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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张爱玲——《半生缘》浅析
《半生缘》是张爱玲后期的作品，最初是1950年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上的连载，当时的文本是《半生缘》的前身《十八春》。与张爱玲的代表作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相比，《半生缘》较少被评论界提及；与张爱玲的前期作品相比，《半生缘》确是才情稍减之作，但其内蕴风格方面与张爱玲其他作品相比有别样之处，本文试就此作出探讨。
浅析来有三：
一， 通俗化的特点。
在阅读趣味上，张爱玲不讳言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她说她的趣味就是：S.Maugham.A.Huxley的小说，张恨水的小说也为其推崇（《张爱玲与苏青》）。但究其创作，尤其是前期创作是跳离一般通俗小说的；她是通俗小说的借鉴者，在拥有通俗小说这份文学经验之外，她拥有所有的文学经验，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由俗和雅两个维度构成的。她自言：“我的作品，旧派的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献它不够舒服；新派的看了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嫌它不够严肃。我只能做到这样，而自信也非折中派。”（《自己的文章》）她以冷静甚至冷清的笔调来写作，文字精巧聪明，处处透射观世的智慧，情感的淡定。
《半生缘》是对通俗小说探索的开始。适应大众读者阅读的通俗小说有其内在的写作规律：人物性格单纯，人物之间善与恶两极对立是其中重要因素。在《半生缘》中固然有如《金锁记》中曹七巧那样“参差对照”的 ，“可怜而可恨”的人如顾曼璐，也出现了绝对的恶人如祝鸿才，绝对的善人如顾蔓桢，后面两个这样的形象在其前期作品中是少有的 。《半生缘》中人物性格有取代前期作品中的复杂性，悲剧冲突也大部分由内在的性格冲突转向外在情节冲突。她所不喜欢的“善与恶，灵与肉斩钉截铁的冲突”成为《半生缘》的基本冲突。张爱玲前期小说是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小说的起伏跌宕往往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个情理即人物内在性格，深层心理等等，在情节起伏中往往透视人性的深度，显出独到的目光，如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倾城之下的结合（《倾城之恋》），葛薇龙由一个富于理想的学生而变成“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沉香屑。第一炉香》），振葆第二天“改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中的起伏跌宕则大量依赖于情节外部的力量，或偶然或巧合，情节的推进依靠戏剧化冲突，特别表现在全篇的高潮：曼桢遭暴被囚，世钧不明真相，草率另婚，大量运用误会巧合；好在张爱玲以其天生才情使其流畅自然似乎合情合理；《半生缘》是写给通俗小说读者看的，他们需要这样的戏剧化，张爱玲迎合了他们这一心理。
通俗化这一特点更体现在结局的安排上。当时发表的《十八春》与修改后的《半生缘》区别在于结局，《十八春》中人物关系及内心情感随新社会的到来，归于和谐宁静，几个有残缺不全感情和家庭主角高高兴兴奔向东北革命工作；而《半生缘》中删掉了这一大团圆结局：曼桢与世钧留在“我们回不去了”的怅挽中，叔惠出了国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前者的处理和作者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大相径庭，但有其产生的原因：（一）大团圆的结局是通俗小说必要模式，符合大众趣味；（二）体现了张爱玲这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对当时解放初政治环境的某种告解。《十八春》最终还是被张爱玲甚至草草地改成《半生缘》，就如张爱玲最终还是离 开了中国。张爱玲选择回归了自己。但是就当时的《十八春》的大团圆结局看，体现了通俗化的特点，在寻找与大众的契合点上，张爱玲控制了自己艺术创作的个性的发挥，甚至牺牲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二，理想之人物，情感。
《半生缘》不是张爱玲的颠峰之作，但确是一直放不下的作品，据宋洪的《私语张爱玲》中记载：“1966年12月张爱玲来信说本想改成《浮生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次年五月旧事重提，说正考虑用《惘然记》，但又拿不定主意。。。。。。”一部《半生缘》的定题也是千思百虑的结果。一部长篇作品的完成必经历一个久远的酝酿过程，作者的心血是原因之一；而在这部作品中也寄托了作者少有的理想化的某些方面，这恐是“难以放下”的另一个原因。
《半生缘》在题材，感情基调上，对人物关系处理，人物命运发展趋向方面与前期一致，但《半生缘》中塑造了几个张爱玲作品中从未出现的有着善与美的人，几段真真切切的感情。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借范柳原说出过“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张爱玲的小说中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苍茫并有诗情的任务，而〈半生缘〉中曼桢与世钧却是多少有这样性情的人。整篇有“诗一般的效果和诗境”（王拓〈谈张爱玲的《半生缘》）
曼桢依是一个由旧家庭走出来的女子，但由于家庭破落较早，她更早走向社会，更多独立与自主的意识。她身上有一种沉毅，娴静，纯洁，令人痛惜的美，她对于世钧的爱诚恳而执著“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反正你要知道，总有那么一个人”（而世钧读到此信时，已是人事全非后，命运拨弄，两相映照让人辛，酸），纵使受暴被囚她极力反抗以求逃脱，也是来自对爱的信赖和期待。她没有白流苏的精打细算，没有七巧的物欲与情欲斗争，她是纯洁与善美。所以她也才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承担了另一张爱玲少有触及的主题---母爱，她由着天性的爱爱护一个与不爱的人产下的孩子 ，由此选择嫁给祝鸿才，走进了悲剧命运的更深处。
有评论认为张爱玲中流露着女性主体意识，对男性角度通常将其“幼稚化，婴孩化，个体化，女性化抑或身体残障化，精神人格阉割贬抑（林幸谦《反父权体制下的祭典》），成年男子中幼稚化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委琐化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男性女性化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但是在《半生缘》中却出现了一批健康活泼的男性形象，开朗单纯如叔惠，温厚尔雅如世钧，稳重成熟如慕瑾，他们在善的一营，较之张爱玲前期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他们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意识与社会意识。他们也有缺憾有不足，虽有认为张爱玲“对男性普遍缺少赋予较好的楷模与个性典型的创作诚意（林柏燕《细说半生缘》），但之于张爱玲，这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说及对男性角色的不信任以及隐藏的女性焦虑，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一个反映。
曼桢，世钧，叔惠，慕瑾等，他们这些人是典型的张爱玲所说的 “这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悲凉。”（《自己的文章》）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曼桢与世钧的相爱分离，被命运拨弄而无从自知让人心酸，然而其中也有内在的原因——无从摆脱的猜忌与软弱；人与人之间的误解造成过死亡（《沉香屑。第二炉香》罗杰之死），爱人之间的误解导致不幸的人生；张爱玲是带着悲凉的调子去写的，她有她的理由“我知道我的作品缺少力，但既然是写小说的，就只是尽量表现小说中人物的力，不能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
《半生缘》中的人物有活在善的一营，代表张爱玲少有的理想之美；人物塑造符合张爱玲的创作理念，是她小说艺术日臻成熟的自然表现。
三，行文风格的平淡
《半生缘》的整体语言风格更趋向平实，早期《传奇》中过分华靡，神秘的色彩有所减弱。
我们可以从两段都带有“说一个以前故事“性质的开头 作个比较--------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望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金锁记》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的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半生缘》
前后相较，可见语言技巧性的减弱；张爱玲观察敏锐，感受细密，有聪明的文字技巧，善用比喻，象征，对白，反讽和参差对照，而在《半生缘》的写作中技巧性比较淡化。菜美丽教授的《以庸俗反当代》写道张爱玲作品中“吓人的敏利感官收受力，迫近病态边沿”，张爱玲有一种特异，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写到张爱玲自己说“还没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我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心在心里一过，总可以说明白”；张爱玲有那样的聪明，但在《半生缘》中那些聪明到叫人咋舌的技巧已少见，一方面是才情汹涌的年岁已过，并远离了自己早年的写作源头；一方面也是作者人生积淀丰富后，外感刺激减弱而内心获得深厚的结果。在《半生缘》中常可以见一些包含哲语意味的话语片段，---------
“曼桢有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
“哥哥死了使他失掉臂膀，第二个儿子又不肯和他合作，他这时候想念死者，正是向生者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念。”
“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表示他爱她。他所爱的人刚巧也爱他，这也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世钧常听见人家说起某人怎样怎样“闹恋爱”，但他相信他和曼桢的事情和别人都不一样。跟他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也都不一样。
《半生缘》中仍有些张爱玲惯常的细节捕捉的叙写，因此有被批评为“予人一种‘起居注’的琐碎之感，而人物情节，也显得拖沓”（林柏燕《细说张爱玲》）。《半生缘》叙说了一个悠长故事，带有淡淡忧伤口吻，作为一个擅长短篇小说的作家，仅少的长篇在结构方面的缺憾是可以谅解的；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这个故事已经说得很完全，从开头说到“这样的收梢”。这个故事作为张爱玲在通俗化上的尝试，有它的动人之处；据水晶的〈蝉〉中载： “当时《十八春》在《亦报》连载后，一个和曼桢有同样遭遇的女人，从报社获悉张爱玲的地址，曾寻到她的公寓来，倚门大哭……
以上就是关于《半生缘》想写的几点，辍不成文。关于张爱玲，我喜欢我所不喜欢的胡兰成的一段评论——“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
《半生缘》是张爱玲后期的作品，最初是1950年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上的连载，当时的文本是《半生缘》的前身《十八春》。与张爱玲的代表作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相比，《半生缘》较少被评论界提及；与张爱玲的前期作品相比，《半生缘》确是才情稍减之作，但其内蕴风格方面与张爱玲其他作品相比有别样之处，本文试就此作出探讨。
浅析来有三：
一， 通俗化的特点。
在阅读趣味上，张爱玲不讳言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她说她的趣味就是：S.Maugham.A.Huxley的小说，张恨水的小说也为其推崇（《张爱玲与苏青》）。但究其创作，尤其是前期创作是跳离一般通俗小说的；她是通俗小说的借鉴者，在拥有通俗小说这份文学经验之外，她拥有所有的文学经验，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由俗和雅两个维度构成的。她自言：“我的作品，旧派的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献它不够舒服；新派的看了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嫌它不够严肃。我只能做到这样，而自信也非折中派。”（《自己的文章》）她以冷静甚至冷清的笔调来写作，文字精巧聪明，处处透射观世的智慧，情感的淡定。
《半生缘》是对通俗小说探索的开始。适应大众读者阅读的通俗小说有其内在的写作规律：人物性格单纯，人物之间善与恶两极对立是其中重要因素。在《半生缘》中固然有如《金锁记》中曹七巧那样“参差对照”的 ，“可怜而可恨”的人如顾曼璐，也出现了绝对的恶人如祝鸿才，绝对的善人如顾蔓桢，后面两个这样的形象在其前期作品中是少有的 。《半生缘》中人物性格有取代前期作品中的复杂性，悲剧冲突也大部分由内在的性格冲突转向外在情节冲突。她所不喜欢的“善与恶，灵与肉斩钉截铁的冲突”成为《半生缘》的基本冲突。张爱玲前期小说是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小说的起伏跌宕往往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个情理即人物内在性格，深层心理等等，在情节起伏中往往透视人性的深度，显出独到的目光，如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倾城之下的结合（《倾城之恋》），葛薇龙由一个富于理想的学生而变成“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沉香屑。第一炉香》），振葆第二天“改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中的起伏跌宕则大量依赖于情节外部的力量，或偶然或巧合，情节的推进依靠戏剧化冲突，特别表现在全篇的高潮：曼桢遭暴被囚，世钧不明真相，草率另婚，大量运用误会巧合；好在张爱玲以其天生才情使其流畅自然似乎合情合理；《半生缘》是写给通俗小说读者看的，他们需要这样的戏剧化，张爱玲迎合了他们这一心理。
通俗化这一特点更体现在结局的安排上。当时发表的《十八春》与修改后的《半生缘》区别在于结局，《十八春》中人物关系及内心情感随新社会的到来，归于和谐宁静，几个有残缺不全感情和家庭主角高高兴兴奔向东北革命工作；而《半生缘》中删掉了这一大团圆结局：曼桢与世钧留在“我们回不去了”的怅挽中，叔惠出了国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前者的处理和作者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大相径庭，但有其产生的原因：（一）大团圆的结局是通俗小说必要模式，符合大众趣味；（二）体现了张爱玲这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对当时解放初政治环境的某种告解。《十八春》最终还是被张爱玲甚至草草地改成《半生缘》，就如张爱玲最终还是离 开了中国。张爱玲选择回归了自己。但是就当时的《十八春》的大团圆结局看，体现了通俗化的特点，在寻找与大众的契合点上，张爱玲控制了自己艺术创作的个性的发挥，甚至牺牲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二，理想之人物，情感。
《半生缘》不是张爱玲的颠峰之作，但确是一直放不下的作品，据宋洪的《私语张爱玲》中记载：“1966年12月张爱玲来信说本想改成《浮生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次年五月旧事重提，说正考虑用《惘然记》，但又拿不定主意。。。。。。”一部《半生缘》的定题也是千思百虑的结果。一部长篇作品的完成必经历一个久远的酝酿过程，作者的心血是原因之一；而在这部作品中也寄托了作者少有的理想化的某些方面，这恐是“难以放下”的另一个原因。
《半生缘》在题材，感情基调上，对人物关系处理，人物命运发展趋向方面与前期一致，但《半生缘》中塑造了几个张爱玲作品中从未出现的有着善与美的人，几段真真切切的感情。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借范柳原说出过“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张爱玲的小说中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苍茫并有诗情的任务，而〈半生缘〉中曼桢与世钧却是多少有这样性情的人。整篇有“诗一般的效果和诗境”（王拓〈谈张爱玲的《半生缘》）
曼桢依是一个由旧家庭走出来的女子，但由于家庭破落较早，她更早走向社会，更多独立与自主的意识。她身上有一种沉毅，娴静，纯洁，令人痛惜的美，她对于世钧的爱诚恳而执著“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反正你要知道，总有那么一个人”（而世钧读到此信时，已是人事全非后，命运拨弄，两相映照让人辛，酸），纵使受暴被囚她极力反抗以求逃脱，也是来自对爱的信赖和期待。她没有白流苏的精打细算，没有七巧的物欲与情欲斗争，她是纯洁与善美。所以她也才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承担了另一张爱玲少有触及的主题---母爱，她由着天性的爱爱护一个与不爱的人产下的孩子 ，由此选择嫁给祝鸿才，走进了悲剧命运的更深处。
有评论认为张爱玲中流露着女性主体意识，对男性角度通常将其“幼稚化，婴孩化，个体化，女性化抑或身体残障化，精神人格阉割贬抑（林幸谦《反父权体制下的祭典》），成年男子中幼稚化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委琐化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男性女性化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但是在《半生缘》中却出现了一批健康活泼的男性形象，开朗单纯如叔惠，温厚尔雅如世钧，稳重成熟如慕瑾，他们在善的一营，较之张爱玲前期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他们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意识与社会意识。他们也有缺憾有不足，虽有认为张爱玲“对男性普遍缺少赋予较好的楷模与个性典型的创作诚意（林柏燕《细说半生缘》），但之于张爱玲，这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说及对男性角色的不信任以及隐藏的女性焦虑，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一个反映。
曼桢，世钧，叔惠，慕瑾等，他们这些人是典型的张爱玲所说的 “这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悲凉。”（《自己的文章》）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曼桢与世钧的相爱分离，被命运拨弄而无从自知让人心酸，然而其中也有内在的原因——无从摆脱的猜忌与软弱；人与人之间的误解造成过死亡（《沉香屑。第二炉香》罗杰之死），爱人之间的误解导致不幸的人生；张爱玲是带着悲凉的调子去写的，她有她的理由“我知道我的作品缺少力，但既然是写小说的，就只是尽量表现小说中人物的力，不能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
《半生缘》中的人物有活在善的一营，代表张爱玲少有的理想之美；人物塑造符合张爱玲的创作理念，是她小说艺术日臻成熟的自然表现。
三，行文风格的平淡
《半生缘》的整体语言风格更趋向平实，早期《传奇》中过分华靡，神秘的色彩有所减弱。
我们可以从两段都带有“说一个以前故事“性质的开头 作个比较--------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望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金锁记》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的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半生缘》
前后相较，可见语言技巧性的减弱；张爱玲观察敏锐，感受细密，有聪明的文字技巧，善用比喻，象征，对白，反讽和参差对照，而在《半生缘》的写作中技巧性比较淡化。菜美丽教授的《以庸俗反当代》写道张爱玲作品中“吓人的敏利感官收受力，迫近病态边沿”，张爱玲有一种特异，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写到张爱玲自己说“还没有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我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心在心里一过，总可以说明白”；张爱玲有那样的聪明，但在《半生缘》中那些聪明到叫人咋舌的技巧已少见，一方面是才情汹涌的年岁已过，并远离了自己早年的写作源头；一方面也是作者人生积淀丰富后，外感刺激减弱而内心获得深厚的结果。在《半生缘》中常可以见一些包含哲语意味的话语片段，---------
“曼桢有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
“哥哥死了使他失掉臂膀，第二个儿子又不肯和他合作，他这时候想念死者，正是向生者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念。”
“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表示他爱她。他所爱的人刚巧也爱他，这也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世钧常听见人家说起某人怎样怎样“闹恋爱”，但他相信他和曼桢的事情和别人都不一样。跟他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也都不一样。
《半生缘》中仍有些张爱玲惯常的细节捕捉的叙写，因此有被批评为“予人一种‘起居注’的琐碎之感，而人物情节，也显得拖沓”（林柏燕《细说张爱玲》）。《半生缘》叙说了一个悠长故事，带有淡淡忧伤口吻，作为一个擅长短篇小说的作家，仅少的长篇在结构方面的缺憾是可以谅解的；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这个故事已经说得很完全，从开头说到“这样的收梢”。这个故事作为张爱玲在通俗化上的尝试，有它的动人之处；据水晶的〈蝉〉中载： “当时《十八春》在《亦报》连载后，一个和曼桢有同样遭遇的女人，从报社获悉张爱玲的地址，曾寻到她的公寓来，倚门大哭……
以上就是关于《半生缘》想写的几点，辍不成文。关于张爱玲，我喜欢我所不喜欢的胡兰成的一段评论——“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