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电视上报道北方某城市公交公司查出不少人使用假月票乘车，
新闻的标题竟然是“打击假月票，人人有责”。我当时突然一激凌，联想
到自己作为该城市一员，从明天起除疲于奔波谋生之外，又被胡里胡涂地
赋予了打击假月票的责任。但细细一想，被无缘无故地赋予这样的责任，
似乎还不是第一次。在城乡各地的墙壁上，不是经常可以见到这些“人人
有责”吗？什么“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
“爱护电力设施，人人有责”，等等，不胜枚举。

　　在感到担子沉重的同时，我顿觉冤枉。我没招谁惹谁，是谁凭什么让
我负这么多“责”？责者，义务、责任也。给公民赋予义务和责任，只能
是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否则，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不具有约束力。
因此，按理说，一个公民只要守法，是不应该被强加这么多“责”的，除
非这些“人人有责”只是重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实际上，除一些泛泛的用词不当的道德呼吁外，这些“人人有责”常
常是经不住推敲的。比如，“人人”是指哪些人，有无地域、年龄、民族、
性别限制？“人人”们如何履行这些“责”？拒绝承担这些“责”又怎么
样？这些恐怕连创造这些标语的人自己也没想过。比如，计划生育未成年
人也“有责”吗？比如，某个公民觉悟低不参与打击假月票，公交公司又
如何处置他？又比如，如果维护社会治安也“人人有责”，那还要公安机
关干什么？拿着纳税人的俸禄，有司还要纳税人承担和他一样的职责吗？

　　众多“人人有责”的出现，撇开相关部门因能力虚弱而欲将其职责泛
泛地推卸给不特定的公众从而求得心理上虚幻的平衡和自慰外，更深层次
的原因是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义务本位的治民思想。对于公民，首先
想到的是用义务约束其行为。而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的基本思想是公民的
权利本位，即通过对公民权利的法律确认及其行使达到社会治理。因此，
管理机构在相应的职责范围内，为履行其职责，首先想到的是用义务和责
任来约束公众，除“人人有责”外，常还配套有一些“不准”、“严禁”、
“须知”之类，企图通过限制公民权利来达到其治理目的。

　　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带有管理职权色彩的部门因依恋过去的管理权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不知不觉带上了动辄要求“人人有责”的恶习。殊
不知其角色已变成一个平等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如同阿猫阿狗拎一桶石灰
水在路边的土墙上刷上“保障阿猫阿狗的美好生活，人人有责”一样滑稽
可笑。

　　现代法治思想肇始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法治国家更多的标语（如
果需要的话）应该是“人人有权……”。想以突出公民义务的方式达到管
理目的，要么是管理能力枯竭时祭起的最后一个自欺欺人的咒符，要么是
一厢情愿的强暴民意。越是想“人人有责”，就越是模糊责任的承担，越
是证明其缺乏缺乏履行其应有责任的诚意，从而导致“人人不负责”。

　　现代法治社会的公民有权不理会这些强加的“人人有责”。