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目：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1963/93，高红、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最近，我在读《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说的，这是一本1963年到1993年的三十年《纽约书评》文选。《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无缘得见，不过据作序的石涛所言，这是一本在西方学界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从所选的篇什来看，风格与国内的《读书》有点类似，说是书评，其实更多是一些学术随笔，而且有意思的是，就象《读书》有丁聪的漫画，《纽约书评》则有专职漫画家大卫-列文的插图。不过，两者的开本和装订却完全不同，《读书》是本32开的书册，而《纽约书评》则是一叠没有装订的小4开报纸。至于《纽约书评》的撰稿人，几乎都是国际学术界的赫赫名家，光就收入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有汉娜-阿伦特、萨哈罗夫、以赛亚-柏林、奥登、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斯特拉文斯基等。说实话，我就是冲着这些名字而买下这本书的。
这本书中有两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一篇是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自述，一篇是以赛亚-伯林对爱因斯坦的纪念文字。
我是从萨哈罗夫的文章读起的，也就从他开始聊起。对于萨哈罗夫，我了解不多，以前也没有读过他的东西，最早是在一个受到“批判”的物理学家在八十年代的文章中知道这个名字的，在文中他十分推崇萨哈罗夫。后来，在读许多苏联地下作家的回忆录时，经常读到这个名字。我记得，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就特别提到当年他因为在西方出版《古拉格群岛》而遭苏联政府逮捕时，就是萨哈罗夫带头在最高检察院门前抗议示威，并且亲自前往索的家中进行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持。1975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再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被“平反”，并且成为国家杜马议员，不过在苏东事件之前一年，他突然去世，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俄罗斯政治变革。
在这本书中收录的，是一篇题为《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的文章，这实则上是他生平的简单自述，这篇文章发表于1974年，当时虽然美苏之间的紧张有所缓解，但依然是冷战时期，苏联国内也还是政治高压。作为一个一直身居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就萨本人而言，他宁愿被称为古俄语中的一个词“自由思想者”），在国际媒体发表这样的文章依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氢弹专家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
萨哈罗夫，在苏联，是以原子核物理学家而闻名的，他曾经参与苏联第一批核武器的研制，并由于在氢弹研制方面的重大贡献，而被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虽然他在文中是不愿接受这样的称号）。但是，随着核试爆的巨大蘑菇云在望远镜的视野里一次次升起时，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安也开始在心中发动，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几千人的智力资源和稀缺资源，汇集成堆，只是为了制造全面毁灭的手段”，他还看到工地上成千上万的劳役犯在作着核辐射的牺牲品，他更看到了每一次核武器的试爆给环境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他知道，他所参与制造的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种足以毁灭整个文明的杀人武器，悲剧在有限的将来在等待着。而在这样的悲剧的演进过程中，自己竟是一个推动者，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对整个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从1957年开始，他到处奔走，写很多备忘录给高层领导，并在很多会议上无所顾忌的发言来表达对核武器的忧虑。1962年，在一次毫无技术意义的核爆之前，他“意识到整个计划的无理和犯罪本质，便使出浑身解数、不顾一切地去阻止它。”他给原子工业部部长打电话，并致电赫鲁晓夫的高级顾问，以辞职来威胁放弃这个计划。但所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切都无法改变，核爆还是按计划发生了。当他后来回忆起那一天时，他说，“无能和恐惧的感觉撅住了我，并从此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使我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我一步步地形成今天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作为一个核裁军的倡议者和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在冷战世界另一端的美国，同样有一位科学家有着这样的态度，这就是爱因斯坦。在《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中，还收录了俄裔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篇文章《爱因斯坦与以色列》，这是1979年3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的演讲，他所谈的，不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而是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着一贯支持的爱因斯坦。其实，爱因斯坦也不只是个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自由捍卫者。根据他的文章、书信、声明等编辑而成的《爱因斯坦论和平》就有近一百万字的篇幅，另外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政治自由的，这两者加起来要远远超过他的科学著作的篇幅，这一点，着实是令人惊叹的。
爱因斯坦，一直对于国际和平有着强烈的关注。早在1914年，一次大战开始之时，他就为了抗议德国文化界名流为侵略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而与其余三人共同起草了《告欧洲人书》。指出“如果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并呼吁谴责侵略，随后他又成为地下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的创始人，公开地反对德国政府。
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他意识到“战争虽然赢得了，但和平还没有”，尤其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动。他虽然被美国称为“原子弹之父”，这不仅因为其在理论方面的开拓性工作，而且也因为在1939年给罗斯福的一封信直接推动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但是他并没有为之有丝毫的骄傲和喜悦，而是感到一种耻辱。他是最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与一种杀人武器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所不遗余力致力于的，除了科学之外，便是和平主义了。在这个战争频繁的二十世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爱因斯坦的声音，他那著名的宣言：“我不仅是个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我决心为和平而战斗。”至今还激励着许多和平主义者。但是，历史就是如此的吊诡，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的科学发现，竟被用来反对和平主义的理念，成为杀害平民的武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历史悲剧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后悔自己所作出的科学发现。于是，在这以后的十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之中，并成立了“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在其中出任主席。他还在电视上发表演说，公开反对美国研制氢弹。直至到1955年去世前一个星期，他还在后来被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和平主义宣言上签了字，呼吁核裁军与和平，因为核军备竞赛是以这样的规则进行的：“任何一方获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汉娜-阿伦特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宣言的签名者中间，除了两个以外，其余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萨哈罗夫和爱因斯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一个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一个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一个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被麦卡锡攻击为“美国的敌人”。但他们所致力于的，却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和自由。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科学家和政治的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当年劳厄和爱因斯坦所争论的那个问题：科学家是否应该在政治问题上明哲保身？
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思考另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在政治问题上明哲保身？这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应该说是一个“热”问题。在“文革”研究中不断挖掘出来的一截截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脊梁，让自称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和旁观者无地自容，而且，在现实的商业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并且如何作为社会的良知和脊梁？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什么是知识分子？其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俄罗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而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先锋，他的名言“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因着人类的苦难而忧伤。”，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典型表白。别尔嘉耶夫说，“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着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甚至被处死。”他们承认有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或者是良心或者是信仰， “如果法律、或者君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饶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能令你害怕。”（拉吉舍夫语）。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仅仅拥有知识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而是因为还有着一种对社会良心的勇敢担当和一种对现实的批判责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音，是一种在野批判的政治介入，而不是一种“谋其位”的政治参与，他们始终疏离于国家政治的核心，就象柏拉图在《申辩篇》中所说的，他们“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知识分子，是一种独立于此岸政治的彼岸姿态。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从十二月党人，到民意党人，一直到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是一直作为社会的良心存在的，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大串，我实在没有必要再列举这些我景仰的名字了。但是反观中国，实在是应该感到惭愧，尽管中国的士人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但更多的是政治参与的热情，而不是政治批判的勇气，他们始终依附于官僚体系，而没有独立的人格地位。至于现在，依然如此，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规避，而进行一种纯粹的学术，即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界，只能用学术史来表征，而不能用思想史来描述，而这样游离于现实的学术，是缺乏真正的生命力的，这让人想起清季的乾嘉学派。正因为斯，朱学勤在《平静的坏心情》中说，“在这块土地上，我已经不承认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如果一定要逼我说我是个知识分子，那我只能低头嘟哝一句：我是个因为瞧不起知识分子才被罚入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
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天然的责任去坚守社会的良知和进行社会的批判。因此爱因斯坦在1933年给劳厄的回信中这样回答：“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不应当默不出声！”他在另一篇文章还指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态度。如果有才智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科学家，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正是这样做的。而正因为此，这个温和、谦逊的声音惹怒了不同政治阵营的许多人。
当然，同样作为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有着与人文学者不同的背景和视野，也有着不同的关注角度。
科学家，有着内在的两种姿态，一个是理想主义姿态，一个是现实主义姿态。前者，指向真理，是一种求索的动力。真理内在的简洁和纯粹，自然地排斥了现实的种种混乱和失谐。这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此世的批判。而后者，指向常识的大地，这是一种对谎言的无声批判。在许多时候，现实的社会或政治中，正是充满着一种非理性的喧嚣和背弃常识的谎言。而科学本身就提供了这样的批判元素。但是，要说出这样的真实和常识也是需要勇气的，其实，遇罗克的《出身论》只是对常识的回归罢了，他所说的就象那个《皇帝的新装》中天真的小孩口中那简朴的“常识”，但是在那个非常年代，又有哪个接受良好科学教育的科学家发出这样的声音了？相反，我们看到耻辱的一幕，一个著名的科学家竟然用“光合作用理论”去为浮夸风推波助澜。几十年后，王元化先生在反思四九后的种种问题时，感慨地说，“这样简单的道理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可是，我们却需要卜昼卜夜地大声疾呼，来为这样的道理去说明，去申辩。”正因为此，科学家有更大的责任去捍卫常识，抵抗谎言，哪怕它被重复了一千遍。
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视野也有着其独特的一面。化学家爱弥尔-费歇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这正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视野。假如说人文学者更多的是从历史的维度去丈量现实，而科学家则更直接地用国际的眼光去打量当下。因为，科学的主题永远是普遍主题，同时也离不开国际性的合作，其实，没有一种科学单单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更没有阶级的划分，也没有所谓的国家科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爱因斯坦认为自然科学家是最容易接受和平主义的目标。因此，科学家自然地更有义务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和平主义的声音出现，去抵抗武力的叫嚣。
当然，鉴于其特殊的职业和能力，科学家担负着比人文学者更大的道义责任。因为，科学家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不同于哲学理论的构建，它们对社会有着更直接的影响。而科学成果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只是一种工具或是手段，但由于科学本身不提供道德资源，科学成果的应用就成为两刃的剑，有可能为人类造福，也有可能给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科学家没有任何理由去逃避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为了避免可能的悲剧，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这确实是应当警醒的。科学不是单纯的智力游戏，它与社会有着复杂的交织，其核心应该指向人，而不是纯粹的物，更不能成为人类的奴役。因此，科学家对良知的坚守显得犹为重要，虽然许多时候显得如此的“可笑”，就象萨哈罗夫在1962年的那次核爆之后，苏联政治官员说 “萨哈罗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对他的成就也给予了丰厚的奖赏；但作为政治家，他太愚蠢了。”但这样的愚蠢，却是一种良心的觉醒。同样，在美国，也有着这样几个“愚蠢”的科学家，他们也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当他们得知要在广岛使用时，立即提出一个备忘录给当时的陆军部长，坚决反对不作警告就对日本使用核武器，并指出，“如果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造成军备竞赛和无法预见的灾难。”当然，他们的努力也失败了。但是，他们远非愚蠢。
科学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之外，还是一个公民。因此，有责任去捍卫公民的权利。尽管冒着成为“异己者”的危险，萨哈罗夫和爱因斯坦还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还以此而自豪，爱因斯坦在1953年的一次广播讲话里，就称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异己分子”，而萨哈罗夫则称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群数量虽少，但在道德（而且，我敢说，在历史）的天平上占有相当重分量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中捍卫着公民的权利。1925年，爱因斯坦发表声明要求德国释放政治犯；1928年，成为“德国人权同盟”的理事；1931年，为莫尼冤狱声冤；1955年声援弗劳恩格拉斯对美国政府的抗争。1964年，萨哈罗夫为受批判的遗传学家辩护；1966年，发表电报反对刑法中迫害异见者的条款，抗议对四名异见者的拘捕； 1967年，营救著名生物学家若列斯；1968年，出版地下出版物《对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1969年为数学家皮缅诺夫辩护；1970年，创建人权委员会；1971年为物理学家柳巴尔斯基辩护；1974年，声援索尔仁尼琴。从以上这个简单的时间年表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作为公民权的辩护者所作出的努力和罕见的勇气。
事实上，许多时候，当个人良心与其他利益冲突时，这样的伦理选择是困难的，但这并不能为退缩而辩护。爱因斯坦毫不犹豫地指出，“个人有权利和义务不参加他认为是错误的或者有害的活动。”而且“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决不可能摧毁他。”而这，就是科学家应有的道德勇气。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的悼文中前半句这样写道，“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要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确系如此。
但是，这样的道德勇气在不断地衰落中。曾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的激越之音，似乎很少再响起，爱因斯坦、马克斯-玻恩、泡林之后的科学界似乎只是一个没有声音的部落，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与他们抵肩的伟大科学家，也没有听到他们作为科学家的声音。也许正如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悼文的后半句中所言中的，“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没有道德勇气的科学界，是不可能有伟大的科学家诞生的。
这也许还与知识分子的整体自我堕落有关。“六十年代”革命勃兴之后的知识界，普遍开始从政治的街垒撤退，不再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热情和责任，而后现代主义的介入，更是为这样的逃避提供了理由。
也许惟独例外的是，俄罗斯依然是一片真正知识分子的土壤。不但诞生了一大批出色的地下作家，也产生了很多坚守良知的科学家，如萨哈罗夫、柳巴尔斯基等等。但回首中国，依然是“不堪回首”。文革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不庸质疑的，但是科学家们呢？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站起来捍卫常识，更没有人能捍卫公民权利了，这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我最后就以爱因斯坦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字，以表达对他的景仰之情：
“科学家通过他的内心自由，通过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且丰富他们生活的时代，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我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