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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正在伦敦作学术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3月8日来到BBC接受中文部记者陈立的采访。
陈立（以下简称‘陈’）：十月十二号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在过去的五个月里，你已经在新闻媒体的疲劳轰炸中接受了几百个采访，可能也回答了上千个问题。你对此可能也感到有点疲倦了。如果现在给您一个机会，你自己访问你自己的话，你最想问你自己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高行健（以下简称‘高’）：（笑）我想最好是不访问。最好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中来，还是写作。我觉得作家的位置不是在新闻媒体，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他自己的书桌前，因为是作品在说话，而不是作家在说话。
陈：但是你是否觉得在你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后，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份公共财产。所以你现在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来追求的个人自由吧？
高：是。得奖后现在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满世界地飞，满世界地跑。新闻媒体整天的追逐。这当然不是我原来要承担的角色。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正在消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当然这个象征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期待，认为这是对中国作家、或者是中国文学、或者是对中国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所以它已经远远地超出我个人得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你不能不承担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
陈：有人说，对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是既爱又恨。在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觉得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轻视，而得到以后又常常觉得是西方别有用心。你怎么看呢？
高：当然获奖之后的反应倒不出乎我的意料。包括中国官方的反应。但是普遍的中国人的反应，或是华人的反应，那么强烈，这也出乎我的意料。
陈：刚才你提到华人的反应，不管是中国国内的学者，读者也好，还是海外华人，甚至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你的这次获奖分化了华人社会。有的人对你的获奖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有的人觉得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法籍华人作家，你的获奖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并且很多人也对你的作品本身和价值取向都提出了批评。有的批评言辞也是非常激烈吧？
高：激烈。非常激烈。
陈：那你怎么看呢？
高：非常激烈，激烈得差不多就象文化大革命。（笑）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太明白，也可能我现在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了。人们之间相处都比较以平常心相待。艺术家在西方社会也不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我得了一个奖，要么举足轻重象征中华民族，要么就是背叛了中华民族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国籍，有的批评就说我是背叛了中华民族。其实，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已远离了这种争论。但是，这种批评又重新让我回到了一个我原来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所以这也有点让我吃惊。
陈：1987年，你在巴黎开始流亡生活以后，你一直在试图摆脱你原来在中国的生活方式，远离中国，忘却你在中国的经历。但是你这次获奖以后，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把你重新又拉回到了中国，不是这样吗？
高：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这些批评所要做的。这些批评所要做的，跟中国大陆原先的文化政策差不多，就是要把作家纳入政治，如果我不说泥坑的话，也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境地。换句话说，按照那种批评，不管从哪个角度，文学都必须从属于政治，或者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这恰恰是我努力要摆脱的。我认为恰恰相反，文学高于政治，如果不说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话。为什么？文学，当它没有一种现实功利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么一种所谓崇高的品质。因为它超离了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利益。这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冷眼对人生的观照。我主张这样一种文学。当然，人们总企图还要把你拉到某种政治倾向的文学里去。我想，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这样一种文学。我想华人文学，或者中文文学，或者是中国文学，如果不从这种状态里摆脱出来，这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都没有太大好处。
陈：但是，在你获奖以后，无论是西方，还是华文地区，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高行健是一个华文作家，是一个中国作家。所以就这点上来讲把你和中国文学，中国联系起来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高：当然。首先我出生就是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这一点不用避讳。至于华人作家，或者中国作家，或者中文作家，我认为不必在文字上较劲儿。当然我同时具有法国籍，人们可以说我是法国作家、法籍作家。我觉得这也不坏。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正如对一个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的政治的，国籍的标签，而是他是否是一个人，或者他的作品是否有看头、有价值。人要肯定的首先是个人的价值。
陈：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中国官方对你获奖不高兴，觉得有政治目的、不屑一顾。在海外华人社区，尤其是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海外民运人士对你的作品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似乎在两极你都受到了批评，这是为什么？
高：这是因为这些批评首先都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我倒没有受到什么作家文学家的批评。相反，这些朋友大家不是高兴就是叫好。我也没有真的受到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这些批评往往都是不是搞文学的人，他们从事政治，他们要把文学纳入到一个政治轨道里去，或者说，他们对文学的起码常识也都不很了解。这种批评甚至很激烈的批评，很愤怒的批评，其实我也不是今年才遇到，我在中国大陆就遇到这样的批评，以致我的戏遭到禁止，像《车站》本来是一个喜剧，但人们如果缺乏这点幽默感的话，他就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之严重，这个作家都应该打杀，应该送去劳改，当然我后来写的像《逃亡》，写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有这么一个背景，其实是一个哲学戏，就讲人生存的困境，不仅他人是地狱，连自我也是地狱。中国官方非常愤怒，进行了大批判，然后也引起一些民运朋友的批评，他们的批评认为，这个好象是给民运抹黑，其实这跟民运没有关系。我其实从来也不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我作为个人讲，我有一个政治态度，比方说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这我也是同样同意并且支持的。但是如果把文学纳入到一个某种战车里去，成为一种战斗的文学，这恰恰是我反对的。因此两方面我都得到批评，今天这个批评当然变得更加猛烈，其实还是延续了这么一个思路。如果对文学的看法不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政治的钳制中摆脱出来，我想文学就永远没有出路，变成政治斗争的一个口实。这恰恰是我要跳出来的。
陈：因为你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提到，一个作家，哪怕声音再微弱，但是只要有他自己的声音，他还是有价值。那么你刚才提到你的戏剧作品《逃亡》，《逃亡》当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人之间的对话。中年知识分子说，我要逃避一切集体的意志，我只拯救自己，如果有一天这个民族要灭亡，就让它灭亡好了。你觉得这个中年人身上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影子？
高：当然，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传达了我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政治的作家。但是人们总把我纳入到各种各样的政治里去。大概人们不允许一个非政治的态度。在持这种态度的人看来，非政治的态度本身就是政治。但我认为稍退一点距离来看，其实，意识形态钳制文学不过是这一个世纪的事情。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一个大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意识形态的背景。这种背景深深影响了对文学的看法，对艺术的看法。我想这个世纪也该结束了。现在，意识形态现在都纷纷宣告破产。文学从政治和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的牵制中摆脱出来，是我们面临的新世纪文学应该走的路。
陈：很多人在读了你的作品以后，觉得逃亡是你的一种人生态度，在你的作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贯穿的主题。一些人批评你，认为高行健和他的作品都透露出这样一种犬儒主义的情绪：逃亡是唯一的出路。并且他们认为，逃亡是一种怯弱的表现。你怎么看？
高：怯弱与不怯弱？我想，人恐怕都是软弱的。在一个暴力和强大的权力面前，人其实都是狗屎，人什么都不是。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代。比如，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在纳粹面前你如果不逃亡、你不是打手就是牺牲品。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全民族都卷进去了。象 这种铺天盖地的，打着集体人意志的名义，人民、祖国、民主、政党，阶级诸如此类的口号来对个人实行专政，或者是把个人的基本权力全部抹杀掉，如果没有这种认识的话，什么时候文革会重新再来。
陈：很多读者在读了你的书以后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逃亡以后怎么办？
高：逃亡，不是被动的消极的。逃亡是自救、是求生。我想求生是一个对人生的基本肯定。如果我们连生命都不要的话，那么最后就会把生命供奉出去，如果不是象以前一样供奉给上帝，那么就是供奉给一种以集体名义化装的所谓祖国、人民、政党、阶级。那就是说要求人们牺牲，我觉得这个哲学恰恰是一个更加恶劣的哲学，因为它是把人的基本价值--生命都否定掉的。
陈：你特别提到过，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很多人认为他自己可以成为上帝？
高：这比上帝还可怕。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这样。这些超人，这些疯子，当他代替上帝主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杀大权的时候，把这个国家民族引向灾难。...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是以一个非常漂亮的乌托邦的名义。我们面临着新的世纪，我想人们应该对二十世纪作
一个清醒的回顾。那么会发现，有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一个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个作为艺术家，或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偶像，也就是尼采式的超人。这两种形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是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者，而这个新世界结果并没建立起来，结果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从苏俄到中国，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超人，就是把前人，把文化传统统统打倒，新的价值观只从他个人开始。这种对于历史的否定，对传统对文化的否定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这个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因此各种各样的超人在文化领域里所做的革命，导致的一种彻底的虚无，导致个人的无限膨胀，我想都值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新的世纪里来反思。
陈：你在前几年出的一本书《没有主义》当中，你特别提到，你想成为一个没有主义，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束缚的的知识分子，一个完全自由地作家，你觉得，你在中国时，受到集权统治的控制，在西方受市场约束和驾驭，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做真正做一个真正自由作家，自由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可能？
高：是很难的事情，这恰恰恐怕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在西方或者是在东方。一个作家要充分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利，个人的价值，或者说他从事的文学要变成真正是独立的，独立于这种或者那种政治的利益，独立于这种或那种权力，以及包括在现今西方于的巨大的商品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隐藏了对个人价值的威胁。个人的价值就消融在这个一体化里头，因此是市场的价值和时髦取代了艺术作品本身所有的艺术家所注入的个性，个人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当一个时髦席卷而来的时候，一大批艺术家都跟着这个时髦，我认为这正是当今艺术的病痛。如果一个艺术家还想留下他个人的声音，个人的痕迹的话，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才费这么大劲来鼓吹这么种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东西。但如果不做这种鼓吹的话，换句话说，不做这种挑战的话，不发出个人声音的话，那么个人就会淹没在，说的好听点，淹没在滚滚的时代浪潮里。
陈：您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不同点，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很复杂。也就是要回答我到底是谁？你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了...时代政治对文学的一种压迫，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你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作家来批评和评论中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人在你的法国国籍上作文章。如果有人问：你到底是谁，你如何回答？
高：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我是高行健。对作家来说值得看的是他的作品，我在西方生活以后至于才感到，作家到底是哪国人是最不重要的问题，那只是纸张的问题。
陈：或者说是一种生存手段的问题？
高：作家的国籍和作家的创造还相距十万八千里和他的艺术创造还差十万八千里 ,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问题来讨论，那离艺术还无限遥远。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东欧以前的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他们面临的就是对集权的抗议，我恐怕还面临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法国《世界报》对我得奖演说整版的报道，恰恰是我对西方世界当今消费世界的批评。因此，法国《世界报》认为我的这个批评是对当今流行的西方消费价值观的挑战 。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他们报的非常准准确。
陈：您在获奖以后有港台之行，据报道你到了台湾以后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犹如回到了家乡，但是在香港你觉得不太舒服，“不自由”？
高：我倒是无所谓，我到哪里都是接受朋友们的邀请，我主要是回答朋友们对我的热情。香港也是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其实我哪里都不想去，得奖以后我最想到一个地方躲起来写我的文章，但是没有办法招架。他们寄予了很大的热情，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象征，如果不回答一下的话从情感上说不过去。所以这样我才去香港和台湾，其实现在最好是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是我觉得最自在的一个地方。不然在那一个社会，我都不会觉得自在。
陈：你在香港和台湾访问时，一直避免谈论较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我想，中国的读者和华文读者当然的都想听一听从中国出去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中国和对世界的看法，你难道觉得你没有这样的义务吗？
高：我觉得这是一种新闻媒体的需要，他们需要一个作家对什么都发表看法。一个作家能对什么都发表看法吗？当然我是没有什么禁忌，我可以对什么都发表看法，当然是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比如有一天让我来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提出方针大政，我认为我远远没有这个能力，我有能力的是驾驭我自己的写作，在这点上我有一定的信心。如果要一个作家去承担他所不能承担或不想承担的责任，这是过分的要求。我们要允许一个作家从事写作或是一个艺术家从事艺术，如果你要从政，你就从政，不要把所有的人都拖上你的战场。
陈：您这次获奖是第一位华文作家获奖，但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有十几亿中国人没有机会接触您的作品。
高：因为这种状况也不会是我造成的，我想谁造成的这种状况由谁来处理。至于他们如何处理那是他们的问题。我的作品只要写出来，我的事情就作完了。
陈：很多人都关心因为你已经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你现在已经有这个身份能够为明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你是否现在很关心中国目前文坛的情况？
陈立（以下简称‘陈’）：十月十二号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在过去的五个月里，你已经在新闻媒体的疲劳轰炸中接受了几百个采访，可能也回答了上千个问题。你对此可能也感到有点疲倦了。如果现在给您一个机会，你自己访问你自己的话，你最想问你自己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高行健（以下简称‘高’）：（笑）我想最好是不访问。最好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中来，还是写作。我觉得作家的位置不是在新闻媒体，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他自己的书桌前，因为是作品在说话，而不是作家在说话。
陈：但是你是否觉得在你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后，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一份公共财产。所以你现在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来追求的个人自由吧？
高：是。得奖后现在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满世界地飞，满世界地跑。新闻媒体整天的追逐。这当然不是我原来要承担的角色。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正在消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当然这个象征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期待，认为这是对中国作家、或者是中国文学、或者是对中国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所以它已经远远地超出我个人得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你不能不承担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
陈：有人说，对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是既爱又恨。在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觉得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轻视，而得到以后又常常觉得是西方别有用心。你怎么看呢？
高：当然获奖之后的反应倒不出乎我的意料。包括中国官方的反应。但是普遍的中国人的反应，或是华人的反应，那么强烈，这也出乎我的意料。
陈：刚才你提到华人的反应，不管是中国国内的学者，读者也好，还是海外华人，甚至用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你的这次获奖分化了华人社会。有的人对你的获奖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有的人觉得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法籍华人作家，你的获奖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并且很多人也对你的作品本身和价值取向都提出了批评。有的批评言辞也是非常激烈吧？
高：激烈。非常激烈。
陈：那你怎么看呢？
高：非常激烈，激烈得差不多就象文化大革命。（笑）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太明白，也可能我现在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了。人们之间相处都比较以平常心相待。艺术家在西方社会也不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我得了一个奖，要么举足轻重象征中华民族，要么就是背叛了中华民族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国籍，有的批评就说我是背叛了中华民族。其实，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已远离了这种争论。但是，这种批评又重新让我回到了一个我原来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所以这也有点让我吃惊。
陈：1987年，你在巴黎开始流亡生活以后，你一直在试图摆脱你原来在中国的生活方式，远离中国，忘却你在中国的经历。但是你这次获奖以后，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把你重新又拉回到了中国，不是这样吗？
高：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这些批评所要做的。这些批评所要做的，跟中国大陆原先的文化政策差不多，就是要把作家纳入政治，如果我不说泥坑的话，也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境地。换句话说，按照那种批评，不管从哪个角度，文学都必须从属于政治，或者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这恰恰是我努力要摆脱的。我认为恰恰相反，文学高于政治，如果不说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话。为什么？文学，当它没有一种现实功利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么一种所谓崇高的品质。因为它超离了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利益。这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冷眼对人生的观照。我主张这样一种文学。当然，人们总企图还要把你拉到某种政治倾向的文学里去。我想，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这样一种文学。我想华人文学，或者中文文学，或者是中国文学，如果不从这种状态里摆脱出来，这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都没有太大好处。
陈：但是，在你获奖以后，无论是西方，还是华文地区，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高行健是一个华文作家，是一个中国作家。所以就这点上来讲把你和中国文学，中国联系起来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高：当然。首先我出生就是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这一点不用避讳。至于华人作家，或者中国作家，或者中文作家，我认为不必在文字上较劲儿。当然我同时具有法国籍，人们可以说我是法国作家、法籍作家。我觉得这也不坏。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正如对一个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的政治的，国籍的标签，而是他是否是一个人，或者他的作品是否有看头、有价值。人要肯定的首先是个人的价值。
陈：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中国官方对你获奖不高兴，觉得有政治目的、不屑一顾。在海外华人社区，尤其是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海外民运人士对你的作品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似乎在两极你都受到了批评，这是为什么？
高：这是因为这些批评首先都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我倒没有受到什么作家文学家的批评。相反，这些朋友大家不是高兴就是叫好。我也没有真的受到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这些批评往往都是不是搞文学的人，他们从事政治，他们要把文学纳入到一个政治轨道里去，或者说，他们对文学的起码常识也都不很了解。这种批评甚至很激烈的批评，很愤怒的批评，其实我也不是今年才遇到，我在中国大陆就遇到这样的批评，以致我的戏遭到禁止，像《车站》本来是一个喜剧，但人们如果缺乏这点幽默感的话，他就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之严重，这个作家都应该打杀，应该送去劳改，当然我后来写的像《逃亡》，写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有这么一个背景，其实是一个哲学戏，就讲人生存的困境，不仅他人是地狱，连自我也是地狱。中国官方非常愤怒，进行了大批判，然后也引起一些民运朋友的批评，他们的批评认为，这个好象是给民运抹黑，其实这跟民运没有关系。我其实从来也不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我作为个人讲，我有一个政治态度，比方说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这我也是同样同意并且支持的。但是如果把文学纳入到一个某种战车里去，成为一种战斗的文学，这恰恰是我反对的。因此两方面我都得到批评，今天这个批评当然变得更加猛烈，其实还是延续了这么一个思路。如果对文学的看法不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政治的钳制中摆脱出来，我想文学就永远没有出路，变成政治斗争的一个口实。这恰恰是我要跳出来的。
陈：因为你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提到，一个作家，哪怕声音再微弱，但是只要有他自己的声音，他还是有价值。那么你刚才提到你的戏剧作品《逃亡》，《逃亡》当中我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人之间的对话。中年知识分子说，我要逃避一切集体的意志，我只拯救自己，如果有一天这个民族要灭亡，就让它灭亡好了。你觉得这个中年人身上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影子？
高：当然，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传达了我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政治的作家。但是人们总把我纳入到各种各样的政治里去。大概人们不允许一个非政治的态度。在持这种态度的人看来，非政治的态度本身就是政治。但我认为稍退一点距离来看，其实，意识形态钳制文学不过是这一个世纪的事情。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一个大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意识形态的背景。这种背景深深影响了对文学的看法，对艺术的看法。我想这个世纪也该结束了。现在，意识形态现在都纷纷宣告破产。文学从政治和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的牵制中摆脱出来，是我们面临的新世纪文学应该走的路。
陈：很多人在读了你的作品以后，觉得逃亡是你的一种人生态度，在你的作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贯穿的主题。一些人批评你，认为高行健和他的作品都透露出这样一种犬儒主义的情绪：逃亡是唯一的出路。并且他们认为，逃亡是一种怯弱的表现。你怎么看？
高：怯弱与不怯弱？我想，人恐怕都是软弱的。在一个暴力和强大的权力面前，人其实都是狗屎，人什么都不是。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代。比如，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在纳粹面前你如果不逃亡、你不是打手就是牺牲品。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全民族都卷进去了。象 这种铺天盖地的，打着集体人意志的名义，人民、祖国、民主、政党，阶级诸如此类的口号来对个人实行专政，或者是把个人的基本权力全部抹杀掉，如果没有这种认识的话，什么时候文革会重新再来。
陈：很多读者在读了你的书以后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逃亡以后怎么办？
高：逃亡，不是被动的消极的。逃亡是自救、是求生。我想求生是一个对人生的基本肯定。如果我们连生命都不要的话，那么最后就会把生命供奉出去，如果不是象以前一样供奉给上帝，那么就是供奉给一种以集体名义化装的所谓祖国、人民、政党、阶级。那就是说要求人们牺牲，我觉得这个哲学恰恰是一个更加恶劣的哲学，因为它是把人的基本价值--生命都否定掉的。
陈：你特别提到过，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很多人认为他自己可以成为上帝？
高：这比上帝还可怕。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这样。这些超人，这些疯子，当他代替上帝主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杀大权的时候，把这个国家民族引向灾难。...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是以一个非常漂亮的乌托邦的名义。我们面临着新的世纪，我想人们应该对二十世纪作
一个清醒的回顾。那么会发现，有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一个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个作为艺术家，或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偶像，也就是尼采式的超人。这两种形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是一个新世界的创造者，而这个新世界结果并没建立起来，结果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从苏俄到中国，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超人，就是把前人，把文化传统统统打倒，新的价值观只从他个人开始。这种对于历史的否定，对传统对文化的否定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这个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因此各种各样的超人在文化领域里所做的革命，导致的一种彻底的虚无，导致个人的无限膨胀，我想都值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新的世纪里来反思。
陈：你在前几年出的一本书《没有主义》当中，你特别提到，你想成为一个没有主义，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束缚的的知识分子，一个完全自由地作家，你觉得，你在中国时，受到集权统治的控制，在西方受市场约束和驾驭，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做真正做一个真正自由作家，自由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可能？
高：是很难的事情，这恰恰恐怕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在西方或者是在东方。一个作家要充分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利，个人的价值，或者说他从事的文学要变成真正是独立的，独立于这种或者那种政治的利益，独立于这种或那种权力，以及包括在现今西方于的巨大的商品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隐藏了对个人价值的威胁。个人的价值就消融在这个一体化里头，因此是市场的价值和时髦取代了艺术作品本身所有的艺术家所注入的个性，个人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当一个时髦席卷而来的时候，一大批艺术家都跟着这个时髦，我认为这正是当今艺术的病痛。如果一个艺术家还想留下他个人的声音，个人的痕迹的话，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才费这么大劲来鼓吹这么种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东西。但如果不做这种鼓吹的话，换句话说，不做这种挑战的话，不发出个人声音的话，那么个人就会淹没在，说的好听点，淹没在滚滚的时代浪潮里。
陈：您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不同点，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很复杂。也就是要回答我到底是谁？你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了...时代政治对文学的一种压迫，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你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作家来批评和评论中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人在你的法国国籍上作文章。如果有人问：你到底是谁，你如何回答？
高：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我是高行健。对作家来说值得看的是他的作品，我在西方生活以后至于才感到，作家到底是哪国人是最不重要的问题，那只是纸张的问题。
陈：或者说是一种生存手段的问题？
高：作家的国籍和作家的创造还相距十万八千里和他的艺术创造还差十万八千里 ,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问题来讨论，那离艺术还无限遥远。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东欧以前的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他们面临的就是对集权的抗议，我恐怕还面临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法国《世界报》对我得奖演说整版的报道，恰恰是我对西方世界当今消费世界的批评。因此，法国《世界报》认为我的这个批评是对当今流行的西方消费价值观的挑战 。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他们报的非常准准确。
陈：您在获奖以后有港台之行，据报道你到了台湾以后用你自己的话说就是犹如回到了家乡，但是在香港你觉得不太舒服，“不自由”？
高：我倒是无所谓，我到哪里都是接受朋友们的邀请，我主要是回答朋友们对我的热情。香港也是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其实我哪里都不想去，得奖以后我最想到一个地方躲起来写我的文章，但是没有办法招架。他们寄予了很大的热情，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象征，如果不回答一下的话从情感上说不过去。所以这样我才去香港和台湾，其实现在最好是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是我觉得最自在的一个地方。不然在那一个社会，我都不会觉得自在。
陈：你在香港和台湾访问时，一直避免谈论较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我想，中国的读者和华文读者当然的都想听一听从中国出去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中国和对世界的看法，你难道觉得你没有这样的义务吗？
高：我觉得这是一种新闻媒体的需要，他们需要一个作家对什么都发表看法。一个作家能对什么都发表看法吗？当然我是没有什么禁忌，我可以对什么都发表看法，当然是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比如有一天让我来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提出方针大政，我认为我远远没有这个能力，我有能力的是驾驭我自己的写作，在这点上我有一定的信心。如果要一个作家去承担他所不能承担或不想承担的责任，这是过分的要求。我们要允许一个作家从事写作或是一个艺术家从事艺术，如果你要从政，你就从政，不要把所有的人都拖上你的战场。
陈：您这次获奖是第一位华文作家获奖，但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有十几亿中国人没有机会接触您的作品。
高：因为这种状况也不会是我造成的，我想谁造成的这种状况由谁来处理。至于他们如何处理那是他们的问题。我的作品只要写出来，我的事情就作完了。
陈：很多人都关心因为你已经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你现在已经有这个身份能够为明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你是否现在很关心中国目前文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