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及关键词
浅论建筑的人文精神
——从雨果说起
南京大学98级中文系 司墨 学号：98100056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雨果《巴黎圣母院》关于建筑的思想进行分析，抛出建筑人文精神的感性理解，继而列举欧洲现代建筑批评的先驱，梳理建筑人文精神的历史，然后从哲学意义上阐述建筑人文精神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表达对于中国建筑人文精神的思考。
关键词：建筑、人文精神、“场所精神”、保护、建设
“门面”——雨果的建筑观
“建筑艺术向来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书，是人类在其力量或才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要表达手段。”[1]这是雨果《巴黎圣母院》那段精彩的建筑评述中的一句。对于这个论点的解释，他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建筑艺术）像任何文字一样，先从字母开始：竖起一块石头，这便是一个字母；每个字母是一个象形，每个象形承受一组意念，好似圆柱承受着柱头一般。原始部落在全世界地面上到处都同时这样做的。在亚洲的西伯利亚，在美洲的潘帕斯草原，均可见到凯尔特人的那种擎天石。然后造出一个个词。把石头垒石头，把花岗岩音节加以连结，进行言词某种组合的尝试。克尔特人的平石坟和独石垣，伊特鲁立亚人的古冢，希伯来人的墓穴，这些都是词。其中有些是专有名词，尤其是古墓。偶尔有个地方石多而宽广，人们就书写一个句子。卡尔纳克的广大石堆群，便已是一个完整的语句了。最后才写出书来。传统滋生象征，却被象征渐渐淹没了，这好像树干被树叶渐渐遮住一样。所有这一切为人类所崇奉的象征，随着岁月的变迁，愈来愈增加，愈来愈繁多，愈来愈交错，愈来愈复杂，早期的纪念物再也无法容纳了，遂从四面八方泛溢开来……这样，建筑艺术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而突飞猛进，变成一种千首千臂的巨人，用一种永不磨灭、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把这整个飘忽不定的象征主义全固定下来。正当力量的化身代达洛斯忙着测量，正当智慧的化身奥尔浦斯放声歌唱，这时作为字母的支柱，作为音节的拱廊，作为单词的金字塔，在几何规则和诗律的双重作用下，全活动起来了，聚集、组合、交融、升降、重叠于地面、层层迭起高入云霄，直至在某一时代总观念的授意下，写出了那些令人叹止的奇书，就是一座座奇妙的建筑物：埃克林加塔，埃及的朗塞伊翁陵墓，所罗门的神庙。”[2]
我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引在我文章的开头，而不作过多的删节，实在是因为它太畅快了，这也正是雨果文字的特点——一气呵成，激荡澎湃。当然，它也是我整篇文章的基石与源泉。雨果对建筑的理解，尽管有感性与激情的偏激，但它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建筑批评的先驱。这一点将在第二章详细论述。
也许你会看到雨果的身影，走过一条窄窄的街区，看见那些分散的民房，一眼便把它们区分开来，并确定其年代。哪怕是一把敲门槌，他也能从中发现某个时代的精神和某个国王的面貌……就像雨果说的那样，建筑已不仅仅是土石的简单组合，它凝结着人类思想的精髓，展现着文明演进的历史，揉进了澎湃激昂的情感……“自开天辟地以后的最初六千年间，从印度斯坦最远古的宝塔起，直至科隆的大教堂，建筑艺术一直是人类的伟大文字。不仅一切宗教象征，而且一切人类思想，都在建筑艺术这部巨作中占有其一页，拥有其丰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3]
正是因为这样，雨果对于建筑的命运格外地关心，尤其是对那些历经风雨的古老遗产。“毫无疑问，巴黎圣母院至今仍然是雄伟壮丽的建筑。然而，尽管它的瑰丽依旧不减当年，但当您看见岁月和人力同时对这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给予无数的损坏和肢解，全然不顾”。[4]正可谓：“时间是有眼无珠，人是愚不可及。”[5]时间虽有眼无珠，却只是单纯地蚕食，墙柱倒塌，壁画脱落，雕塑残缺……而人为的破坏，更加惨不忍睹。在大量事实的列举中，雨果指出了几种有形与无形的破坏。首先是建筑家的破坏。建筑——也像其他艺术一样，是个浑然的整体，一切均包含在这源自造化、逻辑严密、比例精当的艺术之中。“只要量一下足趾的大小，也就是量了巨人的身高。”[6]可是历代建筑家，凭着自己的意志，对古老建筑修修改改，使其原来的风格，面目全非。或是在中央大门的正中又开凿了道新的独扇门，或是随意地安上门框，并且在毕斯科内特的蔓藤花饰旁边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还有一连串政治宗教革命，种种精彩的雕像精品被推倒，“祭坛”换成了“棺材”，“色彩强烈”的玻璃窗换上了冷冰冰的白玻璃，主教堂涂上黄灰泥，小波旁官邸也是全部涂上了黄色，还美其名曰“黄色毕竟质地很优良，又是那样受推崇，涂上了，上百年都不可能褪色。”……政治的粗暴，宗教的强求，都使那位跪坐的柔弱的“少女”，饱受摧残。不过雨果意识到最重要的“破坏”是人们观念的更新——怪诞的时髦风。他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无章和富丽堂皇的偏向开始，层出不穷，必然导致建筑艺术的衰落。时髦风尚的破坏，比起革命尤甚。那种种时兴式样，肆无忌惮地进行阉割，攻击建筑艺术的骨架，砍的砍，削的削，瓦解的瓦解，从形式到象征，从逻辑直至美貌，活生生把整座建筑物宰了。”[7]几千年确立的建筑审美观在刹那间摧毁——这正是十九世纪中期的特点，新老观念冲突，新鲜又独特的理念层出不穷。且不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新的观念未必就是不好的，雨果能够意识到人们的观念对于艺术的影响，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先知。也许的确是这样，人们自以为时兴的式样，埋没着真正的美的东西。
“这个将毁灭那个。书籍将毁灭建筑。”[8]在巴黎圣母院第五卷第二节中，雨果借助副主教的口说出这句话，并引出了建筑与印刷术关系的讨论。在雨果看来，建筑在中世纪及以前是一切艺术的合体。由于人类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中世纪教会势力的压迫，各种各样的艺术得不到发泄，只好集中从建筑上面体现出来，人类思想的精华，也只有从建筑艺术上面才可以自由地体现，建筑就像书籍，承载着人类的才智和历史。然而“到了十五世纪，一切皆变了。人类思想发现了一种可以永存的方法，它比建筑不但更坚固耐久，而且还更简便易行。……奥尔甫斯的石头文字随即将被古腾堡的铅印文字所取代。”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表达方式全面更新，“在印刷形式下，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磨灭；它是飞翔的，逮也逮不住，毁也毁不了”。创作方式的简便，传播的迅速，使人们更愿意用印刷文字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情感，于是本来负在建筑身上的任务，转到文字上去了，“建筑艺术便逐渐干枯、衰微和败落……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思想都离开建筑艺术而去了……从十六世纪起，建筑艺术的病症便显而易见，基本上已不能再表达社会思潮了，怪可怜见地成为古典艺术，从高卢风格、欧洲风格、本地风格蜕变成希腊和罗马风格，从真实和现代的风格成为假冒的古代风格。正是这种没落，却被称为文艺复兴”。[9]被雨果所奉崇的哥特式建筑，成为了永远的标本，人类的思想和各类艺术都远离它而去，剩下的事只有工匠来做了。建筑的活力、特色、生命力和智慧统统丧失殆尽了。
雨果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他那个时代，没有通观历史的条件，不可能意识到建筑艺术的转型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发展，而不是倒退。被雨果看作是冷酷无情的多面体式的建筑，实际正是19世纪现代思想萌芽的体现，工业革命的象征，雨果自己也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必定是挂一漏万，有失偏颇”。不过印刷术所带来的艺术表达方式的转向，却不无道理。一些本来由建筑表达的东西，分流到书籍中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建筑艺术的损失。
中世纪一直被人认为是黑暗和压抑的象征，中世纪的艺术也一度被人置之不理，甚至刻意破坏。而实际上，中世纪的建筑艺术，恰恰是法国本土特色建筑的发端，建筑所能表现出的民族特色，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展现出来的。雨果可以说是少数几个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也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才有后来建筑历史的系统理论。雨果对于古典建筑的担忧，也引起了全社会对巴黎圣母院等古建筑的重视，并引发了一场审美趣味的革命。在雨果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法国政府决定全面修复大教堂，历时数十年完成，把巴黎圣母院从覆灭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
“走廊”——欧洲现代建筑批评的先驱
19世纪的欧洲，是整个社会的大骚动时期，美学领域也不例外，传统的美学信条受到怀疑和挑战，或发生了背叛。浪漫主义运动的发起，新古典主义的回潮，现代主义的躁动，在文学、美术、建筑等领域里都又表现。很难说哪种思潮占主流，这是一种多个观念冲突碰撞的状态。建筑领域的变革更是引起人们的思考。由于水泥、钢筋这两大建筑材料的出现，迫使建筑学家们对于历来备受尊重的传统建筑风格提出了怀疑，并在19世纪上半叶酝酿之后的80年代开展了“新艺术运动”，提倡建筑装饰的简化，强调建筑的实用性。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艾菲尔铁塔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的，她是欧洲新的艺术思潮的产物，她的身上集中了反对建筑的历史式样的不断重复，强调简洁、实用，而“不是依靠外在的饰物”的特点。然而她的建造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887年2月14日，《时代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作家、雕刻家、画家、建筑家以及对巴黎到目前仍然完好的美丽充满热爱的人们”所写的反对建造艾菲尔铁塔的宣言。标题为《反对艾菲尔铁塔的艺术家们》，并且配又一句简洁的按语：“下面这份抗议书眼下正在巴黎由多人签名。”
致阿尔芳先生
先生及亲爱的同胞
我们作家、画家、建筑家以及对巴黎到目前仍然完好的美丽充满热爱的人们，用我们全部的力量和所有的愤怒，以法国被埋没的鉴赏力的名义，以倍受威胁的法兰西艺术和历史的名义，抗议在我们的首都的中心位置建造那个毫无价值的、可怕的艾菲尔铁塔，公众的通常是充满理性与正义精神的“恶言恶语”已经给她取名为“巴别塔”。
……
此外，为了了解我们预见到的这些，只要想象一下：一座极其可笑的铁塔就像某个工厂黑黑的、巨大的烟囱似的俯视着巴黎，用他毫无艺术性的躯体压垮了圣母院、神圣教堂、圣—雅克塔楼、卢浮宫、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圆屋顶和凯旋门，我们所有的建筑物都因此而蒙受侮辱，所有的建筑物都因此而变得渺小，它们都将在这场令人惊诧的梦中消失。而20年中，我们将看到。螺栓固定着的钢板架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支柱，在整个巴黎——仍然为世世代代的才华而叹息着的巴黎——像一团墨迹似的投下可憎的阴影。
……
如果我们强烈的呼声没有被理睬，如果我们的理由没有被接受，如果巴黎市政府固执地要使巴黎城蒙受耻辱，您和我们至少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一声抗议，而它，是捍卫着荣誉的。[10]
显然，他们的抗议并没有被接受，艾菲尔铁塔至今屹立在巴黎市中心，而且已经成为了巴黎的象征，巴黎人的骄傲。这样的现象值得人深思。
对艾菲尔铁塔的反对实际上是继雨果之后，知识分子对于维护古典建筑观念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它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建筑批评最早的一个高潮，它代表着19末世纪知识分子普遍的审美观念。
若论这种观念的鼻祖，除了雨果之外，恐怕要数那个以中篇小说《嘉尔曼》驰名世界文坛的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了。梅里美不仅是剧作家、小说家，而且也是学问精深的史学家、考古学家。他特别在挽救法国中世纪艺术遗迹方面，做出过艰巨努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说雨果仅仅是在小说中对于古建筑的现状大发一通感慨，那么梅里美则是身体力行地为保护建筑遗产奔波。他看到圣萨文教堂辉煌的天顶画濒于毁灭，便于1840年7月15日上书内务部长，报告这座藏有重要罗曼壁画的教堂已陷于“凄惨境地”，并提出“全面修复”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不过修复中也出现了失误：《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一铺中夏娃的美丽形象，就被粗心的修复者不辨雌雄地在脸上添加了胡须。梅里美在这方面的专著有《中世纪艺术研究》文集（1875年出版），收录他从1837年至1861年间撰写的有关文字，而其中就有一篇《圣萨文教堂及其壁画》。
除了文学家外，还有一位著名的雕塑大师也是西方文化界少数有识之士中注意到中世纪艺术的人，他就是罗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罗丹在后半生的三十年中，对法国的教堂等建筑作了系统的考察，并断断续续写下许多笔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笔记由后人整理，于1914年出版，这便是《法国大教堂》。
《法国大教堂》第一次正式提出哥特艺术是法国真正的、优秀的艺术传统，是法兰西的“民族天性”。他一再强调继承这一优秀传统的的重要性，严厉批评那种把继承传统同追求独创对立起来的浅薄认识。罗丹把法兰西的“民族天性”和“艺术传统”形象地归结为“大教堂”：一位直跪地上、伸手向天的女子。
谈到集中世纪艺术研究之大成的人则非亨利·福西戎（Henri Focillon，1881-1943）莫数了。他的《西方艺术》（1938年出版）一书是奠定现代研究中世纪艺术的奠基石，虽然这一领域在他身后仍在继续发展，对他的著作不无补充或修正，但他所建立的体系和思想一直被公认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它的《西方艺术》依旧是一部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明确阐释了“中世纪是欧洲文明的西方表现形式”，而真正属于西方的艺术乃是中世纪艺术。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西方”，并不是我们通常使用的那个政治地理概念，而是严格地指“西欧”，尤其侧重于法、西两国。法国确实是中世纪艺术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中世纪艺术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反映，因为在此之前，法国艺术深受埃及、希腊、罗马、佛兰德的影响。
以上无论是文学家、雕塑家还是学者，都站在了中世纪艺术——这给当时人奉为古典艺术的的立场上。他们不仅仅确立了中世纪艺术的价值地位，同时对于古典建筑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连同雨果——成为欧洲现代建筑艺术批评的先驱，尽管他们的观点还多多少少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引发的对建筑人文精神的思考，为后来波澜壮阔的建筑批评思潮奠定基础，也为今天人们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提供依据。
“大厅”——建筑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标准去疏解万物，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11]建筑的人文精神就是从人的角度对建筑本体存在的思考。马丁·海德格尔说：
“只有当我们能够居住，我们然后才有建筑。……也许这种关于居住和建筑思考的尝试，将更清楚地显示建筑属于居住和它如何在居住中获得其本性。假如居住和建筑已经变得值得深究，并因此保持其思考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将从中获得很多。”[12]
海德格尔认为，作为人的存在，即作为短暂者生存在大地上，这就是居住。人的存在的原根性就在于居住活动本身。实际上，“建筑不仅仅是居住的手段，建筑自身已经属于居住了”。[13]思考也属于居住，它与建筑具有同样的意义。建筑的本体是一种“人化”的本体，它不再是与人对立的纯粹的实体世界，而是我们生命活动中鲜活的感性认知，是人的现实生活、衣食住行，也是人的想象、激情、盼想、回忆与爱怜。建筑正是这样一种存在物，直观地说，建筑是一种物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此，真正的建筑创造总是以人的生存为中心目标的。不过，这种生存绝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人的生存——海德格尔将之称为“栖居”——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它意味着人能与环境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所以它是人的“世间存在”。而回到建筑本身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关注人的这种存在。雨果对于巴黎圣母院的感慨，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思考；梅里美、罗丹等人也意识到建筑不仅仅是冰冷的造物，尊重建筑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建筑的人文精神，始终是贯穿于他们的思想中的，虽然他们只字未提。
建筑的本质和它伴随人类成长的历史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可是，正是对于这样一门古老的艺术，人们却似乎存在着比对于其他任何艺术都更多的误解。这也并不奇怪，建筑因其特有的供人进入和居住的空间以及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使用功能，显示出极端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矛盾性。因此，对于建筑艺术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因其服务于“实用的”目的或主要以工程和经济的手段得以实现而否认它是一门艺术，更多的人则从它与雕塑、音乐等艺术的某些共同之处（当然也看到他们的区别）来证明它的艺术属性。然而，这种推论却没有触及到建筑艺术的本质。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先是人类塑造了建筑，然后建筑反过来又塑造了人类”。而另一位首相阿特里曾经十分正确的指出：“建筑艺术是社会文化之最，较其他艺术更甚，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生活的各种理想”。[14]建筑实际上是人类把握世界，进而把握自身的一种方式。在地蛮天荒的时代，面对死寂的物理世界、冷酷无情的自然界以及野蛮凶残的兽性世界，人类正是凭藉充沛的激情和想象力去建筑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去安身立命的。因此，毫不奇怪，具有无比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浪漫主义色彩，成为原始人的本质力量所在，也成为原始建筑的本质所在。记得宗白华先生曾经谈到，法国诗人梵勒希在《论建筑》一书中，有一段记述建筑师与其朋友散步郊野时关于一座小庙的谈话，建筑师将小庙看作是寄予着他生命里一个光明日子的回忆，比作一个柯林斯女郎的数学的造象，一个他曾幸福地爱怜着的姑娘！在建筑师眼里，小庙忠实地复现着她身材的特殊比例，它为她“活”着，他寄予它的，它回赐给他。建筑之美与人的生命体验在这里交融到了一起。
建筑不光是美。作为每个人都参与其间的生活场所，建筑的规模和尺度都非一般“艺术品”所比拟，而这恰恰构成了建筑的特质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欧文·埃德曼所说：“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致使我们常忘记它也是一门艺术。……建筑物包围着我们，无论它们是美是丑，我们居于其间，我们接受他们。如果说，有这样一种艺术左右着我们的审美标准，那就是建筑艺术。绘画可以被深藏于博物馆，诗歌可以被束之高阁，音乐可以掩耳不听，但是建筑物总是要进入事务缠身、来去匆匆者的视野。”[15]可以说，我们无时不在建筑的世界中生存，无时不在体验建筑。可见，作为一门与人生活直接关联并无时不对其发挥起作用与影响的建筑，建筑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使人类真正“诗意地栖居”的浩大社会工程中，担负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光荣使命。
这就涉及到另一种存在的含义，我们把它叫做“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Genius Loci）是一个古罗马概念，原意为地方守护神。古罗马人相信，任何一个独立的实在都有守护神，守护神赋予它以生命，对于人和场所也是如此。在罗马人看来，在一个自然环境中生存，有赖于它与环境之间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有良好的契合关系。为此，他必须依靠守护神，以体认和确证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具有的确定的特征。
由此可以认为，场所精神涉及人的身体和心志两个方面。盖房子的确是为人居住的，旦人的居住并非一种简单孤立的行为，他们总要聚而居之，而聚居就要形成聚落，就要建村镇、城市，就会又不断发生的公共性和私密性活动，因此，对于聚居现象的研究便不是一幢或几幢建筑的问题，而是围绕人类居住行为与建筑文化所进行的综合探索。
中国70年代以来，面对人类生活环境日益遭到破坏，建筑的意义日益丧失困境，人们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恢复建筑与生活关联的途径，其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和传统，这并非偶然。当人们置身于具有一定特色的历史城市或传统街区中，总会被那些亲切、温暖、充满生机和情趣的生活场景所吸引、所打动，总会被某种强烈的场所感——某种个体和背景不可分割的整体意向——所笼罩。这种意向所依附的结构框架和意义体系来自同城市与生俱来的公共生活，来自那些具有清晰可识别性的街道、广场、建筑和城市轮廓线，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文化模式，因而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走在这样的城市和街区中，人们不禁思索：为什么这些没有规划过的棚户区或者古老市区与最新设计规划的市郊区或者公寓住宅区比较反而更加温暖和富有情趣？其实，作为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之“活的内核”几千年来并没有变，而且不断发展演进。只是现在人们在建设城市时只考虑单个建筑的形式，对传统建筑形式片断地操作甚至抄袭，严重地不尊重人的生存价值，造成城市人文环境恶化，文化特征和内聚力丧失。可见，城市的建筑不仅要重视建筑本身的美观和空间处理的合度，还要重视人现实生活的需要。任何城市的风貌都是特定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显示着城市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更蕴藏着人及社会的内在素质，反映着人们精神文明的积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
传统城市中建筑与建筑之间以及建筑与环境之间那种历经世代而建立起来的珍贵的和谐，的确为今天城市与建筑的发展建立了榜样，但真正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努力汲取的，乃是潜藏于这种和谐的城市建筑环境背后的人文内涵——一种强烈的“场所精神”。
“阳台”——中国建筑人文精神现状的思考
“凌辱有两种：一种是粗暴的摧毁，一种是伪善的修复”。[16]
别的城市且不说，就以南京为例吧。你见过彩霞街菜场内明代的“石猫坊”吗？你见过胡家花园2号的清代“愚园”吗？你见过江宁县龙都乡前杨柳村37进366间房屋的巨大而精美的宅院吗？你见过同仁街19号明代焦竑故居刻有“三幅云”彩画的读书楼吗？……你一定没有见过，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17]这些分别在1982年8月13日和1992年3月17日被人民政府公布为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要么是杂乱的工地，要么是密集的商店。这些没有经济价值和所谓的旅游资本的历史建筑，终于没有赶上“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被淘汰出局了。那么，你见过浆声灯影的十里秦淮吗？你见过始见于1034年的夫子庙吗？你也没有见过，因为如今的秦淮河已经变成了“小吃河”，夫子庙则没禁得住抗日战争和文革的破坏，楼阁被拆,轴线受损，1988年还建了东、西市场，变成了商业繁华区，哪里还有一丝一毫能引起人们深沉的历史感？陈子昂到了这里，大约会写诗曰：“前可见饭铺，后可见商亭，念文化之奄奄，独怆然而涕零”。
对于古代建筑遗产的保护，近些年来似乎越来越“热”了。越来越多的仿古一条街，越来越多的城市竞选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都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古代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对于这些遗产的真正意义，和应该怎样保护他似乎还没有认真思考过。不久前在北京开了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国际会议。外籍人士在会上谈的是如何“保护”，而我们的人士谈的却是如何“开发”。虽然仅仅有两字之差，但它显示出两种观念。目前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种种客观原因，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还基本上停留在挖掘其经济价值上，有时候盲目地开发经济价值甚至还会损害文物，而不思其后果。当今，报纸上每有新闻报道什么地方发现了古建筑，不论是庙宇还是民居，都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旅游资源”。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一篇报道说它们是“文化资源”的。如果把文物古迹当作摇钱树，让文化遗产到市场经济中去闯荡，那是一定要毁了他们的。所以，这几年，人们一听到某处历史古迹被“开发”了，就都会摇头叹息它保不住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国文化报》上有一则消息，标题叫做“我国加强对大遗址文物保护”。这里面说：“国家和各地文物部门开始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一保护工作的难点。”措施之三是“改变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动员鼓励遗址区农民参与保护。……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吸引当地乡、村和农民参与文物的开发利用、发展旅游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多学科综合性工作，很细致复杂。至于遗址的保护，更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直到几十年前才认识到保护大遗址的重要意义的，至于保护原则，更是晚近才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制订了一个国际性文件。保护大遗址和文物建筑，在发达国家都要由有专门学历、持有专门执照的专家负责。未经培训的建筑师没有资格主持。这种“谁投资谁受益”式的开发利用，只能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后是戏未必唱得好，台则难免要垮。
正象雨果他们所说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在于它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等等的信息和寄托着人们的感情。我们应该对他们抱有最起码的尊敬。叶廷芳先生曾对北京市的规划建设提出大胆的设想。他对于圆明园遗址的意见，就提出两条：一、遗址就是遗址，要保存原状，不要画蛇添足，或改或造；二、废墟有废墟的美，要学会欣赏，这也是文化素养。文华遗产的生命就在于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失去了真实性，它就没有意义了。
南京的遗产保护在全国还算是比较好的，明孝陵、明太子东陵、鸡鸣寺和台城等遗迹保护的比较成功，基本上没有破坏文物及周遭景观，但从全国来讲，破坏的速度还是远远大于保护的进度，怎不让人心忧？
损坏的就让它损坏吧，我是说已经倒塌的墙壁，就让它保留倒塌的样子，以让人们看到岁月的流逝；掉色的廊柱就不必再刷上鲜红的油漆，以保住历史脸上的皱纹。我们的保护仅仅在于维持，不让他们更快死去，但我们不能强加己意于他们身躯之上，否则等于宣告死亡。
同样，我们也在创造历史，千年后，当今的“文化遗址”也会被人评头品足。当代城市的建设，同样需要谨慎而行。
现代化高楼算否风景？回答是：当然算！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再追求雕梁画栋，山墙湖石。现代建筑就应该体现现代精神。可是我们的现代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在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只有高楼大厦和那些最“流行”的建筑形式才是现代建筑的标志；许多业主在筹划建筑时，往往只求高大、宏伟、气派、新潮，却不管建筑设计本身多么浅薄粗糙与不合理；许多建筑师在设计时只考虑建筑设计单本如何出奇制胜，却很少顾及整体的环境；他们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建筑形式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却很少追问这些东西流行的原因和背景。无怪乎，连西方国家的建筑师也认为“目前亚洲城市面貌趋于过度光怪陆离，摩天楼造型和体量过于离奇夸张”。直至围绕国家大剧院方案所展开的争论，人大多没能超越“形式”、“风格”之类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建筑思维取向上漠视人的存在和需求而仅仅把建筑作为一种视觉表演的结果。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建筑不仅仅在与建筑本身，还要注重建筑的“场所精神”，建筑毕竟是给人住的，是每个人都要参与其间的生活场所。它需要体现人文精神；它不仅是个单个的建筑，还是整体的规划。
就拿我们学校北苑景观来说，单看北大楼景区，很有民国气氛，结构、风格都非常独特明显，但是放眼一望，北大楼主楼后面高耸一现代化大楼，把整个北大楼景观都破坏了，游人们想留个影，怎么取景都避不开那大楼，只见照片上，现代化大楼喧宾夺主，好不明显。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南京地皮紧张、人民需要等等客观因素，但这现象至少说明我们城市建设问题重重。
早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建筑师兼文学家维特鲁威就留下了著名的《建筑十书》，给建筑审美提供了标准，同时对与建筑师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第一书，“建筑师的培养”中他这样写到：
1. 建筑师需要具备多学科知识和种种技艺。
2. ……建筑师如果不顾学问只致力于娴熟技巧，虽竭尽辛劳，还是不能得到威望的。
3. ……建筑师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律学家的论述，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
4. 这是为什么呢？下面就是它的理由。……[19]
恐怕现在没有一个建筑师能够达到它的要求，因为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演进，我们再也不可能掌握全体领域。但维特鲁威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建筑师不能局限于建筑工程领域，而要把握建筑的人文精神，从而可以在更高的视野上创作。
建筑，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也是我们将会永远关注的话题。雨果的话在这里应该这样说：时间虽是有眼无珠，人却不能愚不可及。
注释
[1] 《巴黎圣母院》[法国] 雨果，译林出版社，1997年2月，P.166
[2] 同上，P.167-168
[3] 同上，P.168
[4] 同上，P.104
[5] 同上，P.105
[6] 同上，P.105
[7] 同上，P.107-108
[8] 同上，P.166
[9] 同上，P.172-174
[10]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法国]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正文P.2-4
[11] 《创造与评价的人文尺度》徐千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4月，P.45
[12] 同上，P.34
[13] 《诗·语言·思》海德格尔，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P.131-145
[14] 引自乐民成、张文忠《罗夫·雷普森》，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P.130
[15] 《艺术与人》欧文·埃德曼，工人出版社，1988年，P.46
[16] 《法国大教堂》（法国）罗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P.55
[17] 2001年5月1日-7日，我和系里几个同学，对南京十几个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进行了考察，发现破坏严重。并发现以上提到的均已不存在。
[19] 《建筑十书》[古罗马] 维特鲁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3月，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