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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运输六公司职工张兆瑞路遇车祸3个小时之后，才被闻讯赶来的妻子刘翠凤送往医院，但终因延误时间太久，抢救无效死亡。而其间交警曾到现场处理事故，众目睽睽之下，交警真的置昏迷不醒的伤者于不顾，扬长而去吗？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当了9年全省交通管理先进的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没有想到一下子成了被告，2000年3月年近50岁的刘翠凤将其告上法庭。刘在起诉书中称：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所属三大队交警孙建亭在处理事故中，未严格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事故及抢救伤者(刘翠凤的丈夫张兆瑞)，而是草草勘查现场之后，舍张兆瑞及车辆于肇事现场而不顾，致使张兆瑞在车内昏迷长达3小时之久。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间，原告及张兆瑞单位人员赶到现场，将张兆瑞送至威海市立医院抢救时，伤者已形成脑疝，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交警在处理该起交通事故中其不作为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立即组织抢救伤者和财物”的规定，对导致张兆瑞之死应负有责任。
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官司由此引发。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法院就此案作出行政判决。判决书说，抢救伤者是被告的法定义务。发生事故后，尽管张兆瑞无外伤，但毕竟发生了张兆瑞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事实，因此不能排除被告怠于行使职责的可能，被告在这次交通事故处理中，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张兆瑞有伤情，没有履行基于注意义务的行政作为义务，是违法的。判被告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赔偿原告人民币2.5万元。但刘翠凤对行政赔偿数额判决不服，已上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面对记者，刘翠凤回忆了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不幸事。“1998年8月15日11点左右，我在乳山家里接到了威海交警打来的电话，说我丈夫张兆瑞在威海出了车祸，人在车上昏迷不醒，让我通知单位领导赶快去车去人。我马上打电话给丈夫所在的单位威海汽车运输六公司。不久，公司张道增经理派党总支书记张书海、财务科长王军、安全科长于富启及司机赵杰和我一起赶往威海。12点40左右，快到威海时，张书记突然看到前边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好像是单位的，就让司机赵杰停车，但没发现车上有人。后来，拉开车门一看，老张还在车上，就急忙招呼赵杰倒车。
当时，老张侧身躺在吉普车后厢的脚踏板上，头朝西脸向前，衣服挺脏的，脚上的鞋不知哪儿去了。袜子的脚趾和脚跟处都破了。我们把老张抬到车上，我叫他，他什么也不会说，连眼睛也没睁开。我们马上把老张送到了中医院，后来又挂着两个吊瓶送到威海市立医院急救。医院的CT 检查结果是头部颅骨骨折，要马上手术。
大约下午3：40，老张被推进了手术室，5点左右，老张又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医生说，抢救无效人死了。”
死者家属：交警为何没有及时把丈夫送到医院抢救致使他昏迷在车上3个小时
1998年12月17日，刘翠凤接到了威海市交警支队三大队送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称：1998年8月15日10时25分，威海市运输六公司张兆瑞驾驶吉普车沿青岛路由北向南直行至事故地点，与沿青岛路由南向北直行的烟台市汽车运输八公司孙仕先驾驶的小客车相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张兆瑞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事故。经本机关现场调查、研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作出如下责任认定：张兆瑞，措施不当，负事故全部责任；孙仕先，无事故责任。
刘翠凤不服此认定书，她和张兆瑞的公司领导于1998年12月21日，一起去了交警三大队。
1999年1月29日，刘翠凤接到通知去处理事故，由于她不同意处理结果，就没有签字。
1999年3月24日与1999年3月31日，刘翠凤又两次与交警队交涉，依然未果。
刘翠凤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交警为什么没有及时把张兆瑞送到医院抢救，以至于她们从乳山赶到威海时，张兆瑞还昏迷在车上。
无奈之下，刘翠凤想到了打官司。为了能找到一个代理律师，她在威海跑了许多家律师事务所。有好心的律师提醒她，像这种案件，最好找个外地律师代理，这样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干扰会少些。
于是，刘翠凤到了省城济南。几经周折后，济南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戴盟决定亲自帮刘翠凤打这场官司。
戴盟律师说，这是一例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案。2000年3月16日，刘翠凤正式向威海市环翠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赔偿起诉状，状告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的不作为行为。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共计126920元(注：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倍)。
接到法院的通知后，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00年4月21日向法院提交了行政答辩状。
答辩状中称：事实上，民警到达现场后，首先查看、询问当事人有无伤情，并问用不用去医院，双方驾驶员及乘车人均表示没有伤，不需到医院救治，而且直至交警撤离现场，张兆瑞均能在现场自由活动，无任何伤情，神智也很清醒。原告所称的“舍弃张兆瑞于车内昏迷三个小时”纯属子虚乌有。再者，根据现场原始照片，两车轻损，完全不妨碍行驶，并不是原告所称的“毁损”。
答辩状最后提出，一、原告要求交警予以赔偿没有依据；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交警支队：现场施救的成本很低，我们没有必要把伤者置于现场而不顾
原告代理律师戴盟说：“本案争议的焦点不是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而是事故发生后，交警是否按规定处理了现场。被告的行政答辩状陈述的事实也与我从被告处提取的证据有所出入，甚至截然相反。被告在答辩状中称，两车轻损，完全不妨碍行驶。可当时交警所作的《肇事车辆技术鉴定书》上却明确写道“车辆撞击无法正常行驶”。既然处理事故的交警根据自己的勘查和判断后已知道该车已无法正常行驶，他为何不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清理路障？肇事车辆依旧停在事故发生地说明事故现场并没处理完毕，那么这名交警干什么去了？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科、本案被告委托代理人于学龙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谈了三点，表明了交警支队对本次事故的看法和态度。
第一点，我们交警支队是连续9年的全省交通管理先进，我们平时以警察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要求非常高。先不看证据，单从这一点上讲，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交警置伤者于不顾扬长而去是不切合实际的。 第二点，还是先不要看证据，从施救成本上看，事故发生时是白天，又是交通要道，警察随意找个车就可以把伤者送到医院，施救的成本很低，交警没有必要把伤者置于现场而不顾。
第三点，张兆瑞没有外伤，他是颅脑损伤。这种病的典型症状不是昏迷，受到撞击后，它的表现千变万化，有可能当场发作，也有可能很长时间后发作。所以原告及其律师一致认为张兆瑞当时就昏迷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肇事车辆技术鉴定书》上交警孙建亭所作的“车辆因撞击无法正常行驶”这个检验结果，于学龙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说这主要是当时交警检验太粗，没有依照车辆检验的有关规定，好像是完全为了检验而检验，而不是为了取证而检验。
律师：交警不是医生，不具有判定他人是否受伤尤其是是否受内伤的权利
原告的代理律师戴盟说：“被告在答辩状中称，‘张兆瑞无任何伤情，神智也很清醒’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交警不是医生，不具有判定他人是否受伤，尤其是是否受了内伤的权利。作为有8年工作经验的交警孙建亭应当充分预料到，在受到突然撞击后，司机会出现哪些后果，他没预料到就是失职。如果当时交警及时把张兆瑞送医院检查，也许就可以避免死人这一事实发生。
此案曾于2000年4月26日开庭审理，未果。
在记者采访完威海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当天下午，该局交警支队的同志约见了在威海某中学任教的张兆瑞的女儿张雪梅。张雪梅说：“支队的人说这场官司无论输赢对交警支队影响都不好，言语间表示出可以考虑我们提出的赔偿要求的意思，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撤诉。第二天，我坐早班车回到了乳山。把支队的意思转达给了母亲及亲属。亲属觉得这事已拖了快两年了，加上我母亲因长期郁闷身体每况愈下，若交警支队能答应诉状中的赔偿要求，对生者和死者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支队知道我们这个意见后，开始显得比较积极，又约见了我一次。可后来，当我再次就此事与其进一步协商时，他们的态度却突然变了，说还是相信法律吧。”
2000年6月30日，原告代理律师戴盟应威海市环翠区法院行政庭的要求，再次到了威海。戴盟律师说：“法庭让我转告原告，说交警支队答应赔偿现金6.5万元，问原告能否接受，如能就撤诉。”
得到这一消息后，刘翠凤说：我们已受了一次愚弄，这次我们不会答应了，我们不会撤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当了9年全省交通管理先进的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没有想到一下子成了被告，2000年3月年近50岁的刘翠凤将其告上法庭。刘在起诉书中称：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所属三大队交警孙建亭在处理事故中，未严格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处理事故及抢救伤者(刘翠凤的丈夫张兆瑞)，而是草草勘查现场之后，舍张兆瑞及车辆于肇事现场而不顾，致使张兆瑞在车内昏迷长达3小时之久。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间，原告及张兆瑞单位人员赶到现场，将张兆瑞送至威海市立医院抢救时，伤者已形成脑疝，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交警在处理该起交通事故中其不作为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立即组织抢救伤者和财物”的规定，对导致张兆瑞之死应负有责任。
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官司由此引发。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法院就此案作出行政判决。判决书说，抢救伤者是被告的法定义务。发生事故后，尽管张兆瑞无外伤，但毕竟发生了张兆瑞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事实，因此不能排除被告怠于行使职责的可能，被告在这次交通事故处理中，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张兆瑞有伤情，没有履行基于注意义务的行政作为义务，是违法的。判被告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赔偿原告人民币2.5万元。但刘翠凤对行政赔偿数额判决不服，已上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面对记者，刘翠凤回忆了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不幸事。“1998年8月15日11点左右，我在乳山家里接到了威海交警打来的电话，说我丈夫张兆瑞在威海出了车祸，人在车上昏迷不醒，让我通知单位领导赶快去车去人。我马上打电话给丈夫所在的单位威海汽车运输六公司。不久，公司张道增经理派党总支书记张书海、财务科长王军、安全科长于富启及司机赵杰和我一起赶往威海。12点40左右，快到威海时，张书记突然看到前边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好像是单位的，就让司机赵杰停车，但没发现车上有人。后来，拉开车门一看，老张还在车上，就急忙招呼赵杰倒车。
当时，老张侧身躺在吉普车后厢的脚踏板上，头朝西脸向前，衣服挺脏的，脚上的鞋不知哪儿去了。袜子的脚趾和脚跟处都破了。我们把老张抬到车上，我叫他，他什么也不会说，连眼睛也没睁开。我们马上把老张送到了中医院，后来又挂着两个吊瓶送到威海市立医院急救。医院的CT 检查结果是头部颅骨骨折，要马上手术。
大约下午3：40，老张被推进了手术室，5点左右，老张又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医生说，抢救无效人死了。”
死者家属：交警为何没有及时把丈夫送到医院抢救致使他昏迷在车上3个小时
1998年12月17日，刘翠凤接到了威海市交警支队三大队送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称：1998年8月15日10时25分，威海市运输六公司张兆瑞驾驶吉普车沿青岛路由北向南直行至事故地点，与沿青岛路由南向北直行的烟台市汽车运输八公司孙仕先驾驶的小客车相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张兆瑞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事故。经本机关现场调查、研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作出如下责任认定：张兆瑞，措施不当，负事故全部责任；孙仕先，无事故责任。
刘翠凤不服此认定书，她和张兆瑞的公司领导于1998年12月21日，一起去了交警三大队。
1999年1月29日，刘翠凤接到通知去处理事故，由于她不同意处理结果，就没有签字。
1999年3月24日与1999年3月31日，刘翠凤又两次与交警队交涉，依然未果。
刘翠凤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交警为什么没有及时把张兆瑞送到医院抢救，以至于她们从乳山赶到威海时，张兆瑞还昏迷在车上。
无奈之下，刘翠凤想到了打官司。为了能找到一个代理律师，她在威海跑了许多家律师事务所。有好心的律师提醒她，像这种案件，最好找个外地律师代理，这样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干扰会少些。
于是，刘翠凤到了省城济南。几经周折后，济南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戴盟决定亲自帮刘翠凤打这场官司。
戴盟律师说，这是一例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案。2000年3月16日，刘翠凤正式向威海市环翠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赔偿起诉状，状告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的不作为行为。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共计126920元(注：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倍)。
接到法院的通知后，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00年4月21日向法院提交了行政答辩状。
答辩状中称：事实上，民警到达现场后，首先查看、询问当事人有无伤情，并问用不用去医院，双方驾驶员及乘车人均表示没有伤，不需到医院救治，而且直至交警撤离现场，张兆瑞均能在现场自由活动，无任何伤情，神智也很清醒。原告所称的“舍弃张兆瑞于车内昏迷三个小时”纯属子虚乌有。再者，根据现场原始照片，两车轻损，完全不妨碍行驶，并不是原告所称的“毁损”。
答辩状最后提出，一、原告要求交警予以赔偿没有依据；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交警支队：现场施救的成本很低，我们没有必要把伤者置于现场而不顾
原告代理律师戴盟说：“本案争议的焦点不是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而是事故发生后，交警是否按规定处理了现场。被告的行政答辩状陈述的事实也与我从被告处提取的证据有所出入，甚至截然相反。被告在答辩状中称，两车轻损，完全不妨碍行驶。可当时交警所作的《肇事车辆技术鉴定书》上却明确写道“车辆撞击无法正常行驶”。既然处理事故的交警根据自己的勘查和判断后已知道该车已无法正常行驶，他为何不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清理路障？肇事车辆依旧停在事故发生地说明事故现场并没处理完毕，那么这名交警干什么去了？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科、本案被告委托代理人于学龙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谈了三点，表明了交警支队对本次事故的看法和态度。
第一点，我们交警支队是连续9年的全省交通管理先进，我们平时以警察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要求非常高。先不看证据，单从这一点上讲，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交警置伤者于不顾扬长而去是不切合实际的。 第二点，还是先不要看证据，从施救成本上看，事故发生时是白天，又是交通要道，警察随意找个车就可以把伤者送到医院，施救的成本很低，交警没有必要把伤者置于现场而不顾。
第三点，张兆瑞没有外伤，他是颅脑损伤。这种病的典型症状不是昏迷，受到撞击后，它的表现千变万化，有可能当场发作，也有可能很长时间后发作。所以原告及其律师一致认为张兆瑞当时就昏迷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肇事车辆技术鉴定书》上交警孙建亭所作的“车辆因撞击无法正常行驶”这个检验结果，于学龙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说这主要是当时交警检验太粗，没有依照车辆检验的有关规定，好像是完全为了检验而检验，而不是为了取证而检验。
律师：交警不是医生，不具有判定他人是否受伤尤其是是否受内伤的权利
原告的代理律师戴盟说：“被告在答辩状中称，‘张兆瑞无任何伤情，神智也很清醒’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交警不是医生，不具有判定他人是否受伤，尤其是是否受了内伤的权利。作为有8年工作经验的交警孙建亭应当充分预料到，在受到突然撞击后，司机会出现哪些后果，他没预料到就是失职。如果当时交警及时把张兆瑞送医院检查，也许就可以避免死人这一事实发生。
此案曾于2000年4月26日开庭审理，未果。
在记者采访完威海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当天下午，该局交警支队的同志约见了在威海某中学任教的张兆瑞的女儿张雪梅。张雪梅说：“支队的人说这场官司无论输赢对交警支队影响都不好，言语间表示出可以考虑我们提出的赔偿要求的意思，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撤诉。第二天，我坐早班车回到了乳山。把支队的意思转达给了母亲及亲属。亲属觉得这事已拖了快两年了，加上我母亲因长期郁闷身体每况愈下，若交警支队能答应诉状中的赔偿要求，对生者和死者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支队知道我们这个意见后，开始显得比较积极，又约见了我一次。可后来，当我再次就此事与其进一步协商时，他们的态度却突然变了，说还是相信法律吧。”
2000年6月30日，原告代理律师戴盟应威海市环翠区法院行政庭的要求，再次到了威海。戴盟律师说：“法庭让我转告原告，说交警支队答应赔偿现金6.5万元，问原告能否接受，如能就撤诉。”
得到这一消息后，刘翠凤说：我们已受了一次愚弄，这次我们不会答应了，我们不会撤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