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还属于受教育对象的时候，在《中学生物理》里看到一个特级老教师写的学术文章，该老应用牛顿三大定律推导金庸武侠剧里的轻功的可能性。该老在推了整整三页纸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些轻功全是假的，人如果从１００米的悬崖往下跳，与地上碰撞的压强将达到多少多少帕斯卡云云。最后，该老在文中呼吁，影视艺术作品应尊重真实，不可误导和欺骗观众。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中学生物理》了，所以不清楚该老有没有应用第一宇宙速度对周星驰在《大内密探》里拿木片当螺旋桨缓缓升天进行科学分析。

　　这样的例子似乎能得出中国人热爱科学的结论。但我在《齐人物论》里评徐迟先生的《歌德巴赫猜想》中看到：英国数学家怀斯证明了“费马大定律”，而陈景润来不及证明“歌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学在欧洲是定理，在中国依然是猜想。

　　我当然不会在四人吧里探讨科学问题，一是我不懂科学，二是与版面不符。我也不想探讨代沟问题，在科学面前不分年龄大小嘛。我只是说像我这一代的人与过组织生活习惯讲真话的前辈存在着审美趣味差别。在我看来，电影首先是有趣，好看，让我笑我就笑，让我哭我就哭，我可没兴趣边看人从崖上飞下来，边拿着计算器计算压强。

　　有趣这话题在中国文化里似乎是个禁忌。因此我在百年的作家里只从两个人的文章里看出有趣来。苏青是既不革命也不女权的女作家，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她的妇权主义纲领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逗号往前挪一字，妙趣横生。我喜欢的王小波，他是个把“知青生活＋英国新自由主义写作＋好莱坞游戏精神”三者结合的非常好的作家，他将我们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他相信爱情终将战胜革命，有趣的语言狂欢终将战胜愚人节的野蛮。

　　王小波在杂文里的抖包袱和好莱坞影片里的小道具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看似漫不经心，随手一扔就过去了，但是到了结尾，往往是这些小道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王小波在美国的几年之间，看了６００多部电影，所以他在杂文小说里所追求的自由、表现的游戏精神、对黑色幽默的处理与好莱坞的电影何其相似。

　　中国的导演与上文提及的老先生一样，在细节处紧咬住真实不放，但是对于影片整体的趣味性与游戏精神缺乏深度的理解；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电视里那些对细节的捕捉：一双颤抖的手，老泪纵横的脸，在房间里蜗牛般的踱步，艺术的真实是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我们该在鼾声里如梦令了。冯小刚曾是在趣味性与游戏精神上走的最远的中国导演，但从近年来的表现看，他像个家道中落的地主，也没多少余粮了。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周星驰，什么“假”都敢造，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人物都敢解构。很多人看他的电影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边看边骂：你看这孙子，哈哈哈。边说嘴巴的饭粒边吧嗒吧嗒往下掉。但是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要求周星驰追求艺术的真实。是啊，人本来就明告诉你，我这就是瞎编的，你爱看不看。假的能做得跟真的一样，除了深圳街头那些造假者能造出“防伪身份证”以外，目前我还不知道谁会这门绝技。

　　但是就是周星驰，拍出了可以传世的电影《大话西游》。我觉得它和《阿甘正传》分别象征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刻内涵。至尊宝经典的爱的对白是对压抑体制下扭曲人性的反抗，体现了现代人在爱面前的苍白。阿甘的一句：我累了，我要回家。道出了多少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内心疲惫无助的回归呼唤。

　　什么是艺术的真实，我觉得这个是。只有在趣味与游戏中能生存下去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

　　或许有人说，那也不能这么说，《笑傲江湖》不是创下了收视记录吗？我想这么回答：金庸的作品加上央视的招牌，换几只猩猩上去演，照样有很多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