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该知道，文学批评指的是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是用来指导、评价和理解文学作品的一种思想理论，这种理论一般带有系统性，讲求逻辑上的周密。我们说理论思维是抽象思维，是逻辑思维，也就是运用概念来推理的一种思维，它要求推理必须合乎逻辑，能够自圆其说。而文学评论则是指运用某种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分析、解读和评价，从而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时代特征、现实意义、历史意义、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等能有较为透辟的理解与把握。人们也应该知道，任何文学理论都必然阐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哲学、美学思想，符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特征。任何理论都必然有特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而任何作家作品、思潮流派，也都必然蕴含着这些思想。因此，要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评论，就必须很好地把握、运用这些思想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文学理论给文学评论提供思想立场，而文学评论则必须运用某种理论思想来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发生作用。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文学理论是一个自足的、周密的思想体系，它代表一种立场，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但不一定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而文学评论则并不需要建立什么理论体系，它只需运用某种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分析、评价。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比作一头牛，那么文学评论就是要解剖这头牛，而文学理论则是为解剖提供解剖刀和解剖方法，有了合适的解剖刀和解剖方法，对牛的解剖就更能游刃有余，有了合适的文学理论，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评论也就更能切中肯綮。

　　那么，所谓文学批评的立场，?指的就是批评者在从事批评工作时究竟是“立”于什么样的“场”中，这个“场”便是理论的“场”，有多少文学理论，也就会有多少种理论的“立场”。批评界曾有这样一个观点，它认为人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游戏场，其中有许多小的游戏场，每个游戏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用“游戏场”这个概念来对世界进行定义，也许不够严肃，但这个观点本身却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可以把一个行业、一个单位、一个活动场所，小到一个圈子、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看作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场，在任何游戏场中都有特定的游戏规则，并且由于时代、社会的需要不同，这些游戏规则也必须随之而改变，而我们每个人则都是在特定的游戏场中，根据特定的游戏规则进行活动，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亦即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在符合规则的游戏中所取得的成就，譬如运动员摘取的名次，譬如学生取得的成绩，譬如文学批评的独特发现，等等。文学批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游戏场中的游戏活动，说它崇高也好，普通也好，不过是每个人对待它的态度不同罢了。那么，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理论也就是游戏场，不同的理论就是不同的游戏场，它设定了不同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方法。不同的文学理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哲学基础；不同的文学评论也就是根据这些理论来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评析，因此也有不同的立场。哲学中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简约地说就可称作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中的本体论，即是一种哲学的思想立场。所谓本体论，也就是指对事物本质的看法，本体即能够体现事物的本性、本质的体，本体论阐述的则是某种哲学的性质。哲学的立场，应该体现这种哲学的性质。因此，文学批评的立场，也就是指批评者“立”在什么样的理论的“场”中，根据什么样的规则进行批评活动，换句话说，也是指批评者在从事批评工作时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观点，或用这种观点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评价。某种文学批评的立场，应该体现出这种文学批评的性质。“平民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批评立场。

　　基于我们上述关于文学批评立场的定义，?“平民主义”既然作为一种批评立场，那么它首先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应该能够体现这种批评的性质，其次它还应该具有特定的哲学基础，具有其作为一种理论的思想依凭，第三，它更必须符合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特征，符合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游戏规则”。事实上，对于一个理论概念，只要我们能够系统地把握它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就能够理解它的理论内涵。“平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着特定的哲学基础，我把它的哲学基础称做“精神现象学”。我所说的“精神现象学”指的是对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的研究，它秉承着“现象学”的观点，认为现象即本质，它研究的是人和社会的带有规律性的精神现象，规律体现着本质。我所说的“精神现象学”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研究的是较为纯粹的人的心理结构，我觉得如果把它译作“心理现象学”也许更为合适。我以为“精神现象”不应只局限于人的“心理现象”，它更应该指涉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如果“精神现象学”忽视人类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的研究，那将是不完整的。基于此，我把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概括为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存在形态。我这里的“精神现象”，指的就是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这种精神存在形态体现在人的社会意识中，就是人和社会的思想形态。能够体现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状况的，只能是人和社会的思想发展状况，因此，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从能够体现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状况这一点上看，指的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形态。

　　作为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和思想发展形态，所谓物本主义精神现象，指的就是以片面追求动物本能欲望的满足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强调人的动物本性，强调弱肉强食，在政治上持无政府主义，在道德上持纵欲主义。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教条地认为凡是持物本主义思想的人都必须符合物本主义的每一项特征，一般说来，它只要符合物本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就可以归属为物本主义思想。其它思想亦然。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享乐主义、19世纪后期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古代“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思想，大概都可以纳入物本主义这一范畴。所谓神本主义精神现象，指的是以神的意志，亦即某种“天理”或“教条”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一种思想，这里的“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指某种宗教神话中的“神”，它只是指一种带有“神性”的观念，如果非要将其对象化，那么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自然神、宗教中的造物主、各个国家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以及中国古代的帝王圣人，都可以被看作“神”，因为他们都带有“神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与权力。神本主义思想强调“神性”，强调“天理”和“教条”，在政治上持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在道德上持禁欲主义，强调价值的永恒性。?大约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几千年君主统治时期的社会思想，都可以纳入神本主义的范畴。

　　人来自于动物，但由于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自身的力量十分薄弱，因而必须依靠一种更为强大的异己力量的庇护，才能确立其作为人的地位，这个异己力量就是“神”的力量。因此，人类在诞生之初，同时就具有了神性和动物的本性。然而人作为人，更具有与神性和动物本性相区别的人性。所谓人性，指的是人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而所谓理性，则是指对某种社会价值尺度的确认，并根据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判断力．社会价值尺度即现实的、世俗的价值尺度，它有别于宗教价值尺度，宗教价值尺度是彼岸价值尺度，是“神”的价值尺度，而非人类的社会价值尺度。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神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识。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所说的人本主义精神现象，也就是指以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标举人性，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古希腊智者派学者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体现了西方早期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思想又被人们用作反对中世纪教庭统治的工具，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想又被称作“人文主义”思想，我们知道，西方１６世纪用以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就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中国先秦百家时期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思想等，也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的成份，但他们的思想主要还属于神本主义思想。正是因为人来自于动物，同时又对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所以在一个人身上必然同时存在着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种精神现象，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只不过在不同的人和社会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重点不同罢了，我们也只能根据这种重点的不同来判定一个人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思想，来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属于一种什么社会。

　　也正是因为人来自于动物，同时又对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使人本主义具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人本主义中存在着倾向于物本主义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倾向于神本主义的一面，但他们在本质上又不同于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它们仍旧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我把人本主义中倾向于物本主义的一面称为“平民主义”，而把人本主义中倾向于神本主义的一面称为“英雄主义”。所谓“平民主义”，是指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看作人生真义，并以自身的有限力量来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思想，“平民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强调个人的价值，肯定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它的行为方法的特征是改良。西方“存在主义”所宣扬的个人自由、“后现代主义”的“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思想，便体现了一定的平民主义思想。中国宋、明期间，由程颐、程灏强调“帝王之道”、“天下大道”，到王心斋强调“百姓日用即为道”，从朱熹强调“义者，宜也”到李卓吾强调“义者，利也”，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的转变。而所谓“英雄主义”，则是指认为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与征服力，并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一种思想，“英雄主义”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集体的力量与价值，具有抗争性，它的行为方法的特征是革命。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的“没有上帝也要给自己造一个上帝”、卢梭的“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思想，甚至后来尼采提出的“上帝死了，世界需要超人”等思想，都是一种英雄主义思想，尼采所说的“超人”，就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就是认为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征服力，并为了某种崇高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人。中国民族革命时期，那种十字街头的抗争精神，体现的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在政治上，人本主义思想体现为民主主义，体现为自由、平等；然而在道德上，人本主义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平民主义则有所区别，人本主义英雄主义在道德上强调理想主义，强调重义轻利、大公无私，而人本主义平民主义在道德上则强调消费主义，肯定人的生存快乐，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当然，像“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些道德观念，却可能是为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甚至物本主义思想所共有的。

　　“精神现象”作为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它们之间只存在彼此的差异和不同，而不存在发展。我们只能说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三种不同的精神现象、不同的精神存在形态，而不可以说某个人、某个社会的精神现象由物本主义发展到神本主义，或由神本主义发展到人本主义。要说发展，只能是人和社会的思想的发展，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的思想，是有可能由物本主义思想发展到神本主义思想，或由神本主义思想发展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并且，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为三种思想形态，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英雄主义”和“平民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英雄”来自于“平民”，但在特定的情况下，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英雄主义之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英雄”只要走上神坛就会变成“神”，同样，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平民主义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平民”如果失去理性的支配，便会不可避免地滑向物本主义。我们说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精神现象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的重点却有所不同，根据这三种精神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作用的不同，大致可按历史沿革的先后，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物本主义社会、神本主义社会和人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历史逻辑的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其中，就人本主义社会而言，平民主义是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在和平年代，应当以平民主义思想作为社会思想的基础；而英雄主义则是人本主义社会的非常形态，在战争时期或灾荒年代，则必须以英雄主义思想来唤起人们的抗争意识。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种精神现象在任何个人和社会那里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三种思想在任何个人和社会那里也都可能是交叉发展的，我们在对待某种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形态时，不应忽略其它两种思想形态。

　　我们根据不同的精神现象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作用的不同，依次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物本主义社会、神本主义社会和人本主义社会，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但也不能排除他们之间的交叉和反复。一般说来，史前社会大多属于物本主义社会，那时由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劣，社会思想主要还体现为弱肉强食、追求动物本能欲望的满足。在属于史前文明的物本主义社会之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漫长的几千年的神本主义思想的统治，这种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的思想统治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的今天。五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虽然有过人本主义思想的觉醒，有过对“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倡导，但它并未成为中国真正走向人本主义社会的大门。中国神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上，虽然有过晚明和五四两次人本主义、并且有一部分是平民主义思想的萌动，但它最终还是被人所共知的原因阻隔。即便是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还在实行着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统治，建国后的英雄主义时代事实上又是一个“造神”时代。这较之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步走上人本主义的社会轨道，而在本世纪又逐步进入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社会的正常发展，则显得更为复杂。直到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才被逐步接入世界的人本主义社会轨道上来，才开始缓慢地进入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社会的发展。因此，20世纪末正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由神本主义社会向人本主义社会过渡。在社会转型时期，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多种思想的碰撞和多种精神现象的纷呈，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物本主义的享乐主义和弱肉强食的思想，存在着神本主义的权力主义和一言堂，存在着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更存在着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的消费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但我们看到，平民主义思想正在倡导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譬如当代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的肯定，对平等竞争和社会改良思想的倡导，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思想的兴起等等，都体现出了平民主义的蓬勃力量，它也必将成为时代发展的方向。

　　因此，所谓“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就是指以平民主义思想作为参照尺度所建构的一种文学理论，或以这种理论作为评价标准，来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它体现的是平民主义的批评性质，具有平民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符合平民主义的“游戏规则”，并且符合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当代社会的平民主义观念已成为我们身边不争的事实，当代社会对社会改良的倡导也正在革命赞歌中日益浮出水面，甚至有人还说：“革命都是失败的，只有改良才是可行的。”当代社会的消费观念和大众文化都是平民主义的思想文化，当代社会的“快餐文学”和“个人化小说”大部分都是平民主义的文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平民主义文学就只是“快餐文学”，也不是说平民主义文化就只是大众文化，平民主义文化同样存在精英文化，平民主义文学也同样有精英文学，只不过平民主义的精英与英雄主义的精英以及神本主义的精英不同罢了，譬如神本主义的精英可能是圣贤人物，英雄主义的精英可能是“革命英雄”或杰出人物，而平民主义的精英则可能是某种“明星”，甚至普通人。“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与“英雄主义”甚至“神本主义”的批评立场的区别就在于，批评者是否是以平民主义的思想眼光来看待一切、是否是以平民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的，譬如英雄主义的美学强调“崇高美”，而平民主义的美学则反对这种“崇高美”，它追求的是一种“普通的美”，追求的是世俗生活的平凡的“美”，同时它也反对神本主义的彼岸的神圣的“美”，只追求此岸的现实的“美”，　英雄主义追求的是“美”的深度性，而平民主义则既追求“美”的深度性，更追求“美”的广度性。

　　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期，各种思想同时出现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同样，在这个时期，各种理论也同时出现在文学批评的舞台上。有人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提出要以“道德理想主义”来进行所谓的精神整合，有人以“清洁精神”来“抵抗投降”，有人为批评的“失语”而焦虑，有人为批评的“杂语喧哗”而喝彩，也有人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来反对主流文化，等等，纷繁芜杂，不一而足。事实上，所有这些思想，只不过是不同的精神现象在文化和文学中的体现罢了。从“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来看，宣扬“清洁精神”“抵抗投降”的人，所持的只是神本主义的思想立场，我们看到，宣扬“清洁精神”的人如今已成了宗教领袖，具有了“神性”光辉。这种神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统治了数千年，它早就成了时代发展的障碍，在当代社会，人们可以允许神本主义思想存在，但不可以把它拿来作为社会的座标。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不应该接受这种立场作为批评的尺度。而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的人，所持的还是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立场，在英雄主义时代，人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大公无私，重义轻利，那往往是出于某种抗争和革命的需要，它只适合战争年代或灾荒年代，到了和平时期，社会需要的是建设、竞争、对话、谈判和改良这些和平方式，而不再需要对抗和破坏，因此，当代社会需要的是平民主义，而不是英雄主义。当然，对于集体主义中某些有益的成分，当代社会还应予以恰当地保留。惊呼“人文精神”失落的人也许只愿承认英雄主义的“人文精神”，而不愿承认平民主义的“人文精神”，只愿承认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而不愿承认消费主义的观念。当然，社会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对它的适应也需要一个过程，人们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或许是由于对平民主义观念的适应尚需一个过程罢。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所说的批评的“失语”，也许只是因为人们暂时尚未找到平民主义的话语，来对平民主义文化和平民主义文学发言的缘故而已。事实上，批评的这种“杂语喧哗”也正是平民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平等言说的方式。

　　9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很多，有多少种理论，也就有多少种批评的立场。除上述的几种立场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立场、坚持“民间精神”的批评立场和“第三种批评”的立场。我们知道，五四时期曾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思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思想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大量的翻译、介绍西方典籍和大量古籍的整理、出版，多少也正体现着他们的思想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立场其实就是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思想在当代的延续，而这些思想今天又被人们称作“后殖民主义”思想，其实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平民主义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后现代文化”所强调的“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拆除深度模式”、“拼盘化”、“零散化”和“平面化”，强调“不确定内在性”，正是平民主义的“反神性”，“反崇高”和提倡文化“广度化”思想的一种体现。西方当代思想在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世界需要超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还是一种英雄主义思想。而这种“超人论”的英雄主义思想给人们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当然，这里也存在着物本主义弱肉强食思想的共同作用。战争结束后，带着伤痛和反思的西方社会开始走向了平民主义的时代，当时的“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的思想，就是平民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后来“后现代主义”学者福科说：“整个秩序摇摇欲坠，而人却在语言日益照亮地平线的时候走向了死亡。”福科这里说的“人的死亡”并不是指人本主义思想的死亡，它只是指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超人”的死亡，英雄主义的时代为平民主义的时代所取代。而“后现代主义”学者利奥塔所说的“知识分子死了”，也指的是像伏尔泰、卢梭等人的那种传统的英雄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消亡，传统的“知识”正被平民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改变。当然，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这种平民主义思想的借鉴，对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以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平民主义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我们的平民主义思想则刚刚开始形成，并且中国与西方还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的平民主义文化思想刚刚开始形成的阶段，就匆促地搬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来作为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则难免会产生生搬硬套、隔靴搔痒的批评。

　　至于坚持“民间精神”的批评立场，倒有些中西方思想结合的意味，但它体现的主要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陈思和先生把当代的社会意识分为“庙堂意识”、“广场精神”与“民间精神”。所谓“庙堂”与“民间”，似乎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进退”哲学的一种思想，“民间”有点类似于人们常说的“江湖”或“山林”，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儒在庙堂，道在江湖山林”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庙堂意识”是一种神本主义的意识，而“广场精神”则有些十字街头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意味。当代社会既然已不需要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那么似乎只有“民间”才是唯一可能的出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民间”也并不那么纯净，“民间”同样也可能藏污纳垢、韬光养晦，“民间”可能存在人本主义思想，也可能存在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思想。因此坚持批评的“民间精神”这一立场，也就很难把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平民主义思想凸现出来，坚持“民间精神”的批评立场，也就不会是当代批评的合适的立场。我觉得，相对而言，对于当代批评，也许吴炫先生所提出的“第三种批评”的立场要更为合适。“第三种批评”认为中国传统的理论已不适合当代，而西方的各种理论也没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提出要“超越中西方现有的理论”，建立适合我们自己的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我们看到，“第三种批评”所建立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所说的平民主义的理论，它肯定个人的价值，肯定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肯定消费主义观念和平民道德等等，这对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具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平民主义的思想，正是中国未曾形成、又正在形成的一种思想，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神本主义思想，并且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它也不同于既有的各种西方理论派别的思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所说的“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第三种批评”的立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但却适合我们自己的当代批评立场。

　　我们说过，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有太多的文学理论，有太多的批评的立场。也许有人会问，在这么多的批评立场中再提出一种“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是否会显得多余？是否会有蛇足之嫌？对于这一点，我前面也曾说过，一种文学批评的立场，必须符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特征，必须符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的“游戏规则”。在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古老的神本主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思想和各种伦理教条，存在着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忽视个人价值的思想，甚至物本主义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和非理性思想也侧身于当代的社会意识之中，但总的说来，中国当代社会正在由神本主义社会向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社会过渡，当代的社会转型是朝向平民主义的社会转型，平民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渐引导这个时代的潮流，平民主义的“游戏规则”正日益取代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游戏规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需要的是平民主义的文化，文学批评需要的是“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从这一点看，我们提出“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当代社会，文学评论需要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来作为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分析、评价的尺度。当然我们在运用平民主义的理论时，对待历史的问题还应历史地解决，比如对英雄主义时代的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因为它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我们也就只能以英雄主义的标准和尺度来对它们作出评价，而不应教条地否定那个时代的一切。我们在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提出“平民主义”的批评立场，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以平民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社会、一切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它的意义更在于，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批评立场，来面对21世纪的文化和文学。

注：原载《文艺评论》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