们从未来银行里支付的贷款。借贷的 规模完全相当于在对于未来的开采利用中人们缄默的深度。 　　加快这项根本性的改革，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越三心二意， 时间就会拖得更长，牺牲将会更大，更迟地实现这些计划，同时不可避免的但却是 无谓的牺牲将会堆积如山。 　　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改革的奠基是私有化，而我们大部分公司和企业仍 是国有的。小范围内的私有化——诸如小商店、小酒店、旅馆、服务行业、小企业 等，现在已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正在开始并且 也许将需要好几年。 　　我曾经以为改革的进程也许会更快一些。例如，我曾简单地认为在我们第一次 自由选举时(1990年6月)，街上会布满了私人的小商店、酒吧和小餐馆。事实上， 这个情形最近才开始出现。我并不知道和私有化相联系的问题有多大，不知道国有 企业对此将会有多么强大的抵制，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批发商、食品加工业、许 多制造行业等，其轮子都陷在泥里。我也没有预见到许多行业如何戏剧性地受市场 危机的影响(当然，这不全部是我们的过错，也是许多年来在苏联阵营内部建立的 人为的市场的崩溃)。因此，我肯定不喜欢“减少力度”或“放慢改革”。相反，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是不是太慢了些。实际上，我真正感到担忧并认为有危险 的唯一事情，是将改革的形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甚至是十足的 狂热。 　　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 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 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 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 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一点不同看法的人)，经济 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 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 　　政治的党派及其旨趣对于他们认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总是意见不一(并还 将意见不一)，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它们，如何寻找最好的道路去组织经济生活也 总是各抒己见(并仍将如此)。这绝对没什么错。但是事情有点走得太远。 　　右派教条主义，带着其愠怒的偏狭和对于总体方案的狂热信仰，和那些左派的 偏见、幻觉及乌托邦，一样令我烦扰。今天，我们经常不幸地发现，对于具体问题 的切实分析和对于它们深思熟虑、不带偏见的思考，已经被另外一种东西驱逐出公 众争论的领域，即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疯子”的那种东西。对市场经济的崇拜， 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危险，因为它们出自同样的头脑：即相信来自理论 的东西肯定比来自生活的东西更聪明时髦，而每一件违反理论教条、不可能令其适 应这些教条或超出教条之外的东西，都只配被拒之门外。实际上，比某种一般性规 则更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是我们与复杂的生活打交道得来的那种引导，是来自常识、 无偏见的判断、从教条中的解放、有分寸和适度感的那些东西，还有最后的但并非 不重要的，来自我们作为个体人类生命的理解和由这种理解所产生的道德和社会的 敏感。 　　一种化学意义的纯粹的理论是不适用的和难以付诸实践的。生活远比仅仅是科 学了解的东西更为丰富(并继续这样)。这时并不存在诸如“纯粹的制度”这样一种 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社会生活并不是为我们知道的任何一套计划而设置的机 器，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形成新的理论的原因。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奇的川流不 息的生活，是追求新的成就的人类精神面临的唯一持久的挑战。 　　顺便地说，将市场和道德看作互相排斥的东西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切地说， 其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只有在拥有其自身道德的情况下市场才可能运转——遵 守法、惯例、传统、经验、习惯、遵守游戏规则，并加以贯彻。没有规则便谈不上 任何游戏(这不是巧合：许多古代宗教书都由道德箴言和一套类似商业法规的某种 东西组成)。 　　当然，不可能避免将科学知识投射到具体的决定上来，包括经济和政治多样化 的决定。但是要记住两条：首先，科学知识可以服务于生活，但生活肯定不仅仅证 明某人的科学发现并因而服务于科学。第二，也许科学是人类精神的出色的产物和 工具，但它自己并不能保证一个富有人性的结果。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科学可能引 导人们发现核武器，但并不能保证它们将不会互相发射到对方那里去。 　　显然，每件事情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非科学的力量。诸如健康的共识和人 类良心的参与。经济改革也不例外。 　　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来阐述我的思想。1990年，我出席了我们3个政府的一个 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来决定一个关于小范围 私有化法律的基本轮廓。 我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被拍卖行业中的雇员应享有一定的优惠，不管是以拥有优 先购买权还是以低贷款的形式。我的理由建立在这样一种担心之上：也许有吸引力 的行业将被那些财富来历不明的人买走(前共产主义者“中央管理干部”成员、黑 市商人等)，而不那么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则卖不出去，成为国家的一个负担。我曾 经急切地希望小规模私有化会尽可能快地完成，以此避免窃贼的经济(也是政治)权 力增强——因为对大家来说，经济改革完全是初次经验——以及避免使它和40年代 共产主义者完成商业企业民族化相比，显得是一种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小范围内私 有化的结果主要是用非法获得的钱(主要是偷来的)来开始合法经营，那不仅是不道 德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将公众的看法转变为反对改革。  　　讨论中许多人支持我的这种看法，包括认为在改革初期，在这个完全是转型的 时期，眼下远没有市场机制的运作，当国有制度被革命的途径打碎之后，我们很难 担负起一个“纯粹市场”解决的奢侈。另外有许多人支持一种法律的看法，即所有 有兴趣的团体一律平等，正如他们的钱也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应享有任何优惠， 即使在一个具体的行业中工作多年(我要说反对我们的观点中有一点是比较有说服 力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许多雇员，在共产主义时期，便擅于 通过损害消费者而使自己富裕起来，部分地即来自于他们与供应网上人们之间的黑 幕联系。因此，再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是可笑的)。 　　争论的双方都各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有涵养的猜测。具体事 实并不在我们的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并没有统计数据，哪怕是近似的数据。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行业有多大利益，哪些人可能参加拍卖，感兴趣的人们手上有多 少钱，他们准备拿出多少来投资。同时也完全无法预知这种小型私有化可能的进程， 和它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结果。因此，没有人能运用事实来说服其他的人， 结果成了感情之间、观点之间和推测之间的互相争斗。投标的结果产生了，我支持 的立场因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失败。 　　目前，仍然难以肯定这种选择是最好的。当然我希望这是最好的。拍卖进行得 很成功，并没有出现较大的阻力来反对我们的新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潜在的不公正和 不道德。许多行业由其雇员所购买。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一切权 力归共产主义者”。这是说前共产党高级阶层的各种关系运用第一线的人将一切都 买了下来。拍卖被说成在1948年共产主者和其继承人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积 累”。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的如这些忧郁的人们说得那样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怀疑这种说法。 　　但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故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我支持的提 案显然并非是“纯粹的制度”(正如在第一轮中阻止外国人参加拍卖不“纯粹”一 样)。结果是它在纯度上受到批评，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因其体制的纯粹性受到赞扬。  　　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形。一个可能结论的所有方面和其复杂的结果都不得不被掂 量一番。简单地运用教科书中的教条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制度上的纯 粹”不能保证任何东西。日复一日地，政府不得不接受“制度上的不纯粹”但却是 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是在眼下环境中唯一可能的决定。这便是生活!顺便地说，甚 至大范围内的私有化——我们通往市场经济的主要桥梁——如果没有制度的非常不 纯粹的某些因素(通过投资担保人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免费提供给人们而不考虑 其市场价值)，也将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见到大型企业真正的私有化， 我们便不得不运用这类方法。 　　一旦人们的直觉和不带偏见的考虑(在没有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告诉我们，一种 纯粹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话，显然选择它是合适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方法才将是可行的——或者它不再继续有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种经济 上和政治上的政策也许被证明是自杀性的？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建立在经济理 论之上的意见和建立在实际的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加以比较和评估？我们如何最好地 去审核所有这些科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方面的观点？说到底，人们总是借 助他们个人的责任感、自己的思想、个人对于处境的估价、他们的深谋远虑来作出 决定。他们越是不理睬将理论转变为教条的意识形态，便越好。 　　仅仅会区分“制度上的纯粹”或“不纯粹”，可以使一个人在大学考试中取得 优异成绩。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采取政治决定时，如果没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完全不 能获得成功的。简言之，当我感到周围从某个方向来的教条主义或狂热时，我变 得越来越警惕，哪怕来自市场经济这个题目及其抱有的“制度上的纯粹”。 　　这里的制度应服务于人们，此外别无他途。这是意识形态总要忘记的一点，这 是致命的错误。共产主义最鲜明地向我们显示了这种遗忘将导向那里。保守的市场 经济的支持者一听到“国家”、“社会”这样的词就反感。令他们生气的还有诸如 “概念”、“工业战略”、“计划”这些字眼。他们愤慨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担 心这些词创造了那种叫社会主义的东西，刚刚好不容易才把它请出去，它却又从后 门悄悄溜了进来，并带着那种自满的表情，确信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组织工业生产、 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未来。 　　在我们的环境中，仍然有着这么多从共产主义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陈规， 有着许多能言善辩的说客，以各种借口，想保留若干年来令他们过得很舒服的社会 结构和实践，因此，某种警惕是必须的。尽管这样——包括我每天都在被劝说—— 我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不能由它自己来解决。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家，数十 年间自然的市场经济发展被人为地中断，其间许多事情是头足倒置的，从能源生产 到工业结构的农业组织，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赖羽毛未丰的市场机制来为政府 解决每一个问题。如果能解决，政府将没有多少事可做。不幸的是，情况不是这样， 依赖一个如此简单的结论将会有着致命的后果。 　　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理解单靠市场不可能决定捷克斯洛伐克能源生 产的方向。同样，在今天也没有某个人而只能是国家才能决定诸如戈巴苏可夫·丹 或泰米力核电站这些狂妄自大的共产主义的巨型产物的前途。未来的能源仍然是一 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能源的生产而不去毁坏我们的环境？如何保证它将是高 效率的？以及如何能够拥有多种分散的能源，不至于将我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与任 何人捆绑在一起？我们没有自己的原油，我们将去什么地方购买，并如何确知我 们不再变得像从前那样依赖于某些来源？就我们现有的地理布局而言，大型的水坝 不再会是一个解决的办法。面对濒临崩溃的从前的小型水电站网，我们如何重新起 用和扩展它们？如果我们将要支持这种发展，那是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什么样的途 径和设备？还有我们如何限制和最终完全停止褐煤的开采，它差不多毁掉了整个北 波西米亚？我们怎样才能不从燃烧褐煤和污染空气的发电站中获得电源？我们应在 多大程度上依靠核能？显然我们不可能继续建造像泰米力那样的巨型反应堆。我们 必须开始建造小型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吗？还是我们完全不应去利用核能？对 我来说这很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个展望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战略(事实上经济部已经 开始做这件事)。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运转和没有 强力干涉，也提出了适合自己情况的能源政策。如果说今天的法国从核电站(并有 着很好的安全记载)中获得70%的能量，基本上解决了它的能源问题，那么这肯定不 是市场自然运作的结果(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从核能中获益)，而是二战后所作出决定 的一个结果。 　　显然，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决定在哪里和由谁来做，怎么做和必须生产多 少能量及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等方面起着一个逐渐减少的作用。这个作用表现为 提出适当的法规和经济政策，来鼓励亟需发展的方面，向着能源分散化、多样化、 高效率、生态合理以及外国供应商的多项经营发展。然而在政府采取必要的法规步 骤和作出种种协调的经济决定之前，它首先必须知道它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哪 条道路才是正确的。简言之，这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战略，考虑到自然条件、预期 的消耗结构及其他许多事情。法规的建立和采取何种经济手段将遵循这项战略。这 个战略的角度将保证法规和过程两者都不仅是来自经济理论，而是始终用于某种具 体情况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工业结构是50年代共产主义工业政策的一个结果。当时，主要的重 点是重工业，许多成功的生产日常用品的轻工业和工厂都被关闭。一切都在中央集 权垄断控制下，后来逐步发展为从属于苏联下达的指令，服务于苏联的需要，后来 是听从经互会的指令。在许多部门，至今还在“产品也许并不好，但至少是我们自 己的”口号下，尝试创造一种奇怪的自足形式。 　　现在，我们的工业将经历一次根本的重构。有些部分将被压缩，另外一些会发 展；有些企业将破产另外新的被创造出来；有许多将改变他们生产的项目；被忽视 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会得到发展。所有这些结果将是巨大的社会运动， 甚至是剧变，劳动力的巨大变迁以及失业。在这种情形下，首位的权威将是市场的 规律，它最有能力来决定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行。然而如果这一切发生如此之快 并伴随着某些灾难，这种重构将要求国家也要有它的立场和观点，要从我国的潜力、 需要、位置出发的复杂的总体看法中，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那些项目。当然，这不会 通过政令来强加，而是把它们运用到经济政策中去。以具体的尽管是间接的方式， 国家支持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并以严厉的方式对待那些仅仅想靠惯性和损害社会谋 求幸存的行业。 　　我相信为高层公寓生产预制板将被一个从事小型的砖房建筑的系统所取代。我 听到一个建议(现在我不能说这是否现实)，将那些逐渐停止生产的褐煤矿工调到砖 房建筑上来，这样便为那些遭解雇的矿工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这样一种提议的可行 性建立在我们的能源计划和建筑业的情况这两者上面。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它们自已 内部完全是通过聪明的企业家的意志来完成。 　　国家将会支持这种计划，为此创造积极的经济条件。但是，国家必须知道它想 要什么，拥有一个战略计划，然后付诸实践。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也经常被提起， 即军工的转产。显然国家不可能为个别厂家发明新的生产项目，也不可能要求外国 提供新的工艺和为未来的产品寻找市场。出于若干很好的理由，已经决定限制我国 重武器(进攻性的)的工业和停止其出口，尤其不能落到世界上的不稳定地区和支持 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寻找途径来从经济上赞助这些企 业，帮助其转换到其他产品。 　　还有一件事情是：许多外国专家提醒我们不要允许市场力量在我们的城市掀起 盲目的大兴土木的狂欢。许多西方大城市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今仍在后悔当初 不曾小心翼翼地监督其城市发展。这样的责任是地方管理的权利义务，即在城市规 划委员会，而不是联邦政府。这是另外一个不能盲目相信市场的领域，而必须缜密 地加以规划。如果仅凭市场提供的“制度上的纯粹”自由那样去做，可以想像一座 10层的旅馆突然出现在布拉格坎帕岛上或多瑙河畔的布拉迪斯拉发，这将会完全遮 住那里城堡的风景。眼下我们还不致因为我们的无能而终止与外国投资者的交易， 不存在由于所有权和财产权不确定引起的严重困扰，和在决定这样一些问题时由于 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混乱，以及面对仍然没有消肿的官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险。但是 当这些问题冒出来的时刻将发生什么？现在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 前政权集中了全部农业土地，现政府和国会则花了大量时间就归还财产权、国营农 场的私有化、农业合作社的转型做出计划和制定法规。但是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 太缺乏对于具体的农业政策的关注。现在的问题来了：农民们竭力反对并要求一个 联合的耕地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制定出这些合理的政策，使得国家突然花了四百万 克郎去购买剩余的农产品。如果政府事先有个深思熟虑的农业战略，就不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 　　像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列出许多。我谈这些试图说明什么？ 　　就经济方面而言，国家——毋宁说政府——有着三个主要责任：第一，它必须 为新的经济制度提出法规，在法规的基础上，决定将要运作和建立的“游戏规则” 的框架。第二，它必须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作出某些宏观决定，如税率、预算支 出、债权方针、利率、兑换率等。第三，它必须建立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来 决定诸如选择哪些公司来接受政府的企业或将要接受政府的援助、利息贷款、贷款 保证，以及何时在重要的外国合同上签约、减税的考虑等等。换句话说，即政府应 为这个国家每天的经济发展作出反应。 　　如果政府不能有力地把握这个国家的需要和潜能，对必需的长期目标没有战略 上的总体上的考虑，那么，依我看，政府便不能恰当地完成这三项使命中的任何一 项，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同样如此。能源和农业政策、更好的工业结构、 经济目标、对外政策等，所有这些，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制定出来。必须有我称之为 具体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繁荣的展望，有超越仅仅是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了解之 外的东西，以及将它们带进人们生活的兴趣。我相信国家(或政府)将要获得成功的 每件事情都只能来自于这样一个广泛的、总的目标。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所提出的法 规、政令、微观或宏观的经济决策才拥有一个普遍的、合乎逻辑的、具有连贯性的 和有意义的内在结构。不幸地，我不得不运用那个可恶的词“计划”。这不仅是想 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对我们在捷克洛伐克想要做的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多。 　　我用“计划”、“战略”、“总体的和具体的展望”来表达的某种东西的重要 性，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不可避免地衰微。国家将越来越看不见。它将逐渐地—— 在经济领域中——变为仅仅是一个征税者，将税收发放给(至少是资助)那些眼下不 能指望它能够养活自己但在未来将数倍地回收的那些领域，如教育或研究和开发。 并且发放给那些从来不能替自己支付但必须存在的领域，如保证国家安全的军队， 以及一个现代的富有人文精神和文化的国家颇具特色的方面及社会服务(健康事业、 养老金、环境保护、风景区、历史遗迹和文化等。) 　　换句话说，列车已经上路，偶然去检查它是否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便已足够。 没有必要不停地寻找那个方向，在经济战略部门重新确定它。在日常经济事务中越 少指望政府开口便越好。 　　然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未来的方向。并 且寻求真正的包容性的思想。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们在什么地方，在我们所选择 的轨道上，有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我们。这样去考虑问题便使得我成为一个潜在 的社会主义者？我想不是的，我和不同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谈过话，他们表达了我们 仿佛刚刚丢弃的东西，即作为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形象有着决定性影响。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我有一个印象：我们总是忙于追赶，在许多事情上反应总 是慢半拍，并且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以及与一个复杂的遗产打 交道。我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将对自己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之间微 小的分歧中去，转向我们自身的争吵，我们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缺少自信(表现 为政治上的虚张声势)，缺乏宽宏大量而互相恐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承担我们 刚刚赢得的自由的责任。 　　再重申一遍：不是建立在责任感之上的专家意见并不能拯救我们。 　　1991年

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讲演(1995年3月29日)

[捷克]哈维尔著 　唐晓渡、崔卫平译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从一个简短的个人表白开始：除了80年代后期的一个短暂阶段，我这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上都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国家。随着数十年的时光流逝，我已 习惯这种荒诞的处境，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去往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不必说访问像 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大陆了。在我的头脑中，澳大利亚是那些传说中的、无从抵达 的世界之一，是一个不能进入的世界，如同一个人不能登上一个遥不可及的星球， 或步入另一个世纪。 　　几年前一切都变了。世界向我们所有的人打开，而我作为国家首脑开始环球旅 行。我从这个彻底的改变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星球实际是多么小， 而人们的聚居之地靠得是多么近，比我从前认为的要近得多。因而，生活在如此之 小的星球上却不能和睦相处，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和数不清的冲突，所有这些就 更令我感到震惊。有时飞越人们争夺了好几个世纪的版图只需花几分钟。尽管我在 公务旅行中乘坐的是普通飞机而不是宇宙飞船，却仍然能够理解宇航员的经验：当 他们从外层空间看我们这颗行星时，全部地球上的冲突无异于一些莫明其妙、微不 足道、荒谬不堪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已经说过，我愿意——用我带捷克口音的英语，我担心它与一个澳大利亚人 所说的大不相同——和你们共同分享我头脑中形成的某些想法。我奇怪人们怎么会 把事情弄得这么糟，而到哪里寻找他们将来会做得好一些的希望? 　　人们曾以完全自发的共同体方式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生活、演进了数千年。曾 经出现和业已消失的文化和整个文明，以及剩余的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出自 现代的眼光——大都被局限它们自身的版图内，互相隔绝。如果它们毕竟彼此还有 所知晓，其接触也是最低限度的。在那些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社会的事件能够 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上产生实质性的和重大的影响。 　　如今事情则完全不一样。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短得如同人类历史的一个 片断——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开始出现并传播到整个地球，它把各个不同的部分结为 一体，同化着很长时间内作为自发共同体发展的文化或文明领域，并迫使它们作出 调整。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众多冲突都可归因于这样一个新的现实。这些冲突 可以被解释为不同文化特质的斗争——不是与全球文明的斗争，而是发生在其内部 的斗争，目的在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为它们看上去正归于消逝 而斗争。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地域都想独立的时代。有时看起来的确如此。 这种独立的要求相对于我们的文明所致力的溶合和一体化目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 弹。几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统一体之所以抵制这一目标，是因为担心用不了多少年， 它们就会被某种中性的全球文化所溶解。如果我们混合所有的颜色，我们将得到一 种灰色。不同色彩的文化显然要对付这种在单一文明的坩锅里变成灰色的危险。  　　我们怎样克服这种矛盾?为了希望我们将转向何方? 　　当然，答案无从盲目地建立在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当今技术文明的信念基础上。 我们不能依靠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认为这种文明比以往所有多元的文化和文 明更进步，更有价值，或认为在此名义下压抑和消灭各种传统情有可原，因为据信 它们落后于历史胜利的步伐。人类也是人类自己的过去，与过去搏斗意味着向人类 自己宣战。另一方面，反对现在的文明，抛弃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试图回到早已 过时的某种部落生活，同样不是办法。 　　唯一明智的方针是最需要的方针：我们必须开始系统地把我们的文明转变成一 种真正多元的文明，这种文明将允诺每一种文明作为自身存在，而又不拒绝它所提 供的机会；它将竭力追求不同文化特质的宽容并存，将清晰地表达那些把我们团结 在一起的因素，并足以发展出一套共享的价值和准则，以使我们共赴创造性的生活 成为可能。我很高兴在这里，澳大利亚——一个在可行的多元民主方面堪为列国典 范，并正尝试据此为人类提供一条能走出自我迷失的危险境地的道路的国家——重 申这一意义深远的信念。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在何处寻找一种共享的最低资源，这种资源可以为单 一文明内部不同文化宽容并存提供一个框架。采取产生于欧美社会的一套规则、原 则和法则，机械地宣称它对所有人的约束力是不够的。如果有谁接受这些原则，与 它们保持一致并遵从它们，那必定是因为这些原则之于他或她看上去是从前一直存 在的某种东西，是他或她的某种内在资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只会共享那些在它们 看来是真正共有的话题，而不会是那些直接提供，甚至是强加于人的东西。在地球 上共存的人类法则能够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它们出自每一个人，而不只是某些人的至 深经验。它们必须如其所是地以与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而不是某个特殊 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所一直在学习、经验、承担的东西相一致的方式被制定出来。  　　只要不是心怀偏见，每个人都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审视一下那些最古老的道 德准则，那些规定人类行为的戒律和人类共存的法则，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许 多基本相似的地方。看到这些产生于大多是彼此独立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道德 准则，实质上却如此一致，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同的文 明或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总是有着超越的或形而上的根源。几乎没有一种文 化不是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我们不可及之处，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神秘的世 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源出其中的更高的意图，一种记录着所有事件的更高的记忆， 一个我们大家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负有责任的更高的权威。这种秩序拥有千百副 面孔。人类历史熟知诸神和神性、宗教和信仰、礼拜和圣餐仪式的庞大阵容。然而， 自古以来有关种族、自然、宇宙存在的阐释总是以超人类的、高居人类之上的信念 为依据的，关于人类需要负什么责任的阐释也是如此。如果想世界幸存下去，人类 就必须尊重这一信念。直到今天，尽管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价值明显疏远了这些价值， 这一出发点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原型概念和我们失传已久的知识之中。而恰恰在我们 对世界神秘性的尊重日趋减少时，我们会一次次亲眼看到这种尊重的缺少导致毁灭。 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在一种超越的意识中寻找把我们联合起来的因素。 　　至于如何恢复这种曾经为全人类共有的意识，如何将其从失落的深处拯救出来， 或者如何找到一种既适合这一时代，同时又能为所有时代普遍接纳的方法，我并无 什么具体的思考方向。然而，一旦虑及于此，不论是在何处或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 我总是——并没有事先打算——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当开始研究在这个星球 上共存的意义，探讨从文明导致的种种生存危机中救助人类的方法，这是至为明白 的所在。我们应当寻找一些新的途径，以恢复人类的超越情感，既赋予周围的世界， 也赋予人类生活自身以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将是被允许的。在我看来，这句 话可以直接理解为：由于丧失了世界拥有一颗灵魂的意识，我们现在的文明相信一 切都是被允许的。我们唯一认可的灵魂是我们自己的灵魂。 　　尽管不同的文明带来不同的道路，我们还是能在贯穿历史的大多数宗教和文化 中发现相同的基本信息：人们应当把上帝当作一种超越他们的现象来加以敬畏；他 们应当彼此敬畏；他们不应当伤害他们的同胞。 　　对我来说，思考这一信息是走出当今世界寻找自身的危机的唯一道路。当然， 这种思考必须摆脱偏见，它必须是批判性的，而不管是谁出来充当这种批判的靶子。 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就这个一般的想法作一番具体的阐明。 　　现代欧美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坚实的有关人类共存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 现在也被用来作为国际共存的基础。这些价值包括由尊重人类个体存在及他或她的 尊严所生长出来的人权和自由概念，包括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权分离，以及政 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基础上的民主，还包括尊重私人财产所有和市场经济规律。我 无保留地认同这一价值系统，并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包括太平洋地区——认为这些 价值有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争论说它们是某个单一文化的创造，不能被简单地移 用于其他文化。自然，为了强调他们的观点，即这些价值是有缺陷的或不完备的， 这些声音指出了在西方发现的所有毛病。一个典型的争议是：西方式的民主标志着 一种深刻的权威危机；而如果没有对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担保的权威的尊重，社会将 会分崩离析。 　　奇怪的是，那些这样说的人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错误的。 　　在指出西方社会正受困于某种权威危机方面他们当然是正确的。作为是一个相 当晚才置身高层政治界的人，一个突然从内部对其进行观察的人，我有时间经历并 一再经历了被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公众、其他政治家，还有大众媒介，他们对一 个政治家的权威投以怀疑的兴趣，要远甚于他们对这个政治家(他或她)是否应当首 先称心如意地行使权威的兴趣。这不是我在个人意义上想到的事情——举例来说， 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对自己有那么多的疑问。我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现实而关注这 一现象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根本没有权威，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组成部分也 不会有任何权威。顺理成章地，这会对社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但这种权威的危机是一种民主的产物吗?如果是这样，随之而来的是不是一种 独裁统治呢?难道一种专政或极权的制度相对于民主终究是更可取的吗? 　　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当前的权威危机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造成的 千百种后果之一。由于业已失去对更高的、超越的权威的尊重，人类势必也失去对 世俗权威的尊重。随之，人们同样失去了对同胞，甚至对自己的尊重。这种超越视 角——它维系着地球上的所有事物——的丧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世俗价值系统的坍 塌。人类已经失去了我曾私下描述为绝对尺度的东西；作为一种结果，生活中的每 一件事都变成相对的了。所有的责任感，包括对人类共同体和权威的责任感都一溃 到底。这是一个哲学而非政治的问题。然而，即便是一个正在衰退和削弱的民主权 威，也比通过暴力和洗脑而强加的、彻头彻尾由人工制造出来的独裁者权威好一千 倍。 　　民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而是一种改进的能力。在其他因素中，自由规定了 责任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其过失与民主毫无干系，而恰恰是 对民主的挑战。专制不提供责任的空间，因而也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权威。相反， 在所有有效的空间内都充斥着某一独裁者假冒的权威。 　　潜在的独裁者们十分清楚民主的权威危机。当今的无神论者越是无视民主向他 提出的挑战，他在占据民主经由履行真正的、无可争议的责任而提供的空间方面就 越少胜算，一个装扮成整体责任承担者的独裁者就越会加速占领、直至最终完全占 领这一空间。希特勒是这方面的一些典型的例子。由于用完全虚假的权威占据了所 有的有效空间，他们就窒息、扼杀了这一空间，并最终扼杀了民主本身。其结局我 们全都明白：大屠杀、严刑拷打或蒙羞受辱。总而言之，当民主为创造真正的权威 铺平道路时，一个独裁政权也作为一道可怕的栅栏，一种权威的滑稽模仿，成了这 条路上的拦路虎。 　　如同我在隐喻性地描述一种更深刻的人类责任意识时所说过的，就一场成功的 生存革命而言，在自由和民主条件下进行要比在专制条件下进行好得多，后者为一 个希望履行责任的人所提供唯一空间是一个牢笼。 　　西方世界不必为民主的非难承担过失。尽管民主的确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然 而今天，它是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的唯一道路。西方为此所能承担的过失是正当地理 解并捍卫这一巨大成就方面存在的缺陷。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 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 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发疯的人们一直在反复设法破坏民主， 并释放某种全球性的恐惧。 　　从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或将其视为一种消灭 权威和遇事乱扯一气的制度。那些希望避免这种毁灭的人还有另一种有效的选择： 他们可以把民主当成一个挑战，以证实和引进责任，或宁可回复到民主最初出现时 所曾具有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超人类的要求；然而，在民主这种开放的体系中， 这一要求可以臻于达成。 　　在民主扎根尚浅，或还远远谈不上已经扎根，或自由的个性除了意味着领袖万 能外，实际上一无所谓的那些文化中，首脑们每每在他们的领地内求助于那些过往 世纪的权威传统，并寻求通过主张继承这些传统而赋予他们的极权统治以合法性。  　　他们再一次既对又错。他们错就错在，被他们当作古代传统的延续而出示的， 事实上是他们的否定。首脑们在召回自然的权威时可以支配他们文化体制，用一个 非自然的权威取而代之。他们所建立的乃是彻头彻尾世俗化的鞭子的权威，而不是 那种来自超凡魅力的权威，那种如同被秘密接受和广泛认可的天职的权威，那种由 与他们自封的使命格格不入的高度责任感所标志的权威。 　　因而，——简明扼要地说——如果东方能借鉴西方的民主及其内在价值，将其 视为一个重新觉醒的超越感受可以重建权威的空间；如果西方能向东方学习什么是 真正的权威，权威缘何产生，以及它如何引导自身，那么，业已创造出来的人类自 由圈就能扩展到全球。在这一上下文中我想到了孔子，他曾经恰当地描述过行使真 正的权威意味着什么。他的标准和今天那些鸣鞭者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 权威——在家庭中的父亲或国家统治者那里存在的权威——是一个受命于天的杰出 人物，其力量源自他或她不断增强的责任，而不是他或她可以行使的权力手段的威 力。此外，一旦某人背叛了责任，其超凡的魅力就丧失殆尽。 　　尽管在许多方面看上去互相对立，但东西方在意识上都被同样的问题所羁绊： 它们都背离了自身最深的精神根源。如果它们能回首既往并更多地汲取各自生活赋 予的活力源泉，那么不仅每一方都可以改善自己，而且双方可以立即开始较之现在 更好的相互理解。 　　这个有关东西方能够互相给予什么的小小范例或许可以表明，探讨一种共同原 则和目标，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谁都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失去自己的个性。 它还表明，如果不联系我们文化中本原的、被长久遗忘的超越根源，这种探讨将是 不可想像的。在古希腊和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世界(没有这些西方就几乎无从达 成现代民主)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儒家传统更多的共同点——不仅比我们所认为的 要多，也比那些信奉儒家传统并以此谴责西方民主的人所发现的要多。 　　亲爱的朋友们： 　　尽管我有捷克口音，并且采取了一种缩略的方式，试图用几句话表达我对当今 世界的某种想法，我希望你们已经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在当代文明对其多 元化品格的清晰意识中，在其内在精神的根本增进以及寻找所有文化共享的精神根 源的努力中，看到了它独一无二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是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重新把某种标准和实践结合起来，以使我们能和平地生活在一 起，而又无需放弃我们各自的特质。我们现在有机会开始一个彼此激励的全新时期， 其前提是名副其实的开放、彼此理解，以及打破习惯和偏见的阈限前行的能力。  　　我最真诚地邀请诸位访问捷克共和国，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我由衷地希 望你们途中无需被迫穿越某一战场，而你们将感到我每当旅行时就会感到的，即： 我们的行星很小，是一块相当适合生活的地方。如果命中注定要在这颗行星上生活 在一起的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无视对人类同胞的爱乃是所有正处于竞争中的文化的 核心戒律这一事实，那么，它就会成为所有行星中最荒诞的一颗。 　　谢谢诸位。

对沉默的剖析

瓦茨拉夫 哈唯尔（捷克） 崔卫平译，沈睿校 一 　　西方的许多和平组织，似乎越来越变成非官方的民间同盟，而不是东欧的这种 由政府资助的和平委员会。对那些独立于政府而关注全球事务的人们来说，在我们 这个地区，他们则转向一般人们所称的持异议者。我们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事 实上不能出席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接受代表不同和平组织的来访者，被约请参加 对话和协作。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西方和平运动内部存在着天然一致的态 度。相反，更接近真实的是，当找到东欧的持异议者时，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似乎是 一片沉默和某种谨慎，如果还不是彻底的不信任和无所适从的话。 　　这种沉默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政府不满意任何和我们接触的人，说到底 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更能影响世界的命运，他们需要第一手的接触。另外，对西方和 平斗士来说，在欧洲东半部分的持异议者一定像是奇怪地卷入他们本地的事务，致 力于拔高人权（好象人类继续存在不是更重要的！），令人可疑地对社会主义现实 抱有成见（如果不是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话），当然不足以批评西方民主， 乃至也许还在秘密地同情西方军备。简言之，对他们来说，持异议者倾向于是雅尔 塔分界线以东的西方军队的第五纵队。 　　当然，这种沉默是互相的。显而易见，东欧的持异议者对西方的和平运动也抱 同样的态度。当我们读到涉及和平事务的西方文本时，我们通常发现其形形色色的 观点也令我们陷入某种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有助于更好的互相理解——对此我倾向于怀疑。但不管 怎么说，我想从我们自身这方面试图描述这两种沉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持异议者显得是一小块很不重要和如此奇异的飞地——非常激进， 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话。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是这 样一种飞地：只有很少的人数，而且这个国家运用其权力尽力创造他们和社会之间 的巨大断裂。的确，他们在某个方面不同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公开地说出头 脑中所想的东西而不计后果。然而，这种区别几乎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所表 达的观点是否真的不同于他们周围的大多数同胞。我不这么认为。相反，几乎每天 我都接触到某些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持异议者所说的和其他大多数人私下里所想 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持异议者在文章里所表达的和我们从周 围的人们所能听到的——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喝了几杯之后——我们便能得出这样 一个悖论：持异议者在人群中是不那么激进、危险和更为忠诚的。我这样说是因为， 如果我们要想考量涉及和平事务时持异议者特殊的沉默，我们首先需要考量他们行 为的社会语境，即共同的经验、视角、情感上的共鸣、政治性的表达、或者以他们 独特的方式所体现的坚定不移。 二 　　也许首先要理解的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和平”这个词已经耗尽了其全部内 涵。三十七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可能和不可能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这样 的标语：“建设祖国，巩固和平”、“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为我们人民和 平劳动的更大成果（而奋斗）！”等等诸如此类。三十七年来，我们的报纸和其他 各种媒介渗透着同样的关于和平的乏味的陈词滥调。三十七年来，我们的公民被要 求扛着同样陈旧的和平标语走在规定的游行队伍中。三十七年来，有为数不多的人 足够聪明地把自己弄成专业的“和平战士”，尤其是擅长重复官方口径和用国家的 钱从事大量和平会议的观光旅游。换句话说，因为三十七年来，“和平斗争”变成 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外观的一部分。 　　但是，每个人从无数日常的个人经验中得知，这个官方的外观彻底隐瞒了变得 越加令人失望的另一种现实：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的全面荒芜、无所不能的权 力中心和彻底无权的居民。“和平”这个词更像“社会主义”、“祖国”、“人民” 这样一些词，完全减缩至服务于这样两种用途：一是那些摇唇鼓舌的聪明人的进身 之阶，另一种是用来鞭打那些站在一旁的冷眼旁观者。这个词已经变成官方咒语的 一部分，当我们的政府做它想做的（或者任何必须做的）时，念动它们至少换得少 许安宁。 　　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词在我们的同胞中所唤起的不信任、怀疑、滑稽和厌恶 的感觉，还有什么奇怪的？这并非是厌恶和平本身，而是对包含这个词在内的堆积 如山的谎言的反感。 　　这种厌恶的程度和作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当我 们的持异议者偶然试图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和平问题的看法时，不管其观点多么 不同于政府，他们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仅仅因为他们表现了对和平问题的真正兴 趣。当人们抱有热情地从外国广播中倾听别的《七七宪章》的文件，寻找和复印它 们，而《七七宪章》中涉及和平问题的文件却使人们缺少普遍的兴趣。我们的公民 一听到“和平”这个词就要打哈欠。 　　由官方造成的“和平”这个词彻底的贬值和无聊，仅仅是这里的人们对待“为 和平而斗争”及和平运动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这乃是如此表面化的原因。在某种 程度上，包括持异议者在内，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周围的人们并非不一样的环境中。 三 　　在我国由官方发起的“为和平而斗争”其矛头直指谁？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 和它们的军备。因此这个词在我国的含义无异于和苏联阵营的政策不偏不倚地保持 一致，以及和其否定西方的立场保持一致。在我们的新闻中，“西方帝国主义”这 个短语并不指热衷于主宰世界的某些个人，而更多地是指或多或少由民主选举出来 的西方政府，和或多或少也是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 　　造成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原因是：我们的媒介关于全球新闻的报道中，数十年来 持续地寻求建立这样的印象，在西方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和平斗争”——当然是这 个词在这里的含义。这就是说，和平运动被用来当作西方人民向往苏联模式的共产 主义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一般的人们做何感想？就让那些西方的和平斗士想干 嘛干嘛吧——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没有能力去了解真情而受到惩罚！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年轻的、热心的和诚恳的西方和平斗士找到一个普通的 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而不是一个著名的持异议者，请求他在一份反对北约军备计划的 情愿书上签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总的来说，我可以想象两种可能的结果。一 种是这位普通的公民礼貌地把他的客人送出大门。另一种是（也许更有可能）他把 这个人送到一个秘密警察的代理人那里，迅速地在那份已经准备好的纸上签名，正 像他在上班时于类似的准备好了的东西上签名一样——没有任何思考，仅仅在于摆 脱麻烦。（一位更为狡猾的公民，不管其对军备计划的态度如何，也许试图从整个 事情中榨取一个去西方的邀请。说到底，他习惯于开发新天地：也许存在着一个他 生活中的第一个去访问巴黎的机会，在欧洲于一次蘑菇云的升腾中毁灭之前。） 　　请允许我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想象我们的西方客人不幸碰巧撞上一位一辈子住 在布拉格列塔（letna）地区的老先生，他将要和成千上百个其他人一道，很快被 迫搬到布拉格郊区某些房产开发区去，失去他的老家和不得不付双倍的房租，（从 哪儿出？）仅仅是因为苏军决定列塔地区是他们想要居住的地方。苏联军官——所 有人中最为好战的和平斗士。在受到这位房东的冷遇之后，这位西方的热心人士将 如何对他的惊讶做出辩解？ 　　我知道西方有些人相信整个和平运动是苏联的一个诡计。另外有人将其看作幼 稚的梦想者的大杂烩，这些人拥有很多热情和很少的知识，（正好）为苏联人巧妙 地加以利用。 　　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然我有个感觉是，如果一个人决定弄清楚东欧人的 真实想法，他就必须承认在这里不可能比在西方有更多的支持者。 　　我认为互相交流这样严酷的事实而不固执己见，是任何有意义的欧洲睦邻关系 的首要前提。 四 　　在西方和平斗士中那些更有觉悟者不仅要求他们自己国家裁军，而且要求任何 其他的 国家同时裁军。因此他们期待东欧人更努力与各种苏联导弹作斗争而不仅 仅是潘兴导弹。这当然有意义：每个人首先得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办好。 　　因为我眼下的题目是我们这个地区欧洲对于“和平”的沉默，我需要把注意力 放在那些易于被忽视的方面：哪怕是再不一样，类似防务这样敏感的问题，若是表 达与政府的政策不一样的观点，在这里要比在西方危险得不可比拟。说到底，西方 的新闻界可以发表标有计划中的或已建成的火箭基地的地图，而任何关于武器的部 署在我们国家都被看做国家机密。仅仅是泄露一个基地的所在地就能判若干年刑。 如果我试图想象有人扛着一个反战布告牌敢于接近一个火箭基地或者——死了心吧 ——试图干涉它的建造，我认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不是象在英格兰，坐上十四 天牢，并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是要在瓦尔第斯（Valdice，我们捷克的新新监 狱）服上十四年酷刑。我曾在一次警方的审讯中和我的审讯者提到我和某些西方和 平运动成员的遭遇，他一下子说得我哑口无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 　　是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对我的同胞来说，我总是强调我们不能用谎 言来冒充责任感，把每件事推诿给当下的处境和超级大国以及这个又大又糟糕的世 界。对国外的读者，我宁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其“风俗”的确不同的国家。在这 儿说出反对火箭其效果意味着成为一个持异议者。尤其是这意味着彻底改变一个人 的生活，意味着将坐牢当做一个人的家常便饭加以接受，意味着一下子放弃作为一 个公民在我们国家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所有机会，意味着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地处在一 个神经过敏的世界中，始终恐惧门铃的响声，意味着变成微不足道的“自杀性的一 小撮”中的一员，被人们无言的好心所包围，同时又是无言的惊奇——这个人居然 可以为这类事冒如此风险，毫无希望地寻求改变不可能改变的事情。 　　西方的和平运动对议会和政府的决定有着真实的影响，而不需要冒牢狱之灾。 这儿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至少对政府做出决定的影响等于零。 　　我并不是说这儿所有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要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 选择行动。作为一个民族，我不相信我们真的更为怯懦。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西 方，我怀疑是否有更多的人采取行动。 　　我觉得，以上这些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需要再三重复的是，认为唯一的 危险是示威者的营地所包围的武器，这种在欧洲逐渐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 　　我并不敢断言整个苏联阵营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至少我可以谈论我们捷克斯 洛伐克人，长期处于“他们”的无所不能和他的无能为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这个普通的公民知道，“他们”可以做他们想要的任何事情——拿走他的护照， 把他开除，命令他搬家，派他收集反对潘兴导弹的集体签名，剥夺他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没收他的驾驶执照，在他的窗户底下建造一座散发盐酸气味的工厂，其化学 元素污染他的牛奶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仅仅因为他参加了一次摇滚音乐会便把他 抓起来，任意地涨价，在任何时间和没有任何原因拒绝他的渺小的请求，没有任何 解释，规定他必须读的东西、必须参加的游行和签名、他的住房面积、可以会面的 人和必须拒绝的人。出于对“他们”持续的恐惧，这位公民须择路而行，十分知道 即使是为公众服务的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被赐予的恩惠，是他们有条件地给了你。 （我的一位朋友，是某个医学领域中的专家，接到邀请让她出席民主德国的一个专 业会议。她的学术机构支持她的申请，但是她的上司不同意——当然，这个人是一 位官僚而不是医生，正如这位官僚简单表明的，在这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学习科学 方法不是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利益和出于对病人的考虑，而是由他们这些官僚上司 恩赐给医生的一桩好处。）一般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 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他 清楚地知道，甚至还没有去读任何持异议者的东西，“他们”便有可能做任何事情 而他则一点也不能做。（在这些“处于下面”和“处于上面”的人之间，不存在一 条明确的区分，没有人真正地知道“他们”是谁，所有的人都掉进了同样的陷阱， 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同时也是部分的“我们”，“他们”屈从于那 些依赖“他们”的人——这已是超出当下论及的另一个问题。） 　　现在来想象一下吧，我亲爱的西方和平运动者，当你拿着你愿为世界和平做些 什么的问题来面对这种处于半衰竭状态的人们，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 迷惑地盯着你看，疑心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等着他。 　　对他来说，所面临的事情比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要直接得多，或者说在我们的处 境下，这类问题完全在他的能力之外。因为对于把他的家乡变成一片废墟——为了 一点点煤，天晓得服务于什么样的工业——他绝对无话可说；因为他甚至不能保护 自己孩子的牙齿免遭环境污染的损害，不能为了孩子的牙齿和心灵的健康成长从北 波希米亚搬到南波希米亚，那么，他怎么可能去影响属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星球 大战”这类事情？所有这些对他来说极为遥远，就好象头顶上的星星在他的影响之 外一样。这只有当人们摆脱所有这些“日常”的事务和厌倦导致的烦躁之后才能真 正去做。 　　撒切尔夫人为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魅力所吸引，在一个由电脑控制的完全理性化 的世界上，我听说发动一场核战争，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将取决于戈尔巴乔 夫喝威士忌以及他打高尔夫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得知人类还不是完全 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这些对我们渺小的捷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他所知 道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战争与和平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和里根先生之间的事，他又怎 么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他能够和他们共享一杯威士忌和一些高尔夫球洞吗？他甚 至不能影响办护照的某些小官僚的头脑，这些人将决定是否允许他用多年攒起来的 两个星期用于去南斯拉夫的旅游，如果被拒绝便没有申述的可能性。因此，当他不 去考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作为“迈向和平重要一步”的某些神秘的星际条约， 并且将此看作反对他的又一诡计，这有什么奇怪吗？ 　　我试图描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普遍的沉默——至少在我国——不是对全球问 题的天然冷漠，而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 　　我重申一遍，我并不是宣称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周围众多的人们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吁请我们的朋友——西方的和平斗士 ——尝试着理解这些人们的处境。试试看，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六 　　经常出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似乎不再能够承受生活的眼花缭乱和神秘的 丰饶。他们悲剧性地受制于虚无的恐惧和对自身存在的恐惧，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 上，用创造一种秩序（“和平”），将自己全部不稳定的存在纳入这个秩序，以便 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义愤中摆脱出来，获得内心的平衡。这些极度急躁的人们不顾 一切建造和发明不同的计划，借此走向一种由理性安排的共同的目标，其最终达到 的是，所有的事情将会有一个明晰的说法，世界将大踏步地朝向一个方向，并给所 有令人生气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一个终结。一旦他们着手这样去做——这个世界不幸 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便遇到了麻烦。数目可观的人们更宁愿像他们现在这样 生活。那些人的有关完美生活的全部计划，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鄙视这 种计划，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发自本能。那种抽象的规划、 乌托邦的实践不能忍受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动摇了其核心，这种人也不能忍受从整 体上把握全部存在，仅仅看到他梦想的那种现实，所以他决定把他的规划强加于这 个世界。——肯定是为了其自身，这是他的出发点。于是，当种种奇怪的“共同利 益的打算”付诸实践时，展示了适宜于牺牲上千人以满足百万人，或牺牲百万人来 满足千万人的图景。它所形成的后果是显然易见的——整体的悲惨。 　　这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头脑短路”的悲剧故事。如果真理可以在一种意识形态 或教条中一下子预备好，何必再去不停地并毫无希望地苦苦追索？忽然一切变得如 此简单，许多如此困难的问题的答案已经事先存在了！许多如此费力的生存的责任 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短路的实质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它默许某 些虚假的、普遍适用的产品——和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教条或意识形态的东西—— 能够卸除我们不断的、往往是唯一的和根本上是不可转让的问题的负担，将人们从 一种“富有疑问的存在”（”being in question”）完全变成一种“生存的答案” (“existing answer”)。这种幻觉认为可以将与良心或与上帝之间持续的无法预 料的对话替换为一本清晰的小册子；像滑轮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一 样，某些人类产品可以将我们从个人的责任和永久的悲伤中解放出来。 　　这种头脑短路的极端例子——某些十分悲哀，某些如此富有悲剧性，某些仅仅 是在历史上并不陌生的畸形怪物——如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e) 、列宁(Lenin)、巴登(Baader)、波尔布特(Pol pot)。（我不想把希特勒和斯大林 也包括在内，如果那样做的话，将包括所有人类罪人。）然而，比起这些著名的狂 热分子，我还是更加关注那种难以察觉的诱惑，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但并不是无关 紧要的乌托邦萌芽。一个更好的世界图景肯定是人性中基本的方面；没有它们，没 有对于“现存事物”的超越，人类生活会失去尊严和最重要的人性内容。于是这种 走捷径的恶魔般的诱惑无处不在，这是自然的。它像原子似的隐藏在每一个美好的 梦想之内。 　　于是这仅仅是一些（需要着手去做的）“不重要的事情”：及时地辨认这种致 命的腐烂的开始——当一种理念不再表达人类成员超越的尺度，而堕落为一种代用 品；当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却不再表达人的责任和自性（identiity）,而开 始剥夺他的责任和自性；当抽象的东西不再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抽象的东西的时刻。 　　我相信中欧与众不同的怀疑主义是从中欧特定的历史经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 精神文化现象，包括迄今蛰伏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那些东西。这种怀疑主义和譬 如英国的怀疑主义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一般来说，它是如此奇怪，有点神秘感，有 点向后看，经常是悲剧性的，有时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并以其鲁钝的方式、温柔的 残酷、和能够将看待地区性的眼光转变为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性问题的预见，显得 有点不可理解。有时它给人这样的印象，这儿的人们拥有某种内在的穿透力，能够 认出一种尚未到来的危险。 　　我们对其格外敏感的危险之一是我一直谈论的这种乌托邦主义。更准确地说， 我们对将一种活生生的理想、富有人性的表达转变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对生活施加 暴力和加剧其痛苦的技术性指令感到异常敏感。（这种怀疑主义也许还因为这个事 实得到加强：在我们这个地区，必然永远地和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并存。比如我们这 个地区的热情奔放，我们周期性地迷恋于幻觉，我们倾向于相信有时甚至屈服于从 任何地方来的任何东西，我们短暂的勇气，一种突如其来的亢奋——在最初的挫折 之后，必定转化为意志消沉、百无聊赖和冷漠，如此等等。） 　　在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次，相当数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被一种透明的乌托邦所 捕获。（历史地来看，可以理解为处于当时旧秩序的道德瓦解之中。）他们开始相 信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其世界大本营的援助）将为我们保证“光辉 灿烂的明天”，并且不顾其他大多数人的意愿，着手实现这种意图。（在许多悲剧 性经验之后和对某些人是一个长期自我解放的过程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觉醒的过程 之后，我们的确尝试一种对“不幸的修正”，一种“具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 但是，天哪，它过多地染上了幸存的乌托邦的色彩，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基本上是老 一套，比先前拥有的个人幻觉更固执。这种努力的乌托邦方面不仅在于其相信在莫 斯科的统治下可以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相信我们也许能从上面——克里姆林宫获得 理解和赞同，只要我们做出全部恰当的解释。这种信任结果被证明如此不可靠。对 这种请求理解的回应是出动坦克。） 　　我们国家为自己战后跌入乌托邦的失误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它促使我们抛入了 ——上帝知道多长时间——一种被占领状态，于其中我们根本不需要寻找自己。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显然易见——对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的怀疑导致了一种新的走 得更远的乌托邦。到头来这种怀疑主义实际上变得对我们有害，因为它已经超出了 对抗恶的意愿。其结果甚至是一种胆怯的、犹疑的、圆滑的对于正义的吁求——官 方也如此宣称——尽管它不给任何人以压力；是保留在个人反思和良心之内的东西； 是以其全部道德深处的反乌托邦却又被怀疑为乌托邦。（这是持异议者特别知道的 某些东西。） 　　我详细论及所有这些，是因为这儿的人们对西方和平运动的沉默不仅怀疑又是 一个共产主义阴谋，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地区对乌托邦根本的怀疑。或对或错——但 无可质疑，我们的人民自忖和平运动成员是否提供了另外的东西。沉陷于一种令人 厌倦筋疲力尽的日常存在，被官僚许诺的假定的福利所压倒，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们 倾向于询问这次是谁提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谁又用一些什么乌托邦再来打 搅我们？以最好的意愿——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 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为什么我要为拯救世 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象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 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的余生搞垮—— 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喜欢的高尔夫球？甚至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也试图生活得 有尊严和稳重一些，所以比起搅和进柏拉图式的重组欧洲的愿望来，我不想在我的 孩子面前感到羞愧，这样岂不是更好？西方和平斗士想让我搅和进某些事情中，他 们想都不想，便来到汉诺威的游行示威队伍中，而我却留在这里为了我对于世界未 来的关心丢掉勉强还算体面的工作，听凭最身边的秘密警察的支配，甚至我的孩子 也将毁了他们的前途。（准确地说，这种不信任使用于每种乌托邦主义，不仅是各 种各样的左派乌托邦，也包括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于其中理性被妄念和梦想所包围， 对此，至少在敏感的人们当中会引起同样的反映。） 　　完全可以理解，与怀疑所有的乌托邦相关连，产生了对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性产 物的怀疑。在我的一生中，我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得承认， 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完全意识形态的 制度更甚，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关于这种或那种观点服务于或帮助了谁，它加 强还是削弱了哪种政治倾向！什么样的观点能够或者不能够被人利用！某种立场、 观点或某个人是极右还是极左，是偏右还是偏左，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 派，好象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我可以理解在一个政治力量自由地互 相作用的世界上，某种程度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 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 实。 　　也许我的描绘夸大和简单化了。然而，对我来说，任何真正关心欧洲前途的人 如果尽可能地使自己熟悉——为了他自身也为了共同的事业——中欧人对所有“光 辉灿烂的明天”的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将会更好。如果欧洲很快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的自由共同体，其中没有谁拥有军队和火箭，那么很少有人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人那样感到幸福。让我们不要忘记几乎没有人有如此的机会直接了解为什么 在某些欧洲国家出现超级大国的军队和火箭。他们的目的不是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 而是控制被征服的版图。 七 　　不久前两位意大利妇女来到布拉格，带来了一份呼吁所有美好事情的声明：尊 重人权、裁军、儿童教育的非军事化、对所有人类成员的尊重。她们从分成两边的 欧洲征集签名。我发现她们很感人：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她们富有的丈夫乘游艇 巡游地中海，但却在这儿奔波于游说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对她们感到很抱歉， 因为布拉格著名的女性持异议者根本没有人想签名（可以理解地，请愿者甚至并不 企图接近非持异议者。）其原因不在于布拉格女性持异议者不同意声明的内容。她 们互相之间并没有通气，但作为个人，都赞同一个理由：对她们来说，作为妇女来 签名，这有点滑稽。那些不需要签名的男人，以一种骑士般的殷勤和微笑来对待这 种妇女运动，而在女性中，最普遍的心情是对全部事情深深的厌倦，这种厌倦更在 于她们不能免除决定签还是不签，她们不能表现得宽宏大量。（顺便地说，最终有 五个人签了名。） 　　我惊讶我的女性朋友在性别联盟的问题上，这种突然并且自发的厌倦从何而来。 它令我感到吃惊。 　　稍后我找到了答案。我在前面提到的一种中欧传统气氛，说到底是深深的讽刺 和自我讽刺，同时还有幽默和黑色幽默，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上，对于将我们自身的 尊严无意识地夸张到喜剧水平的强烈恐惧，对于怜悯、感伤、夸张的恐惧，米兰 昆德拉称之为与世界的抒情关系的恐惧。的确，我的女性朋友突然感到了这种恐惧。 当参与一种国际性的冒险时，她们也许在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她们恐惧自己变成 “达达”——从捷克艺术理论家卡莱尔 塔吉（Karel Teige）那里借来的一个词， 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她们无助的女性立场而寻求支持所表现出来的一本正经，会使 她们变得可笑。显然，这令她们想起了捷克电视台的副台长芭拉丝女士，她在电视 讲话中频频提及官方的“和平”这个题目，充满了对妇女儿童虚饰的同情。我的持 异议的女朋友当然知道许多我国妇女的不幸处境。但是仅仅是从妇女的角度来提出 问题，那么其本身就会受到质疑。我并不想嘲笑女性主义，我对此一无所知并相信 这远非少数歇斯底里或无所事事及怨愤的太太们的发明。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在 我们国家，尽管妇女处境比西方妇女坏得难以比较，但女性主义看上去简直就像“ 达达”。 　　准确地说，女性主义不是这儿讨论的话题。我仅仅想描述这种奇怪的、几乎是 神秘的对于所有夸张、激情、抒情性和戏剧性及过于严肃的东西的恐惧，和我们的 精神气氛密不可分。它和我们对于乌托邦的怀疑是同一种东西和来自同样的根源， 并经常是同样深广的：激情澎湃和唯理性的乌托邦不过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显然在《七七宪章》的文件中开玩笑是不合适的。然 而最近在一个具体的上下文中令我考虑到，有人也许对《七七宪章》似乎把自己弄 得过于严肃而感到厌倦。仅仅读到其文章而不知道其作者，人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 印象，数十年来，《七七宪章》不得不再三重复同样的主题，把自己固定在自身的 严肃、殉难和名声上面，而不能自我更新，和自身保持距离和拥有健康的自我意识， 并因为这个缘故，它也许终结在看起来并非故意的滑稽可笑上面。我不知道这个印 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怎样扩散的，我甚至不能判断它是否有道 理或对我们是否不公正。不管怎么说，这值得深思。 　　在我们中欧的语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将最认真的东西和最富于喜剧性的东西 奇怪地交融在一起的途径。更准确地说这是某种距离感、自我更新和将自己看得很 淡，它将我们的关注和行为直接导向一种分崩离析的严肃性。难道卡夫卡，这个国 家最严肃和最富悲剧性的作家，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读他的小说而不发 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声朗读的那样）便没有理解它们。捷克人 哈谢克或奥地利人缪塞不正是一位悲剧性的讽刺大师或讽刺性的悲剧大师？在瓦苏 里克（一个持异议者作家）的《捷克释梦》中，不正是压抑和幽默互相混合以及甜 蜜和绝望融合在一起？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持异议者的生活真的不是一件特别的乐事，在捷克斯洛伐 克坐牢更不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停地开玩笑并不和它们的严肃性相冲突，毋宁 说，是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许如果我们不及时意识到事情有多荒诞和全部这 些多么富于喜剧性，我们就简直根本不能承受一切。国外许多同情我们的人不能理 解我们的笑话或视之为犬儒主义。（不只一次地我说起过这个，当我和外国朋友们 见面时，我不能翻译出我们所说的许多东西。）我的一位持异议者朋友，当他在美 国大使馆尝着异乡的美味佳肴时，用帕托切克的名言招呼我们：“为某些事情做牺 牲是值得的”，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这是对帕托切克的遗产、他的 悲剧性死亡和持异议者立场的整个道德基础的不尊重。 　　简言之，也许这是捷克文化中平民传统的一部分，但这儿我们倾向于更敏锐地 意识到这个事实：任何人若是将自己弄得太严肃，很快便变得滑稽可笑，而一个人 总是嘲笑自己则不能真正地滑稽可笑。 　　出于许多原因，西方人比我们更害怕战争。他们也显然更自由，生活得更自在， 对他们来说反对军备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严重后果。也许所有这些使得那边的和 平斗士——从这边看起来——有点过于认真，也许还有点戏剧性。（也许令我们感 到难以忍受地意识到的还有另外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为和平而斗争也许比一个 具体的裁军要求更重要，这是建立一个破除成规、免除腐败的社会结构的机会，是 一个生活在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之中的机会，是越出消费社会的成规老套和表达对 这些老套抵制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我们对所有夸大其辞的东西的反感和任何不能自审的东西的反感也许导致了我 在这里分析的沉默。因为我们为自己对世界命运的关心付出了可观的代价，我们也 许更强烈地需要不拿自己太当回事，需要去亵渎这个圣坛，像巴赫廷（Bakhtin） 轻易地安放它一样。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倾向于沉默而不是对找到我们的西 方和平斗士抱以最热切的夸张反应。也许将我们的黑色幽默和战无不胜的怀疑主义 强加他们，要求他们忍受我们严酷的磨难，要求他们学会以一种讽刺性的眼光看自 己，像我们那样，都是荒诞的。然而，如果他们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自己的言 过其实的说辞，也是同样荒诞的。互相理解并不意味着变得互相喜欢，仅仅是互相 理解对方的个性。 八 　　有关我在这里所涉及的沉默，的确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仅 仅从自己的命运中便太知道一种绥靖政策将导向何处，他们仍然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许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喜欢推测如果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有能力及时抵制希特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的现状 从慕尼黑会议便开始走下坡，对任何引起往事的导向罪恶的战前妥协表现出尤其敏 感，这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在任何极端处境中还有多少真正的勇气。然 而我知道：有一个想法坚定地根植于我们共同的意识：没有能力去冒险，说得极端 点，生活自身会拯救给予其意义的东西，一种人类的维度不仅导向意义的丧失而且 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生命本身——不只是个人的生命也是成千上百人的生命。当然 处在一个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种族的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改变了。然而基本的教训 是，人们不应该在沉默中忍受暴力，期望一切会顺其自然，按部就班。（否则则意 味着一劳永逸地向非人性的技术屈服。）面对一种相信奇迹能够改变而不是促使战 争的到来的态度，我不能想象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生活和什 么样的“和平”将打开大门。的确，一种道德的律令和具体的发挥作用的政治技术 是两码事。我相信存在着比盲目的模仿（即立即采取和你的对手相同的方式竞赛） 更有效和更有意义的抵制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途径。当然，这个问题已经离题太远。 　　因此请允许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和平运动从来没有任何大会或由成 百上千人参加的游行来反对这样一个事实——5年前，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侵犯了 一个中立的小邻国，控制其版图并进行种族清洗，已有报道说死了一百万人和造成 了三百万难民，当一个朴素而敏感的东欧人注意到这些，你怎么指望他还有多少信 任甚至欣赏西方的和平斗士？严重地说，一种和平运动，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唯一 的战争是由一个欧洲国家引起的，你让我们会作何感想？至于这种理论——侵犯的 牺牲品和他们的辩护人都得到了来自西方体制的同情，那么他们便不值得得到来自 左派的支持——这种难以想象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可能引起的唯一反应是完全的厌 恶和无边无际的破灭感。 九 　　显然苏联阵营内的居民们对和平事务的沉默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有些是所有这 些国家都存在的，有些产生于某个地区而不同于其他。 　　可以理解地，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进入东欧持异议者的思考。如果我们考虑到 苏联阵营内部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状况，每个民族有其自身历史的、社会的、文化 传统、经验及行为方式，并且最终，当我们考虑到持异议者尽管为数不多，仍然组 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团体（显然，如果被允许存在的话，每个民族的持异议者都 反映出这个民族全部政治立场的多样化，）那么西方和平运动未必能从我们方面得 到一个统一而具体的和平计划。 　　但是这儿似乎存在着类似“公分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也有机会去做的话， 我们也可能会同意某些基本的想法。至少，从我见过的文本中得出这样的印象：于 其中出现的某些意旨令人吃惊地反复出现。这不是巧合。显然，相似的经验导向相 似的考虑、意见和确信。并且如果他们真的代表东欧人的经验和想法的一个共同的 “公分母”，那么它的确值得注意。 　　勾勒出这个“公分母”肯定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仅仅试图总结出某些对独 立的中-东欧人来说，关于和平运动及其特点的某些共同之点的考虑。 　　一、最重要的，尽管普遍保持沉默，但这儿仍然有着对生活在成熟的消费社会 的那些人将世界的命运放在仅仅是个人的考虑之上的这种道德操守的基本认同。在 这儿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情境下？在我们持异 议者当中，这种自然的考虑保证了对西方和平运动的一种基本的淡薄。 　　二、更为直接也更容易引起争论——战争的危险不是由武器引起而毋宁说是由 一个分裂的欧洲和分裂的世界政治现实引起的，这种现实造成了和直接要求武器的 生产和部署，并最终导向它们的使用。真正的和平不能靠反对一个具体的武器系统 而产生，因为这仅仅涉及结果而非原因。当然，反对武器等于反对所有的武器，不 仅是那些适用于安营扎寨来抗议的武器，这样可能促使政府加快多种多样的裁军协 商，这也许是我们最可能指望的。 　　三、仅仅是单方面的裁军协议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即使它们是成功的（根据 我们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任何达成协议的东西不久就加速运 行，而并没有取得同意。最好的情况下，成功的协议也许创造一种对危机解决的更 有利的气氛。然而，气氛是一回事，解决危机是另一回事。根本地来说，它们无助 于事，只会让核威胁的现状持续下去——只不过以一种更小的核技术规模。 　　四、于是真正的欧洲和平唯一有意义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停战或“不要战争” ，而是从根本上调整当前危机所根植的政治现实。这将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放弃他们 的保持现状（将欧洲分为不同阵营）的防务政策，同时也是权力或超级权力的“利 益”建立起上的政策。他们必须付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奔向一个友好的自由共同 体和独立的民族、民主的欧洲。在欧洲威胁和平的不是将要到来的东西而是现状本 身。 　　五、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 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 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 意愿和权力。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参与行使权力去监督权力的运用，也将变成对于 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众意见的 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任意任意支 配。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的激起的事出有因 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件事情的恐惧。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犹豫地撒谎的政府也将对其他 政府毫不犹豫地撒谎。所有这些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人权是基本的条件，并且是真 正和平唯一的保证。压抑公民和人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只有危及 和平。一个最终的和平和裁军只能是自由的人民的事业。 　　我在这里试图详尽描述的这种位置在欧洲的我们这个地区许多独立作家的笔下 有着无数的、高度多样化的体现。一一摘出他们的观点或重复他们已经写下的东西 将是不必要的。这是苏联阵营内部各种不同的独立的公民创制和团体的一个大致的 态度。 　　显然，对于极权国家公民艰难的日常经验的沉思总是十分合乎逻辑地导向一点： 再次意识到人权、人类尊严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有充分的 理由认为，这也是所有关于和平思考的重点。也许对和平的基本前提的这种认识— —它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包含了一种新的热情——才是我们这个地区独立的有 思想的人们为今天共识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对我们来说这很简单，我们不再理解怎么有人仍然相信可以绕过富于人性的存 在和以受奴役为代价的裁军，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愚蠢的乌托邦，即希望世界上所有 的武器将自行变成废铜烂铁或者乐器。 　　强调在和平与人类自由之间的连续性自然倾向于说明我们这个地区所处的不同 的时间和空间，和平和人类自由以多种方式，取决于特殊的情况和语境。当然，由 于我们坚持将人权引进关于和平的每次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 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都成了彻底无望的人，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也得 不到任何帮助。 十 　　我正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成为老生常谈，因此不得不再三解释它们 几乎有点尴尬。然而，对于许多和平运动的信徒来说，他们并不明白，而我们除了 再三解释而外没有别的选择。不止一次地，当我与和平活动分子对话或在某份东西 上签名时，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理想也许是了不起的，甚至是令人惊讶的（！ ），但同时它们太抽象，太“哲学化”，不是充分政治性的、不那么容易理解和一 针见血，因而也难以贯彻。我有这样的印象，我的对话者十分习惯于那种口号、声 明式的东西，清晰而毫不含糊的要求，这些东西适用于标语牌和印在T-恤上面，但 不适合严肃全面地考虑问题。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的理念来自实践的、真实的 政治。 　　当问及我们关于和平这个问题基本的视角时，我们的看法显然十分明了。然而 更为严肃和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被要求解释面对真实的政治行为的世界，我们如何 设想我们全球的、或“哲学性”的概念：什么是我们实际上想要的？依我们看，什 么样的政治尺度、什么样的秩序是我们指望欧洲所考虑的？ 　　这儿首先困难的在于东欧的持异议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广泛的不同。 　　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有人相信改变欧洲现状和通往真正和平的首先的也许是 最重要的步骤是在中欧陡峭的边境上建立两个阵营之间的中立国地带。对这项建议 的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要求中最不具有现实性的一种，实际上苏 联不会放弃它的那些受庇护的国家，不会允许它们走向中立。此外，也有人说这是 不道德的，因为事实上这意味着一个损害他人的结果——当我们自由时，欧洲的其 他人却在付出最大努力！对此的批评还有，这种不道德在于它的毫无希望：建立在 分裂的欧洲之间的一个“无人区”不会带来和平。冲突的危险将继续，如果灾难到 来的话，那么中欧国家将首当其冲地成为一片废墟。（我们的记忆中的历史难道还 有别的情况吗？）寻求躲在世界的混乱背后，像瑞士那样，将一夜之间变得无足轻 重。 　　其他人建议两个军事阵营的直接解除和美国及苏联军队从其欧洲盟国的版图上 撤走（这自然导致所有部署在欧洲的所有核武器的消除）。说句个人的看法，这看 上去十分可爱，尽管我并不明白谁或什么力量可能劝使苏联解散它在欧洲卫星国的 全部密集型军队——尤其是如何将其部队从这些国家的版图上撤走，这才迟早放弃 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 　　另外一种声音，顺便地说，也是具有特别权威的一种，认为只要德国是分裂的 欧洲也将是分裂的。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因为德国右派想要统一，）我们必须首 先要求一个德国的和平条约，这不仅将保证现在欧洲的边界而且同时给两个德国提 供逐渐联合的前景。如果德国的问题解决了，双方解除军备的协议才更为现实。这 个视角是如此有说服力：如果柏林仍然由一堵墙分做两截和德国的问题尚未解决， 怎么想象一个没有一系列协议和没有超级大国保护的——如此“保护”——欧洲？ 　　这个提议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它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会激怒所有死去的 人和每一方的感情；许多人担心重建一个大德国，担心一个机械性的德国在欧洲统 治的危险，等等。 　　最后，还有人相信提出所有这些大胆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人不会据 此而行动，有权势者发现它们毫无必要地让人恼怒。他们会说，遵守那些已经制定 的各种条约（例如〈〈赫尔辛基条约〉〉）和要求它们得到落实，显得更有意义。 或者支持那些不夸大其辞的姿态但却是多样化的小步骤，这将逐渐走向一种遍及欧 洲的健康气氛，使得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和逐步裁军，以及消除紧张状态。 　　除了这些，还存在着大量的建议和视角。（为完整起见，尽管这并不涉及重建 欧洲的立场，我也愿意提到另外一种在持异议者中造成分歧的观点——他们对于美 国的态度。其中一种观点接近西方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美国，而另一种观点则倾向 于里根的国家：既然苏联是罪恶帝国，那么美国则是善的国土。至于我自己——也 许没有人在乎——我对美国、美国体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抱太大的幻想。当然 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国内自由的程度和由此形成的国际政治的可信性之间的差别，对 我来说如此深刻的不同，以至将它们目前的状况看成是对称的，在这个意义上，这 两个庞然大物同样的危险，对我来说是一种畸形过分简单化。是的，两者都很危险， 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不危险。 　　在我们这个地区考虑这个问题所卷入的另一个困难，比我们正在描述的观念上 的不同更为严重。它根植于一种如此模糊、很难描述但却是如此强烈的感觉，即所 有这些讨论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正如我将要解释的， 这说到底是十分符合逻辑的，这种心情浮上心来不仅在于局限在关于和平的一般“ 哲学性”的思考，而且在于不得不面对的具体的政治。 　　一个中欧的头脑——怀疑主义的、适度的、反乌托邦的、难以言说的和被日常 地面对肆无忌惮的力量弄得心力交瘁——当他们一下子被抛进欧洲未来仲裁人的角 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达达”这样一种情感。问题在于怎样摆脱这种工作的彻底 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摆脱恐惧任何将欧洲转变为一个和平大陆的具 体的及技术性的概念，是全部今天荒谬可笑的乌托邦的表现，和任何其他的乌托邦 一样；以及摆脱某种个人的双重恐惧——被他审慎的邻居当作一个嘲笑的靶子，和 从真实的生活跌入童话的云端之中。 　　疯狂的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隐藏在持异议者立场最初的起点之中。持异议者 基本上是一个堂 吉诃德。他孤独地写他的批评分析文章，要求自由和人权，他的 手中仅仅有一支笔，却面对着十分庞大的国家和其警察。他写作、喊叫、提出要求 和呼吁法律，——但同时他又知道迟早他们为此要把他关起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 些顾虑呢？在不切实际的愚蠢举动中，他不是感到如鱼得水吗？我将试图解释持异 议者“天然的蠢举”和当他被要求在关于重建欧洲的规划上签名而让他吓一跳的那 种蠢举的之间的区别。 　　正如我不止一次地写到的，我相信持异议者现象产生于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中， 而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也就是说，持异议者根本不在真实的权力领域中运作。 他也不追逐权力。他不想进入政府也不寻求选民。他不试图向大众谄媚，他不能提 供和允诺任何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有他自己的血肉——那是因为他无法用 别的办法来确证他所坚持的真理。他的行为仅仅和他作为一个公民挂钩，而不计较 代价。他的“政治”承担最内在的基础是道德的和存在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首 先是为了他自己：为某种他始终在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不能继续“生活在 谎言之中”。仅仅这样才产生了（并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动机：某种希望—— 模糊、不确定、和难以自我论证的——这样做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政治之 外的政治”的希望，是“在权力范围之外的政治”的希望，通过其自身所隐藏的东 西和复杂的途径能够造成某种引发性的效果。这种大声说出真实、表达对人性的关 注，显得有点飘忽但却有一种内在的权力，甚至是一个具有放射性的词，便能够给 一个社会“隐藏的良心”留下一个痕迹。（这种视点一个固有的方面是，持异议者 更象是描述和分析当下的状况而不是展示一个前途。他更是一个关注哪儿出了差错 的此时此地的批评家，而不是将要到来的某种更好的东西的策划者。他视自己的使 命为抵御制度的压力保护人性而不是想象一个更好的制度。至于说到前途，他更关 注它所依据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而不是怎么和由谁来落实。说到底，他知道未来的实 质不是由他现在的愿望而是依据很难预料的、尚未到来的进程所决定的。） 　　这便是持异议者“天生的蠢举”的世界。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它的限度之内， 它是始终如一的。它是策略的因为它不让自己受制于策略性考虑。它是政治的因为 它不玩弄政治。它是具体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不是没有考虑到其愚蠢实际上正 因为如此。的确，因为存在着某种忠实于蠢举的东西，忠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整 体性的和未被分离的。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管生活于其中是多么不舒服，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明确的优 势：发现自己处于真实的权力和传统政治实践之外的世界，即外在于功利、权术、 妥协、和受半真半假的不可避免的操纵，持异议者可以保持自己的面貌，甚至可以 笑话他自己，而不把自己弄得对每个人都滑稽可笑。 　　只有当一个持异议者超出了他本来的界限和进入真实权力的现存格局，处于众 目睽睽之下，他才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只有这样他的冒险才成为一个乌托邦。这 时他接受真实权力的视角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权力；他进入权术的世界却没有能力行 使权术，甚至没有真实权力的许可证，也没有人要他这么做；他不再服务于真实而 企图将真实走私到服务于权力的世界中去，不能也不愿对自己真实；他试图在真实 的世界之外继续说出真实；站在权力的世界之外而推测权力或考虑怎样去组织权力。 他将自己一个竞争者的受人尊敬的角色交换为一个自我任命的强权的顾问这么一个 畸形角色。在梦想者的角色中他不失常，正如在一个权术家的角色中他不失常一样。 他变得失常仅仅因为他变成一个在梦想中玩弄权术的人。一个梦想玩弄权术的人是 没有一个部的部长，没有一支军队的将军，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从他作为历史 的一个目击者的位置中异化出来，不受欢迎地成为历史的组织者，他发现自己处于 一个奇怪的真空之中——不在权力之内也不在真实之中。 　　提到所有这些，并不是建议苏联阵营内的持异议者不要去议论他们生活于其中 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可能性，不要去检视其行为不同的效果和寻求扩展它们，也不要 去反思如何和在哪里他们可能或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真实。历史是难以预料的，我们 需要准备全部的可能性：例如记住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的持异议者如何在一夜之间 变成实际的政治家。 　　我只是力图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东欧的持异议者当他们被要求参加和平运动时， 以他们自己鲜明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通常的谨慎。

谒见（独幕剧）

[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人物： 　　车间主任 　　瓦涅克 　　（车间主任的办公室。门左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中的毕业文凭。门的 右边，有一个衣柜和一个塞得满满的公文柜，公文柜顶上有几只空啤酒瓶。后面的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业余水平的绘画，并有一个标题：“一醉能解千古愁“。在舞 台的中央，有一张办公桌和三把椅子，桌上有一些报纸和更多的空啤酒瓶；还有几 只杯子。桌子旁边有一只装啤酒的板条箱。 　　沿着墙壁，尤其是房间的角落里，撒落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工具，一个老式收音 机，一个破衣帽架，和一堆旧报纸、胶鞋等等。启幕后，车间主任将头支在交叉的 胳臂上，他坐在桌面上大声打着呼噜。隔了一会有人敲门。车间主任突然醒来。 　　 　　车间主任：进来…… 　　(瓦涅克进来，穿着褪了色的工作服和胶鞋。) 　　瓦涅克：早上好。 　　车间主任：噢，是你，瓦涅克先生。请进，请进。请坐。 　　(瓦涅克坐下，看上去局促不安。) 　　要一杯啤酒吗? 　　瓦涅克：不，十分谢谢。 　　车间主任：怎么不喝?你没事吧…… 　　(他从板条箱中抽出一瓶啤酒，打开并倒了两杯，将一杯放在瓦涅克面前，立 即开始喝自己的那杯。)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其间有片刻沉默。) 　　车间主任：好吧，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瓦涅克：谢谢，很好…… 　　车间主任：他们来了，是吧? 　　瓦涅克：来了…… 　　(沉默。) 　　车间主任：今天你做什么?滚啤酒桶? 　　瓦涅克：帮助滚…… 　　车间主任： 这比滚要好一些，不是吗? 　　瓦涅克：是的，是这样…… 　　(沉默。) 　　车间主任：那么今天谁滚? 　　瓦涅克： 塞克兹(塞克兹(Serkezy)：始终没有在舞台上出现，在丹斯比尔( Diensbier)的剧本《招待会》(Reception)中也曾提到他，于其中他涉嫌是狱中毒 品和纹身的行家。 　　…… 　　车间主任：他来上班了? 　　瓦涅克：刚来…… 　　车间主任：他喝醉了? 　　瓦涅克：是的，有点儿…… 　　(沉默。) 　　车间主任：来吧，瓦涅克先生，你没喝。你怎么不喝? 　　瓦涅克：谢谢，但我不怎么喝啤酒…… 　　车间主任：(还有这种事?别怕，我们肯定会教你喝。在这儿你很快会习惯的。 这儿人人都喝，这是一种……传统……)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好吧，怎么样了? 　　瓦涅克：什么怎么样了?你指的什么? 　　车间主任： 事情嘛，你知道……一般来说…… 　　瓦涅克：噢。谢谢，还行吧…… 　　(沉默。) 　　车间主任：你喜欢这儿吗? 　　瓦涅克：我喜欢…… 　　车间主任：还不是太糟，嗯? 　　瓦涅克：噢，是的，当然…… 　　(车间主任又打开一瓶酒给自己倒上一杯。) 　　车间主任：必须习惯生活中的每件事。对吧? 　　瓦涅克：是的，你说得对…… 　　车间主任：来吧，干杯。 　　(瓦涅克喝完杯中的酒，车间主任又给他倒满。) 　　瓦涅克：我不能喝了，谢谢。 　　车间主任：噢，胡说八道……你一杯还没喝…… 　　(沉默。) 　　别的人怎么样?你同他们合得来吗? 　　瓦涅克：当然，谢谢，我同他们还合得来。 　　车间主任：好吧，你得听从我的忠告，别和任何人相处密切。我不相信任何人， 这是真理。人们十有八九是真正的杂种，这没错。真正的杂种。做你自己的事和保 持距离。过分亲密没好处……尤其是处在你目前的情况下。 　　瓦涅克：这我懂。 　　(沉默。) 　　车间主任：如果不介意我问的话，你一般写什么? 　　瓦涅克：剧本。舞台剧。 　　车间主任：有这回事?戏剧剧本。瞧瞧，你为什么不写一个关于我们啤酒厂的? 你可以为布瑞斯写一出戏。你认识他吗? 　　瓦涅克：是的，我认识。 　　车间主任：他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他这号人。 　　瓦涅克：是的，我猜也是这样。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我敢打赌你从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 　　瓦涅克：什么事情? 　　车间主任：喏，你会在一个啤酒厂滚啤酒桶这件事。 　　瓦涅克：是的，我不能说，我这样想过。 　　车间主任：笑话，真没想过? 　　瓦涅克：没想过，我猜也许你想到了这一点。 　　车间主任：你才会想到。你肯定想到了。 　　(沉默。) 　　你说你今天要帮助滚啤酒桶? 　　瓦涅克：是这样。 　　车间主任：但你昨天滚来着。我看见你滚来着。 　　瓦涅克：那是因为塞克兹昨天没来…… 　　车间主任：是这样，嗯?听上去有点道理，别那个什么的…… 　　(沉默。)  　　跟你说吧，瓦涅克先生，这儿从来没来过作家，这倒是真的。来过各种各样的 稀奇古怪的家伙，但作家没来过。拿布瑞斯来说吧……知道他来这之前做什么的吧? 他是一个掘墓人，掘墓人。这就是他为什么晓得把酒一口闷掉的原因，后来他来了 这儿。现在他可以给你讲一些故事，他会讲，这没错。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你写这些剧本究竟有什么用? 　　瓦涅克：主要是关于官僚主义什么的…… 　　车间主任：官僚主义，嗯?你没蒙我吧……所以他们就…… 　　(沉默。) 　　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还没有…… 　　车间主任：好吧，呆会儿去吃点。对大门口说，你一直呆在我这儿。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你从头到尾谢我什么? 　　(沉默。) 　　你知道某些事情，我向你脱帽致敬。 　　瓦涅克：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车间主任：对你来说肯定特别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说，你从前一直都坐在家 里，优雅、舒适、温暖……天亮才睡觉……而现在!我不妨告诉你，我向你脱帽致 敬。 　　(沉默。) 　　我很报歉。 　　(车间主任站起身来走出去。瓦涅克很快将自己杯子里的酒倒在他的杯子里。 车间主任回来，把他裤子的钮扣扣好，重新坐了下来。) 　　你为剧院写作，肯定认识所有的女演员。 　　瓦涅克：是的，认识她们中的大多数。 　　车间主任：像鲍赫达洛娃(吉瑞娜·鲍赫达洛娃(Jirina Bohdalov)：是捷克斯 洛代克通俗戏剧和电视演员。)，你也认识吧?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真的认识?你的意思是，能说上话? 　　瓦涅克：可以这么说吧。 　　车间主任：跟你说吧，你为什么不找个日子请她来这儿喝上一杯……我们让布 瑞斯也来……乐上一乐，怎么样? 　　瓦涅克：好吧……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车间主任又开了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车间主任：那个开脱粒机的小伙子怎么样?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瓦涅克：马那瑞克? 　　车间主任：是他。唔，你在他面前说话可得小心点。 　　(沉默。) 　　高特(卡莱尔·高特(Karel Gott)：一位颇为成功的流行歌手。)怎么样?你也 认识他? 　　(沉默。) 　　很遗憾四、五年前你不在这儿。那会儿有一些精彩的人。他们也的确不容易， 这倒也是。四、五年前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经常在酒店里碰面……我，查理· 马里约克--不久前他走了——还有琼尼·彼特卡，加上装瓶车间的那些女孩……多 少次我们天亮才回家。工作照样完成。你去问问琼尼·彼特卡，看他怎么说…… 　　瓦涅克：我知道，他告诉过我…… 　　(沉默。) 　　车间主任：你的那些剧本，赚很多钱? 　　瓦涅克：不一定，要看情况…… 　　车间主任：你一年至少赚5000?起码5000? 　　瓦涅克：这要看演多少场。有时你能赚一点，有时你什么也赚不着。 　　车间主任：什么?一个月一个子儿也不挣? 　　瓦涅克：噢，有时候是好几个月…… 　　车间主任：你吓着我了。那么也没有葡萄酒和玫瑰花?别的什么也没有? 　　瓦涅克：什么也没有…… 　　车间主任：真是笑话。你不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吗? 　　瓦涅克：我想也是。 　　车间主任：就是笑话。 　　(沉默。) 　　你看，你没喝。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又开了一瓶并给两人倒上。简短的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让我告诉你吧……别声张，嗯?如果是别人坐在我这个位 置上，你便不会在这儿工作，我替你担保…… 　　瓦涅克：那么你有什么麻烦吗? 　　车间主任：当然!不信拿你的高统胶鞋打赌…… 　　瓦涅克：我十分感激…… 　　车间主任：我不想自夸，这不是我的风格，你明白……但是能帮助的时候我为 什么不去帮助人?这是我的方针……哪怕在今天。人们需要互相帮助，这是我的哲 学。我帮助你走出困难，你也帮助我走出困境，不是吗? 　　瓦涅克：没错。 　　(沉默。) 　　车间主任：你还没有吃午点吧? 　　瓦涅克：还没有…… 　　车间主任：(好吧，一会你去……对门口说，你一直在我这儿。)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别这么从头到尾老谢我。 　　(沉默。) 　　我跟你说吧，现在没人想替别人受罪，肯定是。 　　瓦涅克：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抱成一团…… 　　瓦涅克：是的，我同意…… 　　车间主任：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总是说，再怎么的也抵不上一个合得来 的圈子……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喝?我猜想葡萄酒也许更适合你的口味。 　　瓦涅克：也许吧…… 　　车间主任：你会很快适应这里……我们都喝，你知道……这是一种传统… 　　…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高特近来怎么样?他不错吧? 　　瓦涅克：我想是吧…… 　　(沉默。) 　　车间主任：你结婚了? 　　瓦涅克：我结婚了。 　　车间主任：有孩子吗。 　　瓦涅克：不，我们没有孩子。 　　(沉默。) 　　车间主任：我还是要向你脱帽致敬。 　　瓦涅克：噢，真的别那样…… 　　车间主任：记着我的话。否则事情将很糟…… 　　(沉默。) 　　我很报歉…… 　　(车间主任站起身，走出去。瓦涅克很快将自己杯子里剩余的酒倒在车间主任 的杯子 　　里。车间主任回来，把他的裤子的纽扣扣好，重又坐下来。) 　　她多大岁数了? 　　瓦涅克：谁? 　　车间主任：我是说鲍赫达洛娃…… 　　瓦涅克：噢，差不多43岁，我猜想…… 　　车间主任：不是吧……她看不去不像…… 　　(沉默。) 　　每件事最终总会弄明白，你能看得到……如果我们都抱成团，互相帮助，像我 经常说的那样，再怎么的也抵不上一个合得来的圈子。(他打开另一瓶酒并给自己 倒上一杯。)可惜你5年前不在这儿。那是一段快乐时光。但是现在?如今不要去相 信任何人……(沉默。) 　　科霍特是谁? 　　瓦涅克：科霍特?哪一个科霍特? 　　车间主任：我听说一个叫科霍特的家伙来看你…… 　　瓦涅克：他是我的一个同事…… 　　车间主任：另外一个作家? 　　瓦涅克：是的。怎么啦? 　　车间主任：噢，问问而已…… 　　(沉默。) 　　听着，瓦涅克，我也有自己的问题…… 　　瓦涅克：噢? 　　车间主任：你说我为什么钉在了这个鬼地方?也许你对此并不感兴趣? 　　瓦涅克：噢，这个问题…… 　　车间主任：你知道我想做什么? 　　瓦涅克：想做什么? 　　车间主任：我想在帕丢巴斯的一个大啤酒厂当车间主任。 　　瓦涅克：是吗? 　　车间主任：这儿你看——倒像是我进坟墓的地方。笑话，不是吗? 　　瓦涅克：为什么你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车间主任：还是忘掉它吧…… 　　(沉默。) 　　你结婚了?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有孩子吗? 　　瓦涅克：没有…… 　　(沉默。) 　　车间主任：瞧，这事也可以说与我无关，但是你必须和你们的赫鲁伯说， 　　别再来看你…… 　　瓦涅克：你先头说的是我的同事科霍特…… 　　车间主任：我又怎么说来着? 　　瓦涅克：赫鲁伯…… 　　车间主任：瞧，这也许不关我事……我不认识从亚当姆来的人……对他一无所 知……但我跟你说是为你好…… 　　瓦涅克：当然，我…… 　　车间主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把这杯啤酒像喝白兰地一样喝掉! 　　瓦涅克：我跟你说过，我不太习惯啤酒…… 　　车间主任：噢，喝了吧…… 　　瓦涅克：不行，真的不行…… 　　车间主任：也许你不把我看成自己人，不是能跟你喝酒的那种人…… 　　瓦涅克：没这回事…… 　　车间主任：当然NFDA1，我不是高特，不是……我只是普通的、平凡的啤 酒厂的车间主任…… 　　瓦涅克：你像高特一样是位专家，只是专业不同。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 　　去帕丢巴斯? 　　车间主任：别提了…… 　　(他又打开一瓶啤酒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事情会好起来的，瓦涅克，别害怕，我不会让你走。你是一个安分的、努力工 作的人，你按时上班，不像其他的人那样呻吟和埋怨。还有，你也没有老想提升… …从来不习惯劳动……这不容易…… 　　瓦涅克：我十分感谢你…… 　　车间主任：你是个彬彬有礼的家伙。我知道，我见谁都这样说。就是见到一个 骗子我也能这样说。那个马那瑞克，开脱粒机的年轻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车间主任：他要是现在在这儿，我就弄他一顿。他十足卑鄙……跟他一起要多 加小心…… 　　(沉默。) 　　瓦涅克：你为什么没有去帕丢巴斯? 　　车间主任：别提了…… 　　(沉默。) 　　我跟你说吧，瓦涅克，你可以信任我……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不想害我。我 知道你是可信的…… 　　瓦涅克：在工作中我将尽力而为…… 　　车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是不是?想想看，我不是非告 　　诉你不可。任何其他人处在我的位置上…… 　　瓦涅克：对不起，你不想告诉我什么呢? 　　车间主任：关于这个赫鲁伯(米洛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1923- 1998)，当代捷克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免疫学家。将科霍特(Kohout)和赫鲁 伯(Holub)混淆起来，存在一个难以翻译的捷克语言上的幽默。车间主任不仅是混 淆了两位作家的名字，而且也混淆了两种鸟的名字。在捷克语中，Kohout意即公鸡， Holub意为鸽子。)，当然… 　　… 　　瓦涅克：科霍特…… 　　车间主任：瞧瞧，我不知道他是哪种人，我也不关心……不想对他做什么…… 他可以来，晃一晃就走……你才是我真正关心的……在这儿你有一个轻松舒适的工 作……帮助滚滚空啤酒桶……没有人忽视你。这个科霍特不能给你工作吧?如果我 不要你了，他能替你找到工作吗? 　　 　　瓦涅克：很难…… 　　车间主任：这就对了。那为什么你不放实际点…… 　　(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是嘛，你说什么? 　　瓦涅克：但是我可以…… 　　车间主任：你可以什么? 　　瓦涅克：别太在乎这个，但我的确可以选择我自己朋友…… 　　车间主任：选择你自己的朋友?我也这样想呢!和你那些该死的朋友在一起。这 是你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人想跟你说该干什么。别强调什么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一 只耗子。这是个原则问题。 　　瓦涅克：我以为你会理解的。 　　车间主任：他应该理解，这个科霍特他不懂吗?你得好好想一想谁是你的朋友。  　　(车间主任又开了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你说什么? 　　瓦涅克：我得走了…… 　　车间主任：有什么要事? 　　瓦涅克：他们会找我下地窖…… 　　车间主任：去他妈的地窖……少了你他们也能行……再说塞克兹在下面。 　　老老实实地坐着吧，喝你的啤酒。 　　(沉默。) 　　我不能去帕丢巴斯，对这件事你还没有一个态度，是吧? 　　瓦涅克：我想首先了解…… 　　车间主任：你想知道? 　　瓦涅克：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去帕丢巴斯? 　　车间主任：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我和一个酒店老板平分了5000升剩余 的出口啤酒，你觉得怎么样?我懒得说，根本没那回事，都是因为那个杂种……那 个开脱粒机的马那瑞克……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车间主任：我只想跟你说，如今的人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不相信任何人，这 是真理。人们都是些真正的杂种，请相信我。做你自己的事情，别和任何人有过多 的来往，这是我的忠告……尤其是处在你的情况下。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 　　(沉默。) 　　车间主任：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不，还没有…… 　　车间主任：一会儿你去，跟门口的人说，你一直在我这儿…… 　　瓦涅克：谢谢。 　　车间主任：别老这么谢我! 　　(沉默。) 　　对不起。 　　(车间主任起身走了出去。瓦涅克迅速把自己杯子里剩下的酒倒进了对方的杯 子里。车间主任又回来了，扣好他的裤扣，坐到自己的桌子上。) 　　你什么时候把她带来? 　　瓦涅克：什么? 　　车间主任：当然，鲍赫达洛娃? 　　瓦涅克：噢……过几天我请她来吧…… 　　车间主任：星期六请她来怎么样? 　　瓦涅克：这个星期六? 　　车间主任：好啊，为什么不? 　　瓦涅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时间…… 　　车间主任：噢，来吧，她会给你留出时间的，不是吗? 　　瓦涅克：演员是非常忙的人，你知道……他们的日程表总是事先计划好的…… 插进一个新的安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车间主任：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就别请她来。 　　瓦涅克：噢，是的，完全不能这样做…… 　　车间主任：别让我跟你费太多口舌……我想我们在一起开开心……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 　　(沉默。) 　　车间主任：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你是斐迪南，不是吗? 　　瓦涅克：是，正是……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我的意思是跟你随便聊聊……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喝? 　　瓦涅克：我说过，我对啤酒无所谓…… 　　车间主任：这儿的每个人都喝…… 　　瓦涅克：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你不在乎我叫你斐迪南吧? 　　瓦涅克：不在乎。 　　车间主任：你想做一个仓库保管员吗?眼下这对你来说是一件不坏的工作?说到 底，你是一个有头脑的家伙……最诚实的人，为什么不可以?你没打算将你的余生 花费在和那些人滚啤酒桶上吧?你最好呆在一个暖和的地方，中午你就关门，说你 正在清仓……然后你可以为你的剧本编造更多的笑话，没有干扰。你还可以打个盹， 如果你感到需要的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嗯? 　　瓦涅克：你是说我可以……? 　　车间主任：为什么不? 　　瓦涅克：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当然没有什么挑剔和选择的余地，但如果这样的机 会出现，我当然欢迎。我相信我肯定是整洁和有条有理的人，我可以打字……我懂 一两门外语……想想看，地窖中的确有点冷，如果你并不太习惯的话…… 　　车间主任：你说得对，那么……你会记帐吗? 　　瓦涅克：我相信我可以学……我从前学过一点经济学的课程…… 　　车间主任：真的?懂一点记帐? 　　瓦涅克：我相信我可以学…… 　　车间主任：你该呆在一个暖和的地方……吃完午饭就关门……你不会想一 　　辈子跟那些家伙滚啤酒桶的……。 　　瓦涅克：好吧，如果可能的话…… 　　(沉默。) 　　车间主任：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是见到一个骗子我也这样说，瓦涅克，我也 是这种人，为什么我们不抱成一团，你觉得怎么样? 　　瓦涅克：是的，当然…… 　　车间主任：这么说你同意了…… 　　瓦涅克：当然…… 　　车间主任：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尽管直说。也许你不乐意和我这样的人做朋友 ……也许你没怎么考虑过我这人，嗯?或许你有别的打算? 　　瓦涅克：没有，没那么回事……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最大限度地表示感激… …尤其是最大限度地做好我的工作…… 　　车间主任：那我们接着喝? 　　瓦涅克：好吧…… 　　(他俩喝酒。) 　　车间主任：干了吧! 　　(瓦涅克费了一点劲，把酒喝完。车间主任飞快地又给他倒上一杯。简短的沉 默。) 　　你别紧张。 　　瓦涅克：我不紧张。 　　(沉默。) 　　车间主任：瞧瞧，斐迪南…… 　　瓦涅克：是啊…… 　　车间主任：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瓦涅克：是的，我们是好朋友…… 　　车间主任：你刚才没这么说吧? 　　瓦涅克：好像没…… 　　车间主任：那么你相信我了? 　　瓦涅克：当然，我相信你。 　　车间主任：好吧，跟你说一些事……但要保密，明白吗? 　　瓦涅克：我明白…… 　　车间主任：你保证? 　　瓦涅克：我保证。 　　车间主任：对啦，事情是……(他放低嗓门)他们来这儿打听你…… 　　 　　瓦涅克：谁呀? 　　车间主任：还有谁?你说的“谁“是指谁?他们，当然。 　　瓦涅克：真的? 　　车间主任：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瓦涅克：你认为我在啤酒厂的这份工作有危险吗? 　　(沉默。) 　　他们强调我必须被开除吗? 　　(沉默。) 　　你因为担待我而有麻烦吗? 　　(沉默。) 　　车间(主任：好吧，我告诉你……但是只有你知我知，明白吗?) 　　瓦涅克：我明白…… 　　车间主任：你保证。 　　瓦涅克：我保证。 　　车间主任：好吧，任何人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你都不会在这儿工作，我替 　　你担保了。是这样吗?斐迪南?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我非常感谢你…… 　　车间主任：我不想说了，省得你又要谢谢我…… 　　瓦涅克：我知道你不会的…… 　　车间主任：我就想让你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 　　瓦涅克：谢谢…… 　　(沉默。) 　　车间主任：我很报歉…… 　　(车间主任有点困难地站起来并走出去。瓦涅克迅速地把自己杯子里剩下的酒 倒给了他。车间主任回来，把他的裤子的纽扣扣好，重又坐下。) 　　你没和她有一手吧? 　　瓦涅克：和谁? 　　车间主任：鲍赫达洛娃? 　　瓦涅克：我?当然没有。 　　车间主任：说实话? 　　瓦涅克：当然…… 　　车间主任：我想你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你说什么? 　　瓦涅克：我得走了…… 　　车间主任：有什么要事? 　　瓦涅克：他们找我下地窖…… 　　车间主任：去他妈的地窖……少了你他们也能行……再说塞克兹在下面。老老 实实坐着吧，喝你的啤酒。 　　(沉默。) 　　听着，斐迪南……你是斐迪南，不是吗? 　　瓦涅克：是的，正是……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你不在乎我叫你斐迪南吧?是吗? 　　瓦涅克：我不在乎…… 　　车间主任：听着听着，如果你在乎我倒宁愿你说出来……我没冒犯你吧? 　　瓦涅克：为什么说我被冒犯了呢? 　　车间主任：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永远不知道事情真相……你守口如瓶……鬼知 道你想什么……你始终在说“是的“、“当然“和“谢谢“…… 　　瓦涅克：我习惯了这种方式…… 　　车间主任：那么我只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啤酒厂的乡巴佬。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告诉我你不是这个意思…… 　　瓦涅克：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车间主任：没有，来吧，最老实的人……让我们把各自的牌摊出来吧…… 　　 　　瓦涅克：说实在的，我对你没有一点想法……恰恰相反…… 　　车间主任：那么我们是好朋友?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你信任我? 　　瓦涅克：我信任你。 　　车间主任：那好吧，听着……我知道他们有一个人来打听你……我的一个 　　中学同学……我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托达·马塞克，一个正派的人，至少对 我不错…… 　　瓦涅克：你的运气不错嘛，啊? 　　车间主任：听着，你不必以为他是个闲着无事的人，他对我有那么一点用，在 如今这种情况下，我没准哪天还用得着他……无论如何，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好 人。所以你能理解不能放着他不管。我能那么做吗?你明白，是吧? 　　瓦涅克：是的，我明白…… 　　(沉默。) 　　车间主任：你干嘛盯着我看? 　　瓦涅克：我没盯着你看。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来吧，告诉我…… 　　瓦涅克：我什么也没想…… 　　车间主任：说正经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有所不知的是，如果我不答应做 这件事。他们就会找到别的人，那肯定更坏，因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正派。我是一 个没有偏见的家伙，公正无私。这是我的哲学，哪怕在今天。这就是你的幸运之处，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因为人们都是十足的杂种，他们就是。你不能想像别人也有这 么愚蠢，告诉你所有这些，是吧，你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想你会在什么地方生活呢?  　　瓦涅克：我很欣赏你的坦率…… 　　车间主任：我为你如此担风险，你以为如何?如果你出卖我，事情将会怎样? 　　瓦涅克：我没打算跟任何人说…… 　　车间主任：于是你将把它们写下来。放进你的某一个剧本之中……他们把剧本 没收了，我也完了…… 　　瓦涅克：别担心，我把它们闷在自己的肚子里…… 　　车间主任：说话算数? 　　瓦涅克：说话算数…… 　　(车间主任又给自己打开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了一杯。简短的沉默。) 　　我说…… 　　车间主任：什么? 　　瓦涅克：那件事能成吗?我是说仓库的那份工作……那位老索瑟尔先生怎么办 呢? 　　车间主任：唔?他怎么啦? 　　(沉默。) 　　想想看……笑话，不是吗? 　　瓦涅克：我想也是…… 　　车间主任：那不就得了…… 　　(沉默。) 　　瓦涅克：我说…… 　　车间主任：什么? 　　瓦涅克：关于仓库那件工作……你真的以为他们会让我做?无论如何，他们肯 定知道我最好呆在一个暖和的地方…… 　　车间主任：他们知道可爱的范妮·亚当姆斯…… 　　(沉默。) 　　你结婚了? 　　瓦涅克：是的…… 　　车间主任：有孩子吗? 　　瓦涅克：没有…… 　　车间主任：我有3个孩子，我有…… 　　(沉默。) 　　瓦涅克：你也许跟他们说了，我跟一般人没什么往来……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这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吗?……我的确跟一般人没什么来往……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这会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不是吗?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玩扑克牌吗? 　　瓦涅克：不，我不玩…… 　　车间主任：我玩……我们每星期四来一次，这不坏……你知道什么?为了洛佳· 拉娃塞克我不得不放弃…… 　　瓦涅克：噢? 　　车间主任：别人以为我就这样过一份轻松惬意的日子，而且…… 　　(沉默。) 　　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见过我过去的女人吧? 　　瓦涅克：没，没见过…… 　　(沉默。) 　　车间主任：跟你说些事，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这整个儿乱套了……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扯淡!你知道什么……你养尊处优。写你的那些剧本……滚啤酒桶 ……就能把世界给忘了!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知道什么——他们怕你，就这么回事。  　　瓦涅克：噢，得了，我可没这么想过…… 　　车间主任：这千真万确。但是我呢?谁关心我怎么样?没人。有谁写关于我的报 告?他们可以尽情地对我大喊大叫。要不置之不理。他们不能这么做吗?而你，你养 尊处优。 　　(沉默。) 　　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没想把鲍赫达洛娃这件事忘掉吧?你会带她来吗?你答应你要带她 来的…… 　　瓦涅克：别担心……我今天就给她打电话安排一切…… 　　车间主任：你以为她会来吗? 　　瓦涅克：我将尽力去做…… 　　车间主任：你和她是朋友，不是吗? 　　瓦涅克：是的，我们是…… 　　车间主任：等一等，你说过你们曾经是朋友…… 　　瓦涅克：是的，正是这样…… 　　车间主任：不，等等，你们到底是不是朋友…… 　　瓦涅克：可以这么说吧，是朋友…… 　　车间主任：那问题在哪? 　　(沉默。) 　　统统地该死，她可以选择她自己的朋友。 　　瓦涅克：当然，她可以…… 　　车间主任：这是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确。 　　瓦涅克：当然是的。 　　车间主任：原则问题，就是的。 　　(沉默。) 　　再说，有谁知道是你带她来这儿的。她可以将此当作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途 径，不可以吗?这保准没错。 　　(沉默。)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 　　瓦涅克：听着……呢? 　　车间主任：你不想说些我也听得来的东西……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你知道个鸟!我让你对你自己说：十足的傻瓜，让他说去吧…… 　　 　　瓦涅克：不，我没这个意思…… 　　车间主任：为什么你不喝? 　　瓦涅克：我有点…… 　　车间主任：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不，还没有…… 　　车间主任：让你的午点见鬼去吧……忘掉它…… 　　瓦涅克：实际上我也不饿…… 　　车间主任：我也许是个大傻瓜，但我是公正无私的…… 　　瓦涅克：是这样，你正是。 　　车间主任：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瓦涅克：我知道…… 　　车间主任：人们是十足的杂种，他们的确如此。为什么你不喝? 　　瓦涅克：我有点…… 　　车间主任：你吃午点了吗? 　　瓦涅克：不，还没有…… 　　车间主任：噢，你，你养尊处优…… 　　瓦涅克：我对你十分感激…… 　　车间主任：这整个儿乱套了…… 　　(他又开了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简短的沉默。) 　　听着…… 　　瓦涅克：什么? 　　车间主任：你不在意我叫你斐迪南吧? 　　瓦涅克：不在意…… 　　车间主任：如果你在意就直接告诉我…… 　　瓦涅克：不，我真的无所谓…… 　　车间主任：好吧，我很高兴你不在乎…… 　　瓦涅克：正好相反，我喜欢这个名字。我对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感到很愉快。  　　车间主任：“我对我们之间距离拉近感到很愉快“，“我欣赏你的坦率“，为 什么你总是像这样说话?……像……像一本…… 　　瓦涅克：像一本书? 　　车间主任：正是…… 　　瓦涅克：这没让你生气吧……? 　　车间主任：这没让我生气……“我对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感到很愉快“……见 鬼! 　　瓦涅克：你可以原谅我吗? 　　车间主任：见鬼，我说。 　　(沉默。) 　　瓦涅克：对不起…… 　　车间主任：什么事? 　　瓦涅克：我不得不走了…… 　　车间主任：有什么要事? 　　瓦涅克：地窖里的人会找我…… 　　车间主任：去他妈的地窖……没有你他们也能行……无论如何，塞克兹在下面。 老老实实的坐着，喝吧。 　　瓦涅克：不，不开玩笑……他们要生气的。 　　车间主任：噢，我明白了……我让你厌烦了，就这么回事……我知道……高特 和鲍赫达洛娃，他们才是你更好的伙伴，对吧? 　　瓦涅克：不，我喜欢和你说话，我也不想有什么麻烦……这不值……尤其是我 可能得到仓库的那份工作…… 　　车间主任：你当真说……你喜欢和我说话……? 　　瓦涅克：当真。 　　车间主任：你刚才没这么说吧? 　　瓦涅克：没说…… 　　(车间主任又打开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简短的沉默。) 　　车间主任：斐迪南…… 　　瓦涅克：什么事? 　　车间主任：你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瓦涅克：不知道，是什么? 　　车间主任：要是我知道我每个星期该给他们说些什么我就不是人。我怎么他妈 的知道你的那些事……你跟我说过?什么也没有，对吧?我难得见到你这个人，日复 一日……凡我听到的有关你的每一件琐碎的事情……你趁休息的时候一人悄悄溜走 ……有人看见你两次和装瓶车间的玛吉走在镇上……从马忒涅斯来的帮你修暖气的 年轻人——我问你，就这些了?我就是我每个星期向他们汇报的? 　　瓦涅克：对不起，我无法想像我可以在这件事上帮助你。 　　车间主任：但是仅仅——你可以帮助。如果你想帮助…… 　　瓦涅克：帮助你?我怎么可能? 　　车间主任：你是个明白人，是吧?你知道所有政治的和那些其他的事情。你也 写作，不是吗?关于他们想要知道的那些还有谁比你更了解?你说说吧。 　　瓦涅克：噢，当然，你不认为我…… 　　车间主任：听着。斐迪南，在仓库里你将有很多空闲时间——如果你一周给我 铺一张纸写下来有什么坏处呢?……这不是我应该得的回报吗?我看不出来这对你有 什么不好，在那儿你将暖和、舒适……甚至还可以学会享受啤酒……愿意干什么干 什么。写作对你来说成为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一出孩子的游戏。那个托达·马塞克 是个正派人……我们打小就认识……他真的需要这个，我们能在他危难的时候袖手 旁观吗?我们刚才不是说了要抱成一团吗?我们不是要做好朋友吗我们喝酒不正为了 这个?来吧，跟我说说。我们是不是老交情 ?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但是…… 　　车间主任：现在完全取决于你，斐迪南。如果你尽你的努力，那么每件事结果 都会赢。你帮助我，我帮助他，他对我好，我也对你好……我们都从中获益。全部 该死的，难道我们要一个一个地为对方的生活制造麻烦，能这么做吗? 　　(沉默。) 　　干嘛你老盯着我? 　　瓦涅克：我没老盯着你。 　　(沉默。) 　　车间主任：这么说吧，你可以直接决定让他们知道你的什么……你必须承认， 这并不坏…… 　　瓦涅克：是的，我知道…… 　　(沉默。) 　　车间主任：你不是想在仓库工作吗?舒适、惬意、暖和，有许多空闲时间… 　　… 　　瓦涅克：这当然很好…… 　　(沉默。) 　　车间主任：那么好，问题在哪里? 　　(沉默。) 　　瓦涅克：我最真诚地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之所以特别赞赏是因为 　　在今天，这样一种态 　　度特别难得……这么说吧，你使我幸免于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将能做什么……仓库的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比你所能意识到的更有用……但是我 ……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告发我自己…… 　　车间主任：告发……告发?谁说告发来着? 　　瓦涅克：我并不是担心我自己……这对我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害处……但是这涉 及到一种原则，怎么能指望我参与…… 　　车间主任：参与什么?说吧，全说出来!什么是不能参与的…… 　　瓦涅克：某种我向来讨厌的事情…… 　　(一阵局短的、紧张的沉默。) 　　车间主任：我懂，因此你不能做，嗯?你不能。我喜欢这样。现在你终于亮出 了你的底牌，你不能。最终表明你是一位多好的朋友!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激动不安的踱步。) 　　那么我怎么办?想让我彻底完蛋吗?我这叫自作自受。我是彻底的废物，这没关 系。别管我，我是可以在烂泥中打滚的，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啤酒厂的乡巴佬—— 而一个像你这样的君子是不能参与的。我可以尽量玷污自己的人格，只要这位君子 保持干净。这位君子有原则。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这样他便维持了自己纯洁的 灵魂。在人面前讲原则，你倒是分得很清楚…… 　　瓦涅克：你说谁呢?谁分得很清楚……? 　　车间主任：我说谁?你们这些该死的知识分子，还有谁?保养得很好的君子，说 那些动听的话。你当然担当得起，因为你最终属于上面。你又有趣，总是知道该如 何从中逃脱。你即使处在下面时还是属于上面。而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啤酒厂的家 伙怎么办?只有干到老死，没有什么轮上你，谁都能把你踩下去，把你解雇，让你 滚蛋，过着一种倒霉透顶的日子。而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了，却说他没有原则。你 不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份温暖舒适的仓库的工作吗?但是这的确带点脏，你不干 了。你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你这个人非常聪明，是的，你什么都知道，你可以好好 照料你自己。原则!我不怀疑你那些该死的原则，它们迟早有用，你知道如何用它 们来创造财富，它们养活了你——但是我呢?没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没有人在乎我， 没有写我的什么，稍微留意我在做什么，我只是够当培育你的原则铲来的粪便，足 够找出这么个暖和惬意的破地方让你来当英雄，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 一通嘲笑罢了。某个好日子上你将要回到你的女演员中去，你将夸夸其谈你在这儿 滚啤酒桶的日子，炫耀卖弄你如何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但是我呢?我怎么办? 我没有去过任何可以回来的地方，对吧?我可以去哪儿?谁会注意到我?谁在意我做 什么?生活给了我什么?我的前途会怎样? 　　(他颓然倒在他的桌子上，把他的头放在瓦涅克的肩上，并开始抽泣。过了一 会儿他平静下来，仰着头看着瓦涅克，轻轻地说) 　　斐迪南…… 　　瓦涅克：唔…… 　　车间主任：你是一个好人。 　　瓦涅克：是的，我是。 　　车间主任：去把她带来，你行吗——现在……带她来这儿，求你了…… 　　(沉默。) 　　我将让你得到那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我保证——你也不必写你的报告——仅 仅为我做这一件事…… 　　(沉默。) 　　你会为我做的，对吧?我知道你会做。就一个晚上……然后一切将会好起来的， 一切将会有所不同，我至少知道自己没有白活，这个他妈的生活没有彻底浪费掉… …你会去把她带来的吧，不是吗? 　　(沉默。接着车间主任抓住瓦涅克的衣领，开始冲着瓦涅克的脸大叫。) 　　如果你不……你不把她带来……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 我……我想… 　　… 　　(车间主任将近衰竭，小声哭起来，并再次把头放在瓦涅克肩上。沉默；一会 儿车间主任的哭声平息，他开始大声打鼾。瓦涅克等了一会儿，轻轻地把车间主任 的头从自己的肩上移到桌面上，站起身走出门。他又转过身，犹豫了一会儿，然后 对熟睡了的车间主任说：) 　　瓦涅克：别紧张…… 　　(瓦涅克走了出去。一会儿有人敲门。车间主任突然醒来，因为小睡了一会儿， 他已经完全清醒。他的行为和此剧开头时一模一样。他显然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 　　车间主任：进来…… 　　(瓦涅克进来，把他的裤子的纽扣扣好。) 　　噢，是你，瓦涅克先生。请进，请进。坐，坐。 　　(瓦涅克坐下来。) 　　需要一杯啤酒吗? 　　(瓦涅克点点头；车间主任从板条箱里拿出一瓶，打开并倒了两杯，将其中一 杯放在了瓦涅克面前。瓦涅克拿起来就喝。) 　　好吧，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瓦涅克：这整个儿乱套了。  　　1975年 　　

误会（独幕剧）

[捷克]哈维尔著 　唐晓渡译 戴戎校 　　人物 　　锡伯埃（新来的囚犯）。 　　王（牢头儿）。 　　囚犯Ⅰ。 　　囚犯Ⅱ。 　　囚犯Ⅲ。  　　(幕启，我们看见舞台左侧有一扇门。囚犯Ⅰ、Ⅱ、Ⅲ拥在门口，王在前面。4 个人都被剃了光头，身上和胳膊上锈着各种各样的纹身，王最多。他们都穿着囚服。 他们正瞪视着锡伯埃。舞台右侧是一张3层铁架子床。锡伯埃坐在顶层。他也穿着 囚服，剃了光头，但没有纹身。锡伯埃是个新来的囚徒。他略显警觉地看着门口的 那群人。长时间的、紧张的静场。)  　　王：(对锡伯埃)我听说你一出被窝儿就冒了一泡儿(指抽烟——译注)…… 　　(短暂的停顿。) 　　囚犯Ⅰ：(对王)没错儿。我瞅着了。 　　王：(对囚犯Ⅱ)有这事吗? 　　囚犯Ⅱ：是的，没错儿。 　　王：(对锡伯埃)你不知道我们开早饭的时间吗? 　　(短暂的停顿。) 　　囚犯Ⅰ：(对王)当然，他知道……出被窝儿十分钟之后。 　　王：(对囚犯Ⅱ)他知道吗? 　　囚犯Ⅱ：他肯定知道!他们告诉所有新来的孩子，不是吗?…… 　　王：(对锡伯埃)那好，听着，哥们儿。我们在出被窝和早饭之间有10分钟的时 间。在这10分钟内，我们都得穿好衣服，想洗的就洗，想撒尿的就撒尿，谁也管不 着。你知道，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做这些，只要愿意，你甚至可以开始整理床铺， 免得大家一起整理碍手碍脚。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子放臭气。这是 本号子的习惯，是规矩，从来如此。然后，我们全体拿上帽子和饭盒等着集合的命 令。当他们喊“集合”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应声见人，到外面排好队。如果我们 出去得不够快，他们就让我们回号子，我们就得等下一轮儿。所以，我们不想这时 有谁还夹着个屁乱转，满处找东西，或净顾着冒泡儿什么的，而其余的人跟着倒血 霉。懂吗?我们可不想因为一个人老牛破车，就全体回来傻等。我希望我已经说清 楚了。如果有谁不清楚的话，我们会很快让他清楚的。 　　囚犯Ⅰ：(对王)很清楚了，我们都照您刚才说的那样去做。 　　囚犯Ⅱ：(对锡伯埃)对——如果有哪个傻NFDA2想耍我们，那就叫他一次 玩儿完。 　　王：(对锡伯埃)那好，就像我说的，在出被窝儿和吃早饭之间有很多事要做， 没空夹着屁乱转悠，更甭说抽烟了，这是咱这儿的规矩。至于早饭(过后)单说。那 时你可以冒泡儿，如果你有泡儿可冒的话。就这样。那时才得空，也没有谁去管这 种鸟事儿。但是早饭前不行。本号子从来如此，并将继续如此。没有谁会给我说， 他为了一枝烟不能等20分钟。这种要求不能算过份，是不是?(对囚犯Ⅱ)我说得对 吗? 　　囚犯Ⅱ：当然对。 　　囚犯Ⅰ：我们能等。 　　王：(对锡伯埃)那好，从现在起记住——早饭前不能抽烟。 　　 　　囚犯Ⅰ：特别是我们给这鬼地方换气的时候。…… 　　王：(对锡伯埃)对，说得对。有些人受不了早上一起来就闻烟味儿。他们不喜 欢。他们的肺不喜欢。他们受不了。那是他们的权利。明白吗? 　　(锡伯埃不作声，困窘地耸耸肩膀。)  　　囚犯Ⅱ：(冲锡伯埃大叫)你没听到他在说甚么吗? 　　(锡伯埃不作声，困窘地耸耸肩膀。) 　　谁要是一出被窝就抽烟让我们逮着了，就揍他，明白吗? 　　王：(对锡伯埃)其他的号子爱干嘛干嘛，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咱这儿没人出了 被窝就抽烟。这规矩谁都一样，尤其是像你这种新来乍到的主儿。这就是我要说的， 哥们儿。不但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对囚犯Ⅱ)对吗? 　　囚犯Ⅱ：对! 　　囚犯Ⅰ：(对王)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 　　王：(对锡伯埃)大家都看到了你刚起来就抽烟，他们全都在瞎嗡嗡说这事儿。 但是我给他们说：“这孩子新来乍到，还摸不着这儿的锅灶”，他们就统统打住了。 今天就放你一马。但是下回记住，我们不会容忍耍小聪明，自以为是。一辈子都甭 想来这一套…… 　　囚犯Ⅰ：(对王)只要有我在这儿，就没谁敢在早饭前抽烟，过去没有，将来也 不会有。 　　王：(对锡伯埃)好吧。我已经说了，这回就便宜你一下。但下不为例，明白吗?  　　(锡伯埃困窘地耸耸肩膀。) 　　囚犯Ⅱ：(对锡伯埃吼着)傻看什么呢，你这傻NFDA2?王问你话呢! 　　(静场。) 　　王：(对锡伯埃)我们这是想善待你，明白吗?所以这次才放过你——但既然你 明白了，就请小心着点你的鼻子。 　　(更长时间的静场。) 　　噢，顺便交待一句……从明天起，你要照所有其他人的样子整理床铺。如果别 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我们可不能因为某个傻蛋不会铺床叠被而被每天扣一分， 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因为某个讨厌的生瓜不会铺床被而大伙儿起一遭殃。所以你最 好快点儿学。如果你的床明天还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就罚你练一通宵。 　　囚犯Ⅱ：(对锡伯埃)我们会罚你每次练10遍，走着瞧。 　　王：(对锡伯埃)毯子两侧必须各留两，床单翻上来折整齐，等等等等……伙计 们将会教给你怎么做。 　　囚犯Ⅰ：(对王)我会教他…… 　　王：(对锡伯埃)明白了吗? 　　(静场。) 　　这里的人早晚都得会这一套，所以你没有理由不这么着，懂吗? 　　(静场。) 　　囚犯Ⅱ：(对锡伯埃)他妈的!你的舌头让狗吃了是怎么的?你这混蛋! 　　王问你什么你得回话。 　　囚犯Ⅰ：(对王)他这是怎么回事儿?这蠢材、傻蛋! 　　王：(对锡伯埃)你擦脸盆了吗? 　　(静场。) 　　这周轮到你值日，所以你最好放利索点。如果你指望像这样浮皮潦草抓痒痒似 地拖地板，那你他妈就大错特错了。你得跪下来擦床下面的那块儿，特别是靠墙根 的旮旯儿——“螺丝钉”(囚犯们对监狱管理人员的称呼。)们是要用电筒到下面检 查的。你得把每一处的灰尘打扫干净，把脸盆洗净擦干，要一尘不染——便池也一 样。今天便池脏得一塌糊涂。所以你要感谢福星高照，“螺丝钉”们没有过来关照 咱们。对他们你恐怕也领教过一二。今晚检查前我先NFDA3一眼。我们都是拴 在一条线上的蚂蚱，没有谁享受优待，尤其是一个刚刚还在监狱门外冒泡儿的生瓜!  　　囚犯Ⅱ：(冲着锡伯埃大吼)那你干嘛还不从床上下来，你这傻冒， 　　王跟你说话呢! 　　(锡伯埃继续坐在他的铺上，困窘地微笑着。紧张的静场。囚犯Ⅱ正要扑上去 把锡伯 　　埃拉下来，但被王制止了。) 　　王(对囚犯Ⅱ)等等! 　　(静场。) 　　(对锡伯埃)现在看这儿，小子!如果你以为你他妈可以在这儿想怎么着就怎么 着，或者可以扮演一个王的角色，你得再掂量掂量。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你这路货， 懂吗? 　　(静场。) 　　囚犯Ⅰ：(对王)这混蛋怎么这么拗! 　　囚犯Ⅱ：(对锡伯埃)你他妈给我滚下来，快点! 　　(静场——锡伯埃纹丝未动。) 　　(对锡伯埃)怎么……? 　　(静场——锡伯埃纹丝未动。) 　　王：(对锡伯埃)喂，你!我不会容忍谁把我当猴耍，你甭打这方面的主意! 　　囚犯Ⅰ：(对锡伯埃)你立刻滚下来向王道歉! 　　(静场——锡伯埃纹丝未动，仍然坐在铺上困窘地微笑。) 　　囚犯Ⅱ：(冲锡伯埃大吼)操你妈，你这婊子养的! 　　(囚犯Ⅱ扑上前去抓住锡伯埃的一条腿往下拉。锡伯埃翻身落地，囚犯Ⅱ照他 踢了一脚，回到王身边。锡伯埃慢慢地爬起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静场。) 　　囚犯Ⅲ：(悄悄地)听着，伙计们…… 　　(静场。他们都凝视着锡伯埃。) 　　王：(没有转身，背对着囚犯Ⅲ)什么? 　　囚犯Ⅲ：(悄悄地)知道吗?他他妈是个外国人…… 　　(囚犯Ⅰ、Ⅱ、Ⅲ都询问地看着王。紧张的静场。) 　　王：(踌蹰了片刻，悄悄地)唔，那这小子算他妈完了…… 　　(王充满威胁地逼向锡伯埃，囚犯Ⅰ、Ⅱ、Ⅲ紧随其后。他们步步朝着他逼进) 　　——剧终 　

我们变化着的时代与人的新尺度

◇维克拉夫·哈维尔◇南豪译 　　　　〔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捷克共和国总统维克拉夫·哈维尔 　　　　　在独立大厦接受费城自由勋章。此文是他的讲演稿摘选。〕 　　有相当好的理由表明：现代社会已经结束。许多事情暗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转型期，在这个时期里，似乎有的正在消亡，有的又正在阵痛中出生。 　　看上去有的正在自我瓦解、衰退、枯竭，同时有的又正在从废墟上升起，虽 然尚不醒目。 　　转型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文化的混合掺杂以及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多元或并 存。 　　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时期，当一切坚固的价值体系坍塌崩溃，而在时间上和 空间上相距甚遥的文化却被发现或重被发现。 　　在许多元素的遭遇相逢中，新的意义酝酿产生了。 　　今天，这种心态或人类社会的这种形态，被称之为后现代。对我而言，这种 形态的象征是一个骑在骆驼上、身著传统裹袍、裹袍下面是牛仔裤的贝督茵人， 他手持晶体管收音机，骆驼背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 　　我不是在讥讽后现代，也不是对摧毁异质文化的西方商业扩张溅下文人的酸 泪。 　　我将这一象征看作是这多元文化时代的典型表现，是文化大融合正在进行的 一个信号。我将它看作是有的东西正在产生的证明，是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衔接 另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证明，当此关头一切都有可能的一个证明。 　　是的，一切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文明并无自身的精神、自身的审美。 　　这与作为现代世界观基础的科学的危机或转型不无关系。 　　令人头晕目眩的科学高速发展，挟带着科学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信仰和对普 遍而理性可知的规律的依赖，曾导致过现代文明。 　　这是头一个漫及全球的文明，也是头一个将所有社会联结在一起并将其置于 全球共同命运之中的文明。 　　然而，现代科学所孕育缔造的这一联结世界的关系，似乎已耗尽它的潜力。 　　这个濒危的关系正在丧失一些重要的东西。它无法触及现实最内在的本质， 无法触及人类的自然经验。它导致精神分裂：人，作为一个观察者，正在从作为 存在的自身异化出去。 　　经典的现代科学只描述了事物的表面，描述了现实中的一维尺度。而且科学 越顽固地以一维尺度为唯一尺度、以一维尺度为现实的本质，它就越错误。 　　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比祖先对宇宙的了解多得无法比拟，可是越来越明显祖先 比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更本质，而我们则有所遗漏。 　　我们对自身的了解陷入同样的困境。我们的机体与机体的功能、内部结构和 生物化学反应越被彻底地描述，我们好像就越无法把握这些东西所共同创造的、 并为我们所体验的、仅为我们所独有的这个系统的精神、目的与意义。 　　是的，我们享受着一切现代文明的成就，现代文明使得我们的生存在这么多 重要方面都更舒适了。 　　可是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我们自身的重要性，并不知道我们自身的去向。 　　我们正在体验的这个世界是无序的、混乱的。专家们或许能给我们解释客观 世界的任何事物，可是我们对自身的生命愈发地无知了。 　　我们生活在后现代，一切都有可能，但又几无任何的必然。 　　这一情形导致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我们同属的地球文明给我们以全球性的 挑战。对此我们孑然无助，因为现有的文明只不过将我们生活的表层世界化了。 　　但是我们的内心自我仍有其自身之生命。 　　还有，理性知识时代对人类基本问题提供的答案越少，则人们越要去求诸他 们先民部落的古代既定，一如以往。 　　因此，愈益被当代文明串接在一起的各个文化其实是自治体，它们各存其异。 　　文化冲突愈演愈烈，其危险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刻。 　　政治家们有理由为寻找保证这一全球多元文化文明生存下去的钥匙而烦恼： 如何建立起和平共存的共识机制？建立它们的原则根据是什么？ 　　这些问题由于本世纪下半叶的两件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而紧迫显著起来：殖民 霸权的瓦解与共产主义的倒台。几十年人为的世界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更公 正的秩序尚未产生。 　　如此说来，这个世纪最后几年的中心政治任务即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共存模式 ，即在一个单一的、相互包容的文明之中各种文化、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共存模 式。 　　许多人相信这可以由技术手段取得——创造新的组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 　　是的，创建与多元文化时代相适的组织结构显然必要，但如果这种努力不植 根到更深的层面、不植根到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层面，那么它们是注定会失败的。 　　在寻求创立新世界秩序的最自然的本源时，我们通常注视那个既是当代正义 的传统基石、又是现代社会的巨大成就的领域：最先在这所大厦〔指费城独立大 厦〕里宣布的一系列价值标准。 　　我指的是尊重唯一的人类，尊重他或她的自由，尊重不可褫夺的人权以及一 切权力取自人民的原则。我指的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思想。 　　即使有了这些思想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走得更远、更深。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与前不同的地方，面对着一个与前不同的境况，对此 颇具代表性的现代的解答无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对策。 　　毕竟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人权不可褫夺的原则植根于颇具代表性的现代理念， 即人——作为能了解自然和世界的一个存在——是造物之极，是世界之主。 　　这个现代人类中心说注定那位予人以不可褫夺之人权者已开始从这个世界消 失：他如此超然于现代科学所能把握之外，即使尚未被直接推到个人之幻境，也 正在一步步地退入到类似隐私的地步——这就是说，公众责任在那里不复合用。 　　一个比人自身更高的权威的存在，简直是开始限制人类施展抱负了。 　　人权和自由的思想必须是任何有意义的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认 为还要不同于至今的情形，要以不同之方式建立于不同之地基之上。 　　真是荒谬，重行整合的启迪可能再次来自科学，一个全新的科学——后现代 ——在某种意义上说产生各种超越自身限制的观念的这样一个科学。 　　我想给两个例证。 　　“人择原理”说出了一个也许与人类自身一样古老的观念：我们绝非刚好是 一个奇迹巧合，一个在无穷深的宇宙中漂浮的纤小粒子的微观突变。 　　相反，我们与宇宙神秘地相联系，宇宙反映我们，一如我们也反映了整个宇 宙的演化。 　　一旦想到我们与整个宇宙相联，科学便达到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 　　根据“人择原理”，科学跨在了科学与神话之界上。 　　然而，科学在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人身上，予人以人所丢失了的完整性 。它的做法是将人类再次置于宇宙中。 　　第二个例子是“加雅假说”。这个理论论证地球表面的有机与无机部分相互 作用所结成的缜密网络形成一个统一系统，一个巨有机体吧，一个活的行星—— 堪以古代女神加雅之名来命名，加雅几乎在一切宗教中都被当作地母的原型。 　　按照加雅假说，我们是更大的全部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我们为自身做什么，还取决于我们整个地为加雅做什 么。如若我们损害了她，那她会为了更高的价值利益——生命本身——回报我们。 　　是什么使得“人择原理”和“加雅假说”如此启迪心智？ 　　很简单：两者都提醒我们为我们一直怀疑的东西，都提醒我们为我们一直汇 在已淡忘了的神话中的东西，都提醒我们在我们内心也许一直静静休眠着的各种 原型。 　　这，便是存在于地球和宇宙中的我们人类的觉醒，便是我们于此既不孤独也 非孤军奋战的意识，我们是更高的、神秘的大千世界的一部份，对其冒犯是不明 智的。 　　这个曾被淡忘过的意识保存在一切宗教中。所有的文化以各种形式预言它。 　　各种事物组成人对自身的了解、对自身所处的位置以至最终对所处其中的世 界的了解的基础，它是其中之一。 　　今天人们的唯一现实希望也许就是重新检讨我们根在地球亦在宇宙中的确定 性。这个意识给予我们自我超越的能力。 　　政治家们在国际讲坛上可能会千万遍地重述新世界秩序必须是一致地对人权 的尊重，但这个必要性如果不来自对存在奇迹的尊重，不来自对宇宙奇迹的尊重 ，不来自对自然奇迹的尊重，不来自对我们的自身存在这一奇迹的尊重，它就毫 无意义。 　　只有遵从宇宙秩序权威、遵从造物权威、珍惜作为宇宙与造物的一部分和其 中一员的价值的人，才能真正珍惜自己与邻居的价值从而也真正尊重了他们的权 利。 　　由此，今日多元文化世界中通往和平共处与创造合作的真正可靠之途必须起 自一切文化的根源，起自比政见、信条、反感与同情深得无以比拟的我们内心与 思维中：它必须植根于自我超越。 　　二百一十八年前在这座大厦中通过的独立宣言说人权天授。 　　也许人只有不忘那位授他以自由的主，他才能体验自由。 〔南豪译，寄自 hchen@msi.umn.edu，译者感谢远方的朋友的悉心指点。〕 原载《新语丝》１９９５／１１增刊　
毒
毒药
2000-06-02 06:30
思想家哈韦尔？
太过分了吧，一个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而已。
只不过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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