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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zi
三次回乡效力三次受挫，一位已在北京生活8年但始终不忘家乡的西部青年写下
了这样一封信。具体地说，是西部那种在长期僵死体制下形成的缺乏市场意识的落
后现状打消了他热乎乎的报效家乡的念头。其实，任何一次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时，
思想观念的变革总是第一件事，当年美国人进军西部是如此，我国20年前拓荒深圳
也是如此。编者以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西部人首先想的不应该是国家的扶持力
度有多大、外资的投入有多少，应该考虑的倒是如何解开这些西部赤子们的困惑，
如何给进军西部的投资者们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政府号召开发西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到西部去淘金。我是西部的儿子，离
开家乡已经8年了，8年中我回过3次家，每次都想为家乡做点儿事，但每次又失望地
离开。
第一次回家乡，是送大学母校为贫困地区学校捐助的8000元现金，打算通过当
地有关部门转送给贫困山区的学校。该部门热情接待了我，但当问及他们如何处置
这些钱时，他们说要先给本单位人员发工资。面对着眼前丰盛的酒宴，我问他们为
何不将吃喝的钱省下来给下属发工资。他们说，你是大地方来的人，我们必须要好
好招待，而且其他各级领导来视察，我们也得招待，再穷也不能怠慢客人，这是西
部人的规矩。
第二次，我应几个朋友之邀回家乡。朋友希望我发挥在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
将他们自主开发的一项专利成果推向市场。我帮朋友写好了科技产品开发的计划书，
想凭此获得政府的科技立项。一位昔日同事恰好主管项目审批工作。令我想不到的
是，尽管我说尽了好话，他还是连那份申请报告都没有看一眼，就打发我出门了。
后来我又跑了几家银行，但银行的人说看不懂高科技的东西而拒绝贷款。而据我所
知，那些天他们已经将几千万元的资金贷给了一家小型铝厂。我不明白，难道他们
不懂国家政策：这样的小铝厂本来就不该上马，或者干脆就应该是属于关停并转的。
找不到贷款，我只好为朋友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新加盟的伙伴并不缺钱，但
都缺乏远见，一年的投资回收期他们都等不了，便纷纷撤资。
最终结果是，这项专利成果推向市场，但它却不再属于西部，它所产生的良好
回报已经成了某家外地企业的利润生长点。
第三次回家，我领了外地一家民营企业老总，他想开发当地的矿产资源，要我
为他牵个头。家乡的县领导倒也许诺了不少优惠条件。他高高兴兴在那里投资办厂，
我也安心回到了北京。但不久就接到他的诉苦电话，他说地方政府原先答应他的优
惠条件一个也没有落实，而且经常有人来捣乱，乡镇机关乱收费不说，还采用断电、
扒路等手段阻止他的正常生产。再后来我就联系不到他了，有人说他已经血本无归
不得不离开了西部。
三次回家的经历让我很失望。我想，由于多年来习惯了伸手向中央要钱，有些
西部人已滋生了一种可怕的惰性。尽管西部大开发的工程已经启动，但很多西部人
仍然理所当然地把它理解成国家对西部的又一次扶贫，当然也不放过打外来投资者
的主意。
在我的家乡，有的农民，你给他耕牛，他可以宰了吃肉；给他们通电，他们可
以将电线杆当柴来烧。邻近地区为振兴地方经济搞了一个黄河文化节，结果只不过
是一场文艺晚会和一个主题公园而已。
这样的观念和环境，让我想回去又不敢回去。
据《中国青年报》 文／西望
了这样一封信。具体地说，是西部那种在长期僵死体制下形成的缺乏市场意识的落
后现状打消了他热乎乎的报效家乡的念头。其实，任何一次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时，
思想观念的变革总是第一件事，当年美国人进军西部是如此，我国20年前拓荒深圳
也是如此。编者以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西部人首先想的不应该是国家的扶持力
度有多大、外资的投入有多少，应该考虑的倒是如何解开这些西部赤子们的困惑，
如何给进军西部的投资者们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政府号召开发西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想到西部去淘金。我是西部的儿子，离
开家乡已经8年了，8年中我回过3次家，每次都想为家乡做点儿事，但每次又失望地
离开。
第一次回家乡，是送大学母校为贫困地区学校捐助的8000元现金，打算通过当
地有关部门转送给贫困山区的学校。该部门热情接待了我，但当问及他们如何处置
这些钱时，他们说要先给本单位人员发工资。面对着眼前丰盛的酒宴，我问他们为
何不将吃喝的钱省下来给下属发工资。他们说，你是大地方来的人，我们必须要好
好招待，而且其他各级领导来视察，我们也得招待，再穷也不能怠慢客人，这是西
部人的规矩。
第二次，我应几个朋友之邀回家乡。朋友希望我发挥在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
将他们自主开发的一项专利成果推向市场。我帮朋友写好了科技产品开发的计划书，
想凭此获得政府的科技立项。一位昔日同事恰好主管项目审批工作。令我想不到的
是，尽管我说尽了好话，他还是连那份申请报告都没有看一眼，就打发我出门了。
后来我又跑了几家银行，但银行的人说看不懂高科技的东西而拒绝贷款。而据我所
知，那些天他们已经将几千万元的资金贷给了一家小型铝厂。我不明白，难道他们
不懂国家政策：这样的小铝厂本来就不该上马，或者干脆就应该是属于关停并转的。
找不到贷款，我只好为朋友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新加盟的伙伴并不缺钱，但
都缺乏远见，一年的投资回收期他们都等不了，便纷纷撤资。
最终结果是，这项专利成果推向市场，但它却不再属于西部，它所产生的良好
回报已经成了某家外地企业的利润生长点。
第三次回家，我领了外地一家民营企业老总，他想开发当地的矿产资源，要我
为他牵个头。家乡的县领导倒也许诺了不少优惠条件。他高高兴兴在那里投资办厂，
我也安心回到了北京。但不久就接到他的诉苦电话，他说地方政府原先答应他的优
惠条件一个也没有落实，而且经常有人来捣乱，乡镇机关乱收费不说，还采用断电、
扒路等手段阻止他的正常生产。再后来我就联系不到他了，有人说他已经血本无归
不得不离开了西部。
三次回家的经历让我很失望。我想，由于多年来习惯了伸手向中央要钱，有些
西部人已滋生了一种可怕的惰性。尽管西部大开发的工程已经启动，但很多西部人
仍然理所当然地把它理解成国家对西部的又一次扶贫，当然也不放过打外来投资者
的主意。
在我的家乡，有的农民，你给他耕牛，他可以宰了吃肉；给他们通电，他们可
以将电线杆当柴来烧。邻近地区为振兴地方经济搞了一个黄河文化节，结果只不过
是一场文艺晚会和一个主题公园而已。
这样的观念和环境，让我想回去又不敢回去。
据《中国青年报》 文／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