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小瓷
《1986青春诗历》，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初版。1.80元。
不记得是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这本诗历的广告，赶紧寄钱邮购了两本，一本赠给一位朋友，一本留给自己，赠给朋友的那本不知还在不在，留给自己的这本，至今仍然珍藏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所有著名诗人的名字几乎都在这本书里。1986年，艾青还健在，臧克家还提得动毛笔，他们分别为这本诗历题了字。那时候，北岛还没有去国，舒婷还没有走回家里去，顾城还没有杀妻，江河也还没有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那时候，草绿色封面的《朦胧诗选》正畅销，黑色红字封面的《五人诗选》正要走到各大书店的书架上去，这本崭新精致的《青春诗历》也正在我春风吹开的窗子里的书架上散发着它油墨的清香。
这是一本精致袖珍的书，约有一掌宽，一掌长，封面上，三分之一的洁白，三分之二的新绿，风一样的线条流动出一男一女两个青春头像的叠影，封面的上端赫然是《1986青春诗历》几个字。
我是从这本书中第一次读到了北岛的那首《走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红罂粟。
只这一读，这首诗一下子烙进了我的心里，尤其是最后面的那段：“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它让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本彩页的小书，除去日历，136页，每页有一张诗人的小照，每张小照旁有一首诗，每张小照和每首诗旁有一段诗人的自白。在那些小照中，北岛倚着一棵树在沉思，江河头发有些长地在凝视，徐敬亚背靠栏杆仰头眺望。在那些作者自白中，我最喜欢两个，一个是北岛的：“习惯了沉默，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说话。”还有一个是江河的，只有九个字：“一九四九年出生。”1949年前后出生而活到现在的人都能深深地感到，仅这九个字，该有多少含量啊。自从买得那本小书，一年又一年，我总爱把那本小书拿出来，翻上一翻，看上一看。我抚摸北岛的照片，当作送他远行，我抚摸徐敬亚的照片，当作给他安慰，我抚摸顾城的照片，当作对他的怀念，我抚摸高伐林的照片，心疼地看他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方向向我们笑着。向着那些照片，我在问杨炼：在这片空白上，还会不会有风暴，还会不会有早晨？我在问徐敬亚：这一次我们真的能够游过去吗？我在问牛波：你是不是仍在向上帝要一支笔？我在问王家新：诗歌是否真能把我们从黑暗引向光明？当然，我也常望向当年的舒婷，我在听她用诗的声音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抚慰：“谁热泪盈眶地，信手/在海滩上写下了这三个字//谁又怀着温柔的希望/用贝壳嵌成一行七彩的题词//最后必定是位姑娘/放下一束雏菊，扎着红手绢//于是，走过这里的人/都染上无名的相思”
傅天琳有一首《新年电话》，自然就被放到了这本诗历的第一页：
新年之晨，第一声唤我的
是你。我匆匆抓起你的声音
贴在右耳
你从不戴帽子
没有帽子，绣不上诗人的雅号
雪峰上最美的动作
该是亮翅
如此这样你说该做一只鹰
可我说我既成不了马
也做不了鹰
我只是一棵负重的树
你说树也是能奔跑能飞翔的
你知道昨夜我哭了
哭了就哭了
委屈和软弱都是去年的事了
你说你相信我会坚强起来
你说许多人相信我会坚强起来
我答应你如此这样去试一试
或者干脆答应你我已经坚强
不记得是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这本诗历的广告，赶紧寄钱邮购了两本，一本赠给一位朋友，一本留给自己，赠给朋友的那本不知还在不在，留给自己的这本，至今仍然珍藏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所有著名诗人的名字几乎都在这本书里。1986年，艾青还健在，臧克家还提得动毛笔，他们分别为这本诗历题了字。那时候，北岛还没有去国，舒婷还没有走回家里去，顾城还没有杀妻，江河也还没有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那时候，草绿色封面的《朦胧诗选》正畅销，黑色红字封面的《五人诗选》正要走到各大书店的书架上去，这本崭新精致的《青春诗历》也正在我春风吹开的窗子里的书架上散发着它油墨的清香。
这是一本精致袖珍的书，约有一掌宽，一掌长，封面上，三分之一的洁白，三分之二的新绿，风一样的线条流动出一男一女两个青春头像的叠影，封面的上端赫然是《1986青春诗历》几个字。
我是从这本书中第一次读到了北岛的那首《走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红罂粟。
只这一读，这首诗一下子烙进了我的心里，尤其是最后面的那段：“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它让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本彩页的小书，除去日历，136页，每页有一张诗人的小照，每张小照旁有一首诗，每张小照和每首诗旁有一段诗人的自白。在那些小照中，北岛倚着一棵树在沉思，江河头发有些长地在凝视，徐敬亚背靠栏杆仰头眺望。在那些作者自白中，我最喜欢两个，一个是北岛的：“习惯了沉默，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说话。”还有一个是江河的，只有九个字：“一九四九年出生。”1949年前后出生而活到现在的人都能深深地感到，仅这九个字，该有多少含量啊。自从买得那本小书，一年又一年，我总爱把那本小书拿出来，翻上一翻，看上一看。我抚摸北岛的照片，当作送他远行，我抚摸徐敬亚的照片，当作给他安慰，我抚摸顾城的照片，当作对他的怀念，我抚摸高伐林的照片，心疼地看他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方向向我们笑着。向着那些照片，我在问杨炼：在这片空白上，还会不会有风暴，还会不会有早晨？我在问徐敬亚：这一次我们真的能够游过去吗？我在问牛波：你是不是仍在向上帝要一支笔？我在问王家新：诗歌是否真能把我们从黑暗引向光明？当然，我也常望向当年的舒婷，我在听她用诗的声音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抚慰：“谁热泪盈眶地，信手/在海滩上写下了这三个字//谁又怀着温柔的希望/用贝壳嵌成一行七彩的题词//最后必定是位姑娘/放下一束雏菊，扎着红手绢//于是，走过这里的人/都染上无名的相思”
傅天琳有一首《新年电话》，自然就被放到了这本诗历的第一页：
新年之晨，第一声唤我的
是你。我匆匆抓起你的声音
贴在右耳
你从不戴帽子
没有帽子，绣不上诗人的雅号
雪峰上最美的动作
该是亮翅
如此这样你说该做一只鹰
可我说我既成不了马
也做不了鹰
我只是一棵负重的树
你说树也是能奔跑能飞翔的
你知道昨夜我哭了
哭了就哭了
委屈和软弱都是去年的事了
你说你相信我会坚强起来
你说许多人相信我会坚强起来
我答应你如此这样去试一试
或者干脆答应你我已经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