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变了。
　　 　　
　　 从去年开始，在单位上厕所，其实人们都不再说上厕所了，而是去“洗手间”，温文而雅，如古人的出恭，没有了去拉一泡屎的尴尬。这就对了。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有一期“对话”节目，一干干净净的老太太说起老头子的缺点时，强调了一个“脏”字，老头子辩解，从事农业科学，长期深入在农村，习惯了，也顾不及去讲究卫生。言外之意，农民是习惯于“脏”的，不讲究的。其实农民也是颇“讲究”的。比如说尿“尿”，说屙“屎”，颇注重场合的，外人面前，吃饭当间，只能说“解手”，后来也学洋了，是去“1”号，小孩子说脱了嘴，后脖颈往往要挨上来母亲一巴掌的。每一农家的茅房，必在南墙根底，拐角处，除了飘渺出来不好闻的气味之外，茅房还是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小孩子还没有学会蹲茅坑，在不该便溺的地方便溺了，大人们也会一把铁锹，一把扫帚，把便溺物送回到茅坑里，或者是猪圈里。
　　 　　
　　 脏，就脏在公共厕所。农村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除了农村的学校），公共厕所是城市的一个屎盆子。
　　 　　
　　 有外国人初来中国，不会说汉话，急了找不到厕所。但他（她）很快就找到了，不是他（她）聪明，也不是撞见了好心的翻译，是气味，像花香引得蜜蜂，是气味帮了老外的忙。
　　 　　
　　 道听途说，从没有一次跟在老外的屁股后面走进哪一间公共厕所。自己却是无数次地实实在在地闻味而入。多数情况下，除了吸入几分钟的如臭鸡蛋状的“氨”气之外，倒也无伤大雅。
　　 　　
　　 做了十几年的农家子弟，蹲了十几年的茅房，从茅房里勺出来粪水，一勺一勺地“奶”在西红柿苗的根部，便可大口大口地吃上甜香的西红柿。想起来这些，鼻子也就不再抽搐了，清爽开来许多。
　　 　　
　　 有几次，实在是恶心的狠。急惶惶找到了，无法下足，不得不缩紧屁股蛋上的两块肌肉，四下里找砖，找来七到八块，摆出一遛梅花桩，再左手一块砖，左手一块砖，踮着脚尖，一步一晃，抵达的却是一高高隆起的粪锥，无奈，弓着身子，高高地吊起来屁股，草草收场。十年了，拉不尽的一泡屎依然皱皱巴巴皱在屁股上。
　　 　　
　　 并不是在争农民干净，城市人邋遢。我以前是农民，现在是大城市的市民，没有道理，也没有闲心去吊着脖子仇恨。我想说明的是人们对待便溺的态度，基本与学历的高低无关，因为城市人的学历无疑是大大地高过农民的，且由农民跃成城市人的大多都是高学历的，在公共厕所的便溺行为与纯城市人无甚二异。只是上述还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还有如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