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书信集（信一）
星期六傍晚 1947年2月23日 在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上
亲爱的纳尔逊·奥尔格伦：
我试着用英文写，因此请原谅我的语法。假若我用词不当，请尽量理解。我的字又是写得那么糟，可我是在火车上写的。
离开你后，我去了旅馆，我有一篇文章要写完，完成得不太好，那又有什么关系！随后我和那些法国男士共进晚餐。我讨厌他们，他们太令人讨厌了，因为他们没能让我和你一起吃晚饭。和你通过电话后，我上了火车，躺在卧铺上开始阅读你的书--奥尔格伦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霓虹灯下的荒原》。直到入睡。今天，我坐在窗旁，一面眺望风景，一面继续读着你的书，这是很宁静的一天。睡前我必须告诉你，我真是十分喜欢这本书，我想我也非常喜欢你。尽管我们没有说多少话，我想你也有同感吧。我不想再说“谢谢”了， 因为意思不大；可你必须知道，和你在一起我很愉快，我不愿和你说再见，但也可能今生不能再同你见面了。我盼望4月再回到芝加哥，那时我会对你讲我自己，你也说说你自己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自问，如果说昨天我们告别时心情不好，那下次共同度过五六天，已成为好朋友后再次告别，岂不会更难过吗？我不知道。
无论是再见或永别，我不会忘记在芝加哥的这两天，我是想说我不会忘记你。
西·德·波伏娃
波伏娃书信集（信二）
1947年3月12日 纽约
亲爱的朋友：
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看到了你的来信和书籍。我曾经向帕尔默旅馆的所有柜台打听，寻找这些书，没有找到。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想读这些书，而是因为这是你送我的礼物，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现在，我很高兴收到了这些书和你的来信。
我现在尚无法知道4月能否去芝加哥。我在纽约周围要做好几次讲学。不管怎样，我相当肯定明年我会回到美国。我在洛杉矶的朋友们正在向一位制片人兜售我最新写的一本小说《人人皆凡人》(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1946年出版。为此我感到满意。我可以有较长的时间留在美国。我将设法在芝加哥呆些时候。你真是准备来巴黎吗? 我很想陪你看看巴黎。首先我希望得到你的书，我是指你的小说《早晨从未到来》( Never come morning)1942年后此书已找不到。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写的序言。请给我找一本。
我在加利福尼亚过得很好。我去了旧金山，看到了美丽的风景，遇见了一些有意思的人。我也见到了我最要好的女友娜达丽·索罗金(Nathalie Sorokine)。参见《正当年》(La Force de l′Age)。她离开巴黎嫁给了一位美国人后，我已有一年没见到她了。我还有一点时间读书，看了托马斯·沃尔夫的《你不能再回家》1940年版。我喜欢这本书。但我没有忘记芝加哥的博沃里街博沃里街上多酒鬼、流浪汉、贫苦的人们。小波兰酒吧，寒冷的风，我永远不会忘记。
再见，我很高兴遇到了你，我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今年或明年。
西·德·波伏娃
波伏娃书信集（信三）
1947年4月24日 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
亲爱的朋友：
在附近的一些学院和大学讲学结束，我又回到了纽约。我在纽约还要呆两周，将于5月10日 乘飞机离开美国。我不愿意在没有再见到你的情况下离去，然而我去芝加哥实在有困难。我还有许多文债要还，还要和一些人进行探讨，在纽约有两次讲座。你能在4月27日至5月10日之间来吗？我们可以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聊聊。如有可能，我可以在你建议的任何时间和你通电话，共同商量具体日期。如你不能来，我设法去看你两天，请答复我。还有，请帮我找到你的小说。我昨天在别人那里看到一本，里面有一张照得极坏的照片，一点也不像你。我当时真想把书偷来，但这不可能。
再见，再见到你我会高兴。
西·德·波伏娃
波伏娃书信集（信四）
1947年5月17日 纽芬兰K·L·M荷兰航空公司飞机上
我可爱的、亲爱的“本地青年”：
奥尔格伦生于1909年，比波伏娃小一岁。
你又再次让我流泪，但这是甜蜜的泪水，来自你的一切都是甜蜜的。我刚上飞机不久，打开了你的书，又想看到你的手迹，我翻开第一页正在遗憾没有请你写点什么时，突然你为我写的、充满柔情爱意的秀丽字句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头靠在窗边，我哭了，在蔚蓝的海洋上空哭泣。流泪是甜蜜的，因为这是爱：你的爱、我的爱、我们的爱。我爱你。出租汽车司机问我：“他是你丈夫吗？”“不是的，”我回答。“啊！一位朋友？”他以同情的口吻又说：“他看来非常伤心。”我禁不住说：“我们要分开很难过，巴黎是那么远。”接着他对巴黎赞美了一番。你没有和我一起到机场，我觉得这样好。在麦迪逊大街和拉·加迪亚(La Guardia)机场有不少熟人。法国口音、法国脸孔，最坏的法国口音和脸孔，真是令人讨厌。我感到昏沉沉的，哭不出来，就是脑袋昏昏的。飞机起飞了，我喜欢乘飞机。我想，当你情绪激动时，这是唯一与心灵相应的旅行方式。飞机、爱情、天空、忧伤与希望，都是一回事。我想到了你，仔细地回顾了一切。我读你的书，与上一本相比，我更喜欢这一本。飞机上提供了威士忌和美味的午餐：奶油鸡块，巧克力冰淇淋。我想你会非常喜欢这些景色的——云层、海洋、海岸线、森林、村庄……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地面。你会微笑，你那热情天真的微笑。我们飞越纽芬兰上空时已是黄昏，纽约才下午3时。纽岛很美，黑压压的松林，凄凉的湖泊，零星的积雪，你也会喜欢的。我们降落了，要停留两个小时。你现在在哪里？也许也在飞机上。当你找到我们的小家时，我会在那里，躲藏在床底下，无处不在。从现在起，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在芝加哥凄凉的街道上，在高架车下面，在寂静的房间里，我将和你在一起，亲爱的，就像一个充满爱意的妻子和她所爱的丈夫在一起那样。因为这不是一场梦，我们永远不需要醒来。这是一个美妙、真实的故事，这仅仅是开头。我感到你和我在一起，我到哪里你也会到哪里，不仅仅是你的眼神，而是你的全部。我爱你。没有再多要说的。你把我抱在怀中，我搂着你，我吻着你，像我已吻你那样。
你的西蒙娜
波伏娃书信集(信五）
星期日 1947年5月18日
我的宝贝，亲爱的芝加哥男人：
我在巴黎想你，想念你。整个旅途好极了。我们往东飞行，所以几乎没有夜晚。在纽芬兰，太阳开始落山，然而5小时后飞越香农岛时太阳在美丽绿色的爱尔兰上空又冉冉升起。一切都是那么美丽。我思绪万千，不能入睡。今晨10时(你的当地时间6时)我已在巴黎市中心。我曾希望巴黎的魅力能帮我忘去悲伤，但没有。首先，巴黎今天并不美。天空布满乌云，显得阴暗；今天是星期天，街上冷冷清清；一切显得沉闷、黑暗和阴郁。也许是我的心在巴黎已经死去。我的心仍在纽约，在百老汇我们告别的路边；在芝加哥我那温暖的家，在那温暖的紧靠你亲爱的心的地方。我想过两三天后会不太一样，我又必须重新关注法国的知识界和政治生活，我的工作和朋友们。但是今天我对这些丝毫没有兴趣。我感到懒散和疲劳，我只想沉浸在回忆中。亲爱的，不知为什么，我等了那么久才对你说我爱你。我只是想对此确信无疑而不是随便说空话。现在看来，从一开始爱情已产生。不管怎么说，爱已在此，这确实是爱，我的心思念你。我是多么的痛苦，为此我又感到幸福，因为我知道你也难过。能共同感受同一痛苦又是多么甜蜜。和你在一起的欢乐来自爱情，现在呢，痛苦也是爱。我们必须体验爱的各种感受。我们将享受再次见面的快乐，我要它，需要它并一定会得到它。请等我，我会等你的。我心中爱你胜于言词，也许比你知道的更深。我会常给你写信，请你也常来信。我将永远是你的妻子。
你的西蒙娜
又及：你的书我读完了，非常喜欢，我一定要找人把它译出来。
吻你，再次多多地吻你。当你吻我时是那么的甜蜜。我爱你。
波伏娃书信集（信六）
星期三 1947年5月21日
我亲爱的丈夫：
巴黎是那么凄凉和令人不愉快，今天下午我离开了巴黎，没走太远，大概20英里(在切维洛斯的圣朗贝尔)，但感觉很远。这里是乡村，鸟在唱歌，平地和树林绿油油的。这里说不上是个村子，树林中有几间零星小屋。我准备在一个可爱的蓝黄颜色的小客栈住两个星期。现在大约下午7点，太阳正慢慢落山。我坐在旅馆前的小花园里，周围景色很好，阵阵暖风吹来。我在这里感到很愉快，和你很近。我需要休息、睡眠和安静；我想重新开始工作，看书，消遣，思考和回忆。这些天我见到了一些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冷漠，至少相当冷淡。恐怕是你把我惯坏了，你是多么热情、慷慨、多情。也许我自己也表现冷淡和冷漠；一切似乎都是一场乏味的梦，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不过昨天傍晚，我坐在圣日尔曼大道旁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上时我的心融化了。茂盛的树木、傍晚的灯火是如此美丽。我觉得真应该陪你看巴黎的街道，我感到巴黎在等待你，我又开始爱它 了，和你一起并为你爱巴黎。
我把你的书给了伽里玛出版社，他们将在两周内读完并答复我是否准备出版。如果他们不出版，我另找出版商。无论如何，我们将在《现代》杂志上刊登一段。我急切地等待你的来信。也许两三天后能转到这里来。你一定要常给我来信，亲爱的朋友和恋人，我最亲爱的丈夫。我们不应感到彼此分离。相反，在九、十个月后再相会时，我们应比分手时更接近、更亲密。尽管大西洋和广阔的平原把我们分开，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应试图生活在一起。你无法阅读法文书，我深感遗憾，你为何不试试学习法文呢？这样，你能更好地了解我和我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的书还有点用处，我可以寄给你。
我正在阅读卡夫卡的《日记》。他的书我都读过，非常喜欢，你呢？
我知道你不喜欢乡村，然而，我仍希望你在这里，在这蓝黄色的客栈的小花园里。我能看到你坐在我身边，向我微笑。我是多么爱你的微笑！两个星期前，你会想到在一个法国小花园里那么可爱地微笑，在一颗爱你的法国人的心中体会你的微笑吗？你就在这儿，亲爱的，向我微笑，爱着我。一只杜鹃鸟在近处歌唱。我也在法国的小花园里，在芝加哥向你微笑并爱着你；我在我的芝加哥的家中，犹如你和我一起在法国。我们并未分开，永远不会分开。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你的西蒙娜
波伏娃书信集（信七）
星期五 1947年5月23日
亲爱的：
在这小房间里给你写信真好。现在是下午5时，太阳在小村庄和绿油油的丘陵上空闪耀柔光。窗户开着，桌子靠在窗旁，所以说我在自己的房中，却又置身在整个景色中。这是一幅非常古老的法国景色。离此一英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罗亚尔德尚港修道院。帕斯卡尔很久以前在那里住过；拉辛曾在那里受教育，附近是一条他曾走过的小道，他边走边听鸟儿歌唱。他甚至写了一首诗，相当差劲的一首诗，刻在路旁的方石块上。在花园里给你写了上一封信后，我度过了非常安静的两天。我10点就上床了，因为没有一位好男人不让我入睡，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今天我烦了，不想老睡，但我是极需要睡眠的。中午吃了可口新鲜的午餐，喝了法国红葡萄酒，饭后散了一会儿步，回到房中看书或写点什么。8点吃晚饭，饭后睡觉。你知道我是很少这样生活的，但是我需要这样。我读了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我很高兴读一本美国书，可是这本书并不好。我又继续读卡夫卡。我非常希望你能阅读你能找到的所有法国当代文学：如加缪的《陌生人》、萨特的《群蝇》和《密室》，都已被译成英文。还有萨特和我在《同人杂志》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我相信玛丽·戈尔茨坦将会很乐意帮你找到这些书。亲爱的丈夫，你一定要从我的法国生活中了解一些东西，就像我努力和你一起过芝加哥生活，你能这样做吗？
我是用你送我的小红钢笔给你写信，手上戴着你送我的戒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戴戒指，巴黎的人们感到十分惊异，但都说这枚戒指很美。我急切地等待你的来信，我想念你，想念你的嘴唇，你的手，你温暖强壮的身体，你的脸孔，你的微笑，你的声音。我想念你。这么思念你很好，只有这样我能真切地感到你不是一场梦，你是真实的，你是活生生的，我还会和你见面。一星期前我们一起住在纽约的一间房子里。再见到你还要很长的时间。我用最深的爱亲吻你那可亲的脸、你那甜蜜的嘴唇。
你的西蒙娜
附上我为你采集的法国小花。
波伏娃书信集（信八）
星期六 1947年5月24日
最亲爱的纳·奥尔格伦(纳·奥尔格伦，芝加哥本地青年，我的朋友和亲爱的情人，我的一周丈夫和永久的丈夫。)：
今天接到你的几封来信，写在几张黄色信笺上的信，我非常高兴。这些信和你很相像，既忧伤又快活，以笨拙的方式表示你的爱，如此真挚的爱。你说我能感觉到什么是真挚的什么不是真挚的。你这么说让我感到骄傲。我想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是一位真挚的人，我也就开始喜欢你，后来爱上了你。你的一切都是真挚的，你的语言、行为、爱憎、快乐、痛苦；你的整个生活是真挚的。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也体验到自己是真挚的。一切都是好的、真实的。你觉得我仍在芝加哥的小家里，我很高兴。我永远不会离开它直到我们一起去新奥尔良。大概你也收到了我的一些信：纽芬兰写的，巴黎发去的电报以及其他一两封。
今天，我决定开始认真投入工作。我读了所有6个月以前所写的关于妇女问题的东西，看来还不错，然而重新开始写作很难。现在我实在不太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要写作，世界本来就是那么大，存在着，无需任何言语。我记得芝加哥，我看见法国绿色的风景。还有什么呢？明天我重新开始写作，但愿能成功，一定要成功。
经常来信，多多来信。你的黄信笺来信给我带来多少欢乐。我喜欢给你写信。我希望你能读懂我的信。用法文写我可写得更好，不过我认为我的英文水平能使你理解我是多么爱你，这是最重要的。我爱你，我的可爱的疯子。
星期二
亲爱的：
我只好今天寄这封信，因为星期天和昨天是“圣灵降临节”，(英文叫什么？)邮递员没有来。我又开始复活了，我又能开始工作了，我感到似乎一星期以来我一直在生病。我生活在梦幻中，周围的一切显得不真实。你无法知道我对自己讲了许多遍关于我们在芝加哥——纽约的事情，在机场你的第一个吻，街角上你最后的微笑。这些情节我都背熟了，每一次微笑、眼神和言语，我长时间地沉浸在这些回忆中，永不厌烦。最亲爱的，如果你能感到我 是多么想你，你就会骄傲自负，不会再那么好了。
今天我要去巴黎看望几位朋友，但第一件事我要去旅馆[塞纳河街的路易斯安那旅馆。参见《物之力》(La force des choses)]，希望能有你的来信。请常给我来信。我会不断给你写的。我是那么热烈、深深地爱着你，我自己都感到惊奇。我过去认为不会发生这种事了，然而却发生了，尽管也带来痛苦，我仍是很高兴。我多么想偎依着你，脸靠在你的肩上，你的双臂紧紧地拥抱我——你看着我，我也看着你。我们知道所应该知道的一切，并为此感到幸福。
你的西蒙娜
波伏娃书信集（信九）
星期四 1947年5月29日
最亲爱的：
一回到巴黎，我跳下火车后立即上了一辆出租车，跳下出租车又匆匆跑上楼看是否有你的信——没有，我很伤心。我知道这不能怪你，只怪芝加哥太远了，飞机飞得太慢了。亲爱的，不管怎么说，我很难过不知道自从上星期天到今天你怎样了。我记得你要去看望你的妹妹，也许你和她一起去看赛马，还有什么？也许赛马你输钱了，我多么想知道你的情况，种种日常生活小事。
巴黎真是美极了。你一有足够的机票钱后一定要来巴黎。我们俩在巴黎的生活费我可以负担。我亲爱的丈夫，在用我的钱这问题上，请不要皱眉。如果我需要钱，去看你时我会拿你的钱的——只要我们相爱，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快来巴黎吧，我们会像在纽约时一样幸福。我多么想陪你看看巴黎。这些不是空话，我从不说空话，你是知道的。有你和我一起在巴黎，我应给你的是比钱更多更多的东西。勿忘了，我爱你，我亲爱的芝加哥“土生青年”。
是的，巴黎很美。蓝色的天空，温暖的气候，茂盛的树木，好闻的味道，身穿鲜艳夏装的漂亮的女人，在街上接吻的情侣，人们看上去都很快活。我和友人们去了蒙玛特的小丘广场。——你听说过这地方吗？妙极了。人们可在露天用餐，一边吃一边听着好听的、但演奏挺糟的音乐。菜肴很好，酒也上等，头顶蓝天，脚踏全市。将来我们一起去。饭后，我们下山，边走边聊，进了一家钢琴酒吧，有威士忌酒加苏打水。酒吧在街上摆有桌位，坐得满满的，人们热热闹闹在聊天，在美国从来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进来了，真是疯了。她很老又丑，脸上涂了红、粉、蓝、白各种色彩，染了发的头上戴了一顶大草帽。她开始跳舞，把裙子提到膝上，露出可怜巴巴赤裸的大腿，嘴里吐出阵阵猥亵恶语。我们一直呆到酒吧关门，店主赶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穿过巴黎朝我住的圣日尔曼·德·普雷走去。天将拂晓，塞纳河上的黎明，深蓝色的，很像乡村的黎明，却是在巴黎。我上床睡觉了。我想到你亲爱的，多么希望是和你一起度过这一巴黎的夜晚。
第二天，我回到了我那蓝黄色的客栈。我现在可以写作了，我长时间地工作。几位朋友(萨特和博斯特)常来看我、我们聊呀聊。我很想跟你谈谈他们，但是通过信件，加之用英文写有困难，更主要的是，我还想感受一段仍单独和你在一起的心情。我今天的字和英文比任何时候都糟，天已晚了，我在床上给你写，很困。我希望能梦见你，但是梦总与愿望相违。
我爱你，热烈地吻你。
你的西蒙娜
波伏娃书信集（信十）
星期一 1947年6月2日
亲爱的：
这次有你的信了，我拿着信跑进房内，我的心跳得那么急促，因为我的手指能触摸到你的手指触摸过的这页信纸。我很高兴，然而通信又带有某种伤感：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手指没有接触。你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你不会出现在房内(连老虎[奥尔格伦所养的猫的名字]也不会)。感谢你寄来的几本书，我看完了《圣殿》和库普林(Kou prine)《阎摩》(1909年)的作者。奥尔格伦在他后来的小说《金臂人》中以他喜爱的库普林的话作为题辞：“先生们，你们要懂得：在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才真可怕！”的著作。你真好，比起你的书，我更喜欢你的信，请告诉我有关你生活的一切，你是如何早晨游泳的，啃了什么样的骨头？一切对我都是重要的。
我在巴黎要住整整一个星期。我必须会见一些人，并去关注一下《现代》杂志的工作。巴黎白天很热，夜晚也暖和，但十分美妙。人们可以在露天花园或小餐馆吃饭，然后在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街上散步溜达。我住的这条街，清晨也很热闹，有一个集市(这个名为布西的市场，现在仍然存在)，女人们买鱼、买肉、买樱桃和蔬菜，吵吵嚷嚷、充满笑声。商品都很贵，但总算有东西可买了。当你想起原来街上冷冷清清的情景时，此刻就好多了。我喜欢清晨从这条喧闹欢快的街道走过，然后，我去二丑咖啡馆，先给你写信。一会儿再工作两三个小时。我又开始喜欢这里的生活了，但还不那么强烈。
昨天上午，我出席了一部极出色的法国影片[沃当-拉拉的影片《鬼魂附体》(1946年)，主演为钱拉·菲力浦和米什琳娜·普雷斯勒，根据拉迪盖的小说改编。]的首映式，这是我所有看过的电影中最优秀的一部。故事很简单，但动人至深，是讲1914—1918年大战期间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男孩17岁，女孩20岁，刚嫁给一位她并不爱的士兵。战争对这一对天真幼稚的恋人像是个假期，他们的爱情被成年人摧毁了。这对恋人太年轻，无力反抗。他们分手了，女孩死去。影院内又亮起灯时，观众感到喉咙都哽住了。我希望你能去看一次。我认为目前法国电影拍得相当不错。比好莱坞的电影更大胆、更有人情味、更真实。
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也许出于种种原因，也有点麻烦，要对你说清楚不容易。在芝加哥的时间太短，没能跟你谈，跟你解释一些事情。明年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我不让你那么忙，总是跑到什么动物园；我要你像在纽约那样长时间地坐在我身边，我们可以谈呀，谈呀。我如此强烈地希望跟你更亲近，我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彼此相爱。我需要这种了解。但是爱情是至关重要的，爱情也是了解。我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很了不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我记得第一个晚上在出租车里你对我说的话：“我们没时间可以浪费。”我也正想说：“没有时间可浪费。”是的，我们什么也没浪费。我并不觉得我们一起只度过了一个星期。我觉得有上千条纽带把我和你系在一起，永远不会分开。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恋人，你给了我许多，虽然你那么遥远，但你仍在不断给予。只要想到你，我就感到安宁幸福。我要用亲吻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
你的西蒙娜
作品评论——女人是后天生成女人的（杜小真）
“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
很多人都是因为萨特而知道波伏娃的：从１９２８年两人在巴黎高师相识到１９８０年萨特逝世，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们共同生活、战斗，虽然其间也发生过一些逸事新闻，但无论如何应该承认他们是相依相伴５０年的终身伴侣。波伏娃分享了萨特漫长动荡一生中的苦与乐，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萨特一边，给予萨特可贵的支持。波伏娃的名字总是追随着萨特的名字出现，就像１９２９年通过教师学衔考试时，萨特名列第一，波伏娃随列第二……
波伏娃出生于一个天主教色彩很浓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她天生是个抛头露面的活跃人物。她本人具有作家、哲学家、散文家、戏剧家等多重身份，而她的写作却与萨特的《现代》杂志、与存在主义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与萨特伴侣和战后“介入”女思想家的身份紧密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她的“写作事业”与她的“生活事业”是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她没有去建树哲学体系，而选择了“哲人”的道路。这也是她与萨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波伏娃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感受生活，而萨特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写作与思考世界的使命。
波伏娃的第一部作品是小说《女宾》。《女宾》的主题明显取材于１９３３年的萨特—波伏娃—奥尔加三角情感纠纷。在这部小说中，波伏娃避开此类主题惯用的心理分析和手法，而向读者展现了存在主义小说的模式，特别提出了“他人”这个存在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第一部小说的成功促使波伏娃放弃了中学教职，投身写作。１９５４年，波伏娃的《名士们》获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是法国战后左派知识分子圈子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它描绘了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形象，战争胜利后的幻想及其破灭，与共产党、东欧、美国矛盾又困难的关系，面对殖民主义的无能为力以及对古拉格现象的觉悟……这本书在法国知识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对现实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出乎作者预料。
波伏娃也有一些哲学论著，但大都是宣传解释萨特的存在主义，没有太多独特之处。然而，她１９４９年发表的《第二性》，却是一部至今仍具重要意义的巨著。这部千页鸿篇是波伏娃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书。书出版时曾受到多方指责，被视作丑闻，堪称惊世骇俗之作。它真正为人们所接受并引起世界性反响还是在１９７０年以后。在书的第一卷中，波伏娃从生物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及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女性的条件，通过宗教、神话、文学分析批判了“女人性”的观念。她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波伏娃尖锐地抨击了把女人规定为他者的男人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种种神话，她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男人是主人，女人总是奴隶。”在第二卷中，波伏娃对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详细考察，展望从如此处境解放出来的前景。这部书在发表３０年后被公认为是妇女思想史中独一无二的著作，在２０世纪西方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波伏娃的名字与萨特的名字紧密相连，但波伏娃以自己的成就应得到单独的重视。因为，按罗兰·巴尔特的说法，波伏娃是写家：作家是名词，实现一种功能；写家是及物动词的名词化形式，实现一种活动。作家通过加工语言为自己的写作辩护，写家则通过写下他所想之物为自己辩护。作为写家的波伏娃是２０世纪杰出的女性。
作品评论——波伏娃和《名士风流》中的爱情
谈论女性主义，就不能不提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因为她可以算是女性主义的先驱。
而其理论名著《第二性——女人》，则是“女性主义的圣经”。
我很早就看过那本“圣经”。但我认为，只有在去年拜读了她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1954年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之后，我才真正明白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部分是因为我的心智相对成熟，部分是因为文学时常具有比理论更感人的力量。
在这部主要描述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状况的小说中，波伏娃花费了相当笔墨来叙述女主角和一位年轻美国作家的爱情。这一事件从相识到相爱到分手的几乎所有细节，基本上都是波伏娃本人的生活经历。假如从波伏娃和萨特的特殊情人关系那里能够看到女性主义者的生活行为选择的表象的话，从这部小说里看到的，则是女性主义者的心理实质。
和波伏娃的实际生活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女主角是已婚的，而且还有个成年的女儿。但尽管如此，当她发现自己爱上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她几乎没有考虑过什么婚姻家庭的问题，也没有因为婚外情而产生负罪感。她考虑的只是他是否也爱她。
道德感深重的读者很容易认为女主角是个极端的纵欲主义或者利己主义者，但她并不是。她从来没有过滥交的举动，也仍然爱自己的丈夫，女儿，仍然乐于帮助别人。她只不过把爱情和婚姻分得很清楚而已。
尤为令我深有感触的是：她并不觉得她的举动是如何地勇敢、壮烈，或者伟大。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冲破什么难以冲破的枷锁。她仿佛就是在做一件平常之极的事情。她爱，她追求，她得到，她幸福快乐。然后，她离开，她失去，她悲伤，她痛不欲生。所有的这些，都只与她自己和她的爱情相关，却与旁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女儿没有多少关系。
说实话，我这两年虽然不怎么关心，但却时时能够从一些间接渠道，感觉到中国的书和电视里有很多关于婚外情、爱情，和性欲望的描述或讨论。它们要么把它赞美成“人性之解放”，要么就把它们贬损成贪婪或放纵。而其根源，是由于她们把爱情和性欲都摆在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位置。或者特别高尚，或者特别龌龊。但波伏娃的生活和作品却告诉我们：爱情和性欲，从来就既不特别高尚，也不特别龌龊。它们都只是生活中来去自如的一部分。
所以，真正的女性主义，其实就是女性的个人主义，是女性摆脱依赖“独立自主”的主义，是女性也能坚持“我之为我”的主义，是和男性的个人主义一起，共同谋求并努力达到社会和文化平衡的主义。在这个主义之下，婚姻家庭固然不应该是女性生活的全部，爱情和性欲，同样也不应该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因为爱情和性欲，也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别人。完全屏绝爱情和性欲固不可取，但假如你的生活中只剩下爱情或者性欲这类单一的目标，你就会要么变成异性的附庸，要么变成异性的奴隶或者玩物。
所以，真正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女强人主义。更不是纵欲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是我阅读波伏娃的最大收获。
作品评论——波伏瓦的巴黎（素素）
波伏瓦的巴黎在圣日尔曼.德.普雷。那是一个教堂的广场，也是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区域。
紧贴着圣日尔曼大街，白底绿字的就是花神咖啡，被波伏瓦称为“我们存在主义者的咖啡馆。
“我是在花神咖啡馆的二楼给你写信，”波伏瓦告诉奥尔格伦，“面对大街的大厅里和露天座位上有许多人。这里没人，只有我一人，窗户开着，我能看到圣日尔曼大街的树木。
从花神再向里走几步，临着小巷口的就是双叟咖啡，双叟的窗框都漆成黑红两色，蛮现代的。波伏瓦也常来双叟，也会在这里写作。但凯斯特勒来了。她和凯斯特勒曾是好朋友，自从爱上奥尔格伦之后，不就再有感觉了。
见过凯斯特勒之后，波伏瓦去外面转了一圈。在外省，波伏瓦喜欢爬山运动，在巴黎，她就近去拉丁区的卢森堡公园散步。从外面转了一圈刚回来，波伏瓦又在双叟见到了刚刚崭露头角的让热内。这地方好象只有晚上10点以后才会安静，波伏瓦于是决定，以后，上午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算了。
有一天，我在巴黎，没有去花神，也没有去双叟，而是坐在它们共同面对的教堂前的长椅上。把身体向后转，就正对着的花神二楼的窗户。把身体侧转一下，就看见双叟的窗户。把身体侧转一下，就看见双叟的窗户。不知波伏瓦当年是否就在这扇窗下，写的《旅美日志》和《第二性》，或者向奥尔格伦倾诉衷肠。通常，她来这里喝咖啡吃早餐，趁着吃早餐，看完当天的报纸。然后要一杯干邑酒，边喝边写。
那天我隔壁的另一把长厅上，坐着一位老太太，有一张与为萨特送葬时的波伏瓦一样的脸，她凑过来，不知要对我说些什么。我说：“我不会说法语。”这是我唯一会说的一句法语。
她点点头，缩回身子，闭上嘴巴。隔了几分钟，她又凑过身子来，口中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尴尬地说：“我不会说法语。”她听懂了，大概是，点点头，缩回身子。
当她第三次凑过来的时候，我只好向正在经过的一个中年女子求救。中年女子犹豫地停下脚步，略微听了听老太太含糊的声音，就把左手伸出来，给老太太看她的表。
原来，她问的是时间。时间到了吗？哦，四点了。吃过午饭的波伏瓦要去一位相熟的老太太家，坐在那里继续写作两、三个小时。有时候，波伏瓦不去老太太家，而是去伽里玛出版社，参加《现代杂志》的编辑会议。
一个月一次，波伏瓦会允许一个爱她的丑女人请她客她去高级饭店比如王宫公园里的古老饭店，两人共进午餐，或者晚餐。这一天，波伏瓦的心情总是不好，喝得过多，心情更加不好。她不愿意这样陪着，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对她说，还要尽量装作理解，是她的知已。
有萨特在场合，波伏瓦总是高兴的。萨特在写戏，他们因此有许多演艺界的朋友。有演员和才子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安静。他们，萨特、波伏瓦、加缪等等常常会一起吃晚饭，一起去蒙马特的小丘广场。
“你在马赛时吃过库斯－库斯吗？非常好吃。”波伏瓦在信里对奥尔格伦说，“明年，亲爱的，你飞到我这边，我带你去巴黎、马赛和阿尔及尔吃库斯－库斯。”库斯－库斯是一种阿拉伯烧烤，猪羊牛肉放在一起烤，香味扑鼻，圣日尔曼.德.普雷一带卖库斯－库斯的饭店连成串，98年的时候，30法郎可以饱吃一餐。40年代末的巴黎，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物质仍是贫乏，幸好，奥尔格伦在美国。他给波伏瓦的爱情也许并不很多，但却常常寄来米、黄油、炼乳、罐头肉，还有波伏瓦喜欢的威士忌。
那时候，美国的一切在巴黎也是时髦，包括爵士兵。鲍里斯维扬业途就在酒吧里吹圆号，在小丘广场，波伏瓦和朋友们坐在露天用餐，一边吃一边闲聊一边听着好听但是演奏挺糟的爵士乐。菜肴很好，酒也上等，头顶蓝天，脚踏全市，波伏瓦的感觉很好，有萨特在的场合，波伏瓦的心情总是很好。
蒙索里公园里面开了家露天饭店，偌大的公园就成了饭店的花园，花园有很美的树，还有小糊。晚上，公园关门，但是吃晚饭的客人不走。饭后，他们去酒吧。1947年的巴黎，圣日尔曼.德.普雷附近有好几个讲究的地下酒吧，拉丁区的所有知识分子晚上都在这里相聚。他们在这里跳舞喝酒听音乐，也在这里激烈辩论、相互咒骂甚至动手打架，一直打到酒吧外面，摆开架热继续打。
凌晨过后，酒吧关门，大家才各自回去睡觉。圣日尔曼.德.普雷也是个电影院集中的地方。所以，波伏瓦常常去看电影。她喜欢卓别林，当她被邀陪萨特与卓别林夫妇一起进餐时，开心了好几天。不过，席间，卓别林的妻了乌娜没有说过一句话，好象哑巴。
很久以来，波伏瓦在巴黎没有自已的房子。在巴黎的时候，她总是住在小旅馆里。爱上奥尔格伦之后，才在圣日尔曼.德.普雷的柴房街有了“一间明快的大房间，一间非常小的房间，一个厨房兼厕所，没有澡盆，不过可以眺望到巴黎圣母院。”
等到《第二性》获得巨大成细，波伏瓦赚了不少稿费。她把家搬到蒙帕拿斯大街，那里可以说是巴黎最好的住宅了。可是，她与奥尔格伦的爱情却结束了。
作品评论——不仅仅是角色的反串（骆晓戈）
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长篇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里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演员，这位名叫雷吉娜的女演员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认识了一位男神雷蒙·福斯卡。福斯卡因为服用了埃及法老的长生不老药而不死，当初，他服用这种药是幻想以不死来实现其征服宇宙的目的。
而雷吉娜为什么会爱上这位比她大了几百岁的男神福斯卡呢?为此，她放弃了原来的男朋友。雷吉娜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她觉得凡男(凡人男性)生命有限，而且凡男(她的男朋友)追逐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爱情自然变得很有限很平庸。雷吉娜追求一种永恒的博大的爱情，为此，她不顾世俗的反对，和男神一道离家出走。
然而在与男神一道“私奔”的途中，雷吉娜发现男神福斯卡的长生不死是一个极大的麻烦。首先他对于雷吉娜是一位正走红的女演员，这一份成就感并不怎么看重。在福斯卡眼里，雷吉娜和她雇佣的女佣人似乎区别并不大，这让雷吉娜十分沮丧和烦恼，更要命的是假如有一天，她面临衰老甚至死亡，她所爱恋的男神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她与他所拥有的不是同一个时空。男神福斯卡在雷吉娜一再追问下，说起了他的往事，每每说到动情之处，仍然是他所爱过的一个一个女人。
福斯卡在人世间活了六百年，从欧洲大陆到美洲大陆他都曾经游历过，他经历过战争与和平；从事过军事和政治，也从事过科学研究；他曾经是皇室贵族，也当过革命党人，他当过平民，甚至沦为流浪汉。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了六百年。而理想的实现距他愈来愈远。他仍然是一个回天乏术的普通人。长生不死，对于他，是一串串爱恋与悔恨的负荷；一番番生离与死别的储存；是一个天惩。
这的确让雷吉娜非常失望。看来，人都是要死的，只能如此，也只好如此了。
《人都是要死的》，小说由此获得一种全新的审视人生的视角，成为有别于众多男权话语文本之外的一个女权话语的文本。
贯穿全部小说的故事是人神之恋。说它是人神之恋也好，人妖之恋也好，在古代小说和民间故事中这类情节是屡见不鲜的，就拿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来说，白蛇娘娘，《聊斋》故事中众多的狐狸精，还有嫦娥奔月，仙女下凡，等等。这些妖精无一不是女性，无一不是修炼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而成精成仙的，这些古代的人妖之恋与波伏娃笔下的人妖之恋，看似情节相似，实质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传统故事中，大多数是女妖与凡男相恋，少见男神与凡女相恋。女妖一方面是超乎礼法的荡妇，一旦委身某书生，荡妇又成了传统妇德的化身，总之，女妖是书生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寄托者，又是帮助书生脱离苦海实现升官发财梦想的拯救者，女妖能帮助书生获得世俗的胜利。从这其间不难看出，传统故事情节的人妖之恋始终涌动着凡男对功名和性欲的双重追求，他们渴望自己爱慕的女性能成就自己的事业，同时自己的女伴又有永不衰败的美色和青春，换句话说，在男权文化的主导下，所谓标准的理想的女性，既有娼家的行径，又是很标准的贤慧妻子，而女妖形象的塑造，正是体现男权话语的典型文本。
在波伏娃的笔下，性别角色反串成了男神与凡女的恋爱。男神的出现给凡女又带来了什么呢?男神福斯卡以他丰富的人生经历看破红尘，淡漠了世俗社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甚至福斯卡对雷吉娜的爱，反应也很淡漠，这使得女主人公生出很多小心眼，作品把雷吉娜的争风吃醋写得淋漓尽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男神的出现给凡女带来的是一连串的幻灭，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种失望的悲剧的色彩弥漫在整个小说始终，这使得这篇同样是人妖之恋情节的小说有了和男权话语的文本完全不同的立足点，和传统故事的男才女貌、男耕女织、花好月圆的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这里不仅仅是人妖性别角色反串，同时使人妖之恋的情节翻出了新的现代的女权话语的含义。
据汉译者《译序》的介绍，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出版在萨特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同一年，由此推论波伏娃是以小说的形式来阐明同样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但是由于波伏娃同时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无论她的主观意图是要以小说的形式来阐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还是别的主题，这部小说首先是一个女权话语的文本。
不同的价值取舍，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作家立场和人生视角，女权话语在人妖之恋的人物关系上对传统观念提出带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我在看《人都是要死的》时所想到的。
(《人都是要死的》马振骋译，译林出版社1997年5月版)
作品评论——性与权力的话语（芭芭娜·哈黛）
在审视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时，有三本书无法回避，它们是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G·格丽尔的《女宦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
凯特·米勒的《性政治》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就，它的超脱距离是由知识，理性和爱来约束的，而参与尺度也有一个明显的界定，这本书是对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在生死层面上充满激情的思考。
由于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尚未被探索过甚至充满臆断的领域，因此在带领读者穿越这一领域之前，作者从历史的高度提供了一个总的概貌。首先对享利·米勒的《性》中浴缸内外的性场面的欣赏性评论，将我们震撼了。紧接着又是从梅勒《美国梦》中摘录的更复杂，更粗野的性描写，描写性放纵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炮制出大量类似的色情场景，已模糊了出版审查的界限，而且远远超出了床第和身体的范围，这种自由描写揭示了以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性的真实一面及对性的幻想。更甚的是，对性的描写本身是富有攻击性的，沉迷其中的，极具吸引力，乃至令人作呕。这些性场面是至关重要的。父系社会的权力政治塑造出了米勒笔下的主人公，当他征服一个个女人时，充满了满足的激情，它也塑造出梅勒的作品主人公罗杰克可怕的傲慢。
凯特·米勒选择的文本还突破了色情这一层面。这些文本揭示了堕落的理性、伦理、语言和感官享受。她摘引的第三个文本是《小偷日记》。通过多层面的自隐性评论，凯特·米勒显示了热内对异性恋的“父母世界”的同性恋戏拟这一实质，在这“父母世界”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幻想着是在家里”。热内是从一个最光荣的位置来作出其吁请和讥讽的：处在权势等级的最底层，被痛苦不断刺醒，批评起来有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有权利批评。从这一经历，热内“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进一步显示出――尤其在戏剧《阳台》中――如果在性方面不作改变，社会变化只使你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从梅勒和热内的文本出发，凯特·米勒给予读者一种趣味，一种方法和一种主题，进而极具说服力地使读者进入其对性政治的历史性，学术性考察。在这一历史考察中她运用了艺术、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热内的小说和戏剧处于请求变革的中心位置。这与维多利亚式的请求心灵的变更不同，它更紧密地与当前人们思想觉悟的变化标志相联系，也更乐观。
但是这种对个体人物进行的细致分析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这本书分析革命是为了服务于革命，它必须着眼于个体实例，因为它不仅与文化相关，而且因为它的主题是人类的觉悟。但它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语言和艺术表达，它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显示父系社会的实质，显示这场已开始推翻父系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革命的实质。性革命部分取得成功，遭到阻碍乃至暂时失败，但会愈加活跃。凯特·米勒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如何去做。
为了揭示革命的不足和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凯特·米勒对文学作品作了一番分析。作家和思想家们表现出感情模式缓慢而复杂的侵蚀，要分析这种复杂性，需要同情心和坚强意志。凯特·米勒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不管是在看丁尼生在《公主》中所作的聊胜于无的争斗，还是看穆勒精辟的分析时，都是如此。穆勒有点轻视经济学的作用，但他在对未来家庭的大胆预测中，又比思格斯略胜一筹。
如果说在这出戏中热内扮演的是“聪明的愚人”的话，罗斯金和弗洛伊德则是较简单的小丑人物。罗斯金提供了一个骑士时代的补偿和欺骗的喜剧性现代形象。弗洛伊德则因为对无意识和婴儿性欲所作的研究而受到敬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女性的性格的观察建立于病理案例，即社会的受害者基础之上。作者漂亮地，而且不无善意地跟踪了阳具妒忌的幽灵，而且总体上抑制住了对阴茎骄傲的嘲笑，当她偶尔为之时，她的嘲讽并不刺耳，也未有自得之意。这本书的幽默使其显得热情而又亲切。笔者私下认为它与另外两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和多丽丝·莱辛――冷峻生硬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凯特·米勒满怀信心也充满激情地说：或许，性革命的第二个浪潮能够最终实现其将人类占一半的妇女从千百年的屈从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所有的人极大地接近仁慈、博爱。或许，有一天，我们还能使性彻底脱离严酷的政治现实，但是，这一切的实现有待与我们在目前所居住的这片沙漠中创造出一个适宜于我们生活的宇宙。
作品评论——萨特与西蒙·波伏娃：没有结婚的终身伴侣
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爱情尽管没有付诸于婚姻，但却长达50多年并终其一生。
1929年，青春年少、生机勃勃的萨特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与好友尼让、埃博德组成“三人帮”，如痴如醉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这时，西蒙·波伏娃----一位年轻、聪颖而清秀的女朗进入了萨特的生活。
萨特与波伏娃迅速陷入热恋，“我们在早晨会面，直到很晚才分手。我们穿过巴黎散步，一直在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的事、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即将写的书……”
毕业考试结束了，萨特名列第一，波伏娃紧接第二，真可谓比翼齐飞。萨特为期18个月的服役不得不让这对恋人分别，但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恋爱合同。在合同中，双方强调，两人要保持最亲密的关系，无话不谈，不准有任何欺骗行为。
然而，随着两人感情加深，他们在爱情观点上的差异也逐渐表现出来。萨特说：“在青春期，当我能爱女人的时候，我是想要她的全部。”“独身生活是我的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我不会结婚，永远单身，我要所有的女人----只要能搞到手。”这是对波伏娃的声明，一方面要她保持亲近的、永不结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波伏娃不要干预他的私生活。
正是在这种理解与宽容的爱情中，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显得与众不同，他们没有结婚，但却情投意合，并将这份情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
作品评论——在困顿中的自我选择（柳鸣九）
文学的作用在于向别人展示作家自己所看待的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曾经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这个人物这样思忖着。
看来，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至少是她在《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中的创作思想，因而，她随手拈来放在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著名作家亨利的身上，而她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正是要叙述一个对她来说完全是属于“当今”的故事，再现一幅“时间与地点明确”的当今世界的图景，描写一批在当今这个时代活动着的特定人群。小说发表于1954年，所写的不过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到结束后不久的那些岁月。具体来说，是从1944年巴黎解放，经1945年攻克柏林、原子弹毁灭了广岛直到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行、冷战日趋激烈这短短的三四年。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人群，则是巴黎的一批名士闻人、知识精英、声名显赫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广为人知的小说家与剧作家、著名的记者、有影响的报刊主笔、在本专业中成绩卓著的医生，等等。这样一类人物，本是作者本人与她的终身伴侣让—保尔·萨特所熟悉的同类，是他们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圈子，有的人物甚至就有他们自身的某些成分。总而言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这部小说里是要展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阶层以及她与萨特的精神境界、精神历程。
1944年的圣诞节，一批左派知识精英聚集在一起欢度抗敌胜利后的第一个节日，准备迎接世界的新时期与自己生活的新阶段，对未来怀着殷切的希望。然而，他们却马上锐利地感受到了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是那样沉重和难以愈合，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国度：战争的废墟、死者的公墓、肮脏破烂的街道、物质生活贫困、冬天靠烧废纸团取暖、没有巧克力、没有像样的葡萄酒，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原来充满自信的法国人这时发现，自己已沦为五等小国的“无足轻重的子民”。整个欧洲也是一片阴暗，在葡萄牙，还存在着战前的独裁政权，在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到处是贫富对立，下层人民生活在牲畜般的状态下。更为严峻的是，当世界还没有从战争的黑暗中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新的矛盾、新的危机、新的阴影又迅速来到，笼罩在世界上空：美苏的对抗与争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它像一朵巨大的阴云决定着欧洲与美洲的气候，在法国的现实生活里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摩擦、新的困扰。这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充满了希望的时期，“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正如一个人物所感叹的：“这战后，实在是没劲！”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所展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战后世界图景。
在这样一个灰暗凄凉的时期里，这批知识精英感受着、思考着、选择着、行动着、奋斗着，但又无一不在现实生活面前感到困顿与迷茫。
迪布勒伊名声响亮，早已是知名的作家与思想家，被视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和引路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但也是从那时起，他的作家生涯就告一段落。战后，他将如何自我选择？是重新作为一个作家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是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内外政治大格局中去坚持自己的政治道路？他选择了后者，致力于组织一个与法国共产党联合但又要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左派，而当他牺牲了作家的生涯成功地组织起“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独立的左派组织时，他在那个无情的大政治格局中就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沉重压力，完全陷入不能自己、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由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在迷茫困顿中得出了“无所作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局面：女儿的难以挽救的精神危机与年轻妻子在感情生活中的巨大危险。
亨利也是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既是迪布勒伊的朋友，也是他在事业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在战后现实面前的困惑感与迷茫感较迪布勒伊更为突出，不论是在他个人感情生活方面、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方面都是如此。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波尔对他那种自作多情的爱，已使他深感腻烦与束缚，甚至一心要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去换取单身汉清苦的自由，但这个简单的愿望竟那样难以实现。在创作上，他决心在原来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写一部适于战后时代的“欢快的小说”。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他却迟迟写不出来。在社会活动与事业上所遇到的矛盾与压力则更为严重，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家卓有声誉的报纸，在迪布勒伊的坚持下，放弃了中间偏左的立场，进一步左倾，成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由此，却带来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的读者群的丢失、经费的困难、左右两方面的压力、资助者的要挟，在这种困窘的境况中，他疲于奔命。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个持恒宁静的化身，不论现实世界发生多大的变故，她仍然在职业与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是尽职的专家，是爱丈夫、操持家务的主妇，是关心女儿的慈母。然而，在战后的这个时期里，她身上却产生了与原来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觉醒，产生了作为一个长期与年长的丈夫缺少肉体之爱的成熟妇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两次外遇，特别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个的身心，几乎使她脱离自己长期以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几乎摧毁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撑点，最后，还几乎使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报社里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编辑兼记者，左派知识界中的愤怒青年，他怀着战争时期积累难消的仇恨，像一头盲目的愤怒的野兽一样乱闯，对那些他认为在战时有附敌行为的人进行恐怖的暗杀惩处活动，自以为是在主持正义，但同时老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贝尔，报社里又一个青年编辑兼记者，他颇具才华，也有上进心与正义感，但他老一副“困惑的面孔”，对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没有把握，顾虑重重，犹疑不决，需要别人帮他作出决断，在复杂的现实中，他终于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纳迪娜，迪布勒伊与安娜的女儿，她曾经有过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战争在她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她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人。她像一只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荡，从这个学科转到另一种职业，从这一个男人的床上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更令人忧虑的是她那看起来似乎已经无药可救的精神危机：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拒不承认。
这是战后法国困顿迷茫的一代，他们几乎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无所适从，只不过有的人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基本的事实是：在战后这个时期里，“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点什么为好”，即使有人知道应该去干什么，但不是在干毫无意义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干的事有什么意义。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困顿的时代与世界里，自己的境况与前景将会怎样，个人的命运将怎样，谁也不能预料。这一批在抗德时期曾风流一时的知识精英的迷茫感与迷茫状态是如此深重，以致全书是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这两个迷茫色彩十足的疑问句作为结束。
他们的迷茫困顿，与其说来自战后法国的衰颓与萧条，不如说来自现实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存在于国际形势中，也存在于国内状态里。在国际形势方面，当他们在1944年欢庆即将完全实现的胜利时，曾热情洋溢地欢呼过“美利坚万岁”，也真诚地举杯“为苏联的健康干杯”，而今他们却亲眼看见了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欧洲支持那些残存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解放；亲眼看见了美国如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美国的势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国的现实社会、甚至干预他们自己的事业领域，利用他们的困难，对他们苦心经营的报纸进行要挟。另一方面，被他们视为人类希望的苏联，却又被揭露出存在着集中营与劳役制度，这也是他们作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这两大现实的真相，已经构成了他们认知能力上的巨大负担，而这两大力量的摩擦、对抗与斗争及其对法国现实生活的直接影响，对他们来说更是巨大的尖锐的挑战。在国内状况方面，同样也存在着两大势力，戴高乐派与法共的对立、《费加罗报》与《人道报》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时提出尖锐的问题，要求人们作出明确的回答，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作出绝对的截然的答案。与此同时，他们深感过去在反抗德国占领的时期，人群中的敌与友、善与恶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战后的年代，这种简单的截然的划分已经不适用了。
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了复杂的分化与变化，很多人似乎是处于一种临界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塞泽纳克这个抗战时期英武的青年战友因为吸毒而沦落成为了密探，他是否还曾有光荣的过去？是否本来就是一个恶棍？萨玛泽尔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游击英雄，而今身上发散出政客的气息，成为了左派的对手；特拉利奥是个实力雄厚的大资产者，但却资助并参与了左派《希望报》的事业而又一直试图改变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亚西纳是他们熟稔的朋友，但他亲美反苏的言行又不时与他们发生冲突；拉舒姆与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有时像朋友有时又像仇敌；即使是朱利安与勒诺瓦这两个早年从超现实主义到超人运动一直志同道合 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由此而反目成仇。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笔下的各种派别和各种倾向的名士杂然混迹、互相为邻、互相制约、互相矛盾、互相撞击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境况，这种境况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化。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使得一代知识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们在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会环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顿，却又既不是由于他们落伍于时代、站在逆时代潮流的立场上、缺乏理想与激情，也不是由于他们行动上的消极与无力。恰巧相反，他们一直是满怀着进步的理想与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奋斗着，不甘于碌碌无为，不甘于放弃自己的职责，甚至宁可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迪布勒伊为了组织一个独立的左派与法共进行联合行动，不惜放弃了写作；为了使这个左派组织具有实际内容，又不惜使用了劝说、施压等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好友与跟随者亨利就范，献出了他心爱的《希望报》；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进行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制定纲领、参加集会、撰写文章、进行磋商、接待追随者，等等；在两大势力、两大阵营对峙的复杂形势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论行动都严格以不损害苏联与共产党为准则，为此，他又牺牲了与亨利的友谊；而后来，为了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为了筹办新的刊物，他又抛弃前嫌，主动与亨利修好；尽管读者经常见他是在书房里伏案，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行动的人物，用亨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永远“朝自己的方向冲去”的人物，是一个“将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别人，直到生命终结”的人物。同样，亨利也是一个既有进步理想又有积极行动的人物，他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亲密的追随者和合作者，几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活力，在战后复杂的境况里居然颇有所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与报刊主笔，他对葡萄牙独裁政权、对马达加斯加人权问题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努力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困顿的境况中也颇有成绩，而他的那种顾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则从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创办的《希望报》献给了“革命解放联合会”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与迪布勒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没有迪布勒伊那样强烈的党派精神与自觉的阵营意识，因此，他在如何对待苏联存在集中营与劳役制度的问题上才与迪布勒伊分道扬镳。
像这样的知识精英似乎不该陷入困顿与失败，但事实上，他们的困顿很严重，他们的失败很彻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独立的左派组织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报》也被右派夺走了，他还由于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赛特这个妙龄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违反他一贯的诚实正直品德的错事，为附敌分子提供了伪证，差一点身败名裂。而迪布勒伊与亨利团结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一个有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两次飞往美国与情夫欢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险些走上了自杀的绝路；朗贝尔在困顿中奔突了一阵子后，几经犹疑与矛盾，终于投向右翼，并公开撰文“反戈一击”；塞泽纳克可耻地死去；樊尚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恐怖分子；萨玛泽尔也投靠了戴高乐派。经过这样一个从奋斗、困顿到失败的过程，迪布勒伊与亨利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艰苦努力完全无济于事，自己想要有所作为而注定了将无所作为，“我们又回到了零点”。那么，“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呢？”他们的困顿与失败究竟来自哪里？
迪布勒伊自己写书进行了总结，他终于认识到了，“法国已经沦为一个五等的小民族”，在战后的世界上，“斗争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们这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却天真地“想要保持独立”、“抵抗两个阵营”，其结果必然“无能为力”，他们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也就“注定是要灭亡”的了。
通过迪布勒伊对失败的总结，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小说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第三条道路通往理想社会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极富有意义的问题。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一代精英怀着这样一个善良愿望与天真幻想投入严峻的现实社会，让他们碰壁，让他们感到尴尬、陷入困顿，从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一批企图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独立路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尝到了这种独立路线带给他们的苦果。朗贝尔这样抱怨说：“对于左派来说，我过分反共，对于右派来说，我过分亲共。”“独立左派”的领袖迪布勒伊虽然一再明确表明与法共的区别，但却被右派当作“危险的共产党人”而加以中伤与攻击，虽然他主观上要与法共采取联合行动并且决不作任何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但却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种种批判：“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分化左派力量”、“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陈旧的道德标准混为一谈”、“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强烈、更彻底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实的教训也更为严酷。虽然他从来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他主观上要求自己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从严格核实与调查事实出发，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虽然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力求带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准确而有分寸，但文章一发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右派、反动派与保守资产者的喝彩，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来自右翼的社会浪潮卷了过去，几乎成了这个他从不屑于为伍的右派社会中的一员，几乎整个沉沦下去。事实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确产生了他过去难以想象的污点，只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迅速回头转向，才免于自己进一步的沦落。小说人物所有的这些状态与变化，都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而展示出来的，但实际上其中却蕴含着一种真理，那就是社会阶级斗争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这些左倾知识分子要求独立自由的路线，只可能落得悲剧的下场。迪布勒伊与亨利正是“历史必然性的无可指责的受害者”。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义。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左派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了法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里的无能为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无足轻重之后，又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从零开始。他们又准备创办一家周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又握住了共产党伸过来的手，开始进行一次争取民主的联合行动。迪布勒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又满怀热情到外地去进行活动，发表演说；亨利也放弃了逃避法国现实到意大利去过隐逸生活的计划，又重新投入了工作；纳迪娜终于从她的玩世不恭与虚无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安娜也从绝望的道路上回过头来，企图到生活中去寻求新的意义。小说就这样在积极的基调中结束了，这种积极的基调与光明的结尾，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人物精神状态中对未来很有把握的信心所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精神上不计前景与成败而坚定不移地自我选择的意志所带来的。虽然小说结束时的现实比小说开始时的现实显然要更严峻、更充满了新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可怕的阴影，它仍带给人物以深重的迷茫感，但人物的精神却经过了困顿的历程，有了新的认识而决心开始第二回合的搏击，进行了第二轮的自我选择，一个新的层次的自我选择，更有思想准备、更有经验、更为坚韧的自我选择。“自由选择并不是绝对自由的，而要受客观境况条件的限制”，我记得1981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时候，她对我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观点的形象表现，但与此同时，虽然境况是严峻的、令人困顿的，我们仍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行为的这一轨迹：困顿——自我选择——困顿——再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的不息精神，正是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体现，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源泉。在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哲理剧《苍蝇》里，俄瑞斯忒斯虽然眼见自己面前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看不见希望的，深知自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将永远有“苍蝇”的追逐，但他毅然作出了选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迪布勒伊与亨利无疑与《苍蝇》中的英雄主人公有些相像，他们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明知自己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无足轻重，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观，重视自己的职责，也毅然地选择了一条见不到前途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堪称20世纪的“俄瑞斯忒斯”，他们身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色彩。也正是出于对这个意义的理解，我建议这部小说的译者将书名译为《名士风流》。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物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除了政治社会活动与个人事业外，爱情就要算这一批知识精英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了。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马灯似地走过好几个女性：波尔、纳迪娜、若赛特，最后又是纳迪娜；纳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满了男人，从美国军官到亨利，到朗贝尔，等等；安娜则一再到美国去叙私情，小说后半部分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写她这一场婚外恋。应该说，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性开放主义者，他们对性爱的那种无所谓的自由随便的态度着实令人惊讶。亨利作为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在报社众目睽睽下公开带着纳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还得到了自己的“配偶”波尔的同意，他与若赛特的关系不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而且在大庭广众的社交场合也毫无避讳。纳迪娜与每一个男人的关系也都是公开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谈到她与不同男人的性关系时，就像谈普通家常一样。而对安娜一再赴美国会情人，她的亲友竟无一人有所在意。总之，在这部小说里，两性关系成为了普通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与异性做一次爱几乎像与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样普通，它不受社会规范、家庭关系的约束，既不存在当事人自己受贞操、节守、义务等观念的煎熬，也没有旁人以嫉妒来干扰。在两性关系上，如果说性开放与传统的性观念的淡化是这些人物的第一种作风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种作风则是经常以性欲之爱作为目的。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物在考虑自己与异性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做爱”、“上床”，亨利与纳迪娜、若赛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这一个正派的有身分的严肃的有夫之妇也是如此。尽管她与右翼作家斯克利亚西纳在政治观点与社会观点上相左，有时还话不投机，但第一次与他在酒店会面时就发生了肉体关系。她在美国之行中，一直就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才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早在与刘易斯成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预想着“跟刘易斯睡觉”了，只是当她与刘易斯第一次发生了肉体关系、性感全面复苏、“重新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新又拥有了肉体”、“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她才在情爱上补了一课：感情上进入了充满柔情、缠绵悱恻的真正恋爱。
《名士风流》中两性关系的这种图景与特色，固然是法国社会现实生活中自由放任的男女关系的写照，但也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两性关系上的思想体系有关。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是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的先驱，早以其观点新颖大胆的专着《第二性》（1949年）闻名于世。在这部著作中，她论述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这一中心思想，揭示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男人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制造出关于女人的种种神话，强制妇女接受下来而永远处于从属的“女人”的地位，书中宣扬了“男人们自己作主，女人们也自己作主”的平等理想。在性问题上则批判了“把理应建立在自发感情冲动基础上的交流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婚姻制度，认为“要求被社会与道德的实际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终生都能互相给予对方以肉体快乐是绝顶荒谬的”。《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五年之后，正是本着她在《第二性》中的思想观点，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以赞许的态度描写了亨利对自己的“家室”波尔的腻烦与他的性自由；带着怜悯的感情描写了波尔如何死抱住关于女人的神话不放，在女人的从属地位上建立起对自己的虚幻理想，因而“误入歧途”，最后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她还以平等的原则，对称地安排了两个与男人（亨利）一样也享受着性自由的女人：安娜与纳迪娜。安娜身上那种非从属性的、非传统规范的思想特点，从她在酒店里与斯克利亚西纳的那一场对话就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当这个俄裔美籍作家单刀直入问她是否会有外遇时，她宣告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也宣告自己的丈夫也是“完全自由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以她的《第二性》的观点描写着这些主人公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安排了他们周围的人们与环境是如何认可与容忍了两性关系中的这种独立与自由。
何止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与男女观而已，《名士风流》实际上在相当的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早年，萨特曾在一家咖啡馆里建议西蒙娜·德·波伏娃：“至少你应该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写的东西里去。”在《名士风流》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按此办理比在她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更为明显，因为她立意要写的是法国战后左派知识分子群的生活，而她与萨特正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的中心。于是，在她这部小说里，萨特与她以及他们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闪现，正如纳迪娜对亨利所说的那样：“你小说中足足有五十处与爸爸或你完全吻合。”在迪布勒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萨特的成分：萨特在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地位、他对青年一代的巨大影响、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这几乎与小说中迪布勒伊的地位完全一样；萨特50年代起从写作生活较多地转向社会政治活动，他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并吸收西蒙娜·德·波伏娃参加编辑工作，与迪布勒伊处理写作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在亲人的协助下办《警觉》杂志的工作情况也很相像；萨特1948年创建中间偏左的“革命民主联盟”以及联盟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难以立足、最后解体了的经历，几乎是照搬到了迪布勒伊的身上；萨特从5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上亲近苏联、与法共关系密切、与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进行论战时坚持党派精神与阵营意识，后又投入反对冷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迪布勒伊所走过的道路也基本吻合；甚至萨特1952年与加缪论战后中断了两人的友谊一事，也变成了小说中迪布勒伊与亨利决裂的情节。在亨利的身上，则既有萨特的成分，也有加缪的影子，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方面把萨特内心中的矛盾，把他在政治上要坚持左倾而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复杂心情，把他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态度，把他在加入共产党问题上的思索以及他在与女性交往上独立自由 的作风，都放在了亨利的身上；另一方面，又把加缪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所采取的行为，移植到亨利的经历中去。至于安娜，则明显地凝聚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心理感受，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的爱情故事，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从1947年到1950年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之恋的艺术加工与艺术升华。
由此可见，小说的两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所生活的战后法国社会现实的状态与一个妇女所感受的爱情经历——都具有作家本人深厚的生活基础，这就保证了作品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与真切细腻的心理内容。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曾经提到要写作出《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那样的作品，看来，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以《战争与和平》为楷模来处理她小说的第一大内容，即描写战后的法国现实社会与知识阶层的状况，而以《克莱芙王妃》的方式来处理她小说的第二大内容，即刻画安娜的爱情心理。我不敢说《名士风流》在文学史上将享有《战争与和平》或《克莱芙王妃》那样的地位，但我可以说，《名士风流》的确实现了《战争与和平》与《克莱芙王妃》式的结合，仅就此而言，它出版的当年（1954年）就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奖，即非偶然。
作品评论——珍惜生命（东君）
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一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然而书的主人公却是一个不死的人，此人名叫福斯卡，１２７９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历经了一系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直到作者描写的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已经活了５００多年，而且还将继续活下去。
福斯卡的同时代人都死了，他的亲人、朋友、敌人，他虽然活着，但却是一个"活死人"，他终于对生活感到了厌倦，他企图自杀，朝自己胸膛和嘴里各开了一枪，只不过头晕目眩了一阵子而已，他依然活着。福斯卡终于明白，永生不死并不是福分，而是天谴。
生命是个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有终点的过程，像马拉松长跑一样，无论路程多长，你总会撞到终点的红线，然后倒下。生命的珍贵也正在这里。如果谁能活两次或者永生不死，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珍惜此生了，他会把所有该做的事都推到明天。壮行者在赤日炎炎的大沙漠里发现水壶里的水仅剩下少半壶时，他会视滴水如琼浆。我们在电视里都见过这种场面：敌人发现了地下交通员的电台，开着警车呼啸而来，这时交通员要做的是，抓紧时间把情报发出去并销毁密码。这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画面，警车象征死神，大概不会有一个交通员在听到警车声后仍然悠闲地去趟厕所，出来点起一颗烟，再慢腾腾地开始发报。终点是一个警诫，就像十字路口绿灯变红灯前，先是一闪一闪的，有司机形象地说："那就是让你快点！快点！快点！"
再长的人生也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像一个装满水的大桶，一滴一滴向外滴水，总有滴完的时候，终点总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彭祖活８００岁仍难逃一死。当想到这一点时，相信谁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做需要做的事，会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
福斯卡偶然从城邦里的一个穷苦的老乞丐那里知道，老乞丐有一瓶从他父辈那里传下来的来自埃及的长生不老水。老乞丐也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却不愿喝下药水，他认为"一个永远过不完的生命"对他来说是太长了。福斯卡不顾亲人的劝阻，喝下了那瓶药水。生命确实不能承受贫穷的饥寒，但生命同样不能承受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永远的荣华富贵是看不到尽头的无期徒刑。清贫者活着还有个盼头，盼望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富贵的生活给你的只是餍足，你连个盼头也没有了。６００年后，福斯卡也许会佩服那个老乞丐的远见卓识，"活死人"比死人还痛苦，他永无解脱之日，当天堂和地狱之门都向他关闭之时，他只能在尘世享受无尽的痛苦了。
作品评论——女权主义者
西蒙·波伏瓦，法国著名女作家，哲学家。
她是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她有句名言：“妇女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
她能忍受萨特的寻花问柳而始终追随在他身边，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成就都很自然的被人与萨特合并在一起，她成了萨特的附属品，这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女权主义者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这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封建女性。
但这还不是完整的西蒙。波伏瓦，她在给萨特自由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片自由的空间。她同样和她喜欢的男人四处旅游，她的生活一直和萨特保持平等，思想也是。
她常年住在小旅馆或朋友家，排斥上流社会，没有一件正规的晚礼服，不大染指烹饪，喜欢在动荡与漂泊中寻找自由的空间，她绝对不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也绝对不把自己固定在婚姻中。萨特在26岁的时候曾向她求婚，但被她拒绝了。
在给萨特空间的同时，波伏瓦找到了自己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