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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在上海街头，每６０个人中间（包括流动人口），就有１个白领。
８０年代初－８０年代末
１９８２年的上海，第一批进驻的外商，找个英语翻译都很困难。上海市进出口办公室下属的外企服务部诞生在一家食堂二楼的１５平方米旧屋里，这是上海市外服的前身。这里“制造”了上海第一代白领。
至１９８４年，上海市外服在编的员工为１７０人。他们来自金山石化、外贸公司、市外办、各系统涉外部门等单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懂一门外语.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外企职员需求量大增，外服开始公开向社会招聘。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大批毕业生（含夜大生）通过商调、借用等方式进入外企，从事翻译、行政、资料等工作。这些人大多生于五六十年代，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学历不高，比较敬业，具有团队精神，看重国家利益。外商通过这一代白领了解了中国员工的工作作风、个人修养和两国的文化差异，而中国员工也藉此了解国外。
当时，许多外企处于在中国的初创阶段，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加班加点司空见惯，普遍存在体力上的透支。这一代白领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上告诉他们，此时需要体现党性。因为，他们的从业表现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组织，代表国家。
与后来者相比，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仍在外服或原单位拿每月４２－４５元的基本工资，但每月有２８元的外事补贴，有些公司还会给些餐贴——如果拿的是兑换券，必须到“外服”换成人民币。如果以当时社会平均收入为１００元，他们的收入则在１７０－２００元之间。
“外事无小事。”在上海市外经贸委的严格管理下，他们每星期必须开一次大会、写一份小结，以便及时汇报思想——这就是国门刚刚打开时的情况。爱国主义教育经常进行。在生意往来中不计个人得失、捍卫国家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上海市外服统计，第一代白领中半数以上都已下岗，面对９０年代以后涌现的第二代、第三代白领，吃老本的第一代无法回避被淘汰的结局。与此同时，语言人才的价位越来越低，掌握专业技术并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开始走红——这是第二代白领的标志。
９０年代前后－１９９３年
外服国际人才分公司的第一副总经理任余礼至今记得，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万体馆第一次公开招聘外企职员的壮观场面。那一次，招了４００多人，约为当时已有白领人数的２倍多。任余礼说，在外服的档案里，白领从１号—８００号进展缓慢，以后便迅速膨胀。一些大学开始与外服建立供求关系。
最早的一批“海归派”开始崭露头角，朱铭岳就是其中一位。１９８７年他在英国获得欧共体工商管理硕士头衔，１９８９年回国加入英国百年老企业卜内门ＩＣＩ公司设在上海的办事处。１９９１年，外籍人员撤走，朱铭岳任首席代表。他在４年间将公司销售额翻了８倍，并在业务和人才战略上对外商实施了有效的影响，为中国员工赢得了地位。
生于６０年代后期的这一代白领是实干加苦干的代表，他们的报酬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１９９３年初，宝隆中层经理黄鸣的月薪涨到４７００元，上司对他说：“你要请我吃饭了。”“当时方便面的价格是８角钱，吃２块多的碗面已经很开心了”，黄鸣说，“我心里那个乐啊。”
这一代人中，大学本科生比较普遍。他们往往迅速告别了毕业分配时所在的国营单位，连关系档案都没来得及转就到写字楼上班了——部分男性此时始在镜前学习领带的打法。应聘外企成为大多数应届毕业生的首选。
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在一家合资乳品公司任销售经理的郑震浩说，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他就再没坐过公交车，家人取笑他“恨不得上厕所都打的”。一家国际香精香料公司的销售代表刘平在１９９４年购进了第一套价值６０００多元的西服。
他们出差频繁，但总住五星级酒店（如果当地没有五星，就住最贵的）；他们很少回家吃饭，因为常常不能准时下班；他们时常泡酒吧，因为那里能体现文雅和消费实力；他们的口袋里，总有大把的士票。在某种程度上，外国老板在为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品质埋单，而他们付出的是略带透支性的体力和脑力消耗。
上海外服的蔡永军说，别以为白领工作都很优雅，９０年代初那些在浙江农村挨家挨户收手编毛衣的，就是白领。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３年完成的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宣告白领从国家用工变为企业用工。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也可以自行管理人事。像美国通用公司、日本松下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都是自己招人自己用，国际国内派驻沪上的管理者也纷纷涌入上海。分布在外高桥、金桥、松江等开发区的外企员工超过７万人，管理层也有数万人。上海白领人数急速膨胀。
１９９４年起，上海白领开始与东家签订劳动合同。一年后，他们得以按照《劳动法》享受一整套社会福利保障。
党员们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某公司人事经理陈瑞俊是位老党员，面对无理辞退怀孕女雇员的老板，他据理力争，终于让公司改变了决定。
在人们眼中，他们的特征往往外化为：清新的工作环境、相对较高的收入；整洁的衣着，自信的笑容，快节奏的步伐；随身携带的信用卡、ＶＩＰ卡、手机包；价格不菲的消费品，如高档时装、时装杂志、手提式电脑、商务通乃至私人轿车之类。
人们关注白领的眼光，侧重于表象的物质层次。尤其是阻断于“文革”、自３０年代后重又回返的“西化”生活方式。“白领”于是更受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经某些媒体渲染，几成传奇。少有人注意到其工作的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外企招人的要求越来越挑剔：外语、专业技能、工作经历、能经常出差或常驻外地。许多上海优秀青年此时背上行囊奔赴各地，在生活数年后，往往会引来当地人的此类评论：“你看上去不像上海人。”
这一代１９６９年后出生的白领社交广、学习欲望强（ＭＢＡ一度发烧）、敢于冒险、出国梦不减。猎头公司的频繁活动让他们中的大多数跳过槽，而且不止一次。
目前，上海共有５家国家批准的中介服务机构。除上海外服向４０００家商社输出白领３６０００人外，“中智”、“四达”、“国企”和“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共管理着近２万名白领。加上各大公司自行管理的员工，上海白领估计不会少于２５万人。这意味着，走在上海街头，每６０个人中间（包括流动人口），就有１个白领。
１９９８年至今
“第四代白领”出生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进入大学时，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
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我感受和自我实现；务实、做事目的直接；他们选择职业像交朋友一样凭个人喜好；他们藐视权威和领袖，厌恶形式主义，充满怀疑精神；他们崇尚自由快乐平等，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他们紧跟时尚，但不照单全收……在价值取向上，他们比第一、第二代白领更自我，更享乐，更现实。
他们关注时政，是国际新闻版、财经版和体育版的忠实读者；他们注重职业感，工作卖力；许多人表示３０岁后才考虑结婚，生活更加随意，住处往往让其父母感觉“插脚都难”；但他们的笔、打火机、手表、衬衫都是品质精良的名牌，女性在化妆品上的开销也是一笔不小数字；他们注重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健身俱乐部的年卡，“保持体形”不再仅仅是女性的事；他们还是国内较早尝试攀岩、壁球、高尔夫球的一群；他们几乎是天生的旅游爱好者。
他们的缺点同样明显。用外服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不肯吃苦、眼高手低。
８０年代初－８０年代末
１９８２年的上海，第一批进驻的外商，找个英语翻译都很困难。上海市进出口办公室下属的外企服务部诞生在一家食堂二楼的１５平方米旧屋里，这是上海市外服的前身。这里“制造”了上海第一代白领。
至１９８４年，上海市外服在编的员工为１７０人。他们来自金山石化、外贸公司、市外办、各系统涉外部门等单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懂一门外语.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外企职员需求量大增，外服开始公开向社会招聘。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大批毕业生（含夜大生）通过商调、借用等方式进入外企，从事翻译、行政、资料等工作。这些人大多生于五六十年代，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学历不高，比较敬业，具有团队精神，看重国家利益。外商通过这一代白领了解了中国员工的工作作风、个人修养和两国的文化差异，而中国员工也藉此了解国外。
当时，许多外企处于在中国的初创阶段，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加班加点司空见惯，普遍存在体力上的透支。这一代白领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上告诉他们，此时需要体现党性。因为，他们的从业表现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组织，代表国家。
与后来者相比，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仍在外服或原单位拿每月４２－４５元的基本工资，但每月有２８元的外事补贴，有些公司还会给些餐贴——如果拿的是兑换券，必须到“外服”换成人民币。如果以当时社会平均收入为１００元，他们的收入则在１７０－２００元之间。
“外事无小事。”在上海市外经贸委的严格管理下，他们每星期必须开一次大会、写一份小结，以便及时汇报思想——这就是国门刚刚打开时的情况。爱国主义教育经常进行。在生意往来中不计个人得失、捍卫国家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上海市外服统计，第一代白领中半数以上都已下岗，面对９０年代以后涌现的第二代、第三代白领，吃老本的第一代无法回避被淘汰的结局。与此同时，语言人才的价位越来越低，掌握专业技术并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开始走红——这是第二代白领的标志。
９０年代前后－１９９３年
外服国际人才分公司的第一副总经理任余礼至今记得，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万体馆第一次公开招聘外企职员的壮观场面。那一次，招了４００多人，约为当时已有白领人数的２倍多。任余礼说，在外服的档案里，白领从１号—８００号进展缓慢，以后便迅速膨胀。一些大学开始与外服建立供求关系。
最早的一批“海归派”开始崭露头角，朱铭岳就是其中一位。１９８７年他在英国获得欧共体工商管理硕士头衔，１９８９年回国加入英国百年老企业卜内门ＩＣＩ公司设在上海的办事处。１９９１年，外籍人员撤走，朱铭岳任首席代表。他在４年间将公司销售额翻了８倍，并在业务和人才战略上对外商实施了有效的影响，为中国员工赢得了地位。
生于６０年代后期的这一代白领是实干加苦干的代表，他们的报酬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１９９３年初，宝隆中层经理黄鸣的月薪涨到４７００元，上司对他说：“你要请我吃饭了。”“当时方便面的价格是８角钱，吃２块多的碗面已经很开心了”，黄鸣说，“我心里那个乐啊。”
这一代人中，大学本科生比较普遍。他们往往迅速告别了毕业分配时所在的国营单位，连关系档案都没来得及转就到写字楼上班了——部分男性此时始在镜前学习领带的打法。应聘外企成为大多数应届毕业生的首选。
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在一家合资乳品公司任销售经理的郑震浩说，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他就再没坐过公交车，家人取笑他“恨不得上厕所都打的”。一家国际香精香料公司的销售代表刘平在１９９４年购进了第一套价值６０００多元的西服。
他们出差频繁，但总住五星级酒店（如果当地没有五星，就住最贵的）；他们很少回家吃饭，因为常常不能准时下班；他们时常泡酒吧，因为那里能体现文雅和消费实力；他们的口袋里，总有大把的士票。在某种程度上，外国老板在为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品质埋单，而他们付出的是略带透支性的体力和脑力消耗。
上海外服的蔡永军说，别以为白领工作都很优雅，９０年代初那些在浙江农村挨家挨户收手编毛衣的，就是白领。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３年完成的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宣告白领从国家用工变为企业用工。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也可以自行管理人事。像美国通用公司、日本松下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都是自己招人自己用，国际国内派驻沪上的管理者也纷纷涌入上海。分布在外高桥、金桥、松江等开发区的外企员工超过７万人，管理层也有数万人。上海白领人数急速膨胀。
１９９４年起，上海白领开始与东家签订劳动合同。一年后，他们得以按照《劳动法》享受一整套社会福利保障。
党员们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某公司人事经理陈瑞俊是位老党员，面对无理辞退怀孕女雇员的老板，他据理力争，终于让公司改变了决定。
在人们眼中，他们的特征往往外化为：清新的工作环境、相对较高的收入；整洁的衣着，自信的笑容，快节奏的步伐；随身携带的信用卡、ＶＩＰ卡、手机包；价格不菲的消费品，如高档时装、时装杂志、手提式电脑、商务通乃至私人轿车之类。
人们关注白领的眼光，侧重于表象的物质层次。尤其是阻断于“文革”、自３０年代后重又回返的“西化”生活方式。“白领”于是更受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经某些媒体渲染，几成传奇。少有人注意到其工作的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外企招人的要求越来越挑剔：外语、专业技能、工作经历、能经常出差或常驻外地。许多上海优秀青年此时背上行囊奔赴各地，在生活数年后，往往会引来当地人的此类评论：“你看上去不像上海人。”
这一代１９６９年后出生的白领社交广、学习欲望强（ＭＢＡ一度发烧）、敢于冒险、出国梦不减。猎头公司的频繁活动让他们中的大多数跳过槽，而且不止一次。
目前，上海共有５家国家批准的中介服务机构。除上海外服向４０００家商社输出白领３６０００人外，“中智”、“四达”、“国企”和“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共管理着近２万名白领。加上各大公司自行管理的员工，上海白领估计不会少于２５万人。这意味着，走在上海街头，每６０个人中间（包括流动人口），就有１个白领。
１９９８年至今
“第四代白领”出生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进入大学时，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
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我感受和自我实现；务实、做事目的直接；他们选择职业像交朋友一样凭个人喜好；他们藐视权威和领袖，厌恶形式主义，充满怀疑精神；他们崇尚自由快乐平等，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他们紧跟时尚，但不照单全收……在价值取向上，他们比第一、第二代白领更自我，更享乐，更现实。
他们关注时政，是国际新闻版、财经版和体育版的忠实读者；他们注重职业感，工作卖力；许多人表示３０岁后才考虑结婚，生活更加随意，住处往往让其父母感觉“插脚都难”；但他们的笔、打火机、手表、衬衫都是品质精良的名牌，女性在化妆品上的开销也是一笔不小数字；他们注重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健身俱乐部的年卡，“保持体形”不再仅仅是女性的事；他们还是国内较早尝试攀岩、壁球、高尔夫球的一群；他们几乎是天生的旅游爱好者。
他们的缺点同样明显。用外服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不肯吃苦、眼高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