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新文化运动


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驰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国。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杜威这才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把行程暂定为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国的本意是想游历一番中国的名山胜水，讲演只是附带的事情。但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小住几月的计划竟延长到两年多的时光。杜威是４月３０日下午抵达上海的。刚上码头，便见到了蒋梦麟、陶行知、胡适，他们三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妇接到沧州别墅，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华演讲的用意。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隐隐感到，这个古国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这变化还与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有关。

杜威到上海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胡适等邀请杜威前来，正是想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他们一臂之力。杜威到沪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当时的热闹场面在上海十分少见。正如十余年后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之后，杜威夫妇在蒋梦麟和江苏省教育学会代表王杰的陪同下到杭州讲演。就在讲演期间，蒋梦麟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他匆忙赶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进展，滞留一周后才回到上海。５月１２日，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前来拜访，两人的这次谋面一直少为人知。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

对孙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赞赏。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行为经验才是根本的，而认知不过是行为的工具。当时刚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对中日间的关系有了敏锐的觉察，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杜威也承认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但心里却绝没有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在日本讲学时，他就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那样无异于饮鸩止渴。

年届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觉中，已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５月３０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并为那种浩大的声势所震撼。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告诉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还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在中国各地讲演


胡适和蒋梦麟知道自己的恩师对中国发生的事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时间，杜威欣然应允。经与他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后来又延长了一年。杜威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长达两年又两个月，在杜威一生的讲学或旅行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为此杜威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讲演计划，增添了多方面的内容。这样，从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开始，杜威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

在这些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杜威的足迹踏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讲演之余，还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和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４日，他的女儿露西和伊夫琳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帮助父亲了解中国。最后杜威终于发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于是杜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体会渗透到讲演中，想使中国人明白自己的处境。１９１９年８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他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的这些观点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威来华时，是作为一个教育家饮誉世界的。在杜威的总体计划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环节，所以也是他讲演的主要组成部分。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至４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苏省教育学会会场做的讲演，实际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开始。杜威到北京后，从７月４日开始，在北京男女高师专门开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课程。１９２０年４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讲授“教育哲学”。

蔡元培是最早把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绍给中国的人。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张进入中国后，很快就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同，而宣扬杜威教育哲学最有力的当数胡适、陶行知、陈独秀、蒋梦麟、郑宗海等人。尤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他不但是杜威教育理论的有力传播者，而且还是其理论的发展者与实践者。他发挥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张，当时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的众多实验学校，都是在他的倡导、组织下成立的。杜威还亲自到其中的一些学校做过考察。１９４６年陶行知溘然离世，８７岁高龄的杜威得到消息后，还特意发来唁电，称赞陶行知为中国的教育改造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与罗素双星相映



就在杜威来中国讲学一年之后，即１９２０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罗素在世界哲学乃至思想界的地位与杜威不相上下。为了使国人有所准备，主办方请杜威专门介绍一下罗素的思想，于是１９１９年年末杜威在北京特意做了“当代三大哲学家”的演讲，讲的是美国的詹姆士、法国的柏格森，再有一个就是罗素。

作为思想界两大巨擘，杜威和罗素两人并不陌生。早在１９１４年４月，哈佛大学著名的形而上学俱乐部举办年会，他们就在美国首次碰面。次日宣读论文后，杜威还参加了对罗素论文的讨论会。能在遥远的东方与故人会面，这本身就有点传奇色彩，也足以激起他们的讲学热情。结果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游走中国各地，各逞辩才，宣传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两人的讲演录常常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亮丽的风景。

比较起来，杜威在口才上真有些叫人难以恭维。这一点胡适心知肚明，所以他尽管非常佩服导师的学识，也不得不极为婉转地承认，同罗素的潇洒自如相比，杜威就显得木讷得多。杜威说话时斟词酌句，给人的感觉好像非常吃力。杜威的穿着也很不讲究，这一直是他的习惯。他走上讲台时，不是领带松松垮垮，就是头发乱糟糟地披在额上。罗素是和一名女友兼助手一起来华的，两人在感情与事业上志同道合，但却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更何况前妻正在万里之遥的英吉利海峡那边起诉他。所以罗素当时的心情并不怎么好，在北京曾一度住进了医院里。但这也没有遮掩住他的演说才华，一旦站在讲台上，他仍然神采奕奕，口若悬河，所以他的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杜威在中国各地做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讲演，均需译成中文。其译者北方主要是胡适，南方则基本由东南大学的刘伯明博士负责。在他两年多的讲学即将结束时，１９２１年６月３０日午间，北京大学、男女高师、尚志学会等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博士夫妇及女公子饯行。杜威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在掌声中缓缓地站起来，说了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回国后，仍对中国恋恋不忘，接连不断地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正像他的女儿简·杜威后来所讲的那样，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