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思路
刷子与审美
——墙的权力之争
前几天，路过南师，看到汉口西路的围墙上，突然有了几幅街头艺术作品，是典型的西方街头的那种，膨胀的色彩，异动的线条，还有跳跃的字符，在墙面上铺陈着。当时，眼睛顿时一亮，这在西方颇为常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和深圳也曾经出现过，但南京还是第一次看到。当时，真想拿个照相机把它照下来。但是等我几天后过去时，它们已经悄然消失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墙壁，被刷子刷得白晃晃的，我甚至无法分辨它们到底是隐没在哪一块墙壁的下面。
我不知道是谁留下了这些作品，也不知是谁一夜之间又让它消失，也许是居委会的大妈，也许是市容检查队临时雇来的农民工。但这都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两把刷子的动力学过程，一把蘸满了白色石灰的刷子，有力地将另一把蘸满激情和色彩的刷子给推倒了，从上到下，直至完全被驱逐。我看到，在审美的领域，发生了一场刷子之间的战争，一场对墙壁的权力之争。
这样的战争每天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也许从来未曾留意过。战争在两个领域展开着。或者说，这是两个领域的战争，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争夺战。
墙，是两面的，一面构筑着私人的内室。另一面却向大众敞开，偶尔有一个窗子在中间喘气或是偷窥。当外面的墙绵延成一体时，便构筑成围墙，围墙成为了私人与公众的空间之隔。自然的，围墙的外壁就被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存在。但是“公众”（公共）是一个暧昧的字眼，因为从理论上而言，所有的“公众”最后只能通过个体来表达。因为是公众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占据这块空间；同样因为是公众的，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正当性占据空间。因此，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是，在实际中，这样的“公众”往往被一个抽空个体的“公共意志”所簪居，如国家、民族、政府、党派等。
在墙这个具体处境中，政府或是官方作为一种“公共意志”的代表，实际代替了“公众”行使对墙壁的占有权。于是，宣传成为墙壁的使命，官方布告，以及“禁止XXX”、“坚决贯彻XXXXX”等等的宣传作为最合理的一种占据形式。文革中的革命标语便是其典范，至今依然在一些石灰剥落的老墙上可以看到。当然，由于官僚机构无法避免的懒散，也容忍一些个人的占据，如私人的广而告之、寻人启示等。而随着市场化的展开和渗透，墙壁，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商品而转借给个人，商业广告成为了墙壁的衣裳，甚至连古老的城墙也不能幸免。于是，这样一种公众权利在返回自身时被附加了价值，而这样的价值实则上正提供了官僚机构运转的成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经济学课题，这里不予详细讨论。
我们回到审美的层面。我们发现，在墙壁被占据的所有过程中都缺乏一种审美的介入，我们已经习惯于大字的标语，不是黑体就是宋体的硕大汉字经常占据我们的视野，审美已被游离在宣传与广告的外面，美被遗忘了。即便，在一次次以“美化城市”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这把刷子也是一样的平庸，它只会用石灰和油漆遮盖整个城市。这是一种平庸的“美”，但许多时候它会不幸地沦落为时代的标志。
俄罗斯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小于一》中回忆起他的故乡时，除了圣彼得堡的美丽的涅瓦河，就是那条令人疯狂的“两英寸宽的蓝线”，它“就象是一条无穷大公分母的分数线，绵延不绝地横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大厅、医院和工厂，还是在监狱和公寓里的走廊。”在蓝线的下面被灰色或是绿色油漆覆盖着，而蓝线的上面则是洁白的灰墙墙壁，还有着相同的列宁画像和一幅世界地图。年轻的布罗茨基就穿行在这样的蓝线上，从学校到工厂，然后又从医院的太平间到十字监狱的囚房。他无法分辨这不同的地方，因为建于相同年代的房子是如此的相似，而又同样有着那条令人疯狂的“蓝线”。 有一部苏联的电影讲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一个人酒醉后走错了一个城市，甚至走进了一个公寓，在其中过了几天也浑然不觉，因为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有着相同的街道名称，有着相同的公寓，甚至所有的公寓都是如此的相似。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许多九十年代以前建造的公寓好象就是苏联公寓的拙劣复制，所有的房子曾经都是一样的，里面也是被同样的刷子刷成两种颜色，灰色或绿色与白色的分隔，不过就少了那条蓝线。如今我家依然住在这样的公寓里，这样的公寓被称为“小康之家”。多好听的名字！
但是，美不是这样的，它永远不是一条蓝线的延伸。实际上永远也没有一种国家美学，虽然它曾经存在过，甚至依然还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庸俗的美学，只会复制，而真正的美学，却是创造。这样的美学，是由另一把刷子创造的。刷子被个体秉持着，在画布或是墙壁上不停地运动着，私人空间是它最初也是最安全的居所，而美是原动力，自由而澎湃。审美的领域，本质上是一个个人的领域，诚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美的共同表达，但是最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人的眼睛和心。也只有个体的表达才会自然地将审美作为首要的考虑。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美拯救世界”。我想这是从个体创造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不是一种复制的普及。
在国家美学中，还有一种更危险的倾向，就是“科学”的介入，用科学来作为美的终极评判，美学成为了“卫生”学。卫生是一个医学名词，原意是没有污染，没有病菌的侵入，但现在它被作为美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美在大大小小的“卫生评比”中分解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点，被量化成一个个数字。我担心，这样的数字会毁了所有的个性的美，所有的城市都变得难以区分，一样的平庸，一样的丑陋。最为担心的是，这样的美学，越来越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小到学校的卫生检查，大到城市的规划设计。说实话，我最讨厌“卫生检查”这种形式，虽然在中学时曾作为“卫生委员”去学生宿舍去巡逻，去耀武扬威。卫生检查，实在是对个性的一种摧残。记得在几年以前，不知是为了什么伟大而光荣的事，要进行全校的卫生检查，并且还兴师动众地重新刷墙壁，并且扯下所有的墙贴。并且还要让我床头堆满的书扔到床底。他们所希望的，最好所有的人都消失，就剩下空空的床和徒然的四壁。这样最“卫生”，最“美”。这样的十几年的美学教育下来，我们无法去感受真正的美，而只会去拿放大镜寻找角落里的灰尘。真是悲哀。另外，这实则上是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无礼侵犯，本来在学生宿舍中的私人空间已经过于狭小了，还要进行这样的扫荡。而个人若没有对私人空间的认同与持守，也就不会有对他人的真正尊重，更不会具有个性的张扬，遑论世界的拯救？
在《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中，论述了两种政治取向，一个是秩序(order)，一个是自由(freedom)，这实际上也正是两种刷子不同的审美或政治取向。在《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的插图上，有两张照片，分别是莫斯科和纽约的地铁车站，前者看上去干净整洁，墙上没有装饰，而后者却画满了典型的西方街头画。这十分强烈的对比，实则上也可指向背后的刷子，前者是秩序之刷，后者是自由之刷，前者是官方之刷，后者是个体之刷。我们看到在不同政治取向的国家里便有不同的刷子的取向，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弱势强势的划分和对比。在两个刷子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权利基础，一个是官方的权利，而另一个则是个体的权利。两者的对比中，前者永远是强大的，而后者永远是弱小的。我无意去权衡各自的优劣，但两种刷子的过度偏颇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更深层次的分析来看，这样取向的不同是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力量强大与否。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会减少公众空间的不良取向，便会自然地限制第一种刷子的力量，而给第二种刷子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并诱导出自由的私人空间。
几个月前，丁方来南大被聘为兼职教授的讲演中，谈到了艺术教育的民间化，这也是来自于对国家美学的一种警觉。至于如何在公众空间去实现美学？他提出艺术家对建筑城市规划的参与，而不仅仅是靠几个建筑师。中国的建筑学属于工科领域，而不是属于艺术，这是一个天生的缺陷。同样，对于墙壁的审美，也应该回归个人，私人性应该有权利进入公共领域来寻求表达的空间，个人也应当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墙壁上表达他的审美。这样，美才会真正的回归。
墙壁，永远敞开着。刷子，永远还在大街小巷不停地刷着。刷子之间的战争也永远不会止息。
——墙的权力之争
前几天，路过南师，看到汉口西路的围墙上，突然有了几幅街头艺术作品，是典型的西方街头的那种，膨胀的色彩，异动的线条，还有跳跃的字符，在墙面上铺陈着。当时，眼睛顿时一亮，这在西方颇为常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和深圳也曾经出现过，但南京还是第一次看到。当时，真想拿个照相机把它照下来。但是等我几天后过去时，它们已经悄然消失了，只剩下空荡荡的墙壁，被刷子刷得白晃晃的，我甚至无法分辨它们到底是隐没在哪一块墙壁的下面。
我不知道是谁留下了这些作品，也不知是谁一夜之间又让它消失，也许是居委会的大妈，也许是市容检查队临时雇来的农民工。但这都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两把刷子的动力学过程，一把蘸满了白色石灰的刷子，有力地将另一把蘸满激情和色彩的刷子给推倒了，从上到下，直至完全被驱逐。我看到，在审美的领域，发生了一场刷子之间的战争，一场对墙壁的权力之争。
这样的战争每天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也许从来未曾留意过。战争在两个领域展开着。或者说，这是两个领域的战争，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争夺战。
墙，是两面的，一面构筑着私人的内室。另一面却向大众敞开，偶尔有一个窗子在中间喘气或是偷窥。当外面的墙绵延成一体时，便构筑成围墙，围墙成为了私人与公众的空间之隔。自然的，围墙的外壁就被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存在。但是“公众”（公共）是一个暧昧的字眼，因为从理论上而言，所有的“公众”最后只能通过个体来表达。因为是公众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占据这块空间；同样因为是公众的，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正当性占据空间。因此，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是，在实际中，这样的“公众”往往被一个抽空个体的“公共意志”所簪居，如国家、民族、政府、党派等。
在墙这个具体处境中，政府或是官方作为一种“公共意志”的代表，实际代替了“公众”行使对墙壁的占有权。于是，宣传成为墙壁的使命，官方布告，以及“禁止XXX”、“坚决贯彻XXXXX”等等的宣传作为最合理的一种占据形式。文革中的革命标语便是其典范，至今依然在一些石灰剥落的老墙上可以看到。当然，由于官僚机构无法避免的懒散，也容忍一些个人的占据，如私人的广而告之、寻人启示等。而随着市场化的展开和渗透，墙壁，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商品而转借给个人，商业广告成为了墙壁的衣裳，甚至连古老的城墙也不能幸免。于是，这样一种公众权利在返回自身时被附加了价值，而这样的价值实则上正提供了官僚机构运转的成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经济学课题，这里不予详细讨论。
我们回到审美的层面。我们发现，在墙壁被占据的所有过程中都缺乏一种审美的介入，我们已经习惯于大字的标语，不是黑体就是宋体的硕大汉字经常占据我们的视野，审美已被游离在宣传与广告的外面，美被遗忘了。即便，在一次次以“美化城市”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这把刷子也是一样的平庸，它只会用石灰和油漆遮盖整个城市。这是一种平庸的“美”，但许多时候它会不幸地沦落为时代的标志。
俄罗斯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小于一》中回忆起他的故乡时，除了圣彼得堡的美丽的涅瓦河，就是那条令人疯狂的“两英寸宽的蓝线”，它“就象是一条无穷大公分母的分数线，绵延不绝地横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大厅、医院和工厂，还是在监狱和公寓里的走廊。”在蓝线的下面被灰色或是绿色油漆覆盖着，而蓝线的上面则是洁白的灰墙墙壁，还有着相同的列宁画像和一幅世界地图。年轻的布罗茨基就穿行在这样的蓝线上，从学校到工厂，然后又从医院的太平间到十字监狱的囚房。他无法分辨这不同的地方，因为建于相同年代的房子是如此的相似，而又同样有着那条令人疯狂的“蓝线”。 有一部苏联的电影讲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一个人酒醉后走错了一个城市，甚至走进了一个公寓，在其中过了几天也浑然不觉，因为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有着相同的街道名称，有着相同的公寓，甚至所有的公寓都是如此的相似。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许多九十年代以前建造的公寓好象就是苏联公寓的拙劣复制，所有的房子曾经都是一样的，里面也是被同样的刷子刷成两种颜色，灰色或绿色与白色的分隔，不过就少了那条蓝线。如今我家依然住在这样的公寓里，这样的公寓被称为“小康之家”。多好听的名字！
但是，美不是这样的，它永远不是一条蓝线的延伸。实际上永远也没有一种国家美学，虽然它曾经存在过，甚至依然还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庸俗的美学，只会复制，而真正的美学，却是创造。这样的美学，是由另一把刷子创造的。刷子被个体秉持着，在画布或是墙壁上不停地运动着，私人空间是它最初也是最安全的居所，而美是原动力，自由而澎湃。审美的领域，本质上是一个个人的领域，诚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美的共同表达，但是最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人的眼睛和心。也只有个体的表达才会自然地将审美作为首要的考虑。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美拯救世界”。我想这是从个体创造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不是一种复制的普及。
在国家美学中，还有一种更危险的倾向，就是“科学”的介入，用科学来作为美的终极评判，美学成为了“卫生”学。卫生是一个医学名词，原意是没有污染，没有病菌的侵入，但现在它被作为美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美在大大小小的“卫生评比”中分解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点，被量化成一个个数字。我担心，这样的数字会毁了所有的个性的美，所有的城市都变得难以区分，一样的平庸，一样的丑陋。最为担心的是，这样的美学，越来越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小到学校的卫生检查，大到城市的规划设计。说实话，我最讨厌“卫生检查”这种形式，虽然在中学时曾作为“卫生委员”去学生宿舍去巡逻，去耀武扬威。卫生检查，实在是对个性的一种摧残。记得在几年以前，不知是为了什么伟大而光荣的事，要进行全校的卫生检查，并且还兴师动众地重新刷墙壁，并且扯下所有的墙贴。并且还要让我床头堆满的书扔到床底。他们所希望的，最好所有的人都消失，就剩下空空的床和徒然的四壁。这样最“卫生”，最“美”。这样的十几年的美学教育下来，我们无法去感受真正的美，而只会去拿放大镜寻找角落里的灰尘。真是悲哀。另外，这实则上是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无礼侵犯，本来在学生宿舍中的私人空间已经过于狭小了，还要进行这样的扫荡。而个人若没有对私人空间的认同与持守，也就不会有对他人的真正尊重，更不会具有个性的张扬，遑论世界的拯救？
在《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中，论述了两种政治取向，一个是秩序(order)，一个是自由(freedom)，这实际上也正是两种刷子不同的审美或政治取向。在《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的插图上，有两张照片，分别是莫斯科和纽约的地铁车站，前者看上去干净整洁，墙上没有装饰，而后者却画满了典型的西方街头画。这十分强烈的对比，实则上也可指向背后的刷子，前者是秩序之刷，后者是自由之刷，前者是官方之刷，后者是个体之刷。我们看到在不同政治取向的国家里便有不同的刷子的取向，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弱势强势的划分和对比。在两个刷子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权利基础，一个是官方的权利，而另一个则是个体的权利。两者的对比中，前者永远是强大的，而后者永远是弱小的。我无意去权衡各自的优劣，但两种刷子的过度偏颇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更深层次的分析来看，这样取向的不同是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力量强大与否。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会减少公众空间的不良取向，便会自然地限制第一种刷子的力量，而给第二种刷子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并诱导出自由的私人空间。
几个月前，丁方来南大被聘为兼职教授的讲演中，谈到了艺术教育的民间化，这也是来自于对国家美学的一种警觉。至于如何在公众空间去实现美学？他提出艺术家对建筑城市规划的参与，而不仅仅是靠几个建筑师。中国的建筑学属于工科领域，而不是属于艺术，这是一个天生的缺陷。同样，对于墙壁的审美，也应该回归个人，私人性应该有权利进入公共领域来寻求表达的空间，个人也应当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墙壁上表达他的审美。这样，美才会真正的回归。
墙壁，永远敞开着。刷子，永远还在大街小巷不停地刷着。刷子之间的战争也永远不会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