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
宛宁
看上去很美
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
恋爱可以唤回生活所有的无情，我们必须恋爱。我目前的状况是：生活把我越搞越笨，我是个笨女人，我笨得就要崩溃。老天，你可不可以给这个笨女人一个爱人呢？我常这样想。
———棉棉：《盐酸情人》
这是我信手在这些走红的“７０年代出生女作家”的小说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读完之后，也许你会觉得，她们的走红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对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美学方式和生活方式沉默，只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能制造出如此的轰动效应。当你看到一帮年轻的女作家居然上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娱乐版”时，你不得不承认，时代变化了。
时代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作家这个称号，一用到这些女孩子身上时，也有了新的说法，诸如“美女作家”、“另类作家”、“文学新人类”等。这段时间，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在文化界混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问起这一摊事，“美女作家”们已经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闹翻了天，似乎到了谁也绕不开的地步。更多的人，还没有读过她们的任何作品，人却已经认识了。在许多的报纸刊物上，“美女作家”们都穿着比较另类的服装，摆出各种夸张的姿势，向读者频频示意。她们已没有了传统作家的那种羞涩，唯一担心的是自己不够出名。所以，有人将自己的小说片段印在７条棉质内裤上，摆上货架供人购买；有人在小说中故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坦言自己有过流浪、吸毒的经历。这些辅助性的手段，无疑扩展了她们写作的知名度，事实上，她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了，而是有意无意地朝文化明星的方向发展，这可以从她们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时尚刊物上为证。
“美女作家”的说法，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使用的。我挺烦这个说法的，好像文学也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似的。但是，确实避免不了读者作这样的判断，原因是，她们的大幅玉照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最早是《作家》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７期推出了“７０年代出生女作家小说专号”，一共刊发了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等７位女作者的小说，同期还配发了她们的照片、简历以及评论家的短评。接下来，许多刊物都推出所谓“７０年代后”的栏目，出版界也推出了“文学新人类”丛书、“新新人类另类小说”丛书、“突围 ”丛书等。文坛一片哗然。不单是因为一个新的写作群体的崛起，更因为她们清一色是娘子军，且从照片看来，个个都风姿绰约。读者似乎早已相信才貌不能双全的理论，如今，面对一群既能写又年轻漂亮的女作者，只好惊呼“美女作家” 了。
起码有好几家媒体的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们本人真的有照片上那么漂亮吗？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我都见过，所以，我只好坦诚地告诉记者们：你可以说她们长得有特点，但决不漂亮，更非什么美女了。美女的谋略
但漂亮的照片依然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报纸刊物上，让人总是心生期许。漂亮的痕迹似乎是无法抹杀的。当“美女作家”这个称号在读者当中习以为常的时候，“美女”们自己倒开始醒悟过来，觉得这样的称号对她们是一种屈辱，好像她们不是靠作品说话，而是靠长相来出名似的。于是，不久后，她们一个个都竭力作出要与“美女作家”划清界限的姿态。
棉棉（１９７０年生）说，我与她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她们都是体制内的，都有工作，都读过大学，也都想进作协，而我是街头文化的感觉，应该把我和她们区别开来；
卫慧（１９７３年生）说，我不是什么“美女作家”，我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
周洁茹（１９７６年生）说，我恨恶这个可笑的说法；
金仁顺（１９７０年生）说，“美女作家”这一说法本身很无聊，长相和文学没有关系，不可能说长得丑就不能写作，也不可能说长得漂亮就不能写作；
朱文颖（１９７０年生）说，“美女作家”本身算一个中性词，可是用在这里却成为贬义词了，说一个人是“美女作家”，其实影射的是这个人写东西很次，有讽刺的意味，很容易造成误解。我不接受这个说法；
赵波（１９７２年生）说，“美女作家”是别人的看法，对这个看法我没有看法；
魏微（１９７０年生）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再说长相与文学丝毫不相干。我坚决反对这一说法，也坚决否认自己是“ 美女作家”；
还有许多人都跳出来声明说，我不是“美女作家”，我不是……
你永远也不明白，她们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或许只因为“美女作家”在当下成了一个有贬义性质的词，她们才需要敬而远之，否则，我还真没有见过有哪一个女的是不喜欢人家称她为“美女”的。由此我又想起，当“７０年代出生作家”的旗帜刚刚在文坛亮出时，几乎所有７０年代出生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为此，她们中间还有人传闻，谁谁谁明明是６０年代出生的，故意混进７０年代出生的人当中什么的，诸如此类。而今，当一些人名气渐大后，故意又反过来说自己多么不愿意被纳入“７０年代出生作家”这一旗帜下谈论，云云，前后完全判若两人。
这看上去真像一个善意的阴谋，有点像娱乐圈一些害怕被人遗忘的明星，先传出自己与某某人有绯闻，然后再跳出来说，我们只是好朋友，什么事也没有，我从来不在意媒体怎么说之类。作品隐匿了
一次由媒体与作家本人的合谋似乎就这样完成了。媒体的兴奋在于，终于有刺激点的文学话题了，而且与年轻的美女有关；作家本人的兴奋在于，终于混出来了，而且版税滚滚而来；自然，读者也随之兴奋起来：原来沉闷的文学中也有意想不到的猛料。可谓皆大欢喜。
这样一来，她们所写的作品再一次被忽略，不断被讨论的仍然是她们的生活方式。这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公平的，对她们的真诚劳动也不够尊重。其实，她们能走到这一步，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的作品，她们也的确写出了与众不同的作品，尤其是她们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新鲜、敏感和大胆，至今还令人侧目。
她们后来会被热烈地关注，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她们确实有力地凸现了新一代人如何在消费主义时代里尖锐地崛起。我们只要稍稍看一看她们的小说题目，就可见出她们不同于以往作家的心性和姿态：《啦啦啦》、《盐酸情人》（棉棉），《像卫慧那样疯狂》、《欲望手枪》（卫慧），《我们干点什么吧》、《你疼吗》（周洁茹），《爱情冷气流》（金仁顺），等等，完全是另类的，叛逆的，感性的，出语惊人的，仿佛要把生活撕开给全部人看。她们的语言，是恣肆、新颖而带着身体节律的，比如卫慧这样写道，“她们在夜的下腹部开花，在男人的眼睛里跳舞”，“她的生活变得像一堆不可理喻的沙拉酱”；她们笔下的人物关系，往往是一张要努力挣脱的令人窒息的网，比如周洁茹，她的小说中，男友是见异思迁的背叛者，上司是应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向下属施害的机器，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爱与厌烦、限制与反抗的怪异关系，仅有的几个能说知心话的女友，也经常因为一些莫名的缘由弄得不欢而散，以致“我”早早就为自己寻找“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她们面对死亡，是冷静，漠然，淡淡的向往和幻灭感交织在一起的，比如金仁顺，常常将冷酷的死亡处理成一种在众人中流传的街谈巷议，更多的时候，死亡在她们笔下只是成长过程中被错置后的一次意外的生存短路。
即便如此，读者还是习惯性将她们当作前沿生活的代言人，于是，“时尚女性文学”的帽子也戴到她们头上了。我不明白，与她们同时写作的还有许多７０年代出生的男作家，为什么就没有“时尚男性文学”的说法？让争论沉下来
借着这股“美女作家”的东风，一些眼疾手快的出版商很快就推出了更为庸俗的版本，这就是一套名为“粉领文学”的丛书，包括严虹的《说吧，我是你的情人》、洛艺嘉的《同居的男人要离开》、王天祥的《亲爱的你》、陶思璇的《很想做单亲妈妈》四本。你只要看看她们的书名和穿插在书里面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照片，就会知道，她们倒是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有卖脸的嫌疑，作品质量根本不值一提，和棉棉等人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可媒体常常还是把她们与棉棉等人混为一谈，足见媒体有的时候是多么盲目和不负责任。
要说当下有谁在“美女作家”的旗帜下混名声，上述四个女作者算是投机的一群。棉棉、卫慧、周洁茹这一拨人不同，她们有《糖》、《艾夏》、《我们干点什么吧》这样优秀的作品摆在那里，说她们是靠脸蛋在文坛上混的，这话你还真不好说。前一段的争论中，很多人都说了过激的话，现在一些人开始醒过神来，不再轻易地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也不再被那些外在的因素所左右，说到底，作品才是第一重要的。
经过这场争论，我们对别人应该开始学会理解、宽容和尊重。写作也是一种劳动，是一种充满个人性、创造性和自由感的劳动，尤其值得尊重。自由讨论是可以的，但如果有践踏别人的倾向，就不符合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了。特别是每个人在生活态度的选择上，我们更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因此，关于“美女作家” 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媒体和网络在起哄，但在一些理性的人那里，理解、宽容和尊重，却是业已达成的共识。
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气氛。由此，我在和各种人的交谈中注意到，文坛有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尽管我不同意你，但我也决不践踏你。《作家》杂志的主编宗仁发说得好：你可以对她们的生活不以为然，但不该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传来传去，这样只会离事实本身、离作家真实的生活状态更远。毕竟，小说不是生活的真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陈晓明说，一直以来，作家的生活强调的都是“个性”，只要不超越法律的权限，她们爱怎么生活是她们自己的事。至于她们的写作能走多远，那只有走着瞧————过去人们说“各领风骚三五年”，现在人们只能说“各领风骚三五天”了；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吴俊则说，这批作家之所以被称为“另类”，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姿态、写作姿态是“反主流”、“反正统”的，是抱着一种“不合作”态度的缘故。她们是一批生活在原来的文学秩序之外的作家，她们的出现，代表了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
这些，大概算得上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一个人是否好作家，跟她的生活、跟她是否“美女”无关。这本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可许多人却需经过一次盛大讨论后才会明白，想一想，真惨。
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
恋爱可以唤回生活所有的无情，我们必须恋爱。我目前的状况是：生活把我越搞越笨，我是个笨女人，我笨得就要崩溃。老天，你可不可以给这个笨女人一个爱人呢？我常这样想。
———棉棉：《盐酸情人》
这是我信手在这些走红的“７０年代出生女作家”的小说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读完之后，也许你会觉得，她们的走红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对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美学方式和生活方式沉默，只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能制造出如此的轰动效应。当你看到一帮年轻的女作家居然上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娱乐版”时，你不得不承认，时代变化了。
时代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作家这个称号，一用到这些女孩子身上时，也有了新的说法，诸如“美女作家”、“另类作家”、“文学新人类”等。这段时间，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在文化界混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问起这一摊事，“美女作家”们已经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闹翻了天，似乎到了谁也绕不开的地步。更多的人，还没有读过她们的任何作品，人却已经认识了。在许多的报纸刊物上，“美女作家”们都穿着比较另类的服装，摆出各种夸张的姿势，向读者频频示意。她们已没有了传统作家的那种羞涩，唯一担心的是自己不够出名。所以，有人将自己的小说片段印在７条棉质内裤上，摆上货架供人购买；有人在小说中故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并坦言自己有过流浪、吸毒的经历。这些辅助性的手段，无疑扩展了她们写作的知名度，事实上，她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了，而是有意无意地朝文化明星的方向发展，这可以从她们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时尚刊物上为证。
“美女作家”的说法，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使用的。我挺烦这个说法的，好像文学也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似的。但是，确实避免不了读者作这样的判断，原因是，她们的大幅玉照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最早是《作家》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７期推出了“７０年代出生女作家小说专号”，一共刊发了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等７位女作者的小说，同期还配发了她们的照片、简历以及评论家的短评。接下来，许多刊物都推出所谓“７０年代后”的栏目，出版界也推出了“文学新人类”丛书、“新新人类另类小说”丛书、“突围 ”丛书等。文坛一片哗然。不单是因为一个新的写作群体的崛起，更因为她们清一色是娘子军，且从照片看来，个个都风姿绰约。读者似乎早已相信才貌不能双全的理论，如今，面对一群既能写又年轻漂亮的女作者，只好惊呼“美女作家” 了。
起码有好几家媒体的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们本人真的有照片上那么漂亮吗？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我都见过，所以，我只好坦诚地告诉记者们：你可以说她们长得有特点，但决不漂亮，更非什么美女了。美女的谋略
但漂亮的照片依然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报纸刊物上，让人总是心生期许。漂亮的痕迹似乎是无法抹杀的。当“美女作家”这个称号在读者当中习以为常的时候，“美女”们自己倒开始醒悟过来，觉得这样的称号对她们是一种屈辱，好像她们不是靠作品说话，而是靠长相来出名似的。于是，不久后，她们一个个都竭力作出要与“美女作家”划清界限的姿态。
棉棉（１９７０年生）说，我与她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她们都是体制内的，都有工作，都读过大学，也都想进作协，而我是街头文化的感觉，应该把我和她们区别开来；
卫慧（１９７３年生）说，我不是什么“美女作家”，我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
周洁茹（１９７６年生）说，我恨恶这个可笑的说法；
金仁顺（１９７０年生）说，“美女作家”这一说法本身很无聊，长相和文学没有关系，不可能说长得丑就不能写作，也不可能说长得漂亮就不能写作；
朱文颖（１９７０年生）说，“美女作家”本身算一个中性词，可是用在这里却成为贬义词了，说一个人是“美女作家”，其实影射的是这个人写东西很次，有讽刺的意味，很容易造成误解。我不接受这个说法；
赵波（１９７２年生）说，“美女作家”是别人的看法，对这个看法我没有看法；
魏微（１９７０年生）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照片又能说明什么呢？再说长相与文学丝毫不相干。我坚决反对这一说法，也坚决否认自己是“ 美女作家”；
还有许多人都跳出来声明说，我不是“美女作家”，我不是……
你永远也不明白，她们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或许只因为“美女作家”在当下成了一个有贬义性质的词，她们才需要敬而远之，否则，我还真没有见过有哪一个女的是不喜欢人家称她为“美女”的。由此我又想起，当“７０年代出生作家”的旗帜刚刚在文坛亮出时，几乎所有７０年代出生的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为此，她们中间还有人传闻，谁谁谁明明是６０年代出生的，故意混进７０年代出生的人当中什么的，诸如此类。而今，当一些人名气渐大后，故意又反过来说自己多么不愿意被纳入“７０年代出生作家”这一旗帜下谈论，云云，前后完全判若两人。
这看上去真像一个善意的阴谋，有点像娱乐圈一些害怕被人遗忘的明星，先传出自己与某某人有绯闻，然后再跳出来说，我们只是好朋友，什么事也没有，我从来不在意媒体怎么说之类。作品隐匿了
一次由媒体与作家本人的合谋似乎就这样完成了。媒体的兴奋在于，终于有刺激点的文学话题了，而且与年轻的美女有关；作家本人的兴奋在于，终于混出来了，而且版税滚滚而来；自然，读者也随之兴奋起来：原来沉闷的文学中也有意想不到的猛料。可谓皆大欢喜。
这样一来，她们所写的作品再一次被忽略，不断被讨论的仍然是她们的生活方式。这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公平的，对她们的真诚劳动也不够尊重。其实，她们能走到这一步，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的作品，她们也的确写出了与众不同的作品，尤其是她们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新鲜、敏感和大胆，至今还令人侧目。
她们后来会被热烈地关注，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她们确实有力地凸现了新一代人如何在消费主义时代里尖锐地崛起。我们只要稍稍看一看她们的小说题目，就可见出她们不同于以往作家的心性和姿态：《啦啦啦》、《盐酸情人》（棉棉），《像卫慧那样疯狂》、《欲望手枪》（卫慧），《我们干点什么吧》、《你疼吗》（周洁茹），《爱情冷气流》（金仁顺），等等，完全是另类的，叛逆的，感性的，出语惊人的，仿佛要把生活撕开给全部人看。她们的语言，是恣肆、新颖而带着身体节律的，比如卫慧这样写道，“她们在夜的下腹部开花，在男人的眼睛里跳舞”，“她的生活变得像一堆不可理喻的沙拉酱”；她们笔下的人物关系，往往是一张要努力挣脱的令人窒息的网，比如周洁茹，她的小说中，男友是见异思迁的背叛者，上司是应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向下属施害的机器，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爱与厌烦、限制与反抗的怪异关系，仅有的几个能说知心话的女友，也经常因为一些莫名的缘由弄得不欢而散，以致“我”早早就为自己寻找“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她们面对死亡，是冷静，漠然，淡淡的向往和幻灭感交织在一起的，比如金仁顺，常常将冷酷的死亡处理成一种在众人中流传的街谈巷议，更多的时候，死亡在她们笔下只是成长过程中被错置后的一次意外的生存短路。
即便如此，读者还是习惯性将她们当作前沿生活的代言人，于是，“时尚女性文学”的帽子也戴到她们头上了。我不明白，与她们同时写作的还有许多７０年代出生的男作家，为什么就没有“时尚男性文学”的说法？让争论沉下来
借着这股“美女作家”的东风，一些眼疾手快的出版商很快就推出了更为庸俗的版本，这就是一套名为“粉领文学”的丛书，包括严虹的《说吧，我是你的情人》、洛艺嘉的《同居的男人要离开》、王天祥的《亲爱的你》、陶思璇的《很想做单亲妈妈》四本。你只要看看她们的书名和穿插在书里面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照片，就会知道，她们倒是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有卖脸的嫌疑，作品质量根本不值一提，和棉棉等人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可媒体常常还是把她们与棉棉等人混为一谈，足见媒体有的时候是多么盲目和不负责任。
要说当下有谁在“美女作家”的旗帜下混名声，上述四个女作者算是投机的一群。棉棉、卫慧、周洁茹这一拨人不同，她们有《糖》、《艾夏》、《我们干点什么吧》这样优秀的作品摆在那里，说她们是靠脸蛋在文坛上混的，这话你还真不好说。前一段的争论中，很多人都说了过激的话，现在一些人开始醒过神来，不再轻易地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也不再被那些外在的因素所左右，说到底，作品才是第一重要的。
经过这场争论，我们对别人应该开始学会理解、宽容和尊重。写作也是一种劳动，是一种充满个人性、创造性和自由感的劳动，尤其值得尊重。自由讨论是可以的，但如果有践踏别人的倾向，就不符合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了。特别是每个人在生活态度的选择上，我们更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因此，关于“美女作家” 的问题，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媒体和网络在起哄，但在一些理性的人那里，理解、宽容和尊重，却是业已达成的共识。
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气氛。由此，我在和各种人的交谈中注意到，文坛有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尽管我不同意你，但我也决不践踏你。《作家》杂志的主编宗仁发说得好：你可以对她们的生活不以为然，但不该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传来传去，这样只会离事实本身、离作家真实的生活状态更远。毕竟，小说不是生活的真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陈晓明说，一直以来，作家的生活强调的都是“个性”，只要不超越法律的权限，她们爱怎么生活是她们自己的事。至于她们的写作能走多远，那只有走着瞧————过去人们说“各领风骚三五年”，现在人们只能说“各领风骚三五天”了；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吴俊则说，这批作家之所以被称为“另类”，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姿态、写作姿态是“反主流”、“反正统”的，是抱着一种“不合作”态度的缘故。她们是一批生活在原来的文学秩序之外的作家，她们的出现，代表了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
这些，大概算得上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一个人是否好作家，跟她的生活、跟她是否“美女”无关。这本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可许多人却需经过一次盛大讨论后才会明白，想一想，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