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报》4日消息，崔健是时代的歌手，时代的发言人。他的摇滚，重要的不在於技术，而是整体的感觉。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其中有着巨大的生命的张力，有着向顶峰不断冲击无比尖锐而极端的东西，有着艺术家膨胀的自信与决不媚俗的个性。

　　只不过在最近的几年里，他显得过於沉默。一些老歌迷以为崔健丧失了批判的力量；更年轻的人则认为崔健过时了。那崔健又作何解释的呢？

　　记：有一篇评论《红旗下的蛋》的文章，说你在音乐越趋於完美和成熟的同时，也丧失了批判的锋芒。对此你怎麽看？

　　崔：每个人的反应不同。我听到更多的评论是：《红旗下的蛋》正因为批评性过强所以人们不喜欢它。这个名字太有针对性了。

　　记：那麽是否有所改变？

　　崔：以前是个体创作，现在是个性创作。

　　记：「个性」，指什麽？

　　崔：别人说什麽不要管他，自己愿意做就做，高兴就可以。

　　记：你的创作中，歌词和音乐是一种什麽关系？

　　崔：先做音乐，然後填词。我越来越觉得音乐给我的刺激更多一些。平常也不怎麽看书，主要听音乐。

　　记：那麽歌词只是一种补充手段了？

　　崔：差不多。做音乐花的时间更多。

　　记：生活条件和做音乐的条件好了，会不会影响你作品的批判性？

　　崔：我认为我加强了批判性。

　　记：你认为的批判性是什麽？

　　崔：就是把社会问题，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说出来。

　　记：你说的「社会问题」是大家公认的，还是你自己感受的？

　　崔：我自己感受的。我不可能代表所有人，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些评论家。什麽叫批判？批判不是给你机会让你说说话，你就说些好听的、不痛不痒的就完了。真正的批判不是批判摇滚音乐，是要批判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个社会是在进步。我水平有限，我只能按我的角度发出质问，提出这麽个问号，让大家尽可能去想。

　　记：你曾说过你的音乐是写给年轻人的。你怎麽知道年轻人在想什麽？特别是比你还年轻的那些人。

　　崔：首先，我认为自己还是年轻人。这一点定位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写的东西最起码跟我同代的人能理解。我的演唱会里十六、十七岁的听众也有。谁都年轻过。比我们年轻的人不一定永远年轻。年轻人有的是，一代接一代。

　　记：现在你怎麽看摇滚乐？

　　崔：现在摇滚乐没有十年前那麽高的威望，是因为选择多了。人家不选择你，你的权威性就没有了。

　　记：对目前新一代摇滚乐队的音乐你听吗？有何评价？

　　崔：我不太喜欢他们的音乐，但我不能说他们的音乐不好，从技术上来说，我喜欢有节奏感、有挑战性的音乐。对他们的音乐，有两个东西能感动我：一是「生命力」，因为他们年轻，时间是给他们的；还有一个，如果他们敬业的话也能感动我。剩下的他们的想法、他们到底要什麽，那没办法，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不一样。

　　记：「零点乐队」的成功是因为更靠近群众，这是大陆摇滚乐的一条出路吗？

　　崔：作为音乐首先看的应该是它能不能感动你、震撼你，有没有新东西。从这一点说：「零点」做到了，他们的音乐感动了很多人，甚至感动了一些乐评。但是感动我的比较少，但我能理解。从专业上说，他们的音乐对我来说没有研究价值。如果你不想思考，想休闲的话我也能做到。

　　记：你希望你的听众听你的音乐会产生思考吗？

　　崔：我听别人的音乐都会产生思考，我也希望别人听我的音乐会产生思考。但是如果你不想思考，想休闲的话我也能做到。因为我现在做的音乐节奏感都非常强。我也希望在迪斯可舞厅里放，大家跳舞时听，是否听懂歌词无所谓。

　　记：你现在喜欢听什麽音乐？

　　崔：舞曲。电子舞曲特别吸引人，是更直接的音乐。我觉得现在大陆摇滚已经不够直接了。年轻的力量就体现在速度和直接上。很多人批评这个，说年轻人的音乐就是速度和力量，没什麽情感，甚至没什麽技术。但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不需要什麽乱七八糟的。

　　记：你搞音乐这麽长时间了，但总的来说作品还是比较少，什麽原因？

　　崔：音乐上不断尝试新东西，工作量不少，出来东西少。我希望每次拿出来的都是全新的东西。

　　记：《无能的力量》有何不同？

　　崔：说的问题特别具体。比如《春节》，说的是春节联欢晚会给我带来的感觉，特别实实在在。

　　记：和你过去的作品比，这些过於生活化的东西会不会显得有点俗了？崔：更深的东西不是能用嘴说出来的，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解释。说多了我觉得我在诋毁自己，和自己产生矛盾。怎麽说都没用。

　　记：那是不是你觉得最好不说？

　　崔：不说又不行。面临的是商业操作，必须得说。不公平的地方就是演出机会太少，让人觉得我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根本不理解我要说什麽的时候，他先说出一套东西，我无能为力，不知道怎麽办。演出机会太少，必须要用文字的东西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