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月中旬开始，一条“要继续拆分中国电信”的传闻，让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在内的中国舆论界都参与了进来。在这场是否要继续把目前经营固定电话业务的“中国电信”打散的争论中，除了作为当事人的中国电信，可能是出于“避嫌”的原因一直是缄默其口外，多数的舆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庇护着中国电信，而此前社会舆论却是截然相反地一直责骂中国电信。

　　在人民网中IT专题有关“中国电信要不要再分”的讨论里，支持继续拆分中国电信的只有6篇，而不同意再拆分中国电信的则有31篇，不同意拆分的意见占了绝对的比例。

　　这是一种异忽寻常的现象，在对待拆分中国电信这件事情上，中国人的理智战胜了情感。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当然希望在包括电信服务的诸多领域里享受到最低廉的价格、最优质的服务，但拆分中国电信的“恶果”的确是让国人不寒而栗。

　　总结舆论的观点发现，反对再拆分中国电信的理由总结起来最主要有这么两点：

　　其一是普遍服务的问题。

　　有人在描绘中国电信市场的现实状况时说，中国电信独立地承担着极其沉重的社会公众普遍服务，特别是广阔的农村和不发达的边远地区。

　　和中国电信的人聊天，知道在过去政企没有分开的时候，电信是由国家定规划的、国家来投资的。西部通信要发展，比如在青藏高原上拉光缆根本不赚钱，没有业务量，但是电信部门还是必须去建设。现在联通、网通这些运营商都是企业，都要以利润为中心，对不赚钱的地方没有兴趣。过去是用发达地区的收入补贴西部收入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发展，因为邮电部有统一规划，电信部门必须照办，现在西部和贫困地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季度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西部的电话普及率是11．7％，比东部这些省份低24个百分点，通电话的行政村达53％，西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有的省电话普及率更是低的难以相信。中国电信有18个省份的电信公司是亏损的，盈利的是13个。2000年农村用户固定电话的消费支出总共是264个亿，比上一年还下降了14．5个百分点，占全国消费比例的7．6％，就是说消费水平、消费能力非常低，但是要发展农村的通讯，需要资金量很大。

　　据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的测算，全国农村电话普及率每项增加一个百分点，约需投资500亿元。现在全国大约有20万个行政村没有通电话，就是1．5亿人口还没有通电话。原邮电部曾提出“九五”基本实现全国行政村“村村通电话”的目标，但由于投资太大，到2000年，只达到了80％。

　　呐喊者们只是在发达地区，在城市数据业务、宽带接入等易于得利的地方和部分电信业务中，高喊着改革、竞争和打破垄断，这种竞争发展的结果，用网上的言论就是“最终将使中国电信成为独行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骆驼”。

　　中国联通的市话试验网搞了几年了，为什么不扩大经营反而去拼命发展移动业务？就是因为市话赚不到钱。中国电信一直是靠长话业务来补贴亏损的市话业务，如果把市话与长话拆分成不同的公司经营，长话肯定能大幅下降，而同时市话价格也肯定会再次上扬。

　　其二是主体电信企业及应对W TO的问题。

　　舆论普遍看到，中国电信无论横切竖切后，进入W TO之后都可能凶多吉少。中国一直努力效法在美国拆分AT＆T的做法，网上的评论同时指出，此举的得意者肯定不会是中国。在今天面临很快就要加入W TO的格局下，中国电信的真正对手不是在国内，而是国外。

　　巴西在仿效了美国分拆AT＆T的做法后，其电信企业的主导权已经完全丧失。1998年，在美国某机构的协助下，巴西政府对国有电信公司Te leb ra s进行解体和重组。Te leb ra s被分拆为12家公司：1个长途公司，经营长途和国际、数据、互联网（拥有拉美地区最大的互联网骨干网）及传输业务等；3个区域公司（北部、南部和大圣保罗地区），经营本地电话和区内长途业务；8个移动电话公司，分区经营移动通信业务。最终的结果是，长途公司由美国W o r ld com绝对控股，并占有该国90％的长途市场份额；圣保罗电信公司由西班牙Te le fon ica控股，南部电信公司由意大利电信控股，北部电信公司由国内财团把持；移动电话公司也大部分由外资控制。巴西的电信分拆式改革，终究造成本国电信业基本由外资控制的局面。巴西电信业重走了美国14年前的路，最后受益的是美国等国的电信运营商。

　　欧盟、日本一直没有仿效美国的做法，而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主体电信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短短几年时间造就了NTT、德国电信、英国电信、法国电信等一批在全球市场与美国公司不相上下的电信巨人。1998年的欧盟电信自由化法令，1998年日本政府对NTT的改组，都既抗衡了美国资本的输入，同时又全面开放了市场，以法律的手段创造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这才是中国电信应该效仿的目标，目前中国电信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时间来调整自己，要正确理性地看待电信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此种条件下，舆论对中国电信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工商时报》 2001年6月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