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必都同意，我们的社会当中，对异端的不宽容和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罪恶历来比宽容带来的罪恶更大。想想吧，如果没有顾准、没有陈寅恪、没有储安平、没有张志新这些那些年代的“异端”们，我们几十年的思想和文化史将完全多么令人汗颜、多么可耻。幸亏有了这些异端们。但是遗憾的是，新时期并没有对这种党同伐异的不宽容文化传统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反思。不夸张地说，文化专制主义的余毒远远没有彻底消散，在目前围绕前卫作家卫慧的种种评说（持论严厉的批评者，从名字上看，都是男性）当中，这种心态也有所体现：最典型的就是把自己看不惯的都当做狗屎，差一点应该被列入严打的对象。事态的最新的发展是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和编辑都分别表示了对出版或编辑此书的反悔之意，并有“毁版”之举。有的媒体甚至用“禁”这一让人担心的字眼来描述这一发展。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过了。有点过了。这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千年中国文化出版界的风范。如果禁书目录真的有新的增列，那可绝不标明我们在文化上的进步和社会心理走向成熟。绝对不。


不就是一本书吗？不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的创作前途吗？为了社会道德的维系，当然应该把它们都打翻在地。但是，只要看到文化专制主义及其余毒至今对中国社会和人民心理造成的难以消弥的伤害，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所造成的伤害，就知道这不是一本书和一个人的命运问题。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噤若寒蝉的文化意识，对非官方、非主流无情压制，对不同凡响和特立独行的风声鹤唳，是对中国社会的创造力的最严重钳制。它的影响绝非止于人文领域。远的不说。崔健摇滚乐的史诗般地位现在已为大家所接受。但就因为非常可笑的一个原因，在它鼎盛和高峰的时期，它从来没有机会在电视台露面。因为有这个案例，我们应当庆幸卫慧们的作品能够出版。对男性评论家们而言，就如同卫慧引用的鲍勃迪伦的话：评论家们，请用你们的笔，写出评论。没有卫慧们的声音，我们的社会当中就缺乏一种清晰的声音，尽管有的人不喜欢它；没有卫慧的作品，我们的文化生态链条是有缺失的。


目前的社会环境是我国历史上上氛围最为宽松的时期之一，社会环境的空前宽松，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给作家们也提供了丰富的创造素材和创作空间。想到这种宽松环境的继续保持、发展和机制化，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最为有利，使大家将有最好的机会和可能享受好的文化和精神产品，就知道应该少一些诅咒，少一些漫骂。对自己经历和理解范围之外的作品，多一些平常心，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温和之词。

最后，批评甚至严词批判都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它有自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立场。但是，对那些将作品和作家本人的行为生拉硬套在一起以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所谓“批评”，对那些机制化的、以行政力量为背景或呼吁文学之外的力量干预作家的创作的自由的行为，人们有理由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