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杜少卿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易水寒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文革期间北大新闻系的一位女学生之手，一位操着婉转莺啼般江南温软吴语的女人。她叫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1968年4月的一个春天，她死了。被一颗子弹，一颗仅仅几十克重，用铜皮包裹着的。在刑场聚光灯下闪着烁烁金光的美丽的子弹划出的美丽弧线，和林昭高耸的胸膛中崩出的殷红的血花交相辉映。啊——那颗美丽的子弹，人类智慧的结晶，曾经保藏着多少激昂的力量、对自由的憧憬，今天却被用来扼杀自由。时间在历史的某一刻永远凝滞了，凝滞在一个圣女临终时坦然的脸颊上，那面庞无疑是极其美丽的，美丽的让人窒息。时间还同样停滞在同年五·一节的晚上，一伙同样充满激情、为了他们坚信的理想而毅然的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造反派走进了上海一位刚刚失去自己优秀的女儿的，已经被痛苦和迷惑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母亲的家中，并且在这位母亲流血的胸口上再添一刀：“林昭已执行死刑，由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耗费了一发子弹，而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因此，必须由其家属来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带着彻底革命的决心。是的，那子弹是人民用血汗制造的，那里面融进了太多的情感、骄傲和自豪，可惜的是，如今这沉重的骄傲和自豪却被五分钱作价卖掉，并且从此轻如鸿毛。
阳光照射不进的心灵角落
我是在网上和网友争论“文革会不会重现”这一话题后，重新看那些我所收集的有关林昭被害的资料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的经历那一幕悲剧的场面，并且长时间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我怔怔的揣摩当时事件的涉入者和旁观者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如何承受那现场的每一滴飞溅的鲜血的重量？他们有没有自责？有没有同情？他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一刻心灵的挣扎？感受到子弹打碎良知的痛楚？有没有看到那个圣洁的圣女倒下的一刻眼中蕴藏着的深深的忧虑和怜悯？有没有听到她喉咙中发出的深深的叹息？有没有尝到那一滴泪水的苦涩？有没有闻到良心被炙糊的焦味？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这是林昭接受判决前写给检察官们的“临别赠言”，那是她用牙刷在水泥地上磨尖后，刺破自己的血管写在床单上的，那斑斑殷红的笔道在我心里刻下难以磨去的印痕。这首诗，可以看做是那个黑暗的时代仅存的几缕阳光，但那阳光依然照不进和那时代一样黑暗的人性良知的角落。
面对林昭，以及那整整一个时代向林昭一样惨遭杀害的人们，我分辨不出有谁不是凶手，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都是扼杀另一个灵魂的刽子手，同时，每一个灵魂也都是受难者，并注定将在永恒的那一瞬中备受煎熬。那些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揭发、告密者；那些在批斗会上群情激昂高呼“打倒”的人们；那些抄家的红卫兵小将；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带头高唱革命歌曲的女工；那些为合作社鼓掌叫好的农民兄弟；那些为亩产*万斤激动万分，用颤抖的笔写下一条条套红新闻的记者；那些终日将领袖像章别在胸前，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向主席交心的人们；还有那些对良知的行刑者、审判者和旁观者。每当那没有月光没有星光的夜晚降临，在那些夜晚磅礴的雨中和闪电雷鸣的间隙中，你没有听到五十年来无数的冤魂在哭嚎么？那声音凄厉，撕心裂肺。在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墙角、草丛下，你没有看到良知还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瑟瑟发抖吗？那良知还是那么孱弱、那么单薄。
我一向反对将文革这样人类最野蛮、最惨痛的历史事件归罪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说法，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没有人能够煽动起那么猛烈的一场倒行逆施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罪恶是“泛滥成灾”的。那是一次人类深蕴在内心底层的龌龊、野蛮、仇恨、欲望、贪婪、麻木的总爆发，每一颗灵魂都是点燃这场大火必不可少的柴禾，那些事件的旁观者，经历者，在当时是不是感受到一种杀人的快感？一种被美其名曰为“革命的激情”的快感？那快感是什么？谁告诉我，它和强盗杀人后的快感有什么不同？那不是可悲的，而是可耻和可怜的。在当今现实的社会中你还能看到这龌龊、野蛮、仇恨、欲望、贪婪、麻木在横行吗？如果能够看到，那么再一次发生文革的悲剧，就是可能的。因为这悲剧在当时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就曾经是这样被渴望、被憧憬、被由衷的赞叹和坚定的支持的。
恶魔的解放
“狡诈与暴力的胜利通常都是短暂的，并且他会使热烈的追求他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法国〕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
是的，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抗争中，没有什么比采取暴力的手段更容易获得胜利的了，因为它可以更彻底的将对手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但是，它也将使对手的精神永存。我们今天得以纪念林昭以及同林昭一样被那个时代“消灭”的人们，也正是得益于此。但是，仅仅纪念是不够的，仅仅批判也是盲目的，更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分析事实，必须了解真相，并为真相不懈努力。
抛开任何政治上的意义不谈，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待五十年前的那一场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因为在这场本质上是对传统价值的挑战的斗争中，新价值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旧价值被全面的否定。它在颠覆了旧有的不公义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颠覆了旧有的社会运行基础，包括维系稳定的行会制度、家族自治制度和维系文明的对美的、对道德的、对公义的判断价值。这场胜利可以说是真正彻底的胜利，它推倒了旧建筑的全部基础，包括重建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全部蓝图和技术手段。那么，在建设新建筑的工地上出现手忙脚乱横冲直撞的工人和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工程师，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但是，现实中的情景远远没有理论中的简单，尽管斗争的结果将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全部摧毁，但是并没有将其从人们的头脑中清洗干净，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的价值体系衡量社会的一切作为，但是却发现这个社会同自己的道德标准是那样的截然不同。土地改革使得所有人（包括因为自身懒惰、偏狭等原因导致穷困潦倒的人）不需要通过努力便可以获得土地；公私合营使得所有人不需要资本的投入而得到工厂的拥有权而不仅仅是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拥有权；学术权利的流失使得所有人都获得了学术话语权而不必经过长期的学习、负责任的思考和通过社会的认证……等等这些在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欣喜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困惑：什么才是道德的？旧的还是新的？在这个诘问中，实用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毕竟对于经过长期战乱和贫困的人们，仅存的社会资源的诱惑力是那么巨大，那么不可抗拒。于是，人们开始了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场在自己的头脑中，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下意识地发动了彻底颠覆的猛攻。而这猛攻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参与到对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之中去。获得最现实的利益的代价就是摧毁自己对于人性终极道德的认定。
在拜物教的靡靡淫雨中，悲剧发生了，恶魔从此诞生。
在１９６８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顷刻间，此县杀人达300多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２７０余名。其中１９个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镇压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
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
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他们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著几层裤子戳进去的……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医生。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架子上吊著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Ｕ形的，血水顺著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医生，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以上引文均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叫黎莲，早在１９７０年就被处决，１８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地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潺潺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②）。
我并不相信这些事件是文革的普遍现象，它们不过是一些最刺眼的细节罢了，但是这些细节不正是说明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已经在这场“深入到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斗争”中崩溃到何种地步了吗？这是普遍之中的极端，极端如此，普遍又能够高尚到哪里？如果没有普遍的默许甚至支持，极端又何以堕落到此？如果说对于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代中惨死的生灵我们有什么需要忏悔的话，首先应当是普遍的忏悔，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平复极端的鸿沟。
忏悔的目的是重建道德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描述现下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的话，我想“麻木”这个词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走在街上，你没有看到那些人们疲惫的身影，没有表情的面庞和失神的眼睛吗？会不会感到有些悲凉？许多身影即便在阳光下也会显得有些畏缩。人们失去了什么？那些无辜的眼神伸向遥远的天极，除了挤车时会爆发短暂的欲望之外，似乎永远都是混浊的。还有那些关于应不应该见义勇为的争论，那些让人心痛的表白，那些面对乞丐孰是无睹甚至鄙视的表情。还有，那些在扬州大客上面对劫匪，面对劫匪当众强奸一名少女时将脸转向一边的乘客；那些提着水桶站在烈焰冲天的列车旁要求救火费的农民大哥；那些自己站在岸边却将一位老人推下冰冷的护城河去救落水少年的青年兄弟；那位拒绝为将自己救出火海而献身的英雄做出“见义勇为证明”的老大娘，那些被恶行吓倒甚至为虎作伥的同胞们，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冷漠？如此缺少温情？
还有，那位只因对方超车就开枪杀人的霸州派出所副所长；仅因几元电费便连杀数条生命警察；那些在看守所刑讯逼供面对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庞无动于衷的提审。还有那些贪官污吏，吃肥了自己却对百姓的疾苦无动于衷的官僚们，那个著名的让上访农民“到银河系找外星人解决”的黑色幽默。所有这一切，与谁无关？与我无关？与你无关？还是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后代无关？
道德的滑落让人痛心疾首，而这一切的根源我们必然要上溯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十年。个体精神面对群体暴政的软弱和妥协，最终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自危、人人自私、人人自我蔑视的社会，个体被压制到最不起眼的位置上，“人命如草芥，百姓似草根”。然而个体的渺小又是导致暴政的温床，谁说文革不会再来？你没有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一场场小规模的文革不正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不断的演练吗？你没有看到吗？你真的没有看到吗？
谁告诉我，面对这样的社会。我们除了忏悔文革，还有什么办法使我们渺小的自我重新高尚？使我们的道德重新振兴？
这忏悔不是公开的，任何公开的忏悔大多都是做作的；这忏悔也不应该是被迫的，而是应该在看到真相后由衷自发的；这忏悔更不能成为罪责的证据，有谁能够为那个十年承担罪责？又有谁能逃脱那个十年的罪责呢？时间已经翻过了一个世纪，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惩罚什么了，而且，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太多的惩罚和报复，我们只需要宽恕就够了，除了宽恕自己。这忏悔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思自己在暴政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反思自己在恶行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反思自己在人性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生命的崇高，并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自由和温情中诗意的栖居。
任何对恶行的妥协，最终都将成为恶行施加于妥协者自身的原因。没有人能逃脱因果的规律和惩罚，当那“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的时代重新来临的时候，谁赦免我们？谁救赎我们？谁纪念我们？
易水寒
这篇文章的题目，出自文革期间北大新闻系的一位女学生之手，一位操着婉转莺啼般江南温软吴语的女人。她叫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1968年4月的一个春天，她死了。被一颗子弹，一颗仅仅几十克重，用铜皮包裹着的。在刑场聚光灯下闪着烁烁金光的美丽的子弹划出的美丽弧线，和林昭高耸的胸膛中崩出的殷红的血花交相辉映。啊——那颗美丽的子弹，人类智慧的结晶，曾经保藏着多少激昂的力量、对自由的憧憬，今天却被用来扼杀自由。时间在历史的某一刻永远凝滞了，凝滞在一个圣女临终时坦然的脸颊上，那面庞无疑是极其美丽的，美丽的让人窒息。时间还同样停滞在同年五·一节的晚上，一伙同样充满激情、为了他们坚信的理想而毅然的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造反派走进了上海一位刚刚失去自己优秀的女儿的，已经被痛苦和迷惑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母亲的家中，并且在这位母亲流血的胸口上再添一刀：“林昭已执行死刑，由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耗费了一发子弹，而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因此，必须由其家属来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带着彻底革命的决心。是的，那子弹是人民用血汗制造的，那里面融进了太多的情感、骄傲和自豪，可惜的是，如今这沉重的骄傲和自豪却被五分钱作价卖掉，并且从此轻如鸿毛。
阳光照射不进的心灵角落
我是在网上和网友争论“文革会不会重现”这一话题后，重新看那些我所收集的有关林昭被害的资料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的经历那一幕悲剧的场面，并且长时间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我怔怔的揣摩当时事件的涉入者和旁观者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如何承受那现场的每一滴飞溅的鲜血的重量？他们有没有自责？有没有同情？他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一刻心灵的挣扎？感受到子弹打碎良知的痛楚？有没有看到那个圣洁的圣女倒下的一刻眼中蕴藏着的深深的忧虑和怜悯？有没有听到她喉咙中发出的深深的叹息？有没有尝到那一滴泪水的苦涩？有没有闻到良心被炙糊的焦味？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这是林昭接受判决前写给检察官们的“临别赠言”，那是她用牙刷在水泥地上磨尖后，刺破自己的血管写在床单上的，那斑斑殷红的笔道在我心里刻下难以磨去的印痕。这首诗，可以看做是那个黑暗的时代仅存的几缕阳光，但那阳光依然照不进和那时代一样黑暗的人性良知的角落。
面对林昭，以及那整整一个时代向林昭一样惨遭杀害的人们，我分辨不出有谁不是凶手，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都是扼杀另一个灵魂的刽子手，同时，每一个灵魂也都是受难者，并注定将在永恒的那一瞬中备受煎熬。那些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揭发、告密者；那些在批斗会上群情激昂高呼“打倒”的人们；那些抄家的红卫兵小将；那些在公共汽车上带头高唱革命歌曲的女工；那些为合作社鼓掌叫好的农民兄弟；那些为亩产*万斤激动万分，用颤抖的笔写下一条条套红新闻的记者；那些终日将领袖像章别在胸前，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向主席交心的人们；还有那些对良知的行刑者、审判者和旁观者。每当那没有月光没有星光的夜晚降临，在那些夜晚磅礴的雨中和闪电雷鸣的间隙中，你没有听到五十年来无数的冤魂在哭嚎么？那声音凄厉，撕心裂肺。在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墙角、草丛下，你没有看到良知还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瑟瑟发抖吗？那良知还是那么孱弱、那么单薄。
我一向反对将文革这样人类最野蛮、最惨痛的历史事件归罪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说法，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没有人能够煽动起那么猛烈的一场倒行逆施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罪恶是“泛滥成灾”的。那是一次人类深蕴在内心底层的龌龊、野蛮、仇恨、欲望、贪婪、麻木的总爆发，每一颗灵魂都是点燃这场大火必不可少的柴禾，那些事件的旁观者，经历者，在当时是不是感受到一种杀人的快感？一种被美其名曰为“革命的激情”的快感？那快感是什么？谁告诉我，它和强盗杀人后的快感有什么不同？那不是可悲的，而是可耻和可怜的。在当今现实的社会中你还能看到这龌龊、野蛮、仇恨、欲望、贪婪、麻木在横行吗？如果能够看到，那么再一次发生文革的悲剧，就是可能的。因为这悲剧在当时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就曾经是这样被渴望、被憧憬、被由衷的赞叹和坚定的支持的。
恶魔的解放
“狡诈与暴力的胜利通常都是短暂的，并且他会使热烈的追求他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法国〕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
是的，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抗争中，没有什么比采取暴力的手段更容易获得胜利的了，因为它可以更彻底的将对手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但是，它也将使对手的精神永存。我们今天得以纪念林昭以及同林昭一样被那个时代“消灭”的人们，也正是得益于此。但是，仅仅纪念是不够的，仅仅批判也是盲目的，更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分析事实，必须了解真相，并为真相不懈努力。
抛开任何政治上的意义不谈，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待五十年前的那一场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因为在这场本质上是对传统价值的挑战的斗争中，新价值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旧价值被全面的否定。它在颠覆了旧有的不公义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颠覆了旧有的社会运行基础，包括维系稳定的行会制度、家族自治制度和维系文明的对美的、对道德的、对公义的判断价值。这场胜利可以说是真正彻底的胜利，它推倒了旧建筑的全部基础，包括重建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全部蓝图和技术手段。那么，在建设新建筑的工地上出现手忙脚乱横冲直撞的工人和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工程师，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但是，现实中的情景远远没有理论中的简单，尽管斗争的结果将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全部摧毁，但是并没有将其从人们的头脑中清洗干净，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的价值体系衡量社会的一切作为，但是却发现这个社会同自己的道德标准是那样的截然不同。土地改革使得所有人（包括因为自身懒惰、偏狭等原因导致穷困潦倒的人）不需要通过努力便可以获得土地；公私合营使得所有人不需要资本的投入而得到工厂的拥有权而不仅仅是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拥有权；学术权利的流失使得所有人都获得了学术话语权而不必经过长期的学习、负责任的思考和通过社会的认证……等等这些在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欣喜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困惑：什么才是道德的？旧的还是新的？在这个诘问中，实用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毕竟对于经过长期战乱和贫困的人们，仅存的社会资源的诱惑力是那么巨大，那么不可抗拒。于是，人们开始了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场在自己的头脑中，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下意识地发动了彻底颠覆的猛攻。而这猛攻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参与到对社会资源的平均分配之中去。获得最现实的利益的代价就是摧毁自己对于人性终极道德的认定。
在拜物教的靡靡淫雨中，悲剧发生了，恶魔从此诞生。
在１９６８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顷刻间，此县杀人达300多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２７０余名。其中１９个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镇压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
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
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他们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著几层裤子戳进去的……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医生。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架子上吊著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Ｕ形的，血水顺著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医生，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以上引文均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叫黎莲，早在１９７０年就被处决，１８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地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潺潺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②）。
我并不相信这些事件是文革的普遍现象，它们不过是一些最刺眼的细节罢了，但是这些细节不正是说明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已经在这场“深入到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斗争”中崩溃到何种地步了吗？这是普遍之中的极端，极端如此，普遍又能够高尚到哪里？如果没有普遍的默许甚至支持，极端又何以堕落到此？如果说对于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代中惨死的生灵我们有什么需要忏悔的话，首先应当是普遍的忏悔，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平复极端的鸿沟。
忏悔的目的是重建道德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描述现下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的话，我想“麻木”这个词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走在街上，你没有看到那些人们疲惫的身影，没有表情的面庞和失神的眼睛吗？会不会感到有些悲凉？许多身影即便在阳光下也会显得有些畏缩。人们失去了什么？那些无辜的眼神伸向遥远的天极，除了挤车时会爆发短暂的欲望之外，似乎永远都是混浊的。还有那些关于应不应该见义勇为的争论，那些让人心痛的表白，那些面对乞丐孰是无睹甚至鄙视的表情。还有，那些在扬州大客上面对劫匪，面对劫匪当众强奸一名少女时将脸转向一边的乘客；那些提着水桶站在烈焰冲天的列车旁要求救火费的农民大哥；那些自己站在岸边却将一位老人推下冰冷的护城河去救落水少年的青年兄弟；那位拒绝为将自己救出火海而献身的英雄做出“见义勇为证明”的老大娘，那些被恶行吓倒甚至为虎作伥的同胞们，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冷漠？如此缺少温情？
还有，那位只因对方超车就开枪杀人的霸州派出所副所长；仅因几元电费便连杀数条生命警察；那些在看守所刑讯逼供面对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庞无动于衷的提审。还有那些贪官污吏，吃肥了自己却对百姓的疾苦无动于衷的官僚们，那个著名的让上访农民“到银河系找外星人解决”的黑色幽默。所有这一切，与谁无关？与我无关？与你无关？还是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的后代无关？
道德的滑落让人痛心疾首，而这一切的根源我们必然要上溯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十年。个体精神面对群体暴政的软弱和妥协，最终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自危、人人自私、人人自我蔑视的社会，个体被压制到最不起眼的位置上，“人命如草芥，百姓似草根”。然而个体的渺小又是导致暴政的温床，谁说文革不会再来？你没有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一场场小规模的文革不正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不断的演练吗？你没有看到吗？你真的没有看到吗？
谁告诉我，面对这样的社会。我们除了忏悔文革，还有什么办法使我们渺小的自我重新高尚？使我们的道德重新振兴？
这忏悔不是公开的，任何公开的忏悔大多都是做作的；这忏悔也不应该是被迫的，而是应该在看到真相后由衷自发的；这忏悔更不能成为罪责的证据，有谁能够为那个十年承担罪责？又有谁能逃脱那个十年的罪责呢？时间已经翻过了一个世纪，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惩罚什么了，而且，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太多的惩罚和报复，我们只需要宽恕就够了，除了宽恕自己。这忏悔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思自己在暴政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反思自己在恶行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反思自己在人性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生命的崇高，并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自由和温情中诗意的栖居。
任何对恶行的妥协，最终都将成为恶行施加于妥协者自身的原因。没有人能逃脱因果的规律和惩罚，当那“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的时代重新来临的时候，谁赦免我们？谁救赎我们？谁纪念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