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
宛宁
混在当今的娱乐圈真不知是福是祸，一举成名固然是喜事，然而一夜之间名誉尽丧也不是不可能，时下的高晓松与筠子之事还未了结，刚刚被高晓松“炒”掉的助手戴粼又向媒体哭诉了高晓松“心太狠，过河就拆桥”。
戴粼：高晓松恐吓我
１１月９日，已经与高晓松反目的戴粼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发布会，在诸多媒体面前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与高晓松１０个月来的恩恩怨怨。
戴粼称，她于１９９９年５月去北京闯荡，因为写歌词认识了高晓松并当上了他的“经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几乎销声匿迹的高晓松被再次“炒火”。不料１０月１２日，高晓松以“不想再在媒体露面”为由将她解雇，在戴粼提出支付９—１０月的薪水后，高晓松以“国庆放假扣除１０００元”为由用２０００元打发了她，而且要求她要对所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她考虑再三，决定向媒体公布她所知道的事实真相。
戴粼列举了两个事例：其一、高晓松于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的《写在墙上的脸》一书，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写好了，因为他未接触过出版行业而一直搁着，而戴粼接手后在高晓松出国的半个月时间中就将出书一事谈妥，并策划了系列活动使此书的最新印数冲到了１７万；其二、高晓松加盟搜狐网站一事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清华校庆活动时认识的张朝阳，而是戴粼通过种种努力将他介绍给张朝阳认识的，并将加盟一事“炒”得轰轰烈烈。联系出书、联系加盟搜狐之事给高晓松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而戴粼除了每月两、三千元的月薪，没拿到一分钱的提成。
１０月２０日，戴粼决定再和高晓松好好谈谈此事，高晓松对她说：“你不会去和媒体讲什么吧？”当时，戴粼愣了一下，心想，他为什么会想到我会去跟媒体讲什么呢？如果他不理亏，他担什么心呢？戴粼坚持要想想之后才能决定。
最后高晓松摊牌了：“筠子他妈的信，有一百多家报纸转载，连海外的报纸都转载了，我舅舅都给我来信了，我已经焦头烂额，现在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快平息下去了，如果我身边的人再站出来说话，那我在国内就混不下去了。我已经想过出国，如果我走了，我会留下一笔钱，谁是我的仇人，我就找人把谁‘做’了。”看着这个心狠手辣的人，巨大的恐惧涌上了戴粼的心头，至今虽已半月，戴粼说她仍然惶恐不安，难以安眠。戴粼说，她怕了！所以想先说出来，如果她哪天有什么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高晓松的确有号召力，也许是戴粼的眼泪感动了诸位娱记，此后，全国许多报纸、网站纷纷大篇幅刊载了戴粼的原话，一时之间成为热点话题。记者于１１月１１日就戴粼所讲之事向高晓松求证，电话中的高晓松很平静，但他态度鲜明地告诉记者，戴粼所说全是“谎话，胡说八道”，对于更多具体之事，他已在ＦＭ３６５网上发表声明，他本人认可这份声明，让记者到网上看。此外高晓松还表示他准备起诉戴粼和相关的媒体。
高晓松：我根本没有经纪人
高晓松说：“首先，她根本就不是我的经纪人，我既非歌手又不是演员，要经纪人干嘛？她一个人到处在媒体上说自己没有得到钱，我以为媒体不会感兴趣，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大事，连她的真实身份都不经核实就登得铺天盖地。”提起当初认识戴粼，高晓松回忆：“一开始她就不停给我打电话，特别有毅力。我对年轻人都比较善良，她当时失业在家，我就说干脆当我的助手吧，她也真心实意地说不给钱也要做。她既不懂电脑也不会外语，在这行里也没干过几天，我不可能找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当经纪人，只能让她做些联络的事。当时她连手机都没有，全是我给她买的。试问，我会请一个连手机都没有的人做经纪人吗？所以她才干了几个月就提出分我书的版税和搜狐的工资，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是凭良心给她工资，她提出的其他要求我满足不了。”
关于戴粼所提的被高晓松恐吓一事，高晓松语气带着一丝不屑：“是她挟媒体威胁我，不是我威胁她！我绝没说过要做了她。我在北京生活了３０年，‘做了’一词是好几年都没用的俚语，这只会是一个刚来北京的外地人才用的词。面对她的威胁，我能怎么做？给她数钱、磕头？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会那样做吗？我肯定会警告她。她揭露了半天，说来说去不就是那点钱吗？我会怕她揭露？”戴粼曾提到知道筠子一事的一些内幕，高晓松说：“她知道的比筠子母亲还多吗？她当我助手时我早和筠子分手了，她根本不认识筠子，也不了解，她说了一些报纸上早说烂了的话，这也叫内幕？真可笑。对筠子一事我问心无愧，我有我的态度和做法。今天下午筠子母亲还和我联系呢，我在帮老人家处理筠子房子的事。我们没什么原则性矛盾，她母亲对那次误报事件的气愤我也很理解。有什么理由让我说出把戴粼杀了的话？我会因为她到处宣称我少给她１０００元就杀了她吗？”
高晓松介绍，戴粼作为他的助理之一，一直负责与媒体的联系，所以与媒体的关系比较好，因此她产生了她能操控媒体的想法，不只一次和别人说她在媒体上“想登什么就登什么”，谁想做宣传只要给她钱就没问题，别人曾向高晓松反映，原本他只是一笑听之。可令高晓松想不到的是：“她居然真的把媒体给操控了，一些媒体不核实任何基本事实（包括她是不是我的经纪人这样的最基本事实），也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全盘照登。如果媒体甘当利欲熏心的人的工具，我真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戴粼在家里随便发几个传真，就能使事态变得这么大，媒体也太可笑了。”更令高晓松哭笑不得的是，许多圈内朋友给他打电话：“你从哪冒出个经纪人？”高晓松说：“这开了个极不好的先例。她只是一个助理，助理也有为雇主保密的义务，更不要说真正的经纪人了。她连一个助理的职业道德都没有。现在这件事对我已造成了各方面的影响，我如果不说，她还真没完没了了。今天说这些，只图两点：首先说清楚，我没有经纪人，戴粼并不是第一个冒充我经纪人的人，希望以后别再有人信了。其次，希望以后想来北京闯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别这么快自我膨胀，不论选择什么职业，都要有一点职业道德。”（摘自ＦＭ３６５）
１１月１５日，记者再次分别采访了戴粼、高晓松，让他们进行了一次“间接对话”，也听到了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激烈分歧。
记者：戴粼，这几天看到高晓松的声明了吗？
戴：看到了，我也写了一篇名为“高晓松又一次表演了他的无耻”的文章以回应他。
高：她这是写连载小说呢！没完没了啦？
记者：戴粼和高晓松究竟是什么雇佣关系呢？
戴：这个我不想争，因为当时我还小，比较傻，没有跟他正式签协议做经纪人。但是出书和加盟ＳＯＨＵ的事，是一个助理能办得到的吗？我的工作范围仅仅是助手该做的吗？
高：助手就是助手，也只是助手，我让她做什么，她就应该做什么，到什么时候也是助手。这事我真懒得讲，多可笑呀！
记者：关于高晓松要“做”掉戴粼一事，二位怎么说？
戴：他说“做”是外地人才用的词，你看他这不是明显地歧视外地人吗？你问问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高：她捏造事实，我根本没说那样的话。
记者：高晓松克扣戴粼的工资了吗？
戴：到现在他还欠我的工资没给呢!
高：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扣她的工资，我有证据，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人证物证，你问她有证据吗？
记者：高晓松为什么会解雇戴粼？
戴：今年５月份之前我们合作得还很愉快，但帮他出书和进ＳＯＨＵ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很多工作上的事不想让我知道，还总拖欠工资，直到最后要炒我。
高：我为什么不要她做助手，这事儿就像人为什么不会永远做一种工作一样。
记者：听说高晓松准备起诉戴粼。
戴：他要告，我就等着他告，我一定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到底，等我情绪调整好了，如果他不告我，我还准备告他呢！
高：我不但要告她，连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也要一起告，现在我已将此事移交律师，由于证据比较好收集，所以我相信很快就可以起诉了，别的你也不用多问了，你相不相信法律，相信就等着法庭的裁决！
记者的话:
高晓松与戴粼的纠纷对他们本人或关心他们的人来讲，可能会是一件大事，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娱乐圈中的又一条新闻，不排除他们有自我炒作之意。其实这个娱乐圈就像一只易碎的鱼缸，那些艺人、经纪人和我们这些娱记不过是缸中的鱼，大家游来游去的都是为了给外面的人看，如果哪天这只鱼缸碎了，那么鱼儿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所以圈中的人应该合力来维护这个圈子，各种炒作、互揭家底也应该有个范围，否则用不了多久，缸碎了，圈子散了，大家就都失业了
戴粼：高晓松恐吓我
１１月９日，已经与高晓松反目的戴粼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发布会，在诸多媒体面前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与高晓松１０个月来的恩恩怨怨。
戴粼称，她于１９９９年５月去北京闯荡，因为写歌词认识了高晓松并当上了他的“经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几乎销声匿迹的高晓松被再次“炒火”。不料１０月１２日，高晓松以“不想再在媒体露面”为由将她解雇，在戴粼提出支付９—１０月的薪水后，高晓松以“国庆放假扣除１０００元”为由用２０００元打发了她，而且要求她要对所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她考虑再三，决定向媒体公布她所知道的事实真相。
戴粼列举了两个事例：其一、高晓松于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的《写在墙上的脸》一书，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写好了，因为他未接触过出版行业而一直搁着，而戴粼接手后在高晓松出国的半个月时间中就将出书一事谈妥，并策划了系列活动使此书的最新印数冲到了１７万；其二、高晓松加盟搜狐网站一事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清华校庆活动时认识的张朝阳，而是戴粼通过种种努力将他介绍给张朝阳认识的，并将加盟一事“炒”得轰轰烈烈。联系出书、联系加盟搜狐之事给高晓松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而戴粼除了每月两、三千元的月薪，没拿到一分钱的提成。
１０月２０日，戴粼决定再和高晓松好好谈谈此事，高晓松对她说：“你不会去和媒体讲什么吧？”当时，戴粼愣了一下，心想，他为什么会想到我会去跟媒体讲什么呢？如果他不理亏，他担什么心呢？戴粼坚持要想想之后才能决定。
最后高晓松摊牌了：“筠子他妈的信，有一百多家报纸转载，连海外的报纸都转载了，我舅舅都给我来信了，我已经焦头烂额，现在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快平息下去了，如果我身边的人再站出来说话，那我在国内就混不下去了。我已经想过出国，如果我走了，我会留下一笔钱，谁是我的仇人，我就找人把谁‘做’了。”看着这个心狠手辣的人，巨大的恐惧涌上了戴粼的心头，至今虽已半月，戴粼说她仍然惶恐不安，难以安眠。戴粼说，她怕了！所以想先说出来，如果她哪天有什么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高晓松的确有号召力，也许是戴粼的眼泪感动了诸位娱记，此后，全国许多报纸、网站纷纷大篇幅刊载了戴粼的原话，一时之间成为热点话题。记者于１１月１１日就戴粼所讲之事向高晓松求证，电话中的高晓松很平静，但他态度鲜明地告诉记者，戴粼所说全是“谎话，胡说八道”，对于更多具体之事，他已在ＦＭ３６５网上发表声明，他本人认可这份声明，让记者到网上看。此外高晓松还表示他准备起诉戴粼和相关的媒体。
高晓松：我根本没有经纪人
高晓松说：“首先，她根本就不是我的经纪人，我既非歌手又不是演员，要经纪人干嘛？她一个人到处在媒体上说自己没有得到钱，我以为媒体不会感兴趣，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大事，连她的真实身份都不经核实就登得铺天盖地。”提起当初认识戴粼，高晓松回忆：“一开始她就不停给我打电话，特别有毅力。我对年轻人都比较善良，她当时失业在家，我就说干脆当我的助手吧，她也真心实意地说不给钱也要做。她既不懂电脑也不会外语，在这行里也没干过几天，我不可能找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当经纪人，只能让她做些联络的事。当时她连手机都没有，全是我给她买的。试问，我会请一个连手机都没有的人做经纪人吗？所以她才干了几个月就提出分我书的版税和搜狐的工资，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是凭良心给她工资，她提出的其他要求我满足不了。”
关于戴粼所提的被高晓松恐吓一事，高晓松语气带着一丝不屑：“是她挟媒体威胁我，不是我威胁她！我绝没说过要做了她。我在北京生活了３０年，‘做了’一词是好几年都没用的俚语，这只会是一个刚来北京的外地人才用的词。面对她的威胁，我能怎么做？给她数钱、磕头？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会那样做吗？我肯定会警告她。她揭露了半天，说来说去不就是那点钱吗？我会怕她揭露？”戴粼曾提到知道筠子一事的一些内幕，高晓松说：“她知道的比筠子母亲还多吗？她当我助手时我早和筠子分手了，她根本不认识筠子，也不了解，她说了一些报纸上早说烂了的话，这也叫内幕？真可笑。对筠子一事我问心无愧，我有我的态度和做法。今天下午筠子母亲还和我联系呢，我在帮老人家处理筠子房子的事。我们没什么原则性矛盾，她母亲对那次误报事件的气愤我也很理解。有什么理由让我说出把戴粼杀了的话？我会因为她到处宣称我少给她１０００元就杀了她吗？”
高晓松介绍，戴粼作为他的助理之一，一直负责与媒体的联系，所以与媒体的关系比较好，因此她产生了她能操控媒体的想法，不只一次和别人说她在媒体上“想登什么就登什么”，谁想做宣传只要给她钱就没问题，别人曾向高晓松反映，原本他只是一笑听之。可令高晓松想不到的是：“她居然真的把媒体给操控了，一些媒体不核实任何基本事实（包括她是不是我的经纪人这样的最基本事实），也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全盘照登。如果媒体甘当利欲熏心的人的工具，我真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戴粼在家里随便发几个传真，就能使事态变得这么大，媒体也太可笑了。”更令高晓松哭笑不得的是，许多圈内朋友给他打电话：“你从哪冒出个经纪人？”高晓松说：“这开了个极不好的先例。她只是一个助理，助理也有为雇主保密的义务，更不要说真正的经纪人了。她连一个助理的职业道德都没有。现在这件事对我已造成了各方面的影响，我如果不说，她还真没完没了了。今天说这些，只图两点：首先说清楚，我没有经纪人，戴粼并不是第一个冒充我经纪人的人，希望以后别再有人信了。其次，希望以后想来北京闯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别这么快自我膨胀，不论选择什么职业，都要有一点职业道德。”（摘自ＦＭ３６５）
１１月１５日，记者再次分别采访了戴粼、高晓松，让他们进行了一次“间接对话”，也听到了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激烈分歧。
记者：戴粼，这几天看到高晓松的声明了吗？
戴：看到了，我也写了一篇名为“高晓松又一次表演了他的无耻”的文章以回应他。
高：她这是写连载小说呢！没完没了啦？
记者：戴粼和高晓松究竟是什么雇佣关系呢？
戴：这个我不想争，因为当时我还小，比较傻，没有跟他正式签协议做经纪人。但是出书和加盟ＳＯＨＵ的事，是一个助理能办得到的吗？我的工作范围仅仅是助手该做的吗？
高：助手就是助手，也只是助手，我让她做什么，她就应该做什么，到什么时候也是助手。这事我真懒得讲，多可笑呀！
记者：关于高晓松要“做”掉戴粼一事，二位怎么说？
戴：他说“做”是外地人才用的词，你看他这不是明显地歧视外地人吗？你问问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高：她捏造事实，我根本没说那样的话。
记者：高晓松克扣戴粼的工资了吗？
戴：到现在他还欠我的工资没给呢!
高：胡说八道，我根本没扣她的工资，我有证据，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人证物证，你问她有证据吗？
记者：高晓松为什么会解雇戴粼？
戴：今年５月份之前我们合作得还很愉快，但帮他出书和进ＳＯＨＵ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很多工作上的事不想让我知道，还总拖欠工资，直到最后要炒我。
高：我为什么不要她做助手，这事儿就像人为什么不会永远做一种工作一样。
记者：听说高晓松准备起诉戴粼。
戴：他要告，我就等着他告，我一定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到底，等我情绪调整好了，如果他不告我，我还准备告他呢！
高：我不但要告她，连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也要一起告，现在我已将此事移交律师，由于证据比较好收集，所以我相信很快就可以起诉了，别的你也不用多问了，你相不相信法律，相信就等着法庭的裁决！
记者的话:
高晓松与戴粼的纠纷对他们本人或关心他们的人来讲，可能会是一件大事，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娱乐圈中的又一条新闻，不排除他们有自我炒作之意。其实这个娱乐圈就像一只易碎的鱼缸，那些艺人、经纪人和我们这些娱记不过是缸中的鱼，大家游来游去的都是为了给外面的人看，如果哪天这只鱼缸碎了，那么鱼儿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所以圈中的人应该合力来维护这个圈子，各种炒作、互揭家底也应该有个范围，否则用不了多久，缸碎了，圈子散了，大家就都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